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与守护：论佛学之于开明派的精神建构

　　悲悯与守护：论佛学之于开明派的精神建构

　　姜建

　　摘 要：开明派文人与佛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他们通过对佛教人生观念、道德观念的吸收和改造，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一方面以超脱的姿态去抵拒无常的侵袭，抚慰心灵的创痛；另一方面在对病态社会的批判和“童心”的赞美中着力于人性的守护，并以对人生的慈悲胸怀贯穿自己的社会实践。

　　关键词：开明派；精神建构；佛学；慈悲

　　在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的，除儒学而外，最重要的大概非佛学莫属了。这种状况，即使进人20世纪之后，依然没有改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有佛学自身的精神魅力，有文人信奉的“儒以应世、佛以养心”观念的影响，有20世纪初叶思想界先驱利用佛教救国的推动，但更常见的，也许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普遍的家国之痛和身世之伤，使他们把佛学当作平复悲苦情绪、疗治精神创痛的灵药。不过，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在中国知识分子迎接西学的强力输入和挑战，并且着手中国新文化最初建构的时候，佛学成为他们思想和精神的一个底色。

　　一、开明派与佛教文化

　　在开明派文人的身上有着或浓或淡、或显或隐的佛学背影。丰子恺一辈子茹素，还画了如《护生画册》等诸多佛教方面的画。夏丐尊信佛，被他的许多方外友人称为“居士”。叶圣陶《答丐翁》曾说：“你对于佛法有兴趣，你相信西方净土的存在。……我尊重你这一点，而且自以为了解你这一点。”对此，夏丐尊在《我的畏友弘一和尚》中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佛学于我向有兴味，可是信仰的根基迄今远没有建筑成就。平日对于说理的经典，有时感到融会贯通之乐，至于实行修持，未能一一遵行。例如说，我也相信惟心净土，可是对于西方的种种客观的庄严尚未能深信。我也相信因果报应是有的，但对于修道者所宣传的隔世的奇异的果报，还认为近于迷信。”朱自清也爱读佛典，他说少年时代最爱读的一本书就是《佛学易解》，而“到北平来上学人了哲学系，还是喜欢找佛学书看”(《买书》)，特地跑到佛经流通处去买了《因明人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的时候，他因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感到迷茫而信奉“刹那主义”。这个刹那主义，明显地受到佛教的影响。叶圣陶是无神论者，他曾以“教宗堪慕信难起”的诗句明确表达了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任何宗教的态度，并多次在文章中说：“要我起信，至少目前还办不到，无论对于佛法，基督教，或者其他的教。我这么想，净土与天堂之类说远很远，说近也近。到人民成了真正的胜利者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净土，就是天堂了。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那么我是相信‘此世净土’的。”但这并不妨碍叶圣陶对佛教的理解欣赏和对佛教文化的情感亲和力。他的散文《两法师》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弘一法师和印光法师尤其是前者的形象，表达了见到弘一法师之前的“渴望”和“洁净的心情”，以及见到之后的“真诚的敬服”的感受；而对弘一法师的“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的评价，令人感到叶圣陶与弘一心灵的相通，用叶圣陶《两法师》一文的话说，就是“我自以为有点儿了解他”

　　在开明派与佛家的关系中，弘一法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与夏丐尊和丰子恺的特殊因缘，弘一法师与开明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夏丐尊《弘一大师的遗书》说：“师与开明书店向有缘，他给我的信，差不多封封同人公看。遇到有结缘的字寄来，最先得到的也就是开明同人。所以他有信给我，不但我欢喜，大家也欢喜的。”故而朱光潜说，“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即如与弘一法师交往并不多的朱光潜自己，也坦承这一点：“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的形成不止一个原因，弘一法师替我写的《华严经》偈对我也是一种启发。”弘一法师对开明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未必一定意味着佛法的灌输，更多的也许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甚至一封信、一幅字、一个微笑、一种自然而谦恭的风度中所体现的人格精神。譬如叶圣陶喜欢弘一法书的原因，就在于它“好比一堂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

　　尽管佛教文化对于开明派的影响未必成系统，也许更多的呈现出一种驳杂、片段的状态。但不难看出，佛教文化在诸多方面影响着开明文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建构，并构成开明派的一个深刻的精神背景。这一背景使得他们走出了独特的人生轨迹，也使得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新文化建构。

　　二、人生苦难与“刹那主义”

