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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朝阳辽代三塔

       

发布时间:2009年10月13日
来源:不详   作者:王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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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朝阳辽代三塔
  厦门大学教授 王荣国
  “朝阳三塔”历史悠久,特别是在辽代,以藏佛舍利而引起当时世人的关注。随着佛舍利在北塔的发现,朝阳北塔乃至三塔的历史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学界对朝阳北塔以及朝阳三塔的探讨已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本文拟就朝阳辽代三塔的有关问题聊陈浅见,以就教于同行。
  一、朝阳辽代三塔鼎立之势的确立与失去
  大致在辽兴宗初年,今朝阳之地就形成了三塔鼎立之势。这种形势延续了几百年,到有清一代随着东塔的毁圮而消失。那么,三塔鼎立之势究竟消失于清代何时?换言之,东塔毁于清代何时?
  据清人哈达清格于乾隆三十八年成书的《塔子沟纪略》记载:“三座塔,在土默特贝子旗境内,即契丹柳城兴中府,……其塔则自契丹太平九年柳城人梁氏二僧所建。……本朝初年,三座塔城内,荆榛满地,狼虎群游,自喇嘛绰尔济卜地建寺于城内,于是渐有人烟。彼时三塔具在,遂呼为三座塔云。初不知其为兴中府城也,迨后种地民人于东塔前掘得石碑一块,两面具有碑文,前系辽而后系元,首载兴中名目,并有柳城人之语,因以知今之三座塔即古之柳城兴中府也。”就是说,三座塔之地即契丹时的“柳城兴中府”,三座塔为“契丹太平九年柳城人梁氏二僧所建”(此说有误,北塔、东塔具非柳城梁氏二僧所建。详见后述),清朝初年喇嘛绰尔济在此处卜地建寺时,“三塔具在”,因称其地为“三座塔(城)”。
  同书又载:“佑顺寺,喇嘛绰尔济向在京师白塔寺住持,其来三座塔建寺也,因患目疾,奏请塞外静养。……惟时绰尔济即于哈拉河屯勒苏台等处相度地台,具不当意。有旦八僧思拉所云:三座塔颇佳,因即勘定。……于康熙三十八年兴工,至四十六年告竣。寺成之后,圣祖仁皇帝赐名佑顺。”可见,喇嘛绰尔济于康熙四十六年建成寺院时三塔是完好的。假使当时东塔有要倾倒的迹象,就不会称“三座塔颇佳”。可以推断,终康熙朝东塔不致于倾倒。
  据乾隆《大清一统志》载:“三塔山,在左翼西三十里,蒙古名古尔板苏巴尔汉,上有辽金时所建三塔犹存,旁有兴中故城旧址。”。乾隆《大清一统志》的修纂着手比较早而成书晚,若依此记载难以比较准确判定三塔存废的年代。清人杨福吉《辽史拾遗补》则说:“兴中府……三塔(续补)。《水道提纲》曰:‘兴中城,俗曰古尔板苏巴汉城,辽金时三塔犹存。…就是说,兴中城(位今朝阳市)三塔属辽金时物,在《水道提纲》编纂时“三塔犹存”。《水道提纲》载:“大凌河,源出柳边外喀喇沁左翼北五里威苏图山,俗曰傲木伦,东北流,……又东北至古兴中城之南(俗曰古尔班苏巴罕城,辽金时三塔犹存)。西有一水自西自北合而东经城南而东来注。”。可知,上述清杨福吉《辽史拾遗补》所引的是《水道提纲》之注。《水道提纲》是浙江台州人齐召南所撰。据齐召南在《水道提纲原序》中说:“臣召南学识愚浅,自乾隆丙辰蒙恩擢人翰林纂修一统志,伏睹圣祖御制舆图,……臣初久在志馆,考校图籍于直省外,又专辑外藩蒙古属国诸部,道里翔寔,是以志成之后,亦尝条其水道,惟图无可据者阙之。及蒙恩告归台山,杜门无事,养病余暇,时检箧中旧稿,次第编录,共成二十八卷。”可见,《水道提纲》是齐召南退休回浙江台州时修纂的。他所依据的资料是曾经亲身参与编纂一统志时积累的资料。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八年,御试翰詹各官,擢中允,迁侍读。九年,以父丧去官。时方校刻经史,召南分撰《礼记》、《汉书考证》,命即家撰进。服除,起原官。”可见,齐召南于乾隆八年迁任侍读。因此,齐召南在《水道提纲》中的记载所依据的资料应是乾隆八年以前的。
