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的人间性格

　　古德的人间性格

　　一、人间生活

　　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我们要成佛，依循佛陀的教示，必须在人间磨炼、修行，才能由人而成就佛道。慧能大师到五祖弘忍大师那里参学，磨石缠腰，勤奋舂米，八个月有余。他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里曾开示道：“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慧能大师将深奥的佛教义理，以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泼方式，深入浅出地为大众开示，使佛教为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其后，马祖道一禅师创建丛林，倡导农禅生活以自给自足，主张“平常心是道”；百丈怀海禅师立清规，提倡“上下均力”的“普请法”，尤其严格的要求自己“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我们从古德弘法利生生活化里可以得到印证：

　　有一个初学青年请教赵州禅师：“我是刚入门的求道者，诚恳的请求老师给予一些特别的指教。”

　　赵州道：“你吃过饭没有？”

　　青年：“谢谢！用过了。”

　　赵州：“那么去把自己的食器洗干净吧。”

　　青年：“洗干净了。”

　　赵州：“请将地清扫一下吧。”

　　初学青年终于非常不耐烦地说道：“难道除了洗碗扫地以外，老师就没有别的禅法可以教我了吗？”

　　赵州禅师也很不客气的说道：“我不知道除了洗碗扫地以外，还有什么禅法？”

　　碗不洗，地不扫，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生死怎么能解脱呢？有诗云：“粥罢令教洗钵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饱餐丛林客，且道期间有悟无？”

　　有源律师请教大珠慧海禅师道：“如何修行？”

　　大珠回答：“饥时吃饭，睏时睡觉。”

　　有源不解的说：“如此说来，每一个人天天都在修行？”

　　大珠道：“不同！不同！别人吃饭，挑肥拣瘦，不肯吃饱；别人睡觉，胡思乱想，万般计较。”能把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照顾好，才能谈修行和成佛。

　　这些事例都说明，禅者非常重视生活。活泼的思想启发，生活化的教育风格，使禅宗更能接近社会大众，使佛法更深入人间。

　　唐朝道亮禅师，在封龙山出家为僧后，三十年中，与大众同食同行，不讲特权，不卖资格，每日发心为常住舂粟粮，整整六年，没有一天中断过。后来智慧大开，讲经说法，经他教化的弟子，四十多人，皆为住持一方的人才。

　　古德有云：“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佛门里讲究的不是世智辩聪，而是菩提道心。翻开佛教典籍，可以发现历代的祖师大德们都是以苦行出身，在作务中服务人群，开悟见性。例如：

　　雪峰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饭头，

　　庆诸禅师在沩山座下担任米头，

　　道匡禅师在招庆座下担任桶头，

　　灌溪禅师在末山座下担任园头，

　　智通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直岁，

　　晓聪禅师在云居座下担任灯头，

　　稽山禅师在投子座下担任柴头，

　　义怀禅师在翠峰座下担任净头，

　　还有石霜禅师的筛米，云严禅师的制鞋，临济禅师的栽松，仰山禅师的牧牛，洞山禅师的种茶，云门禅师的担米，杨岐禅师的司库，圆通禅师的知众，百灵禅师的知浴，道元禅师的种菜，沩山禅师的粉墙，玄沙禅师的砍柴，赵州禅师的扫地，丹霞禅师的除草，懒融禅师的典座，印光大师的行堂等等，一一都说明禅者非常重视生活。充份说明工作的意义在于扩大自我，服务人群，提升生命的价值。舍生活中的作务和发心之外，还有什么是最好的修行？

　　宋朝圆照禅师说：“掌众务而不碍商略古今，典炊爨而不妨入室参道。”研经习禅固然是入道要门，劳动作务又何尝不是悟道之法呢。所以搬柴运水是修行，推磨舂米也是修行，砍柴挑担无一不是修行。古德躬自作役，出坡劳动，简朴笃实的奉献精神，是人间佛教的实践。