　　在佛教的基本教义中，人生就是一个无边的苦海。除生老病死等生命自然过程而外，人的精神层面，举凡认知、情感、意志、心灵等等，一切皆苦，而且这种痛苦由于客观现实刹那生灭、变幻无常的缘故，超越了人的追求通达顺遂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是无法改变的，因而人生只能是一个充满了挫败、幻灭和空虚的悲剧性过程。且不说这种对于人的现实存在的价值判断是否过于片面或极端，但它在许多时候确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而且时代的苦难越重，个人的苦难越多，人们在情感上也越容易接近佛教。不必细究开明派同人是因为读佛而对人生持悲观态度，还是因人生的苦难而自然向佛，问题是，开明派同人对人生的基本看法确实趋向于悲观，晕染着浓重的人生皆苦、万法皆空的佛教空苦观色彩。名士风度的丰子恺，或许会给人恬淡自适的超脱印象，其实他心中不时泛起造化弄人、生命无常的感伤。他说：“儿时的欢笑，青年的憧憬，中年的哀乐，名誉、财产、恋爱……在当时何等认真，何等郑重”，然而到了“脆弱的躯壳损坏而朽腐的时候”，全都一去了无痕，所以丰子恺感慨：“哀哉，‘人生如梦!”在他看来，“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既然如此，生荣也就不足道了，因而他甚至“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朱自清是个心重的人，流离的生活、经济的窘迫、人事的纷扰和前途的渺茫，都使他充分感受到“诸行无常”、“生本不乐”的痛苦，他说，在“天地的全局里，地球已若一微尘，人更数不上了，只好算微尘之微尘吧!”个人是这么的渺小，能力是这么的有限，放眼茫茫尘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世界，只是这么一个小小圈子。要想跳过它，除非在梦中，在醉后，在疯狂时而已!——一言以蔽之，莫想，莫想!”这种悲凉的情绪，在朱自清1920年代的《不足之感》、《心悸》等诗歌中同样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或许是出身平民、与底层社会血脉相连的缘故，他们不仅充分感受到自我的悲剧性，而且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悲剧性在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存在的普遍性。夏丐尊的朋友都知道叹气是其标志性的情感表达方式，丰子恺《悼丐师》有这样一段描述：“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的忧愁，皱眉，叹气。”显然，悲观而又敏感的夏丐尊，感同身受地体察到他们正在或将要遭受的人生苦难，因而发出了悲悯的叹息。

　　既然无可避免地要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中承受无数不可知的劫难，那么，如何拯救自己守护自己呢?真正的勇士选择的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以决绝的姿态与黑暗进行殊死的搏斗。但这只有鲁迅这样的极少数人才能做到，大部分人难免如夏丐尊那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却“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在这样的无奈下，他们只能用佛教“无我”观来抒解心灵之痛。佛教认为，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人也不例外。面对迁流衍变、瞬息生灭的万物，人本无恒定的主体“我”可言，如果执着于自我，就会陷入俗世的贪嗔痴欲，就会产生无穷的烦恼。因此，惟有破除“我执”，勘破世间一切幻象，超越名缰利锁、成败得失，转迷成悟，方可进入“空无滞碍”的精神境界。这就是说，要在承认人生的有限性和悲剧性的前提下，接受现实，随顺自然，以从容平和的心境和不即不离的姿态，既不愤世嫉俗也不沮丧绝望地面对命运的挑战，行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样一种人生哲学，在朱自清那里，被概括为“既不执着，也不绝灭的中性人生观”，或者说，是“丢去玄言，专崇实际”的“刹那主义”。“刹那”本为佛教名词，所谓“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刹那之间有生、住、异、灭四相，是为“刹那生灭”；现在之一刹那称现在，前刹那称过去，后刹那称未来，是为“刹那三世”。佛家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时时在变，永无停息，转瞬即逝，因此不要沉湎于过去或未来，不要往虚无飘渺的地方去寻求佛理，而应生活在当下世界中，在当下“一刹那”中去参禅悟道。真正把握住这一刹那的意义，获得一刹那的满足，就可以进入禅的境界，即所谓“平常心是道”，“随缘即是福”。朱自清在佛教“刹那说”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刹那主义”，他不再苦苦追问人生的根本价值，而着力强调当下的意义：“生活底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昨日不可追，明日无可期，早晨的葡萄太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正午摘下的：“这正午的一刹那，是最可爱的一刹那，便是现在。”认清了这一点，于是朱自清在《毁灭》中宣告：“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我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人生观，从根本上说，带着佛家虚无颓废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它对执着现实和人的主观努力、实干精神的强调，体现了对生命的珍惜，对日常生活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承认。一句话，它体现了人对在缺陷中追求圆满、在刹那间追求永恒的向往。这种人生态度，在知识分子精神苦闷弥漫的1920年代，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对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叶圣陶认为他“说了一般知识分子所想的”，“所以引起了多数的共鸣”，因此表示支持。而俞平伯更在《读{毁灭)》一文中，以洋洋万言大加赞赏：“他所持的这种‘刹那观’，虽然根抵上不免有些颓废气息，而在行为上却始终是积极的，肯定的，呐喊着的，挣扎着的。他决不甘心五条件屈服于悲哀底侵袭之下的。”叶圣陶和俞平伯等人的支持和赞赏，正说明这种人生观并非他一人所独具，而是在开明派文人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三、悲悯情怀与心灵守护

