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柳下惠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江泛

　　2729年前，一个叫柳下惠的人出生了。在他活着的100年时间里，除了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给后人留下过一个坐怀不乱的故事之外，还在他中晚年的时候，提出了许多对后世有影响的思想和智慧，大约在他死后100多年后，另一个圣人孔子发现了他的伟大。比如他倡导的“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为贵”的观点，深深地影响着学问家孔子正在构建的那座思想大厦。“中庸之和”的智慧，最终成为了这位学问家影响后世几千年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法宝。并为这个世界和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诚然，一棵大树的成长，离不开大地母亲的支撑，一个和谐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的营养。“和”就是并存的对立的不同事物的矛盾统一而达到平衡协调，这是推动事物发展、产生新质的根本，既是大道运行的规律，也是人道政教的目标。“合”，指联合、结合、合作等，“和合”联用，就更强调了协调、团结、融通、凝聚的含义。“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哲学概念和政教伦理概念，被广泛用于认识自然、治国处事，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和合”是我国独特的文化理念，我们称之为“和合精神”或“和合文化”，而所有的一切，都是柳下惠的历史功绩。柳下惠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孔子孟子，也影响了老子和庄子，孔子孟子称他为圣人、贤人。从另一个角度说柳下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奠基人或者祖先。

　　一、中华“和”文化

　　毋庸置疑，“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合”是以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事物的差别与矛盾为前提的，史伯的“和同辩”和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都以承认并追求矛盾统一为“和”，以无差别的同一为“同”。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多种多样异质异形的成分并存对立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成分在矛盾共同体中相互作用、制约、相克相生，相辅相成，交感转化，达到相对平衡协调状态，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这就是“和”，这就是“和合”。在这个意义上的“和合”，是自然变化、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围绕着“和谐”在做文章。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协调、无抵触、无冲突之意。琴瑟和鸣，黄钟大吕，这是艺术的和谐；和风细雨，桃红柳绿，这是自然的和谐；相濡以沫、和而不同，这是人际的和谐。和谐还体现在天人、群我、他我的关系上，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三重和谐统一，包括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正等。 和谐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中国文化生命最完善的体现形式。中国历代对“和”有很多论述，如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的“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等等。这些“和”的文化论述，或多或少应该说都受到了柳下惠“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并且在以后更长的时间里，道教和佛教的许多典籍之中也用和来阐发其教义。“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哲学概念和政教伦理概念，它可以广泛应用于认识、实践、治国、处世、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我们常说的 “政通人和”、“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等也是根据“和为贵”而来的。“和”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家庭维系、人际交往、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中国文化中并未存在过一成不变的、一贯正确的、世代师承的和合学派。而且，“和合”本身也要和合，它正由于能融异纳新与时俱进而为各家各派所认同。在各家各派不同的内涵和附加中，我们可以从多样性中抽出一个共同的合理内核，即“和为贵”的和合价值观：天人(生态)和合、社会和合、家庭和合、身心和合乃至“协和万邦”(《尚书》)——天下和合。这种和合——和谐的价值观，是我们所要弘扬的和合文化的精髓。柳下惠开创的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态。两千多年来数十个民族共处于统一的国家而不分裂，本土的和外来的多种宗教并行不悖和谐共处而没有宗教战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向往和合、爱好和平和刚毅自强、勤劳勇敢一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性格。

　　二、儒家需要“和”来传经

　　儒家贵“和”尚“中”，认为“德莫大于和”。《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中庸》又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和谐”思想发展到政治领域，就有儒家本源之一——《周礼》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政治准则。

　　“和为贵”和“贵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中华先民对“和”的理解是知情意的统一。儒家倡导推己及人,由近至远的思维模式，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德。儒家主张，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洞明“和实生物”之道；个人修身养性，要讲究“心平气和”之工；与人交往，要恪守“和而不同”之法；应对潮流，要坚持“和而不流”之则；治理国家，要追求“政通人和”之理；与国交往，要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之规，最后的终极关怀乃是“天人合一、宇宙和谐”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们积千年之理论与实践而积淀流传下来的精华瑰宝。作为今人,要建设和谐社会,当然离不开重视和弘扬这一历史传统。

　　钱穆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162页）并指出：“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初版）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儒家强调人际关系“以和为美”，提出的仁、义、礼、智、忠、孝、爱、悌、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并把这种普遍的“人和”原则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