　　二、孝亲报恩

　　《父母恩重难报经》中，有一段经文：“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心地观经》说：“世间一切善男女，恩重父母如丘山，应当孝敬恒在心，知恩报恩是圣道。若人至心供养佛，复有精勤修孝养，如是二人福无异，二世受报亦无穷。”《菩萨睒子经》亦云：“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学，济神离苦，后得无为，皆由慈孝学道所致。”佛陀教导弟子要用功修行，孝养父母，其福与供佛、敬佛、拜佛同等。因此，历代的高僧大德，把佛门的慈悲孝顺在人间广为宣扬。

　　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的目犍连尊者，为救母亲倒悬之苦，供养夏安居圆满的僧众，仰仗大众修行圆满的功德，超荐母亲出饿鬼道，故“盂兰盆会”一直流传至今。隋朝的敬脱和尚，以孝行闻名乡里，他每次外出弘法、听讲佛学，都用扁担，一肩挑着母亲，一肩担着经书，随缘度众。齐朝的道纪禅师，事母至孝，常往来邺城东郊说法济世，行路间，经常是一担在身，右肩挑经书佛像，左肩担负母亲，举凡衣着饮食，大小便利之事，无不躬亲服侍，还不时告诫时人：“躬亲孝养母亲的人，其福德与登地菩萨是一样的。”明朝莲池大师撰文“为僧宜孝父母”、“出世间大孝”，对人间子女孝顺父母，有三等的看法：

　　下等孝顺：甘旨奉养，让父母无饥寒之苦。

　　中等孝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中兴家门。

　　上等孝顺：引导父母进入佛门，将来往生佛国，永离三途之苦。

　　此外，在《缁门崇行录》里记载：唐朝慧斌法师为报父亲的劬养之恩以及自己未能克尽人子之责的愧疚，在山东省汶水城边凿义井一口，供往来行人汲水解渴。他把这份孝思扩大成为对众生的仁义。唐代子邻法师为报母恩，日夜礼佛诵经，当他礼佛四万拜，讽诵《法华经》百部时，亲见母亲往生忉利天。唐代陈尊宿，曾参学舍身于开元寺黄檗禅师门下，每日默默织蒲鞋于市场贩卖，以卖鞋的钱供养母亲，人称陈蒲鞋。

　　俗语说：“百善孝为先。”孝，是一切善行的根本。人间最重要的就是孝顺，佛门更能实际地表达孝亲，出家更接近人间。佛教里孝亲报恩的事例比比皆是，述说孝道的经文更是不胜枚举，如：《佛生忉利天为母说法经》、《地藏经》、《提谓波利经》、《盂兰盆经》、《心地观经》、《孝子经》等。可见佛门对孝养父母的重视。

　　三、弘法利生

　　佛教僧侣视“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把教化民众，净化社会人心视为自己重要的责任。因此运用种种的权巧智慧度化众生，或以讲学、教育来弘法，或以著述议论来弘法，或以创建道场、庄严寺宇殿堂来弘法，或以提倡素食、创办社福工作为利生的事业。他们不求恭敬，不存回报，发心无尽，愿力无穷，视这一切的作为为本分事，只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缘起大悲心，趋向于无为”。

　　三国时代，佛教初传江南，并不为人接受。康僧会为了推动佛教的流传发展，以神奇的感应事迹来解释佛教的修行，又以通俗的善恶报应来诠释佛教因果轮回的思想，因而度化江南的人民。

　　自古以来，释道儒三家思想即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如：唐朝玄奘大师西行印度求法，曾将中国老子《道德经》传译于印度，这是中国佛教徒把中国思想文化传播于世界的第一人，对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明朝憨山德清，其思想融和禅与华严，倡导禅净无别、三教归一之说，着《中庸直解》、《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经注》，将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和在一起，使佛法更能为社会大众接受。

