唐长安城市文化特征探究

　　唐长安城市文化特征探究

　　内容提要 城市承载的文化因素有机融合所表现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整体格调和人文性格。通过唐长安城的自然选址所应和的天人关系，城市建筑的主题文化概念和内涵以及内外文化交往和融合的程度来分析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城市建设中应该汲取和摈弃的文化内容。

　　关键词 唐朝 长安 城市文化 特征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5-0144-03

　　唐代长安城的文化定位，贯穿于其建立、规划和发展之中，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整体格调和人文性格。

　　一、“天人合一”的城市建设主导思想

　　唐承隋迹，其国都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这样的城市建设主导思想直接影响了唐长安城市的规划建设。唐代国都的建设充满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精髓。唐长安城位于龙首川一带，这里三面临水，南浸终南子午谷，北踞渭水，东临灞水，西面是隆起的龙首塬，其间六条高岗此起彼伏，自东南向西北延伸；“八水”环绕城外，“五渠”流经城内，构成了唐代长安城市的基本地貌和附着其间的浓郁王朝地理思想痕迹。

　　而且在城市街道和里坊设计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长安有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交错的25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坊的布局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均匀分布，呈棋盘式。“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十三坊，象一年有润。……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

　　同时，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这三个数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三十六取象于《周易》，由太阴六六之数构成，历来被赋予象征大吉的含义。七十二是《周易》立数的原则“三天两地”的衍生，天九地八乃最大的天地数，即阳数和阴数之极，七十二为两极数之积，具有天地交泰、阴阳合德、至善至美的意义。

　　二、“高下有度”功能明确的城市建筑特征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所有的建筑品类和营造法式都渗透着当时社会文化的精髓。城市建设规划中充分利用自然条件表现政治身份和地位尊卑而导致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卑怯感。唐长安不仅按照最早的《禹贡》以地理的远近秩序将社会阶层划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的建都原则，充分利用了空间的立体建设表现了这样的思想内容，而且在此基础上又突破了此前国都由内向外剥茧式的都市营造法式。建造者利用六条冈阜高坡地形、由北向南布设不同类型的建筑物，皇家宫殿最高，衙署厅堂次之，重要寺观和达官贵族住宅又次之。在单体建筑上，皇宫建筑与其他建筑有着极其严格的营造法式方面的规定，比如高度、大小、院落进深以及房屋跨度等等。整齐划一、高低错落的城市立体轮廓定位居高临下，与一般商业区和下层民居有着鲜明对照。这种等级森严、宗法礼制规范的约束给整个城市带来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卑怯感凸显得更加严格和绝对。

　　在建筑营造上为了突出皇权主题，采取了大而“有”当、天下无出其右的表现方式。城垣门阙、宫殿楼阁、离宫行馆是唐长安的主流建筑，唐西内太极宫承天门五个门道宽度分别为85米、64米、62米。大明宫含元殿左右以飞廊连接的东翔鸾、西栖凤两座阙楼，高出地面15米，整体采用雉门形制。始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的大明宫含元殿，其遗址经考古测量推定为面阔11间，进深4间，横架结构，带有周围行廊的重檐建筑，是32平方公里宫城中的最高点，仅“龙尾道”就长约70米，单体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内部净跨达10米，而麟德殿南北纵列复合三殿面积达132万平方米。

　　除开王朝宫殿建筑外，能够代表唐长安城市建筑主题特征的宗庙祭坛，充分表现出强烈的皇权概念。在宗庙礼制建筑中，考古发现了唐长安明德门以东二里的天坛，祭天圜丘是重叠同心圆的形制，四层圆坛，直径达到54米，高约8米，面积约270平方米，可见当年规制的宏大。