  有关东塔毁圮在《塔子沟纪略》有提及:“东塔倒坏,仅存其基;南塔、北塔尚存……,哈达清格在《塔子沟纪略序》中说:“予自辛卯岁初抵斯任,询其所属境界……,,说明《塔子沟纪略》是哈达清格乾隆三十六年抵任后新历实地写成的。当时,三塔中的“东塔,,已“倒坏”。据《塔子沟纪略》“三座塔关帝庙”条载:“铺民曾玉蕃、孟世威等三十余人籍隶山西,在塔贸易,于乾隆九年间立会捐资建盖关帝庙于三座塔城内东塔之右,盖以塔有三座向系鼎峙之形,今东塔坍坏,鼎足不完,因于塔基之旁立庙以补之也,是年建庙三间。,,海岳所撰《三座塔关帝庙碑记序》也说:“三座塔新建关圣帝君庙者,创立有踪旧古塔基,彼日盼兮,乃龙蛇潜藏之归穴,归去来兮,实商贾通衢之要路。东通辽海,西接神京,贸易回还,络绎不绝。于是乎,建庙结会。夫庙者,关帝庙也。夫会者,山西也。……是以癸亥岁,阖会人等故散谪仙之黄金,捐资乐贡,因运公输之鬼斧,鸠匠经营,工程告竣,由是勒碑刻铭,诚为永固不朽矣。”。引文中的“癸亥岁”即“乾隆八年”。上述两则记载,一说是乾隆九年捐资建关帝庙,一说乾隆八年,但不管怎么说,东塔于乾隆八年之前毁圮是无疑的。
  《钦定热河志》朝阳县“兴中故城”条说:“兴中故城,即朝阳县治慕容燕之国都也,……今其城在土然特右翼旗界,周七里有奇,辽金时所建三塔犹存,土人称为三座塔。”是说当时朝阳县“辽金时所建三塔犹存”。众所周知,《钦定热河志》是乾隆四十八年奉敕修纂的,其时,东塔早已毁圮。显然,这则记载有误。
  据上述,笔者推测东塔应毁于雍正朝至乾隆初年这段时间。因此,大致也是这一期间,朝阳失去辽代三塔鼎足而立之势。
  二、三塔之名与所属寺院
  有关朝阳辽代三塔之名与其所属寺院,地方志中没有明确记载。
  1986年,考古工作者对北塔进行了清理发掘,在地宫里发现了辽代字砖、石经幢等文物,为我们研究北塔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关于北塔为辽代以前创建的论证,考古工作者与学术界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仅探讨与本题相关的。
  据1992年《文物》杂志刊载的《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称:在地宫中发现石函,而石函门外则有“再葬舍利塔”题记砖,长宽42、厚6厘米,背面饰沟纹,正面磨光后刻字。共10行,95字,楷书,行间划线。根据“再葬舍利塔”题记砖拓片可知:砖面刻“延昌寺大塔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舍利记(以下记修塔工匠姓名等,在此不录)……”从题记可知,北塔在辽代重熙年间称为“延昌寺塔”,其所属寺院称“延昌寺”。。这不但为揭示北塔的塔名及其寺院名提供了直接的资料,也为探讨其他两座塔之名及所属寺提供了间接的资料。
  据《塔子沟纪略·艺文志》“舍利塔遗碑”条载:
  南塔之前有铁塔一座,系契丹重熙十五年所铸,葬释迦、锭光二佛舍利。
  其塔不知始于何代,后人于其地基刨得一窟,下见地宫一所高七尺零,广六尺
  五寸,八面均平,有碑八块,砌于周围墙内,字迹模糊者两块,残损者一块,字
  体另为一种不能认者三块,字迹尚清楚者两块,今录于后(其文暂略)。
  从引文可知:(1)“南塔之前有铁塔一座,系契丹重熙十五年所铸,葬释迦、锭光二佛舍利。”(2)地宫的位置在南塔之前。地宫通常位于塔之下,南塔、北塔完好,这一地宫应属东塔。(3)发现八块碑,有两块字迹尚清楚。其文如下。
  其一: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十六日壬辰起
  手铸,次年四月己巳朔八日壬子时,葬释迦舍利记,办塔主觉化[华)岛海云寺
  业立[律)沙门志全。
  其二:光福常住以丰肥,佑上下而和睦。迩后,展讨殿宇,建置堂廊,每嗟
  佛陇[垄)闪于南陕。大众佥议,欲移中央。即有惠行大德,潜资义仓,提点云
  敷,共舍净资一千缗矣。其诸释俗量力施钱,共四百千,用充功费。寻择良
  辰,亦得吉卦,坼至千檐,获锭光佛舍利六百佘颗。至地宫内,获释迦佛舍利
  一千三百佘颗。再选定四月八日午时依旧如法安葬。切以慧材狼山冗学,龙
  苑庸夫,赧扣琐才,聊编盛事。伏愿三乘五牲[性],承兹乃舍缄轩七趣十生,
  伏此乃同登镬驾,更愿陵谷变,懿范不凋,地久天长,猷永固云耳。
  天庆二年壬辰四月八日丁亥朔八日午时葬。山
