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一位当老师的唐僧

　　鉴真，一位当老师的唐僧

　　四百多年前，为了一个西天取经的唐僧，小说家吴承恩以一部《西游记》生动演绎了一段神话故事。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另一位东土传戒的唐僧。这唐僧就是鉴真和尚。

　　鉴真是唐朝时候的和尚，怀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去日本传教。他是日本佛教律宗之祖，因而他赴日本前曾领导过的扬州大明寺也就是日本律宗的祖庭。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曾对鉴真有这样的评价：“唐代出了两位高僧，一位是玄奘，一位是鉴真。玄奘取经是做学生去的，鉴真弘法是做老师去的。”

　　鉴真是应邀前往日本传戒的。日本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依据汉译佛经和唐人著述而进行的。大化革新以后，日本朝廷想把整个佛教事业控制起来，加之受到唐朝佛教影响的日本僧尼也迫切需要戒律。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学问僧到中国招聘有一定造诣的佛教戒师。鉴真大师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到达日本，弘扬佛法，开山垂统，成日本律宗之祖。古代关于鉴真事迹的文献多从“远迈传灯照海东”“禅光耀百亿，戒月皎千乡”等角度推崇鉴真的“授戒传法”“度人”的宗教热情。

　　鉴真带去日本的，远不止佛教戒律。在佛教上，他不仅带去了律藏，也带去了经藏，尤其以天台章疏为最完备。鉴真及其弟子法进、如宝、法载、思托等先后在唐招提寺讲说天台宗义，因此，他们是天台宗传到日本的先驱者。鉴真对于建寺造像富有经验，随他东渡的弟子如思托、如宝、法力等人都是精于塑造佛像的雕刻家和建造寺塔的建筑家。唐招提寺的佛殿、讲堂、食堂、文殊堂、不动堂、地藏堂、影堂、开山堂、藏经楼、钟鼓楼及各堂佛像，都是鉴真及其弟子们所设计建造的。唐招提寺之建立，成为后来日本佛教艺术的范例，平安朝以后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筑几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响。

　　鉴真到日本时虽已双目失明，但他博通三藏，而且记忆力极强。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经论，辗转抄写，误字不少，鉴真多凭记忆和理解加以校正。相传他在日本刊刻了戒律三大部。鉴真又通医学，精于本草。日本医药界尊奉为始祖。据日本史籍记载，当时日本人对于药物有不了解的，请鉴真加以辨正，鉴真以鼻别之，无一错误。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现在书目录》中载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这是鉴真留在日本医学上的宝贵遗产。

　　鉴真弟子中多长于汉学诗文，这对于古代日本汉学的风行很有影响。其中思托的诗文造诣最深，他著有《鉴真和尚传》三卷、《延历僧录》一卷，可惜两书都散佚不传。与他同时的日本淡海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则是依据思托的《鉴真和尚传》所载事实而写的。法进也有著作，今尚流传。

　　鉴真在日本生活了十年，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鉴真东渡的时代，正是中国唐朝文化繁荣的时期，他东渡时带有绣师、画师、玉匠等能工巧匠和画像、绣像、玉器、铜镜等工艺美术珍品及大量真迹字帖。鉴真带去的这些中国的文化艺术，经过日本的消化吸收，成为日本天平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佛教寺院建筑艺术方面，鉴真根据中国寺院建筑结构建造的唐招提寺，成为此后日本佛寺建筑的样板。在佛像的雕塑方面，以前，日本只有铜铸和木雕，在鉴真东渡后，有了很大的改变，造型上开始趋向唐朝佛像的写实主义风格。干漆像是天平艺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艺术品种，鉴真死后建造的鉴真坐像就是干漆像，这种雕塑方法也是由鉴真弟子们传入的。

　　在日本的思想文化领域，鉴真既是一个宗教派别（律宗）的始祖，又是另一个宗教派别（天台宗）的先驱。在实用技术领域，他是医药之祖和建筑、雕塑、器皿制作的能工巧匠。鉴真简直就是一部有关唐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就像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全面发展的巨人一样。以至于今天研究鉴真的学者，不能不涉及佛学、建筑学、医学、史学、文学、美学、书法、音韵等诸多领域的学问。我们不由得叹服于他的博学多才和思想的包容性。

　　作为佛教徒，鉴真是转师多家、广采宏取的典范。他初从扬州大云寺禅师智满为沙弥，其学佛就是从禅门天台宗起家，而由律宗受戒的。鉴真除了精研律宗典籍外，也涉猎佛学其他诸宗。东渡日本时携带的诸多经书中，有《六妙门》、《天台止观》、《法门玄义》等，这是天台宗的典籍；有《华严经》，这是华严宗的典籍；有《涅槃经》、《大品经》，这是三论宗的典籍。他反对宗派间的相互斗争，主张宗旨的兼学通受，体现出有道高僧的博大胸怀和宽容精神。