　　也正如此，柳下惠遗留的和的思想意识，在儒家的思想园地中得到生发，形成了和处、和立与和达的集大成思想体系。和处。这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的体现。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处在各种形式的共处之中，并在共处中活动。人类一旦离开了共处，即不存在。由于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宗教信仰的差异，亦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对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应以“和而不同”的精神共处，应以温和、善良、宽容、同情、恭敬的态度互相共处。这种共处意识应成为人类自觉的责任，所以称其为和处意识或和处原理。

　　和立。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的立己立人的精神的体现。人类的某些集团往往囿于某种偏见，总想显示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胜的力量，导致毁灭性地开发自然，制造大量高科技和高效杀人武器，以对立面的消灭为自我力量的实现的证明。其实任何事物，包括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差分殊异。对此，必须建立和立意识，绝不能唯我独优、唯我独尊、强加于人、搞霸权主义，而应该让各个事物自立、独立、自做主宰、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和立意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以开放、宽容、同情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按其适合于自己特性的生存方式、模式而立于世界之林，并按适合于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而建立自己的制度。不要搞一个模式。只有世界的多元化与多元化的世界，才能进行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文化多元的互补，并发展为多元的和生、和处、和立，这便是和立意识或和立原理。

　　和达。这是“己欲达而达人”的己达达人的精神的体现。和立意识基于和达意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他种文明都应共同发达。尽管自然生态环境各有优劣之分，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亦有先后、贫富的差异，人我之间有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分殊，文明的特征、风格、信仰也相距甚远，但既共同生存于一个“地球村”、“太空船”，就要允许差异的存在。各个人、国家、民族、文明既有权利选择自己发达的道路和模式，亦要有和达意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应具有共同发达意识。如果东西南北发达与不发达、贫与富的差距愈拉愈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相互冲突愈烈，积怨愈深，世界就会发生动乱，“太空船”就会翻船，富国、发达国亦不会安宁、太平。和达意识就是在当前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模式等错综复杂情境中求得协调、平衡、和谐，以达到共同发达。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达己达人意识，便是和达原理。

　　因此，什么叫“和”呢，“和”是指不同的东西和合与统一；所谓“同”，是指相同的东西的重复相加或者简单的同一。只有不相同的东西相“和谐”，相作用，才能产生新的东西，万物都是这么形成的。与此相反，相同的东西加在一起，则是不能产生出任何新的东西，更谈不上形成万物了。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钱穆以他自己的眼光考察了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方文化性格和国民性格，指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人的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这都喜欢合。”（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本）“和谐”实是万物生成、存在与演化的基础与契机。这个“和异裨同”的理念是十分精湛的、辩证的，所以在我国的思想、文化与哲学以及科技的发展史上，影响极其深广。

　　三、道家也需要“和”来问道

　　道家文化中，也一直认同古代“和谐”的传统观念，并且还极富自己的特色。老子在论述宇宙万物生成的过程时就充分肯定了“和”、“和谐”的关键作用。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意思是说，“道”是独一无偶的，它本身包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不断交冲、互相激荡才能形成新的和谐的统一体。张岱年先生重视研究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对当前开展的和合文化研究，张岱年先生作了充分肯定。他说：“近来许多同志宣扬‘和合’观念，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和合’一词起源很早。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为‘和’。……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谓之和，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实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张岱年：《漫谈和合》）季羡林教授对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命题作了深入研究和新解，甚至认为“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他指出，“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季羡林：《21世纪文化瞻望———“天人合一”新解》）

　　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的活动应效法于天地。于是，进一步提出了“道法自然”、“天父地母”、“天人合一”三个基本的理论要素。“道法自然”理论，提出了保护自然环境的基本原则，要求人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成为道教生态学处理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所奉行的基本原则；“天父地母”理论，把天地看成是生养人类，滋润万物，并要求人与之相和谐的父母，要求人应当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自然，成为道教生态学所要求的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天人合一”理论，把人与天地自然统一起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成为道教生态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总之，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是道家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保护自然环境、实现自然界的生态和谐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在今天，当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界的失衡，人与社会、他人的不和，人自己的身与心不平的极其严重的问题时，更显得这种和谐关系的重要。因此，柳下惠和的思想，对于道教思路来说，孕育了和生于和爱的基本价值理论。

