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佛教中国化的另一侧面——兼评《梵国俗世原一家——汉传佛教与民俗》

　　重视佛教中国化的另一侧面——兼评《梵国俗世原一家——汉传佛教与民俗》

　　□ 桑吉

　　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后，很快就同我国的主流思想融合，并进一步影响到了汉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与中国文化互相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也就是所谓“佛教中国化”的历史。

　　佛教中国化，更多的是一个民俗化的过程——佛教深深地楔入我国社会的底层，同时也被我国的习俗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这两方面的“合力”使得佛教成为地道的中国宗教。

　　汉传佛教的世俗化，使佛教从偏僻的山林走出来，出世的理想借助于世俗化的修行形式来实现，神秘主义风尚为世间的现实主义替代。与早期佛教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渐趋浓厚，义理的研讨与时代紧密相连，极大地迎合了广大人民的世俗要求。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不是巧合，佛教的民间化自有其历史渊源，它是阶级斗争、经济、教育、僧团制度等各方面相互制约的结果。

　　《梵国俗世原一家——汉传佛教与民俗》一书资料引用堪称详备，有正史、僧史、野史，有地方志、笔记、小说、民间传说，也借鉴了部分最新的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成果。通读本书考证的结果，作者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在中国宗教文化史上，所谓“正信佛教”向“民间佛教”的转型，是在宋代完成的。汉传佛教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及由于受汉地民风的“反影响”而发生了种种变化的佛教本身，在宋代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转型——佛教逐渐脱离了它的正统观念和宗教精神而被庶民信仰。

　　宋代以后，我国的佛教更多地表现为民间宗教的样式，其主流精神已经与前代相差甚远。佛教一味迎合世俗，同时也失去了可贵的宗教精神。功利主义思想的充斥使得佛教各方面都走向下坡路。从本书的资料对比上看，与隋唐佛教相比，宋代以后，佛教突出表现为以下３种倾向：在理论上向儒家靠拢，在政治上向朝廷靠拢，在生活上向民间靠拢。汉传佛教不得不在“内而诸宗融合，外而三教合一”中寻找出路。佛学理论的深化、弘扬被忽视，诵佛、念经、超度、化缘、求签、占卦等神学迷信充斥佛门，民间大众对佛教肆意曲解，僧尼为求生存亦推波助澜，这样的结果便使得佛教逐渐脱离了它的正统观念而彻底沦入民间。

　　民俗佛教在宋代的兴起，表明佛教经历１０００余年的弘传已经广泛深入人群社会，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因其民间性及对其他宗教形式的杂揉，模糊了佛法重心灵觉悟的真义。当然，无论在佛教发展的任何时期，都存着与民间风俗的交流、融合，关键是这种交流融合是否遮蔽了其历史责任和文化精神。

　　民间信仰在我国一直有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反思历史，能够使我们正确地指导现在的决策。如何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破除陋习，使之能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佛教的民间化或民俗化。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今汉语系佛教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革除民俗佛教迷信低俗、偏离佛法之弊，引导民俗佛教趋向正知、正见、正信。所以，研究我国民俗佛教的形成发展及流变，对于抵制迷信和邪教，乃是当务之急。

　　研究我国佛教与民俗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历史学意义上的资料整理。应当看到，佛教至今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并发生着影响。在目前的中国，从信教人口和影响力上讲，佛教无疑是最大的宗教。正所谓“树大招风”，历史上常有所谓“附佛外道”存在，至今一些迷信活动、邪教理论仍与佛教有关，虽然这未必是佛教自己的过错，佛门也坚决抵制上述现象的混淆视听，但是，对于佛教自身而言，确实有必要深刻反省自己与上述现象产生的内在关联。所以研究佛教与民俗，当然也是在为当今佛教的自身建设提供借鉴。

　　本书虽然以史料考据为主，但也穿插了作者的思考。比如在详细论述阎王信仰在中国的流变基础上，作者评论道：阎王信仰的形成，是佛教民间化的重用标志，这一历史进程充分说明：作为信仰形态的佛教和作为制度形态的佛教在“汉化”过程中逐步失去了其主体内核，衍变为极具扩散性而又极度模糊的“准宗教形态”。这种形态的佛教被分解编织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造成了如下事实：佛教在非宗教领域（主要指民俗方面）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为自己赢得了表象的繁荣——民间化佛教虽然无须再为“东土”不接受、儒道排斥这类安身立足的事情操心，却同时面临着原始精神丧失、信仰核心弱化等重大问题，并最终造成了大乘佛教的衰微不振。

　　像这样的纯思想评论，在书中时有出现，可见作者在致力于资料挖掘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文化精神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