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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导师佛学著作简介

       

发布时间:2010年01月06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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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顺导师佛学著作简介

  从教史研究中,赞叹龙树菩萨的菩萨观

  《妙云集》、《华雨集》、《永光集》介绍完了之后,底下是重头戏,单部专著类。首先两本是印度佛教史类的书,第一本是《印度之佛教》,这一本是文言文所写的印度佛教史。在〈序言〉的地方,导师提出几个重要的观念,他说印度之佛教,释尊的本教是淳朴、深简、平实。不过,是适应时代的声闻行(那个时代比较着重在苦行),就是声闻根性的风气很盛,而释尊本行的菩萨道没有得到好好的阐扬。中期佛教之缘起性空(缘起无我之深化),虽已启梵化之机,而意象多允当。这里的中期佛教指的是龙树菩萨那时候的初期大乘;关于“梵化”,导师后来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中提到“梵化”应改为“天化”。就是说初期大乘佛教谈智慧、缘起、无我、性空,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些天化、神化的色彩,也慢慢地融进佛教来了。这一时代的经论内容也很不错,但是神化的部分,我们要加以抉择。

  导师赞叹龙树菩萨所谈的菩萨观:

  第一、三乘同入无余涅槃而发菩提心:三乘就是声闻、缘觉、佛,他们最后都是同样入无余涅槃。所以,在龙树菩萨在另外一部著作《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也探讨这个问题。有人问:菩萨道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要那么久的时间才证悟。而声闻,有的是六十劫,或者快的三生,就可以证得涅槃。那么,声闻证的涅槃跟菩萨所证的涅槃,有差别吗?龙树菩萨回答:如果是指涅槃,那就没有什么差别。外人就问:既然没有差别,那何必那么辛苦,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样勤苦度化众生呢?龙树菩萨的回答很好,他说:“虽然解脱、证涅槃是平等的,但是菩萨的心是可贵的!如果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设想、不广度众生,那你从哪里听闻佛法?你要从哪里去知道证悟?如果说大家都这样,佛法在这世间灭了以后,你无从去听闻、修学。”所以,赞叹菩萨的“忘己为人”。

  第二、抑他力为卑怯,自力不由他,精神为“尽其在我”:这其实在《阿含经》就已讲了,外在的善知识只是助缘,但是重要的,是要内正思惟,自己要法随法行,不能只是靠外力,或者说靠别人的加持、回向等等。

  第三、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精神为“任重致远”。有的经典是讲三阿僧祇劫来修六度菩萨行,有的经典讲是修无量阿僧祇劫。这里所说的三阿僧祇劫,其实已经很长了,那为什么龙树菩萨说它是有限有量呢?主要就是说,如果菩萨发心还是定个期限,我只要在这个期间来修学,之后我就不用再修,因为我已成就了。所以存著有限量的心来发心,那就不对了,主要是这个意思。

  导师都是综观来看佛教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所以在《印度之佛教》就提出能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这里的“根本佛教”就是《阿含》,《阿含》里面的“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宏阐中期佛教之修行和理解、体悟,那这里的“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乘,《般若经》,要以发菩提心、性空慧,还有与慈悲相应。再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里的“后期佛教”指的是唯识与如来藏思想里,提到菩萨行的部分,称为确当者。导师说只要确立不神化──以人间佛教的原则,有些都可以采用。如果能够兼顾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这已经明确指出佛教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把握佛法的特质,适应不同时代的发展

  关于印度佛教史,导师写的《印度之佛教》之外,另一部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我刚刚说过《印度佛教思想史》内容非常的深广,是导师83岁的时候出版的作品。里面提到:“佛法”在流传中,出现了“大乘佛法”,演进为“秘密大乘佛法”,主要的推动力,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那怀念有透过感情,有想像。离释尊的时代越远,想像的成分也越多。但是想像不一定是真实,不过,对于宗教情操或许有些帮助。一般都着重于论义,但导师晚年多读经,觉得适应信增上的方便,如造塔,念佛,诵经……,存在于佛教中的异方便,对佛法思想的演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方便不能没有,但是有时候太超过了,就会产生神化,流于俗化、浅化等等问题。导师因此写了《方便之道》,收录于《华雨集》的第二册。但是导师觉得:如实与方便,它是相互影响、演化。因此方便有了,但是如实是怎么样呢?所以又想起了《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如实与方便,有佛法自身的发展,这是佛教内部;也有外来──神教的影响,包括不同的地区、政治情况,对于佛法的护持或者是压迫等等,这都会影响佛教的发展。

