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器知政 精微见著——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

　　以器知政 精微见著——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

　　奇洁

　　中国青年学者吴明娣的最新力作——《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一书，近期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时代为线索、工艺美术门类为基本框架，对中国内地与西藏地区工艺美术交流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梳理。该书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资料翔实，不仅展现了汉藏工艺美术交流的历史全貌，更对艺术交流背后的动因进行了深入挖掘，无论对艺术史还是民族史研究，都极具价值，可谓藏传佛教工艺美术研究的先锋之作。

　　其意义之重要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为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填补了当前研究的学术空白。本书打破了汉藏交流仅限于宗教、文学、哲学等领域的局面，从艺术的角度对于汉藏民族交流加以研究，更以工艺美术作为切入点反映中国古代汉藏等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体现汉藏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在藏学研究中汉藏艺术的研究开展较晚，基础薄弱，且多是注重对绘画和佛教造像的研究，对工艺美术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涉足的学者很少，尚未见专著出版。作者突破了以往汉藏艺术研究只关注建筑、绘画、雕刻的局面，对工艺美术的研究使该领域更加深入、完善。汉藏民族交流源远流长，历史久远，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千百年来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同对汉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对西藏地区各个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吴明娣女士以工艺美术为研究方向深入阐释中国古代汉藏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学术界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填补了工艺美术领域民族交流的空白，功不可没。工艺美术品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该书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将汉藏之间的工艺美术交流作为研究重点，突破了以往汉藏佛教美术研究仅对佛教和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研究，拓宽了藏学研究领域。

　　《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以工艺美术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汉藏民族交流关系加以阐释。工艺美术品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载体，承载在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自古即有“以器知政”的至理名言，因而对其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较于绘画、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的研究更能够考察出人们生活方式与实用审美风尚的变化。自唐代以来中国中原地区与西藏地区往来即极其密切，西藏因其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保藏了诸多汉地工艺美术品，汉藏工艺美术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吸收、借鉴，大量汉藏民族交流的工艺美术品留存至今，成为中华各民族间交往的实物证据。吴明娣能够对其加以关注，不仅是对汉藏佛教美术研究领域的极大扩展，而且对汉藏民族社会生活的研究不无助益。

　　二、该书囊括了几乎全部工艺美术门类，对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的梳理极其详尽。书中涉及的工艺美术门类不仅有丝绸、瓷器等工艺美术门类的大宗，而且同样注重了对金属、玉石、珐琅、漆木、象牙等工艺品的描述，甚至将佛经、敕书等不为人注意的工艺美术种类涉猎于其中，对各个时期汉藏工艺美术交流的状况和特征进行了全面阐述。书中充分注意到了在往常较容易被忽视的汉藏民族艺术中的纹样等艺术形式，对细节的注重和研究不仅可以将汉藏民族艺术交流深化，更加可以为传统的藏学研究中的绘画、佛教造像等提供强有力的借鉴，使汉藏研究上升到全新的层面。例如，书中每章都包含有对于汉藏工艺美术中丝绸的研究，对其流行纹样加以总结和归纳，可以为唐卡艺术、壁画艺术、造像艺术的时代特征、形式特点的分析及其断代研究提供极大帮助。

　　三、《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一书注重汉藏民族间的双向交流关系，将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贯穿全书。本书共分为四章，在每章下设的两节均为内地工艺美术对西藏的输入及影响和藏传佛教艺术在内地的传播及其对工艺美术的影响。书中打破了中国学者只注重内地对西藏的影响、国外学者只注重西藏对中国内地影响的局面，关注了汉藏民族即中国古代内地与西藏的双向往来及相互的艺术交流带来的相互影响。在这种双向交流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了中国西藏地区艺术的独特特征以及与中国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之间的关系。本书尤其着重阐述了国外学者在西藏艺术研究中所回避的中国内地对中国西藏地区自古以来的影响，匡正大部分西方学者所持的西藏艺术是印度、尼泊尔艺术附庸的观点，以实物为证，以文献史料佐证，确实起到了藏学研究中汉藏工艺美术交流的开山作用。另外书中还有关于将藏地作为中国中原汉地与外来文化交流之间的枢纽，例如萨珊、粟特工艺美术在中国藏地和汉地的流传等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本书的重视。

　　《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一书以汉藏民族之间的往来为主线以阐释中华大家庭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体现了多民族交流。汉藏民族交流肇始于唐，宋代、辽、金、西夏时少数民族政权与西藏也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元代正式将西藏划归中国版图，蒙古贵族与西藏密不可分，明代时中央政府极度重视与西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往来，清代更是将这种民族关系加以升华，为中华民族现今的多民族大团结与共同繁荣的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书中不仅是汉藏民族之间的艺术交流，其中还兼有对蒙古族、满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往来的论述，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多元化。