　　佛家要世人破除“我执”，却并不要世人离弃现世，舍却众生，而是要以大慈悲的情怀利物济生，自度度人。因为人的行为因果相连、自业自报，人惟有去恶向善，自种善因，方能得到善果。换句话说，从消极的层面，人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从而通过修身来约束自己，改过迁善，自负自责；从积极的层面，人完全可以通过奋斗和创造来体现对自我和对社会的责任，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解脱和众生解脱的统一中实现一种超越时空的瞬间永恒，获得人生的大自在。这种观念，为世人在苦难的现世实现自我救赎、自我守护，提供了实践的可能和方向。

　　佛家的这种人生观念对开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引导着也规范着开明派文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立场，使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在出世与人世、退隐与进取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座标轴，并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协调平衡，用朱光潜的话说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因为看透了生命的有限和世事的无常，所以他们普遍有着逃禅心理，远离世俗的喧嚣，拒绝政治的侵扰，回避人事的纷争，更从不参与论争攻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波又一波的与旗帜、主义、山头、宗派相关的论战，从来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而朱自清在江浙一带几年中换了几个学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不愿卷入人事纠葛。他们淡泊名利，洁身自守，在研读佛经、徜徉艺术、流连山水中努力营造闲适宁静而富有趣味的个人天地，企图以这种超脱的姿态去抵拒无常的侵袭，去调节心理平衡，抚慰心灵创痛，寻找精神归宿。在艺术和自然之中，他们也确实寻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所。他们笔下大量与自然和艺术有关的散文所传递的情思、营造的境界，那么澄澈超迈、平和宁静，那么富于禅宗所推崇的“乐道”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正可从一个侧面解释佛学之于他们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看透生命并非看破生命。既然人生有涯，生命短暂，那么就更应该珍惜生命，宝爱生活，以有涯攻无涯，用生命的每一刹那去进行真正的创造，从而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正如俞平伯在评价朱自清的《毁灭》时说的，对人生既要“撇开”又要“执住”，撇开的目的是为了执住，摒除私欲，关怀众生，积极进取，有为人生。而夏丐尊说得更彻底：“横竖‘无奈’了，与其畏缩烦闷的过日，何妨堂堂正正的奋斗，用了‘死罪犯人打仗’的态度，在绝望之中杀出一条希望的血路来!”以这样一种精神去投身社会实践，使得开明派文人在参与新文化建设的时候，以关注现实人生、守护人的心灵的悲悯情怀而形成了他们的独特立场。从这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在参透生命奥秘之后的明达和智慧，坦然和勇气。

　　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们的生活，已经成为众多新文学作家共同的文化立场。他们或着力发掘病态社会中底层民众的精神病态，承担国民性改造的时代任务，或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去批判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在或深刻峻切或声泪俱下的诉说刻画中，表达着他们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开明派文人对底层平民和他们平凡琐碎的生活状态的关注，在佛家观念的影响下，着力于人性的守护和人的心灵的擦拭，在对社会罪恶的批判、对底层平民悲剧命运的揭示中，平添了几分悲天悯人的温暖。