  把握佛法的特质,这个是重心,就是佛法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缘起、慈悲,这是佛法的特质。但是要适应不同时代的发展,那这两边要兼顾,才能够完整表达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真相。导师学佛以来一直着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佛法与现实佛教之间的差距太大,怎么样让它缩短,能够畅佛本怀,这是导师一直以来所著重的目标。导师在作思想的澄清,怎么样应用有利人间、净化人间的方便,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佛教思想史的演变,时时回顾,不忘正法,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因为如果没有透过思想史的厘清,有时候我们会认为现在所看到的佛教,就是佛陀那时候的佛教,其实是差别很大的。

  从原始佛教的研究中,探求根本佛教,理解部派佛教

  我的说明安排不一定是照导师的出版年而定,而是依照佛教思想史的次第来安排。最初的两本是总论印度佛教史,接着是从原始佛教、部派、初期大乘,再来是中观的《空之探究》,乃至如来藏,最后到中国的禅宗史,这是照思想的次第来安排的。

  我们先看第三本《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本书写作的动机,起因于导师看到现在的佛教研究,特别是印度佛教、原始佛教研究,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他们重视巴利语,有的把它看作是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语。这样的话,对于华文翻译的经律,自然而然就有比较晚期、比较不客观等等疑问,而不予重视。对大乘佛教的发展,不免有一些影响。导师认为应该要对于佛教圣典成立的实际情形,有合理、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巴利圣典、华文圣典的真正意义,不要只偏于一边。对圣典有一个中肯正确的了解以后,对于“佛法”(导师使用引号的“佛法”指的是原始佛教以及部派佛教。)有了合理而正确的认识之后,对“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圣典,才能给予肯定,肯定其在佛法中的意趣与价值。所以,导师决定写《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对于南北传的圣典,《阿含经》或者是《尼柯耶》,虽然说都是比较早期的佛典,但是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出入。举一个例子,我们汉译的《增壹阿含经》里面提到尊者均头患了重病,无法起身,释尊前去探望他。释尊来了以后,均头想要站起来,但是佛说:“你休息!休息!”佛陀安慰他后,就问均头:“你会不会说七觉支?”均头说:“会。”佛说:“那你就说看看吧!”均头说完七觉支以后,重病就好了。

  这一部经在南传的《相应部》也有,不过主角换了,变成释尊生病,均头前去探望。释尊问他:“你会不会说七觉支?”他说:“会。”释尊说:“那你说吧!”均头一说完以后,释尊的病好了。

  同样是均头,同样是释尊,同样有人生病,同样是七觉支,主角却不一样了。类似这些,如果做比对也是满有趣的。我们汉译的《阿含经》有的着重在渐现观,南传就着重在顿现观。所以在修行上或者是一些细微的部分,多少还是会有出入。像这样的情形,难道巴利语就是最早的吗?是我们汉译的错了吗?其实不一定如此。所以,导师说我们华文的圣典,其实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比如说我们汉译的《阿含经》:《杂阿含》、《中阿含》,以导师的研究,认为它是属于说一切有部;而《长阿含》是属于法藏部;《增壹阿含》是属于大众部末派。所以,这有不同的部派。可是南传的《尼柯耶》,它通通是赤铜鍱部所传,只是一个部派而已。故而导师以为,从汉译保留的各种不同的部派来做比对研究,那会更丰富、更有价值。同样的,律典也是,在汉译的律典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所属部派都不一样。这样比较起来,就可以知道各部派的特色,可以看出他们是重经,或者是重律等的不同。

  再者,就是原始佛教圣典结集的实际情形。所谓结集,是不只一次的。佛灭度的时候,大迦叶尊者主持五百结集,之后还有第二次结集。后来,陆陆续续也还有不少,只不过后面几次的结集,部派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导师这里所提的这个结集很重要,就是说形式上是僧伽会议。所以,结集不是说几个好朋友说了算,而是大家开会,透过讨论,讨论通过之后才定案。