　　据传释迦牟尼曾经舍身饲虎，割肉喂鹰。有一则佛经小故事说：“昔野火烧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飞入水中，渍其毛羽，来灭大火。火大水少，往来疲乏，不以为苦。是时天帝释来问之言：‘汝作何等？’答言：‘我救此林，愍众生故。此林荫育处广，消凉快乐。我诸种类，及诸宗亲，皆依仰此。我身有力，云何懒怠，而不救之？’天帝问言：‘汝乃精勤，当至几时？’雉言：‘以死为期。’”菩萨是信佛学佛之后发愿自度度人乃至舍己救人的人，中国民间对此并不陌生，通常都将乐善好施及扶困济危的人称为“菩萨心肠”。鉴真就是这样一位菩萨！

　　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跑遍了唐朝的东西两京，访师问道。公元742年，他俩赶来扬州求见鉴真，邀其东渡。当时鉴真已是55岁的佛门高僧了。55岁是成熟的年纪，学识、威望、业绩均已水到渠成。继道岸、义威之后，鉴真为东南戒律宗首，仰为“江淮化主”，作为大明寺的住持，受到众多高僧弟子的爱戴，一呼百应，他完全可以高坐讲坛，享一方福田，为什么偏偏立下东渡弘法的宏愿？他也完全可以派出弟子代他讲法授律，为什么果断决定自身践行？难道他不知沧海阻隔，风涛险恶？

　　荣睿对鉴真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他吁请鉴真派弟子“东游兴化”。面对这殷殷之情、恳切之请，鉴真怦然心动，似有所思，就问他在场的众多徒弟，谁愿去日传法？徒弟们沉默。鉴真追问：“真的没有人想去吗？”弟子祥彦表白说：“东渡日本，航路遥遥，百无一至，生死难料。况且我们修业刚半，道果未到。所以都缄默无对，回答不得。”可是鉴真却坚定地说：“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在鉴真的感召之下，21个弟子决定随他同到日本去。

　　他在东渡中，碰到重重的阻碍、磨难和挫折。唐朝的官府留难他，鉴真的弟子和扬州寺院的僧侣劝阻他，鉴真并不理会这些阻难。可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去日本风急浪高，海道艰险。 从公元742年以后的七八年，鉴真一行先后东渡五次，结果都失败了。有一次，他们的乘船被恶风猛浪击破；又一次，险礁撞沉了他们的船只。第五次（748年），61岁的鉴真一行35人，乘船出海，遇暴风把船只吹到南海，在海南西南端登陆。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鉴真一行，从海南经广东、广西、江西，循长江而下经南京回扬州。长途跋涉的困顿，炎热蒸闷的气候，不断折磨着一群僧侣。鉴真的弟子祥彦和日本僧人荣睿，在旅途中因病去世。鉴真也因身毒入眼，双目罹疾，终至失明。公元753年，日本遣唐使回国。归国前他面谒鉴真，邀请赴日传法，鉴真欣然允诺，率随侍弟子僧侣等共24人，作第六次越海赴日的壮行。公元754年二月，终于到达日本首都奈良，当时鉴真双目失明，年已67岁。

　　如此艰苦卓绝的行程，痛苦挣扎，孤寂无援。稍一动摇，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鉴真了。

　　一个传教的和尚，千年之后成为民间外交的典型。回首鉴真生活的时代、审视鉴真从中国东渡日本的行为，我们能够发现鉴真东渡的超越时代的意义。

　　中国和日本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相互来往的历史已经两千多年。唐代，中日两国之间交流在古代历史上相对来讲较多，但是与现在的交往密度相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计。那时以最短的路线从长江口到日本福冈，顺风至少要8天。日本遣唐使船往往辗转数月才抵达目的地，粗略统计渡海人员死亡率接近50%。日本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是“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的国家。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和留学僧、留学生等，因技术手段落后，跨越波涛汹涌的大海常常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即使万般不易，中国日本两国之间的来往依然不绝如缕，可见人类交往的热情是无法抑制的。

　　生活于8世纪的鉴真，虽然没有近代的文明观念，但他致力于文化传播的事业，恰恰契合他身后千余年的先进理念。

　　古代农业社会在长久时代中逐渐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习惯，孝道要求人们“父母在，不远游”。鉴真东渡的行为，超越了他的时代的观念，体现出鉴真的过人胆识和睿智。

　　近代日本在接受了西洋文明观念以后，较快地迈入列强行列，以文明国自居而向“半开化”的邻国输出文明。倚仗强力推行单一的理念的做法，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平等的文明观念的。事实也证明这是最终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行为。鉴真怀着慈悲心怀，以和平方式传播文化；他东渡日本，是应日本方面邀请而前往的，这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平等交往。他生活于一千两百多年以前，那时的物质文明相对今天来讲十分原始和简单，但鉴真的心灵充满着人间最可贵的博爱；他尊重对方、和平平等地弘道，这种精神达到了令他同时代以及在他以后很多世纪的人们惭愧的崇高境界，深得文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