　　被佛教徒尊称为护法大王的“阿育王”，在许多地方开凿岩壁，树立石柱，刊刻诏令，“以法胜，是为最胜”，主张以慈悲道德感化人心。他弘扬佛法，曾派遣僧侣至各处布教传道；兴建舍利塔，供人瞻仰崇拜；奉献儿子摩哂陀、女儿僧伽蜜多出家，把佛法传入斯里兰卡；护持佛教第三次经典结集；赈济施贫；对弘法利生的事业贡献很大。

　　隐元禅师能书善画，精通医药、建筑，一六五四年应日僧逸然之请，赴日本弘法。他提倡素食，并将中国内地的蔬菜种子带给当地的信徒种植。一六六一年，隐元禅师在日本创建黄檗山万福寺，拈唱祖道，举扬黄檗禅风，并设戒坛，授禅门大戒，日皇特赐号“大光普照国师”，对中日文化交流，社会民生有具体的贡献。

　　古德高僧们在弘法利生的事业上，有无限的方便与灵巧，他们的一语一默、一棒一喝，如醍醐灌顶，开启众生的迷津。对古德高僧而言，宇宙万有，随手拈来都可作为弘法利生的资源，无论是士农工商、达官显贵、贩夫走卒，都能给予方便的引导、慈悲的教化。

　　四、参与政治

　　宋代高僧契嵩法师在《寂子解》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平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以治世，无为以治心。”他把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认为把世间法做得妥当，才能为出世的资粮。历代以来，僧侣或有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者，或有转而出仕，贵为宰相者。另外，对国家政治的安定，社会的和谐有深远影响的僧众更是不计其数。如：南北朝时代战祸连连，西域高僧佛图澄度化石虎、石勒，解救无数生灵，其弟子道安大师劝谏苻坚休战；梁武帝原本崇奉道教，后来为佛教高深教理折服，礼宝志禅师为国师，受菩萨戒于慧约禅师，向达磨祖师请法问道，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成为仁王。

　　《佛祖历代通载》记载宝琼法师任僧统职，掌理国家的行政和军事任务：“法师宝琼，陈宣帝命为僧统，绥御有法，四众安之，屡入重殿讲道，帝尊之为师。初梁魏间，僧统盛饰杖直替拟官府。”

　　在中国禅宗史上，被誉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唐朝神秀大师，在玉泉寺大阐禅法，宣扬《楞伽》渐修法门时，从四面八方从学的人很多，可谓“就者成都，学者如市”，则天武后经常向他问道求法，被朝廷封为国师，极受朝野尊敬。华严宗三祖法藏贤首，唐高宗曾跟随他求受五戒，武则天也常向他请法。四祖清凉澄观更受到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崇敬，被尊为七帝国师；南阳慧忠禅师，唐肃宗、代宗都曾封他为国师。南宋慧琳法师，宋文帝礼请他为宰相来治理万机，政治因而清明，时人都称他为“黑衣宰相”；清朝玉琳国师是顺治皇帝的师父。

　　清朝末年，满清腐败，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太平天国与捻乱回变。处在这多灾多难的时代，僧侣们多满怀忧国忧民的心情，例如爱国诗僧八指头陀寄禅和尚，在吟咏中流露出他爱国的情怀，“我虽学佛为忘世”、“国仇那敢忘须臾”、“落日哀猿不可听，声声欲唤国魂醒”、“世上悠悠宁足道，好将书剑净风尘”，有多少人能体会他“僧情不比俗情浓”的心境。

　　民国太虚大师提出佛教徒“问政不干治”的主张，他在《菩萨学处讲要》一文中，鼓励发大悲心的在家菩萨，应本其智力能力挺身而出，为保障人民大众利益，为国家服务。抗日期间，他呼吁全国佛教青年组织护国团，当时在上海、重庆、湖南、镇江、成都等地，都有佛教抗敌后援会。大醒法师就曾主持七个县的“僧侣救护队”给予救护训练，兴建难民收容所，并赴南洋募集经费援助抗战。

　　古德们以超然胸怀，无尽的慈悲智慧，为国家安乐、人民幸福提出鍼言，这些都是古德高僧们将佛法的慈悲落实于人间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