  结集的过程,大致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诵出”。这里的诵不是念诵,而是背诵。像阿难尊者多闻第一,由他来背诵听闻过的佛的教说,就很合适。或者由优婆离来说佛陀制戒的情形。这是诵出,就是他们背诵出来以后,大众共同审定,确实的、有道理的,把它纳进来,最后才编成次第。编成次第以后,还要赖专业持诵而保存。要专业的,有的专门在持诵经,有的专门持诵律等等。要不然,佛典那么多,要背诵到完整,确实不容易。

  导师还提出一个重点,就是对于经律取舍的标准。从南北传《阿含经》的内容看来,所收录的不只是用说的,有时候也包括佛的行谊,或者神通变化等。有时候也不限于佛,还有包括佛弟子所说的,连佛灭度以后弟子之间的讨论,也把它纳进来。不过,对于经律取舍的标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他们有一个取舍的标准,主要就是“佛语具三相”:第一、“修多罗相应”。就是要合乎经义。第二、“不越毗尼”。毗尼就是律,就是要合乎律。第三、“不违法性”。法性就是诸法实相,要看它的义理是不是正确。大体上,取舍的标准有这三个。

  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书中,关于原始佛教圣典成立史的意趣,导师将印度佛教区分成三期:佛法、大乘佛法和秘密大乘佛法。这里引号的“佛法”指的是还没有大小乘的对立,是指佛灭后开始五百年的佛教。这一段的佛教,部分近代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有的提到“根本佛教”,有的提到“原始佛教”,有的提到“部派佛教”。当然,学者之间有不同的定义,而导师的定义是:“根本佛教”是指佛陀时代的教化,佛在世时所宣说的教法称为“根本佛教”,这是一切佛法的根源。佛灭后,到还没有部派对立的时候,是一味的“原始佛教”,这是第二期。接着上座部和大众部分裂以后,那是“部派佛教”。三者合起来,就是“佛法”。现在笼统的讲,就是“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经过结集以后成立的经、律,就是原始佛教集成的典籍。不过,这都是慢慢累积而成。像律部,那时候只有“波罗提木叉”,也就是别解脱戒的一部分。经——“四阿含”或“五部”──《尼柯耶》,还没有集成,都只是还在传诵当中。经过慢慢的累积,最后才结集成立的。而结集成立以后,就会夹杂一些各个部派的色彩了。

  导师以“原始佛教”所集成的圣典为依据,往前推,透过它来了解佛在世时的“根本佛教”;再往后推,可以了解部派佛教的发展。因此原始佛教成立史,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原始佛教”的研究,是探求“根本佛教”,以及理解“部派佛教”的线索;对于圣典成立的先后、南北传的差异,有很重要的价值。

  导师经研究而得到合理的认识,认为佛法不是只有透过佛亲口说的才算,实是从佛的身、口、意三业大用表达出来的,全都是佛法。我们看到佛的威仪、行为,如为眼盲的弟子缝衣,这些都可以表显佛陀的教化啊!这些是早于结集就存在的,在圣典还没结集,佛的这些行谊都是在教化众生。因此我们知道,原始的佛教圣典,是以佛陀的三业德用为本源,以僧伽为中心。有佛当然很重要,但佛只有一尊而已,所以佛说出来的法,须要靠众弟子展转传承,广为弘扬,才能完成悲济有情的大业。有三宝的住世,才可能推动觉化的救世大业。佛的法是经弟子的领会、实行,并用文字表达出来,经过大会的审定,确定为佛法,完成如此的审定程序,才是佛法的结集。而一般所说的原始圣典,也是经过长时间结集而成的,巴利圣典也不例外,因此其中免不了存有部派的色彩。

  部派分化以后,不同的部派、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开展;再加上弟子的根性也不一样,有的是信行人,有的是法行人,有的是悲增上,所表现出来的风格自然不同。而有的人是内心有很深的体悟,但是不容易表达出证悟的情形,即使说出来,别人能不能完全理解?有时候还会打折扣啊!听的人,即使百分之百听懂,体悟、实践了多少,又是未知。接着,再传诵至后代,这当中的变数自然的就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学习者根性的差异,如有的喜欢坐禅,有的喜欢深入经教,有的喜欢拜忏等。所以,关于佛教圣典,导师认为不应该有真伪的问题,而只是了义、不了义,方便与真实的问题。说得更明白些,那就是随(世间)好乐,这个就是“世间悉檀”,是四悉檀里面的“世间悉檀”;随时宜的是“各各为人生善悉檀”;随对治的是“对治悉檀”;随胜义就是“第一义悉檀”。对于所有的圣典,只是了义、不了义,导师是用这四悉檀来判断一切佛法。以上这是有关于原始佛教圣典的部分。