　　四、本书以时代为主线，上自唐代下至清代，全面地论述了汉藏民族间的工艺美术交流，时间跨度较大。自唐代吐蕃政权统一后极大地推动了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流，加之藏传佛教在其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得这种往来直至清代更加繁盛。书中对于中国古代唐、宋、辽、金、元、明、清各时代汉藏民族间工艺美术交流的论述，运用大量历史文献和留存实物，使各个历史时期汉藏民族间的工艺美术交流的面貌及各时期的基本时代特征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览全书可形成自唐以来中国古代汉藏民族交流的清晰历史脉络。在本书结语处，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可以分为勃兴期、衍生期、繁荣期、圆融期及鼎盛期，汉藏工艺美术交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完全依赖政治力量一蹴而就的，它不仅带动了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不断走向深入，同时也见证了汉藏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历史。作者诸多观点都较为新颖而有见地，例如在论及宋、辽、金、西夏时期，作者注意到了同时期的汉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共同交错统治的复杂状况，在分析研究赵城金藏插图中的七珍纹样时作者谈到“赵城金藏插图中出现藏族七珍形象，这不应看作是巧合，它一方面源自金代对辽代藏传佛教艺术的传承，另一方面也不应排除来自南宋、西夏的影响”。在论及汉藏民族的相互影响时指出，纵观整个汉藏工艺美术交流的历史，中国内地对于西藏地区的工艺美术品的输入及产生的影响远大于西藏对内地的影响，这可以与汉藏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相互印证，弥补汉藏艺术交流中绘画、雕刻等门类研究之不足，藏传佛教绘画、雕刻研究中多强调西藏对汉地的影响，而缺乏反观，工艺美术研究的介入会使汉藏艺术研究乃至整个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客观。

　　五、全书以史实结合论证的方法，强有力的论证了汉藏之间工艺美术的交流历史。作者利用了大量翻译成汉文的藏文古籍和档案文献，结合中原地区工艺美术的研究成果，广泛收集了已经出版和发表的现存于中国西藏和内地各省市涉及汉藏艺术交流的珍贵文物的图片，其中还包括作者在西藏的考察收集，做到了史物相证、以物补史，系统全面的探讨了唐代以来西藏和中原地区在工艺美术方面交流的历史，以及这种交流对西藏和中原地区的双方面的影响。著者所用的史料包括：《册府元龟》、《新唐书》、《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拔协》、《元典章》、《宋史》、《元史》、《萨迦世系史》、《西藏王臣记》、西藏各地区文物志等，还包括藏传佛教大师传记，例如《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米拉日巴尊者传》等。不仅使用了官修史书，还注重选取民间资料和大量不为人注意的笔记小说等。书中除运用大量文献史料档案外，还引用了可以帮助力证汉藏工艺美术交流、或可以反映当时时代背景等的诗辞歌赋，例如在第一章唐宋时期汉藏工艺美术交流中谈及唐蕃服饰文化交流时引用了白居易的长诗《缚戎人》中“遣著皮裘系毛带，维许正朝服汉仪”的诗句，借以证明了唐朝时，中原内地与吐蕃的服饰交流，诸如此例不胜枚举。在《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出版前夕，本书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内部资料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出版，属于《西藏通史》资料丛刊35，在此内部资料中，作者在书的最后列出“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史料档案选编”，收集了大量汉藏工艺美术交流的史料档案，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加以整理和归纳。从著者所采用和归纳的史料全面程度及所选用工艺美术品的广泛程度，即可见的本书的学术价值。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中搜集了汉藏工艺美术交流的相关珍贵文物图片320余幅，有利于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形象化的认识。书中涉及的存世工艺美术品有的现存于西藏地区的博物馆、寺院中，还有极大一部分散存于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藏传佛教寺院等，甚至有部分已经流散于国外。

　　本书不仅限于对汉藏间工艺美术交流的陈述及特点的归纳，在于将工艺美术作为汉藏民族研究的切入点，深入地剖析汉藏民族的内在联系，及这种联系的内在动因，将物质化的交流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相互联系，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状态，反映汉藏民族交流产生的精神生活的相互影响。独特的藏地文化只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一种，在多民族的中华大家庭中，汉藏民族之间千百年来的交流增进了汉藏民族团结，使藏族人民“共尊中国”有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感情上的向心力，其中内地工艺美术功不可没。同时这种向心力不仅限于汉藏民族之间，使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之间“共尊中国”有了共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在此感谢吴明娣女士对藏学研究作出的辛勤努力和贡献，及其为从事藏学研究的工作者提供的良好契机和研究方向

　　［作者：奇洁。包头师范学院讲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