　　唐朝的住宅，根据主人不同的等级，其门厅的大小、间数、架数以及装饰、色彩都有严格的规定，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里坊住宅建筑中，贵族高官的宅第占地面积巨大，豪华奢侈，唐朝魏王李泰住宅均占一坊之地；郭子仪“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而普通民居多建造在里坊深处的“巷”、“曲”之内，居民被固定在坊内封闭的空间里，坊墙不得破坏。“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 ，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拆毁，……如有犯者，科违?罪，兼须重罚。”唐代有《营缮令》不仅制定了官员及庶人宅舍的营造等级，里坊内部连房屋建筑也不能随意而为，规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

　　因此，唐长安城市建筑从形制上是以皇宫为中心，形成官府、庙宇、贵族宅邸、民居等月牙状的环绕格局；从主流文化特征上说，是以突出恢弘博雅、高大威严、豪华奢侈的皇宫建筑文化为主体。

　　三、多元文化共存和交融造就个性开放的城市文化性格

　　1政治文化的“一权独大”和诸多文化“百舸争流”的和谐统一

　　长安城是唐朝的国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样，它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文化主流因此首先表现的是至高无上的王权政治文化性质。同时，唐代统治者又突破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樊篱，在文化上推行了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方针。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文化品类的丰富内容。

　　作为高度繁荣、成熟而具备融合力的唐代长安政治文化，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同化力。一方面，这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极具影响力，成为当时倍受瞩目的政治文化模式；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文化体系又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品类，更加丰富自我文化内容。将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文化要素有机和谐地结合起来，上下有度，各安其所，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柔性特点，皇帝的也是民间的、宫廷的也是市井的、政治的也是商业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例如在唐代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中，不仅吸收了唐朝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士人参与政治管理和城市管理，甚至还委任一些异族人士充当重要的官员。他们不仅有来自契丹、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还有来自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国。这些外域人充当唐政府官员，一方面接受了唐代长安文化的熏陶，同时，也将自己本土的文化传入长安，形成文化的多元融合。

　　2商业文化逐渐成为城市文化内容

　　长安城市建设不啻颇具规模，商业市场和交易也高度繁荣。据文献记载，唐长安城当时在皇城偏南设置东、西两市，所有生产和出售的商品都分类分区集中在这两处。西市经营范围比东市要广，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对外贸易市场，外商云集。政府在两市中心专门设有市署和平准局，由专职的人员负责检查商品质量、真伪和度量衡器，管理市场价格，定时进行交易，并按时启闭市门。

　　商业规模大、产品类别多、经营范围广是长安商业的主要特点。两市商贾多达220行，买卖非常兴盛。据日本僧人圆仁记载，843年一次失火即烧去东门曹门以西商肆4000余家，其商贸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在唐中宗时，两市商户往往在正铺外更造偏铺以扩大营业面积，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出面予以干预。景龙元年十一月：“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此后，这样的商业活动更加突破了里坊不得进行商业活动和宵禁的限制，开始向整个城市社会生活全方位地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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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城市承载的文化因素有机融合所表现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整体格调和人文性格。通过唐长安城的自然选址所应和的天人关系，城市建筑的主题文化概念和内涵以及内外文化交往和融合的程度来分析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城市建设中应该汲取和摈弃的文化内容。

　　关键词 唐朝 长安 城市文化 特征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5-0144-03

　　唐代长安城的文化定位，贯穿于其建立、规划和发展之中，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整体格调和人文性格。

　　一、“天人合一”的城市建设主导思想

　　唐承隋迹，其国都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这样的城市建设主导思想直接影响了唐长安城市的规划建设。唐代国都的建设充满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精髓。唐长安城位于龙首川一带，这里三面临水，南浸终南子午谷，北踞渭水，东临灞水，西面是隆起的龙首塬，其间六条高岗此起彼伏，自东南向西北延伸；“八水”环绕城外，“五渠”流经城内，构成了唐代长安城市的基本地貌和附着其间的浓郁王朝地理思想痕迹。

　　而且在城市街道和里坊设计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长安有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交错的25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坊的布局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均匀分布，呈棋盘式。“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十三坊，象一年有润。……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

　　同时，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这三个数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三十六取象于《周易》，由太阴六六之数构成，历来被赋予象征大吉的含义。七十二是《周易》立数的原则“三天两地”的衍生，天九地八乃最大的天地数，即阳数和阴数之极，七十二为两极数之积，具有天地交泰、阴阳合德、至善至美的意义。