  研究佛法的根本信念与看法

  再来是有关部派的分裂。部派分裂,其中有一部的势力非常庞大,就是“说一切有部”;南传则是铜鍱部。它各有七部论,较小的论也还很多。也就是说根本的论有七部,其他的还很多。导师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的自序中提到对佛法的基本信念,导师说他在民国31年战乱声中写了《印度之佛教》,一直到56年,再来看这一部25年前的旧作,当然是不会满意的!不过,有一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改变。而这根本的信念与看法,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大体是正确,那么叙述与论断,即使错误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采。那如果说这个根本的信念与看法,是错误的话,那即使你的叙述是正确,也只不过是展转传抄而已。这是导师的看法。

  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自序〉中,导师把他的根本信念与看法,列举八项,作为研究佛法的准则。这很重要。

  第一、佛法是宗教。佛法是不共于神教的。如果作为一般文化,或者一般神教来研究,是不会正确理解。为了要适应众生,方便法是需要的,但是俗化与神化,不会导致佛法的昌明。所以,要先掌握佛法的本质,再来谈时代的适应。导师认为以人为本,去除鬼化、神化,这才是佛法的真意义。

  第二、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佛的应机说法,随宜立制,并不等于佛的正觉。这意思就是说,佛依据不同的根性而说不同的法。有时候对在家众,或刚学佛的人,为他说端正法。举世俗的例子来讲,比如说老师教小朋友数学,他就教基本算数。并不是说老师不懂代数、微积分,是没有机缘让他发挥而已啊!同样的,佛陀的正觉,是既深且广,但是要看众生根器而有不同的表达。或者说有弟子正好为大家请问,佛有这个机会说出来;或者是订立戒律、制度,那由于因缘的关系,佛并没有办法制定全部的戒律啊!或者因有恰当根性的众生现前,有这样的因缘让他淋漓尽致表达出某些法要。所以,我们应该以适合于人类的所知所能为依,自己再去实践,还要再去正确体悟,导入于正觉。佛法是一切人依怙的宗教,而不是专门为少数人而说,不只是适合于少数人。所以佛法极其高深,但是也基于平常。目标不妨高远,像成佛,这个目标很高啊!可是导师又说,实践的时候要脚踏实地,从根本做起,不是说好高鹜远,但是志向要高。那本于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理解与实行),依此而向上,通于圣境。

  第三、佛陀的说法立制,不等于佛的正觉,而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在适应中,有朝向正觉的目标,这叫“方便”。方便,不是说地无分中外,时无分古今,而是因应时代的不同而变通。太过与不及,都有碍佛法的正常发展,甚至会背于佛法。

  第四、佛陀应机而说法立制,这就是世谛流布,就是世俗的流布。既然是落于世俗,就会因语言、时代、地区、风俗习惯,或是当地固有宗教,乃至于弘扬者的好乐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发展,这个因素就很复杂。所以,同样是根源于印度的佛法,传到各地就有中国佛教、日本佛教、韩国、西藏、南传佛教等多彩多姿的风貌。尽管多彩多姿,但都是佛法。因此,学习佛法,我们要把握它的根本的精神。尽管“法界常住”,而人间的佛教……思想、制度、风尚,都在息息流变的过程当中。开始可能很隐微,之后而显著。开始可能是浑同的阶段,可是慢慢、慢慢又划分得很清楚,这是思想演进的必然程序。因时地的适应,因根性的契合,有的有重点式的发展,有的部分特别发达,这是必然的适应。有的是为了减少外来的压迫而做一些修正,这都有可能。但是,佛法有所以为佛法的特质,就是再怎么变,佛法的特质不要丧失。就是缘起、无我,不能把“无我”变成“有我”。还有“慈悲”等观念,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如果重点的、部分的过分发达,有的偏重于修证,有的偏重于理论、制度、高深、通俗、信仰,偏激起来,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比如说象牙,若长得太长,会是一种负担。过分的部分发达,就不均衡了。所以,对于外学,如果适应融摄,而不重视佛法的特质,久久会佛魔不分。但是我们以佛法内学为主,对外学多了解,是对时代的适应,对于度化世间人是必要的。这些都是存在于佛教的事实。但是必须清楚:演变,发展,并不等于进化;演变、发展也不等于正确。