　　和生。这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精神的体现。人和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的生命，都有存在的权利，这就是“天地之大德”。如果任何一方的生命受到危害或威胁，另一方的生命亦会遭到威胁和危害。只有共同生存在这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才能使各自的生命延续得到保障，因此要建构共生意识。和生意识即以共生意识为基础，说明共生之所以为共生或共生的核心精神之所在。这便是和，所以称“和生”。和生不仅蕴涵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和生，亦蕴涵各民族、种族、国家、文化、集团之间的和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否则就导向共亡。和生必然有竞争、冲突，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但这种竞争、冲突可导向和谐、融合，即在新的生命基础上的和荣和富。换言之，共生意识提升为和生意识，使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心灵环境等皆依和生原理而存在和发展。

　　和爱。这就是“泛爱众”精神的体现。和生、和处、和立、和达意识的基础和核心是共爱，即和爱意识。像墨子那样，对于他人、他家、他国都像爱自己的人、自己的家、自己的国那样地去爱，推而广之，对于自然、社会、文明，也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这就是说，人类要懂得爱、学会爱，这是人类生命存在的第一要义，这样就可化解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人类再经过若干世纪的共同努力，可以逐步实现大和理想社会。

　　老子论和，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范畴。他还对和的方法与原则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如他提出“道法自然”的致和方法，及“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思想。庄子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正如王夫之所释，“天下之万变而要归于两端生于一致”，这是关于和谐价值观的典型表述。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道是无为的。老子的“自然和谐论”的政治思想体系就是上述思想的体现。老子所提倡的自然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大自然或自然界，而是一种自然状态。老子所关心的不是自然界，而是顺应自然的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与人类社会生存有关的状态，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无为、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老子所描绘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社会，官民之间自是互不干扰，相安自得，怡然自乐，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然和谐的田园式理想状态。

　　四、释迦，需要和来修心

　　在进入21世纪的现在，对佛教教义和伦理、戒规与规范中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应结合时代和社会环境进行既忠于原意又富有创新意义的诠释和弘扬，以发挥它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谐中的积极作用。从现存于世的佛典中可以看到，东晋的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在所译《大般涅槃经》中也使用了“和谐”一词，佛陀规定比丘要修习的“七法”第一就是“欢悦和谐，犹如水乳”。这是说，出家人共住在一起要彼此心生欢喜，就像水和乳融合在一起一样，和谐无别。佛教的“和”的思想，着重体现在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之上。这一观念从最初起，即通过佛教的思想理论（教义）和行为准则（戒律）得到传播和实践。“和谐”也是佛陀的遗训，佛典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从佛典中可以看到，如《无明罗刹集》卷上云：“能善和谐，造作业果，转轮生死，无有穷已……能如此者，即是众生真善知识。不毁净戒能修禅定，增长觉慧能坏恶趣，得解脱道观四谛方。”说明了和谐即种善因，纵然在生死中，亦能达到出入生死的解脱境界。天台智者大师把和谐作为清规戒律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和谐就是在动静中求平衡，行为应符合中道，在《四念住》卷第一中说：“佛之遗嘱，以戒为师。师训七支，弟子奉行。莫令污染，仁让贞信。和雅真正，战战兢兢，动静和谐，故言以戒为师也。”《维摩经疏》卷第三曰：“今以平等空中出声导之，和谐两家不学偏执。”平等即不偏不倚的中空，和谐两家即是中道，以和谐思想行中道，必得自由解脱。这是佛涅槃前的教导，可以说，“和谐”也是佛陀的遗训。我们可以从“和”与“谐”这两个方面来认识佛教教义中的“和谐”思想。

　　在经济、科技高度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的情况下，可以从佛教四谛教义对贪、嗔危害的说教中得到警示，引导人们注意克制贪爱之心，节制各种非分的欲望，做到廉洁奉公，生活节俭，避免奢华浪费，为社会民众多作奉献。应当经常调节身心，在顺利的场合能做到不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在遭遇逆境时能努力抑制嗔恚情绪，做到心平气和，既不悲观失望，也不怨天尤人，防止感情用事，以宽容、忍让、谅解等来处理自己与周边人们的关系。戒和同修体现的就是民主管理僧团的律治精神；和谐社会是有着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目标的社会，见和同解正是追求拥有一致的基本伦理价值观念；和谐社会是利益分配均衡的社会，利和同均实现的就是财富的公平处置。至于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表现的就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团结、和睦、和谐的关系。