　　二、“高下有度”功能明确的城市建筑特征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所有的建筑品类和营造法式都渗透着当时社会文化的精髓。城市建设规划中充分利用自然条件表现政治身份和地位尊卑而导致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卑怯感。唐长安不仅按照最早的《禹贡》以地理的远近秩序将社会阶层划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的建都原则，充分利用了空间的立体建设表现了这样的思想内容，而且在此基础上又突破了此前国都由内向外剥茧式的都市营造法式。建造者利用六条冈阜高坡地形、由北向南布设不同类型的建筑物，皇家宫殿最高，衙署厅堂次之，重要寺观和达官贵族住宅又次之。在单体建筑上，皇宫建筑与其他建筑有着极其严格的营造法式方面的规定，比如高度、大小、院落进深以及房屋跨度等等。整齐划一、高低错落的城市立体轮廓定位居高临下，与一般商业区和下层民居有着鲜明对照。这种等级森严、宗法礼制规范的约束给整个城市带来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卑怯感凸显得更加严格和绝对。

　　在建筑营造上为了突出皇权主题，采取了大而“有”当、天下无出其右的表现方式。城垣门阙、宫殿楼阁、离宫行馆是唐长安的主流建筑，唐西内太极宫承天门五个门道宽度分别为85米、64米、62米。大明宫含元殿左右以飞廊连接的东翔鸾、西栖凤两座阙楼，高出地面15米，整体采用雉门形制。始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的大明宫含元殿，其遗址经考古测量推定为面阔11间，进深4间，横架结构，带有周围行廊的重檐建筑，是32平方公里宫城中的最高点，仅“龙尾道”就长约70米，单体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内部净跨达10米，而麟德殿南北纵列复合三殿面积达132万平方米。

　　除开王朝宫殿建筑外，能够代表唐长安城市建筑主题特征的宗庙祭坛，充分表现出强烈的皇权概念。在宗庙礼制建筑中，考古发现了唐长安明德门以东二里的天坛，祭天圜丘是重叠同心圆的形制，四层圆坛，直径达到54米，高约8米，面积约270平方米，可见当年规制的宏大。

　　唐朝的住宅，根据主人不同的等级，其门厅的大小、间数、架数以及装饰、色彩都有严格的规定，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里坊住宅建筑中，贵族高官的宅第占地面积巨大，豪华奢侈，唐朝魏王李泰住宅均占一坊之地；郭子仪“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而普通民居多建造在里坊深处的“巷”、“曲”之内，居民被固定在坊内封闭的空间里，坊墙不得破坏。“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 ，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拆毁，……如有犯者，科违?罪，兼须重罚。”唐代有《营缮令》不仅制定了官员及庶人宅舍的营造等级，里坊内部连房屋建筑也不能随意而为，规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

　　因此，唐长安城市建筑从形制上是以皇宫为中心，形成官府、庙宇、贵族宅邸、民居等月牙状的环绕格局；从主流文化特征上说，是以突出恢弘博雅、高大威严、豪华奢侈的皇宫建筑文化为主体。

　　三、多元文化共存和交融造就个性开放的城市文化性格

　　1政治文化的“一权独大”和诸多文化“百舸争流”的和谐统一

　　长安城是唐朝的国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样，它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文化主流因此首先表现的是至高无上的王权政治文化性质。同时，唐代统治者又突破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樊篱，在文化上推行了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方针。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文化品类的丰富内容。

　　作为高度繁荣、成熟而具备融合力的唐代长安政治文化，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同化力。一方面，这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极具影响力，成为当时倍受瞩目的政治文化模式；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文化体系又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品类，更加丰富自我文化内容。将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文化要素有机和谐地结合起来，上下有度，各安其所，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柔性特点，皇帝的也是民间的、宫廷的也是市井的、政治的也是商业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例如在唐代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中，不仅吸收了唐朝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士人参与政治管理和城市管理，甚至还委任一些异族人士充当重要的官员。他们不仅有来自契丹、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还有来自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国。这些外域人充当唐政府官员，一方面接受了唐代长安文化的熏陶，同时，也将自己本土的文化传入长安，形成文化的多元融合。