  第五、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落,如人的一生,从童真、少壮而衰老。这各有利弊。童真,充满活力,不过一方面又显得幼稚;进入壮年,是不错,不过没有好好珍惜,转眼又衰老。老年的经验多,知识丰富,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他也接近死亡。所以,导师说他不强调越古越真,有的人犯下这种错误的迷思;或者说越后越圆满、越究竟。但是越来越衰老,从另外角度来看,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从这里来看,导师比较强调初期大乘,它含容了《阿含》的解脱道与大乘的菩萨行,二者兼顾,所以导师赞叹为青年的佛教。

  第六、佛法不只是“理论”,也不是“修证”就好!理论与修证,都应该实际上在对人对事当中表现出来,是不是温和有礼?是不是慈悲?有智慧?……等等,要从这边表现出来。如果说的是大乘,修的是小乘,索隐行怪,那表示理论与修证上的偏差。

  第七、导师说自己是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教源于印度,适应中国文化,自成体系。我们要尊重中国佛教,而更重于印度佛教。导师认为自己不属于宗派的门徒,也不为民族情感所拘。

  第八、我们研究佛教史,要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更要记取过去的兴盛或衰败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原因,惩前毖后。这意思就是说,研究佛教史不能只是当做消遣,或只是作学术研究,对于佛法的从兴盛而导致衰落的教训,应该加以警惕,同时要勉励未来。

  论书与论师──贯摄一切佛法,而抉择佛法的真实义

  《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本书的重点在于“论”。佛教所流传的圣典中,“经”和“论”这两种文献是依据不同的编辑角度汇集而成。“经”是应机说法,“论”是就事分别。“经”是佛因应众生不同的根机说法,散说各地的内容。举例来说,佛对某甲讲三昧,或是对某乙讲四无量心,对其他人则需要讲禅定、讲八胜处、八背舍、十遍处等。论师们则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佛散说各地的开示收集在一起,做详细的分析、对比。譬如在禅定方面,什么地方是谈初禅的,什么地方谈二禅等,予以会通整理成“论”。这工作非常重要!否则,对散说各地种种的经义说法,彼此之间的关连性将难以掌握。“经”与“论”在佛法的流传上,所发挥的功能是:“经”是一一经别别宣说,而“论”是一一法详为论究。“经”是重于随机的适应性,而“论”重于普遍的真实性。

  “经”的内容,很多都是说佛跟弟子的问答,大体是为僧伽所尊重;而论,有的说是佛弟子的撰述,由于部派的传承不同,不免互相评论。所谓三藏,就是“经”、“律”、“论”。“经”和“律”,代表佛法一味的和合时代;而“论”,代表了佛法部派的分立。说一切有部或者是南传佛教称“论”为“阿毗达磨”。什么叫“阿毗达磨”?梵语“阿毗”,有殊胜的、或者是针对的意思;梵语“达磨”,意思是法。因此,阿毗达磨有两种意义:一是对法,针对法的分别。第二种意思就是殊胜的法。部派中对“论”的推崇,有的胜过对“经”的重视。总之,“经”、“律”、“论”能够鼎足而三,“论”甚至有后来居上的优势,这是研究阿毗达磨论所应特别重视的。

  导师说:论书是以经藏的集成为前提。这里有几个特性,经藏的众多教说,有的大同小异而过于繁复、杂乱,因为内容差不多而显得繁琐复杂;有的则是过于简要,意义不明显。在论书里,论师就会针对过于繁杂的经典,作简化的工作;对于意义不明显的经典,要把它明确化;对于对机不同,传说看起来矛盾的,要把它体系化。所以,论师会对这些经典加以分别、抉择、组织,还加以阐发,所以经过分类、综合、贯通,更加深入,化繁为简,由浅而深,贯摄一切佛法,而抉择佛法的真实义。论师肩负着把散说各地的经典做汇整与阐发的工作,这其实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佛在世的时候,大家有问题,直接去请教佛就解决了,可是佛的色身不住世了,怎么办?佛曾说过“依法为师”。既然是依法为师,对法的整理,对法的透彻了解,也就变得很重要。论师们发心整理论典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大家透彻了解佛法,能够“见法即见佛”。

