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德艺传薪―－痛悼恩师周绍良先生

　　高山仰止 德艺传薪―－痛悼恩师周绍良先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 金申

　　一代宗师周绍良先生已享冥福了，笔者有幸在周先生身边工作数年，亲炙教诲，获益良多。

　　1985年，我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在周先生的指导下参予整理过房山云居寺石经拓片。周先生认为现存云居寺的《千人邑会碑》对研究辽代佛教史和云居寺刻经很重要，令我琢磨琢磨写篇文章。

　　领命后我多方搜捡古籍，与拓本对勘，才发现历代诸书著录的碑文，各有异同，甚至妄有增减，错讹之字颇多，如《日下旧闻考》引《房山县志》、《畿辅通志·金石略》、《辽文存》 乃至《全辽文》等均如此。我逐字抄录碑文，对涣漫不清的字句与诸本校勘，仔细辨认，这次整理的碑文，我认为应是最准确的了。

　　《千人邑会碑》实际上是两篇碑文，即《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为辽代王正所撰，另一篇为《重镌云居寺碑记》为燕京悯忠寺抄主无碍大师的笔受弟子沙门智光所撰，二篇碑文共刻在一面，但《畿辅通志·金石略》的编篡者可能没见过原碑，误认为这两篇碑文一篇刻在碑阳，另一篇刻在碑阴，有此失误。

　　据《重镌云居寺碑记》可知，《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最初为辽应历十五年（965）王正应云居寺主持谦讽和尚所作的，后因兵火伤缺。及至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又由王正之子王教出钱，由智光和尚将原碑文重镌上石，又在其后刻上了《重镌云居寺碑记》。

　　在前一篇碑文中有“天顺皇帝御宇之十五载，丞相秦王统燕之四年”一句话。即辽应历十五年（956年）王正应谦讽和尚所作的，内中的秦王应即高勋，时任南京留守。

　　朱彝尊考证秦王为南京留守耶律重元（见《曝书亭记》卷五十一），但据《辽史》耶律重元在太平三年（1023年）始封秦王，上距应历时代已有六七十年，事迹相差甚远，已不相及，陈述先生《全辽文》已指出其误。

　　由于捡核出诸种文献对此碑文抄录和考证的借讹之处，特别是朱彝尊考证秦王高勋的疏误，我有些一得之功的自满，在这篇考证文中我对朱氏批评道“不知何故，谬误至此”。

　　文章写毕请周先生过目，先生对这句批评朱彝尊的话大为不满，他严肃的说：“怎么可以这样批评古人呢？古人写文章有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后人订正古人的疏漏是正常的事，不可以用这种尖刻的语言批评古人。”几句话使我惭愧不己。

　　周先生是个温厚长者，宽于待人，不论古人、今人都宽容相待，从这件小事上也可见周先生博大胸襟之一斑。

　　这篇考证文章我确实下了大功夫，抄录了数百张卡片，几易其稿，再次请周先生过目。周先生阅后说：“我怎么看着象读章回小说似的。”原来我过多地着眼依据辽史记载的宫廷人物的内部倾轧事件，有相当的推测和联想的成分，这实际上已背离了碑文撰者的本意，有些大概是撰写者也没想到的问题，考证过头了。

　　周先生看出我的思路已定型，一时不易摆脱旧框框，干脆将稿子留下，亲自操刀。二三天后，还给我看，毕竟是文坛老将大手笔，文章面貌已焕然一新，但用的还是我原来的大体结构和基本素材，将离题太远的故事统统删去，在考证字句上更加准确和精练。周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写的不错，亲自推荐到《文物》杂志。我意署上周先生的名字，周先生坚决不允，那时《文物》编辑石继昌先生尚在世，编辑此文，不久即刊出，这是我在《文物》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通过写作这篇论文，我在学术的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在对待前辈和同仁的研究成果上懂得了尊重和谦逊，深受教益。周先生尊重前辈，奖掖后人，具有真正学者风范。

　　连想到当今有的年青学者容不得古人和先辈犯错误，不是平心静气的指出疏漏之处，而是冷嘲热讽。先贤巨匠也有疏忽之处，但属暇不掩瑜，另方面，有的老学者对后学晚辈的缺点不是满腔热忱的帮助，甚至怕后来者居上。周先生为我们在这些方面言传身教，作出了表率。

　　还有一次，我在整理明代末期的方册刻经《嘉兴藏》时，遇到版本上的不懂问题，就将这页书打开，然后漫卷着到周先生的办公室去请教。周先生见我这么漫不经心地卷着线装书，很生气地说道：“这几百年的古书怎么就能这么随便地卷着拿着啊”。我第一次看到周先生生气，连曰：“是是。”

　　从以上两件小事可看出周先生对待古人，对待古代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记得谁说过，人每天都应怀有感恩之心，感谢我们拥有的一切。而周先生正是对古人，对古代文化，对同行，对晚辈都怀有一颗宽厚仁慈的心。

　　周先生可说是学富五车，他是敦煌变文研究的开创者，在古代典籍研究、古小说研究、红楼梦研究、乃至古代墓志，古墨收集和研究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造诣，随便举出一项都是大家。但周先生又极谦逊，从不提自己的成果，每出一书，必送我一册。每当我领受先生的新著，囋叹先生的成就时，周先生总是发自内心的摇头摆手说：“片儿汤，片儿汤，都是哄人的”。之所以这样自谦，是周先生在学问上仍然自认为是沧海一粟，他对自己取得的成就依然深感不足和不满。