　　2商业文化逐渐成为城市文化内容

　　长安城市建设不啻颇具规模，商业市场和交易也高度繁荣。据文献记载，唐长安城当时在皇城偏南设置东、西两市，所有生产和出售的商品都分类分区集中在这两处。西市经营范围比东市要广，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对外贸易市场，外商云集。政府在两市中心专门设有市署和平准局，由专职的人员负责检查商品质量、真伪和度量衡器，管理市场价格，定时进行交易，并按时启闭市门。

　　商业规模大、产品类别多、经营范围广是长安商业的主要特点。两市商贾多达220行，买卖非常兴盛。据日本僧人圆仁记载，843年一次失火即烧去东门曹门以西商肆4000余家，其商贸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在唐中宗时，两市商户往往在正铺外更造偏铺以扩大营业面积，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出面予以干预。景龙元年十一月：“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此后，这样的商业活动更加突破了里坊不得进行商业活动和宵禁的限制，开始向整个城市社会生活全方位地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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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商业活动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大批的西域商人的到来促成的，在《太平手记》中多次提到“胡店”、“波斯肆”，西域商人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商业经营活动和商业模式，而且带来了商业文化和思维，如契约观念、平等自由交易观念、商业纠纷处理方式等。唐穆宗时，西域商人为了征索长安城内贵族子弟所欠高利贷本息，多次向官府告讼，以至于朝廷不得不下诏称“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徵理处分。”

　　3朝觐文化丰富长安城市文化元素

　　作为世界政治文化中心，各国使者宾客都需要到长安来进行政治文化交流活动。出国使者或外来使人，从长安输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时也将外域文化传播到长安。和唐代朝廷保有密切联系的周边诸国，如西南的吐蕃、南诏，西北的回鹘、商昌，东北的契丹，以及亚洲、非洲乃至远在欧洲的拂蘂，不断派使臣来往于长安。

　　朝觐文化使得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集散中心和融合提炼中心。朝觐文化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遣唐使外交制度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流行。各国纷纷派出自己的朝觐人员，带上自己国家最具代表意义的物产和文化产品来到长安，进行交流和学习。他们既与唐政府保持绝对的外交或依附关系，又不断在社会生活中表现自己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点。

　　4宗教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代政府实行了多教并行的宗教政策。宗教文化渗透到长安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寺庙众多，僧侣云集。唐太宗时有佛教寺院3716所，高宗时有4000所，玄宗时5338所。长安是全国寺院分布最密集的中心，有124所寺院，占全国总数的15%，终南山集中了21所寺院，是当时寺院最多的名山。其次，宗教文化渗透到长安城市社会生活的表现，还在于佛教在唐代长安完成了它的中国本土化宗教理论和宗教派别的分支。唐代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逐渐增添中国的色彩，演变为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并产生了中国本土化的派别，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八支，其中六支产生于唐代长安或者附近的终南山麓。第三，唐代长安佛教的里坊布局使佛教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基层。在长安，几乎每一个里坊之内都有佛教寺院，寺院建筑和庙产甚至占据了一些里坊的大部分。如公元658年唐高宗设立的西明寺，占廷康坊四分之一，面积122公顷，有房屋4000余间，分十院。寺院佛寺与城市文化、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总之，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代，长安是唐朝境内文化发展最为繁盛的中心城市，长安城市文化高度体现和集中代表了唐代城市文明，其所体现的多民族、多阶层、多类型文化品类的相互容纳和有机融合，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形成了在城市文化的建设上，有足够的控制力和自信心，有抉择地损益取舍，经过汲取扬弃，益显得丰富多彩，将所有的历史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成为昌盛成熟的唐长安城市文化，完成了一代城市文化的典范之作。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