  接下来讨论论书在“佛法”与“大乘佛法”之间的意义。“佛法”就是《阿含》——早期的佛法,阿毗达磨论书就是部派。可见这部派,它是从原始到大乘之间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有着这样的意义。因此,如果略过部派的论书这一层,而从《阿含》直接跳到大乘,这样对深刻的理解佛教发展是有困难的。

  大乘佛法的渊源与开展

  谈过部派以后,接着就看初期大乘。《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这一部大作,我们福严佛学院也开过课,也是四、五位老师同时教,我们开过两次。这些讲义都挂在福严的网站上,大家可以下载。

  有关“初期大乘”佛教探讨的主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大乘佛法的渊源。有的声闻佛教认为大乘非佛说,认为这个都是后期的佛教,因而主张大乘非佛说。所以,探究大乘佛法是怎么样兴起的,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第二、初期大乘的开展情形。因为一个新的思想,或者说一个新的修学团体,要兴盛起来,这中间一定有一些过程。可能遭受到传统佛教的毁谤,乃至抵制,遭遇种种困境。加上修学者根性不同,这初期如何兴盛起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其次,就是他们对于部派佛教的态度,部派佛教对他们到底是包容,或者是抵制?这些因素对于大乘佛教的兴起都有密切的关联。

  第三、大乘是不是佛说的探究。

  要研究这些课题,当然要依据圣典。目前主要的圣典有“巴利三藏”。但是巴利三藏是声闻经,声闻经典里面都是谈声闻的教理,怎么从里面去研究大乘呢?当然不容易。

  现存的大乘经典文献包括了汉译本、梵文残卷与藏译本。梵文的残卷,虽说有一些保存起来,可是毕竟是残缺不全。藏译本又太偏重于晚期的秘密大乘,而且在西元七世纪以后才陆续翻译出来。但是初期大乘的兴起,大概在西元前50年就慢慢开始了。西藏大藏经在西元七世纪翻译出来,距离初期大乘的兴起,有七百五十年啊!这中间变化很长,怎么样从这里面去探讨初期大乘的经典?那很困难。

  相对于前面三者,汉译的大乘经典,就显示出可贵的价值。因为从后汉到西晋,在西元二、三世纪的时候所翻译的汉译大乘经典非常的多。那时候正好印度初期大乘兴起还没多久,译经师把当时印度有的初期大乘经,就已经陆陆续续翻译到中土来了。

  这里要提到印度的一位重要论师——龙树菩萨。龙树菩萨相传是西元150年到250年之间的人物。他与初期大乘(约西元前50年到西元200年)的时代,正好相近。在他的著作里面,如《大智度论》和《十住毗婆沙论》,引述了大量的初期大乘经。所以,从这些论书里面,提到许多大乘经,这些经典在很早就出现。而他没有引用到的,有些是因为思想不相应,有些则是代表当时根本还没有这些思想,比如唯识、如来藏,乃至密教,龙树菩萨几乎没有引用。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的区别。特别的是,《大智度论》及《十住毗婆沙论》等文献,目前仅汉译本保存下来,梵文、藏译、巴利本都没有,是非常珍贵的。五百罗汉所造的《大毗婆沙论》也仅存汉译本,这是研究部派思想非常非常珍贵的文献!《瑜伽师地论》虽留存部分梵文残卷,但是汉译本最完整。汉译佛典真是宝藏!

  其次,汉译所传的声闻经律,不是属于同一部派,即使是部派的经律,也透露许多大乘佛法的端倪。

  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的主要的动力,是佛涅槃后,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在事相上,对佛的遗体、舍利、遗物的崇敬,或者巡礼圣迹。在意识上,认为佛是修菩萨行成佛的,过去的因──修菩萨行,这是很珍贵的。这意识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也就是说弟子们对于佛的伟大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有的是认为很伟大,高高在上,来膜拜而已;可是另外有的人,认为佛之所以伟大,是由于菩萨的因是这样实践,而心里想:“有为者亦若是!我也想要做看看,努力一下!也要学菩萨行。”形成一个普遍思想的弘扬,造就大乘菩萨思想的兴盛。菩萨、广大的菩萨行,是部派佛教所共传的、共信的,即使是南传佛教,也有提到佛本生的菩萨行,只是没有重视它与具体去实践它而已。