　　论述周先生的成果应该是以上各领域专家的事，以我的浅薄学识根本没有能力评论的。我只能回忆一些点滴小事以窥周先生博大胸襟和学识之一斑。

　　一次，国家文物局请周先生和我去鉴定几件被盗破案的佛教文物，内中有一件铜制的大金刚杵，周先生认为是清代的，我根据其形制和纹饰判断是元代的，得到其它同志的赞同。但周先生丝毫没有因自己是个大学者的意见遭到晚辈的否定而觉得面子不好看，周先生也连说“对对”。此后，周先生还在不同的场合对我说：“你在佛像鉴定方面的成绩，我很钦佩啊”。我连声说：不敢当，谢谢您的鼓励，我这纯粹是雕虫小技，谈不到学问，您是大家。”

　　数年前我在一家小古玩店里掏的一本《棉花图》册页，虽残破但基本不缺页，是初拓本，线描清晰，重新装裱后焕然一新，拿给周先生过目，他很感兴趣，连声说好：“你看这人物这么小，眉眼多清楚，不错，放我这几天，我给你题几个字。”

　　不久，我去取册页时，周先生在后面题了一段百余字的跋尾：

　　穆庵主人遇此册于冷摊，爱其为原石精榻本，而嫌其不僅残缺卷首，且装帧有误，错将方观承奏摺误置于前，又将《布种》错裱于《灌溉》之后，颇失顺序。但此图难得，为研究清中叶石刻艺术之重要参考资料，故勉为收之，并嘱余记其错简如上。根据方氏所记，知原图已经上缴，今不知仍在故宫否？此图当是方氏依原图摹抚上石，应是方氏家中物，亦不知现在何处？图绘精细有神，繁而不乱，可与康熙年间《御制耕织图》比美。上石之后，鎸刻毫不失神，当出皖工高手，具见乾隆年间艺术成就。

　　记得贡墨中有《棉花图》墨，曹素功、胡开文俱有之。箧中所藏已捐赠故宫博物院，惜不能取以比视。

　　卷末附书签三条，可见原来设计是分装上二册，外加一函套者。

　　东至周绍良识于京寓。

　　跋文中的穆庵主人指的就是我，我不知何意，周先生笑曰：“你是穆斯林，我就给你取了个别号”。原来周先生还记得我是回族，故以穆庵代之，老先生尽管满腹学问，但还不失幽默。

　　方观承为安徽桐城人，乾隆间为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观承重视农业和水利，亲身实践，具有农业生产的深厚知识。他非常重视棉花生产，认为种棉“功同菽粟”，并依据自己多年的种棉实践经验，于乾隆三十年（1755年）督绘成《棉花图说》16幅，再现了从棉花下种到织成布的每道农艺和工艺技术，呈进御览，深受到乾隆帝的赏识，亲自在每幅图旁御题诗16首，并令将图册刻印颁行天下。

　　康熙和乾隆都非常重视农业，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命钦天监官正焦秉贞依据宋代楼璹的《耕织图》重新创作，焦秉贞和学生冷枚运用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习的明暗和透视原理，创作了《耕织图》，计四十六幅，康熙在每幅图旁御题诗，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刊行。可以说《棉花图》是援引《耕织图》的例子而创作的。

　　棉花图分为：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筛、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练染、共十六幅，记录了从棉花种植到成布漂染的全过程。每幅图场面阔大，透视合理、农舍院落、田野风光远近疏密安排有致、各种农具，纺织漂染器具等也无不真实具体，如临其境。画面人物众多，虽小不盈寸，但姿态生动、五官清晰，须眉刻画一丝不苟，纤毫毕现，令人赏玩不已，爱不释手。故周先生给于《棉花图》极高的评价，认为是清中叶石刻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图绘精细有神，繁而不乱，可与康熙年间《御制耕织图》比美。

　　这册《棉花图》因重新装裱时，个别图画次序紊乱，周先生看得很仔细，将前后错置之处都一一指出予以订正。

　　周先生依方氏奏折，知原图已上缴宫中，不知今尚在故宫否？先生惦念的摹刻原石，传说现仍存于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内，实际上是误传，据知现在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成为重要的文物，已妥加保管，河北省博物馆现陈列着两方。周先生认为此图上石之后，“镌刻毫不失神，当出皖工高手，具见乾隆年间艺术成就，”云云。

　　周先生之所推断刻工出于皖工即安徽工匠之手，是我首次知道有学者这样推断。之所以从刻工上推断出于皖工，当是周先生毕生喜欢古墨的原因，周先生一生蓄墨数千方，由于《棉花图》的艺术性很高，曹素功、胡开文墨坊也以之摹入墨谱，制成贡墨。周先生曾有收藏，文革期间的1969年为防散失，一生收藏数千方墨，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

　　周先生收藏的清代私人制墨，上面多有年号和室名、别号，图案又多取古代典故、名人字画、名言警句、名胜古迹等，极富文史价值和艺术性，周先生著有《清代名墨丛谈》、《蓄墨小言》、《清墨丛谈》等数种谈墨的专著。周先生是安徽人，与方观承可说是同乡，对徽墨的兴趣，使周先生对《棉花图》也有独辟蹊径的研究，推断出石刻《棉花图》的刻工乃皖工高手，真乃真知灼见也。

　　周先生临终前几次住院，我每次去探望，老人家都在卧床，但却手不释卷。病情稍好，一回家，又在氧气瓶旁和各种药剂中埋头伏案，我从心里敬佩老先生的勤奋治学精神。

　　再也没缘分在如此良师前聆听教诲了，周先生的为人处事的高尚品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终生受用。

90年代与周先生合影

　　90年代周先生和金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