　　因此，佛教必然以佛教的“慈悲心”推进人格和谐。佛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理化宗教，既具有高尚的宗教情感，又具有高深的解脱智慧。这种人本主义的精神，主要体现在“慈悲”上。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悲。这种精神，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可以起到极为积极的作用。这种精神，对于人格的成长与完善、身心的和谐与健康、道德与智慧的提升等诸多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佛教提倡用慈悲心来对治旁生道的愚痴心态，用慈悲心来对治饿鬼道的贪婪心态，用慈悲心来对治地狱道的侵害他人的心态。大乘佛教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具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深切大慈悲心。这种重奉献轻索取，重他人轻自身的人格特点，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尚人格是一致的。

　　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无不产生自因与缘的结合，以佛教的“报恩心”推进道德和谐。此物同时也是另一物生成的因或缘，万物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因此，对于恩的看法，比起由上对下的施恩观念，佛教更强调相互间的感恩与报恩。佛教提倡敬侍“三福田”、强调报“四重恩”，即恭敬佛法僧“敬田”，报答父母师长“恩田”，怜悯贫者病苦“悲田”。并报答“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三宝恩”。从报恩来看，一个人来到世间，首先是父母的生养哺育，才能长大成人。因此，要“报父母恩”。有了这种观念，就会有和睦的家庭、孝顺的儿女。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的衣食住行，无不来自众生之因，我们每天的工作、劳动，都是对众生的报答。有了“报众生恩”的思想，才会有人与人的平等观念，才会互相关爱，共建文明的社会。“报国土恩”，就是要爱国，报答生养我们的国家。对佛教来说，佛、法、僧三宝使人们取得智慧、证得菩提、获得解脱，因此，三宝之恩不可不报。从以上可以看出，佛教教导的报四重恩，与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一致的。

　　2006年4月13日至16日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响亮主题向全世界佛教徒和人民的心灵呼吁：人人从净化自己的心灵开始，努力营造和谐的家园、和谐的社区，进而营造和谐的城乡、和谐的省市、和谐的国家，直至营造和谐的亚洲、和谐的世界。可以认为，在净化自己心灵的过程中应当将和的理念作为第一要义。

　　五、如今和谐世界依然需要“和”来做文章

　　如今，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被迫做出抉择：或取得新的奇迹；或导致最后的灾难。事情的迫切性和现实性在于：随着人类已经能从技术上任意塑造或毁灭自己的未来，一种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哲学反思已经变得极为重要！它会极大地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这是关系人类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类科技力量的发展所及，已经小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纳米层次，大到宇宙上百亿光年外的星系。人类社会今天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完全可以解决全球人的生存和发展。但现在世界上却仍有十多亿人忍饥挨饿、生活贫困、缺医少药、不

　　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仍然比比皆是，人口暴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战乱灾难，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和谐是事物的本质中差异面的统一,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 反映了矛盾统一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对立面表现出来的协调性、一致性、平衡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的辨证范畴。从社会角度看,一切社会关系的和谐从根本上看是人的和谐。社会和谐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人是和谐的核心。人的解放和发展是和谐基本依据和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谐文化是和谐精神与和谐社会的基础。文化酝酿、形成于人生产方式之中, 植根、发展于人的生活方式之中, 它不仅包括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精神现象, 也包括了对人的生命确证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美国学者克罗伯曾经指出, “ 文化的基本要素以价值观最重要”。和谐文化蕴涵和谐精神, 和谐精神推进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精神、和谐社会相互作用, 推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与发展, 促进了人的完善和进步。和谐文化、和谐精神、和谐社会具有发展意义上的统一性。

　　在这种时候，西方有学者开始寻找一种关于全人类的智慧，终于奇迹般地发现了东方的“和”文化，这种博大的胸怀让许多西方研究者震惊，于是他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东方文化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东方文化的各种教理和根本精神所在。西方有学者预言：在未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东方文化将起到主导作用，而东方文化的主体是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的灵魂是“和”文化。柳下惠是中国和合文化的重要代表，那时，他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一起，也会象基督一样走进世界人民的心中。

　　2009年8月5日于金华

　　2009年9月4日改

　　地址：浙江金华市南苑西32栋5—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