  大乘多方面的传出,而向共同的目标开展。就修学者的性格来分,有信增上、智增上与悲增上三种人。信增上,就是说释尊在此时此地示寂,弟子想要见佛,一听说他方世界还有佛,他忏悔,希望往生,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促成大乘佛教的开展。

  智增上,他认为“见法即见佛”,即使佛已不在这世间,但是与佛的法身——五分法身是相应的,世间即是出世间,出世间而不离世间,这样也朝向大乘发展。

  悲增上,这必然会引领佛教迈向大乘。释尊的悲心深重,是修菩萨行而成佛的啊!所以,愿生人间,愿生秽土,念念为众生,无量劫在生死中来度化众生,不急着入涅槃,这样的大乘思想,因为悲增上人的性格而更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样子,虽有信增上、智增上、悲增上的不同的行人,但大家同样往大乘的目标来开展。

  以下这个也是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初期大乘经的传出。前面提到经律的结集,是经过几个阶段,有人诵出,共同审定,编排次第等等严谨的过程,而这里提到初期大乘经的传出,是没有同时多数人的共同审定,所以出现方式与原始佛教的经论结集不一样。即使没有同时共同审定,却是经过先后无数人的探究与发展,初期大乘经的风格与原始佛教不一样。原始佛教圣典的审定者集中在少数长老;但是大乘经是前后很多人的向往、修学,而一直传下来。如果没有很多人这样修学,那根本也传不下来了。

  “大乘是佛说”的真义

  再来,提到大乘是佛说。导师以为:并不是佛亲口宣说的才是“佛说”。之前谈到,包括佛的三业德用等都是佛说。所以这里对于“佛说”的意义,不限于嘴巴说,而是要理解当时大多数人的意向,这是“佛说”的意义。

  依大乘经“佛说”的见解,导师赞同“大乘是佛说”。这里的“佛说”,不能仅限于佛亲口所说。前后无数修行人的体会、弘扬,这都是“佛说”。所以大乘经的传出,适应各种不同的根性,经过大家的弘扬,而有着不同风格的经典出现。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体会呢?导师在此依据经论而提出“四悉檀”,悉檀是宗趣的意思。“四悉檀”即世间悉檀、对治悉檀、为人生善悉檀、第一义悉檀。“经”有的着重在世间,有的强调在胜义。此外也提到“五力”。五力分别为:作种种门说法,为何事而说,为方便而说,示理趣而说,以大悲心故说。总之,佛法是多彩多姿、非常多样的。我们从“四悉檀”、“五力”来理解,就比较不会冲突。

  其他著作

  接下来介绍《空之探究》。《空之探究》主要是分成四章,分别探讨阿含的空、部派的空、《般若经》的空、龙树菩萨的空。《空之探究》,我在福严推广班也讲过,有讲义挂在福严网站上,大家可以参照。

  再来是《如来藏之研究》。如来藏是大乘三系之一,主要的意义就是认为众生本有如来体性。西藏佛教主要是强调中观和唯识,没有把如来藏这一系别立为佛教思想的第三大系。但是太虚大师以及导师认为这跟唯识还是有所不同,所以立大乘三系。如来藏学派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禁止肉食。在众多经论里面,包括《般若经》、《华严经》、《大集经》、《阿含经》,比较没有看到严格禁止肉食的记载。但是如来藏系的学派比较强调禁止肉食。

  有关如来藏的经论里面,像《大般涅槃经》,虽然说是如来藏系很重要的经,不过,在《大般涅槃经》的三十卷续译部分,却有淡化如来藏的色彩,这个很重要!我们或许觉得《大般涅槃经》是如来藏系的经典,更何况是比较晚的续译部分,当然也是如此。但它反而用《般若经》意,用《中论》的八不来冲淡众生本有如来藏的色彩,这是值得留意的地方。

  《中国禅宗史》主要探讨印度禅怎么样转化为中华禅。为什么导师的这部著作会受到大家这么重视?在本书的第三章提到牛头宗的兴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禅宗史上,所谓牛头禅,只不过被列于四祖道信的一个旁支,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传说这一系的禅风,更不知道它对中国禅宗发生过多大的影响。但是,导师却证明从印度禅转换成中华禅的祖师,不是神会,而是牛头法融。这是一个卓越的发现,包括日本学者们都非常的赞叹。道安法师和圣严法师对《中国禅宗史》都有评介。有关于当时的主审——关口真大教授,他本身也是研究禅宗的,对于导师的《中国禅宗史》写了“博士论文审核报告书”,关世谦老师有把它翻译为中文,收录于《法海微波》。