　　佛家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般若经》)。也就是说，人心本来是清净的，先天地具有成佛的因性种子，但由于外界的烦恼、世俗的杂念，遮蔽了内心的灵性慧根，使心灵的明镜被污染了。因此，人们必须向内心追求，拭去心灵的尘垢，转迷成悟，彰显灵明，从而修真成佛。佛家的这种心性论理念给开明派文人提供了一种人性观察的视角。他们注意到人类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状态，一种是成人世界的麻木冷漠、世故虚伪、自私残忍、戒备猜忌，没有同情、理解、关爱，也没有心灵的撞击和情感的交融。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隔膜》、《一个朋友》等小说所揭示的，就是这种心灵蒙垢的状态；朱自清在杂感《憎》、散文《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新诗《战争——呈W君》等诗文中愤然鞭挞的，也是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漠视”、“蔑视”、“敌视”的现象。从他们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现象之普遍，不仅存在于不相干的路人、茶客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同学、同事之间，甚至存在于家庭的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如朱自清所说是“遍满现世间的”。正因为如此普遍和严重，叶圣陶甚至用“隔膜”来命名他的小说集。另一种则是儿童世界的纯真鲜活，他们的天真烂漫、毫无机心，富于友爱和同情，恰成为成人世界的鲜明对照。也就是说，儿童世界没有受到“客尘”的污染，因而可以最完整地体现佛家所说的“清净心”和“佛性”。这两个世界，在价值趋向上截然相反，但本质上揭示的是同一个问题。对此赵景深看得很清楚，他说：“我觉得子恺的随笔，好多地方都可以与叶绍钧的《隔膜》作比较观。在描写人间的隔膜和儿童的天真这两点上，这两个作家是一样的可爱。其实这两点也只是一物的两面，愈是觉得人间的隔膜，愈觉得儿童的天真。”正因为如此，丰子恺在散文和漫画中不遗余力地讴歌“童心”，赞美儿童有着“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远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丰子恺甚至因此有“儿童崇拜者”之称。“童心”给被在世智尘劳的牵累下心灵日益疲惫残缺的世人些许慰藉，也给灰色病态的社会建立起一个鲜明的对照。但“童心”的获得并不是要抛弃世间的秩序道德、知识习俗，回归人类的童年状态，而是要认识人类的本质存在，守护人类的自然本性，守护“童心”，这就是丰子恺的“护心”说。丰子恺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中，画了六册《护生画集》，在画集之首，丰子恺写下五个大字：“护生即护心”。意思是说，人应对天地间的一切生灵持有仁爱之心，包括草木虫鱼。这种仁爱之心，“始于家族，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禽兽草木。”在他看来，爱惜生灵体现了人类的同情和仁爱，如果随意虐杀生灵，那必然是丧心病狂、无恶不作之徒。在最艰苦的抗战年代，面对曹聚仁所谓酌《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救国杀生的说法，丰子恺期期以为不然，他强调说：“‘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戒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草木的本身，而是自己的心。……无端有意踏杀一群蚂蚁，不可!不是爱惜几个蚂蚁，是恐怕残忍成性，将来会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而无端有意去轰炸无辜的贫民。”可见，护生是手段，护心是目的，通过护生，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戒除残忍与自私，养成善良、博大、容忍和慈爱的心灵。

　　提倡爱，用爱心来救治枯竭残疾的社会，是开明派同人的共同思路。朱自清、叶圣陶是如此，夏丐尊也是如此。他在翻译《爱的教育》的时候说的话至今言犹在耳：“我在四年期始得此书的日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的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尽管这是一本儿童读物，但夏丐尊强调，应该把它当作一般读物介绍给全社会，因为“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爱心，是这本书的关键词，也是中国社会现实中最缺乏的，所以夏丐尊甚至改变了原来的书名，而直接冠以“爱的教育”。

　　慈爱，对于宅心仁厚的夏丐尊来说，绝非一件时髦的外套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实践性指向。夏丐尊不仅以他的言论，更多的是以他一生的社会实践，在履行着他对人世爱的承诺。弘一法师曾经为夏丐尊精研佛理而未能在宗教修持上下工夫感到不足，一再用“事理不二”的原则加以启诱。在弘一的角度，这确实不错，但换一种思路，我们不妨说，弘一只见其一，未见其二。夏丐尊的精研佛理，“是把它当作苦难中的人类在自我拯救方面所创造的一种除却人们贪嗔怨恚无明烦恼的智慧”，但夏丐尊不仅要自我拯救，更要济世救人。他的最终没有皈依佛门，用丰子恺的话说是“因种种尘缘的牵阻”。这“尘缘”，正如前引丰子恺的回忆，说穿了就是夏丐尊割舍不下的俗世情怀，是夏丐尊源于慈悲心而自觉承担起的社会责任。章锡琛曾这样描述夏丐尊对《中学生》的付出：“为了这杂志，他绞尽了心血，每期都是自己拟定了题目，约人写文章，杂志出来不到一年，销行数就到了两三万以上。每一个读者写信给他，他都要亲自回答；所有的读者，他都看作自己的亲子弟；题目所提出的问题，像学术，就业，婚姻，以及其他一切的疑难，他都要设身处地，替题目想得非常周到，谆谆不倦的告诉他们，因此所有的读者，都把他看作他们的慈父。”可见，在另一个层面上，夏丐尊以菩萨行的信念去支撑自己施爱人间，普度有情，已超越了在家出家的分野，用佛家的菩萨行统一了“事”与“理”。只是，社会的苦难过于深重，个人爱心的奉献终难免如精卫填海，所以夏丐尊奉献了一生，也叹息了一生，“他至死没曾得到放开眉头无牵无挂的境界!”当然，这不是夏丐尊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站在历史的角度，在佛学文化已基本不再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的今天，对照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演变轨迹，我们来探究开明派那种带着浓厚佛学色彩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主张，似乎有理由觉得它过于理想化，过于书生气，也过于迂缓。只是，在世俗欲望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宰，社会的道德底线也一再被眺战被突破的当下，回首开明派文人当年那种高洁超迈的人格精神，那种执着坚韧的理想追求，那种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那种以爱和奉献为核心的生命意识，我们也许会生出些不一样的感受和思考。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