  关于编纂类,有《杂阿含经论会编》。大家听过《杂阿含经》,什么叫作“杂阿含论”呢?其实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它是解释《杂阿含经》的。因为目前的《杂阿含经》内容缺失了两卷,次第也倒乱。所以,导师依著《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来比对现存的《杂阿含经》,恢复原来的次第,并做经跟论的比对,做校正、新式标点。所以对研究《杂阿含经》来说,非常的便利。我们福严也开过《杂阿含经》,讲义也挂在网站上。《中阿含》也有了,我们下年度准备上《长阿含》、《增壹阿含》,把“四阿含”全部念过一遍。

  另外还有《太虚大师选集》,还有《成佛之道》(增注本),《平凡的一生》(重订本)等。

  这里提到一本导师意外之作,佛教以外的,就是《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因为那时候导师生了重病,没办法用脑筋思考,所以看杂书,看一些《史记》、一些神话种种。结果后来看了不少,越看越起劲!病好了以后,他想:“不然把它整理一下吧!”竟然成书,文化大学正式出版了这本书。

  导师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

  导师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里引用蓝吉富老师提出来的几点加以说明。

  第一、对中观学的阐释与推演,为民国佛学界之一绝。中观思想并不好懂,如果没有导师的《中观今论》,或是《中观论颂讲记》这样的白话解说,真不容易懂。而且,中国传统以来都重视如来藏,对于般若中观,如果没有导师这样极力的扭转局势来弘扬,大概很少人会想去深入。一是看不懂啊,其次是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初期大乘是少壮的佛教──既重视智慧、又重视慈悲。在中观和《大智度论》里,悲智具足的菩萨行的思想,如果没有导师的这样大力提倡,是不容易发展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导师的贡献是很大的。

  第二是判教。一般都重视真常唯心,而导师则是推崇性空唯名。

  第三,就是中国古德多认为所有的佛典都是佛陀一代时教所说,对于印度佛教的发展、佛经的形成,传统的中国佛教几乎不太研究,认为佛陀四十五年说法,全部的经都说完了。导师则从佛教史注意到这个问题。

  第四,导师很明确的表达出汉译佛典的价值。

  第五,《成佛之道》,是非常有体系的著作。可以媲美《俱舍论》、或者是《菩提道次第广论》。

  第六,中国佛教虽然不是导师主要的治学领域,但是导师无心插柳而写成的《中国禅宗史》竟然受到海内外大家普遍的重视。

  最后,导师跟中国古德比较,有何不同?以下列举出几点:

  第一,导师是阅读完整部南北传大藏经的少数人之一,这是相当难得的,而这当然与时代的机缘有关。如果是在明朝或者是更早,要有机会读南传大藏经也不容易啊!从哪里找来读呢?导师综览了所有南北传大藏经,探讨各宗各派的思想,研究佛教史,包括原始佛教、部派、大乘,秘密大乘等等不同的经论,再做全面的抉择,所以著作涵盖面非常的广,也不是只专弘自己所喜好的经论。导师真正受教育的时间才到13岁,就是到高等小学,但是在文献研究、考据上却非常严谨。

  其次,导师重视印度佛教史,并予以分期。学者各有不同的分期,这边就不详细解说。

  再者,中国古德视《阿含经》为小乘经典,但是导师认为《阿含经》是三乘共依的圣典,应该恢复其应得的尊重。

  对于判教问题,比如说天台有藏、通、别、圆,华严有小、始、终、顿、圆的判教,他们比较着重在圆融,重视真常、唯心,重视《涅槃》、《法华》、《华严》。但是导师依据佛教的史实,分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而且“大乘佛法”还有三系,有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而赞叹初期大乘性空唯名的龙树学。

  另外,导师提倡“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并不是如一般人误解的以为说是佛教的俗化,只是成就人乘而已。不是!而是强调“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肯定人身的稀有难得,进而把握珍贵的人身而修菩萨行。要以正见为先导,以“净心第一、利他为上”为原则,弘扬正法,这才是人间佛教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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