  以上“(一)”内的字为笔者所校。从引文可知,上述两碑时间相距65年。实际上,清代就有人对这两个碑作了探讨。清人李有堂《辽史纪事本末》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古《释迦佛舍利塔记》,兴中故城之址有浮图三焉,土人名其地曰三座塔。其南塔之前,尝有掘土得地宫一,崇八尺,广六尺五寸,八面相等,周遭嵌碑文。其一片云: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十六日壬辰起手铸,次年四月乙巳朔八日壬子午时,葬释迦佛舍利记。凡五十字,字大径二寸余,末载:办塔主僧则觉华岛海云寺业律沙门志全也。塔徒于天庆二年。以释慧材所撰记考之,塔盖十三檐,藏释迦佛舍利一千三百余颗、锭光佛舍利六百余颗。此惟云释迦,文不备也。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统和元年复号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史俱失书,其它之阙漏可胜言哉!读此碑,益慨然于文献之无征也。”。引文中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为清钱大听所著。查《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则作如是记载:
  释迦佛舍利铁塔记 重熙十六年四月
  右《释迦佛舍利塔记》。兴中故城之址,有浮图三焉。土人名其地曰三座
  塔。其南塔之前,尝有掘土得地宫一,崇八尺,广六尺五寸,八面相等,周遭嵌
  碑文。其一片云:“雏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十六
  日壬辰起手铸。次年四月乙巳朔八日壬子午时,葬释迦佛舍利记”。凡五十
  字,字大径二寸余。末载:办塔主僧则觉花[华)岛海云寺业律沙门志全也。
  塔徙于天庆二年。以释慧材所撰记考之,塔盖十三檐,藏释迦佛舍利一千三
  百余颗、锭光佛舍利六百余颗。此惟云释迦,文不备也。辽自太宗建国号大
  辽以后,圣宗统和元年复号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俱没而
  不书国号之更易,事莫大是,尚不尽书,其馀之阙漏可胜言哉!读此碑益慨然
  于文献之无征也。
  对照钱大昕的原文可知:《辽史纪事本末》有两处明显的错误:“古《释迦佛舍利塔记》”与“塔徒于天庆二年”。钱著作“右《释迦佛舍利塔记》”、“塔徙于天庆二年”。很明显《辽史纪事本末》中的有引文有误(也有可能是刊印时造成的)。以钱原著为正确,否则就读不通了。该“舍利塔记”,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称“释迦佛舍利铁塔记”。但钱大昕认为,该塔既藏释迦佛舍利,也藏锭光佛舍利,塔记只称“释迦佛”的舍利塔记,是不完备的。再者,第二则为释慧材所撰的碑文残篇,缺前文。《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以及《满州金石志》均录有全文,向南先生编的《辽代石刻文编》,对此进行了校注,现照录如下:
  释迦锭光二佛舍利塔记 天庆二年
  讲经律论师沙门慧材撰。
  窃闻三千化宝,百亿雄尊。复往之迹以无垠,方便之门而莫限。应愿荣
  辞于天界,权仪降诞于王宫。孜孜而示倦龙庭,默默而优游凤苑。颦眉口返,
  严驾骖回。老病死苦,以囚观法。报化身而是慕,奢华涕厌。午夜逾城,苦行
  石坚。六年修道,浴泥恒河。已赴菩提树,来断障降魔。既登于佛果,垂慈应
  请。乃转于法轮,始从鹿苑,终至鹤林。时经四十九年,教演一十二分。所应
  度者,皆以随宜方便度讫。其未度者,亦已与作得度因缘。顾此土之缘周,念
  地方之化益。于是就力士生地之内,诣坚固树林之间。足南首北,背东面西。
  以足枕肱,现四仪之究竟;收心住定,示八像之穷终。金口缄以绝言,玉毫掩
  而口彩。四生乏主,悲摧凡圣之心;三界无依,哀变干坤之色。坚劳之寿,既
  已云亡;金刚之身,故亦是坏。阑维讫于宝树,舍利分以金罂。爰兴牢堵波,
  以利萨达啭。育王西出,口口八万四千;随帝东临,并造三十六所。于凝固之
  道体,虽口然不然,而转变之化身,亦法尔宵尔。是以口口之刹土,咸建多口
  之塔。婆垂青荫而广大,施慧灯以遐延。凡以兴一供之囚,定克千生之果。
  粤有口口口口重和十五年,陶冶甄铸铁塔一所,立十三檐,亘二百尺。往往夜
  晦,屡放红光,福常住以丰肥,枯上下而和睦。迩后,展讨殿宇,津置堂廊。每
  嗟佛垄闪于南陕,大众佥议,欲移中央。即有惠行大德,潜资义仓,提点云敷,
  共舍净资一千缗,其诸释侣,量力施钱,共四百千,用充功费。寻择良辰,亦得
  吉卦。坼至十檐,获锭光佛舍利六百余颗。至地宫内,获释迦佛舍利一千三
  百余颗。再选定四月八日午时,依旧如法安葬。窃以慧材狼山冗学,龙苑庸
  夫。赧扣琐材,聊编盛事。伏愿三乘五性,承兹乃共舍缄轩;七趣十生,仗此
  乃同登牺驾。更愿陵迁谷变,懿范不凋;地久天长,徽猷永固云尔。天庆二年
  壬辰四月八日丁女朔八日午时葬。
  首先应该指出,引文中的“津置堂廊”应作“津[建]置堂廊”。“其诸释侣,量力施钱”似应作“其诸释侣[俗),量力施钱。”“重和十五年”,应是“重熙十五年”之误。关于“重和”为“重熙”之误,《钦定热河志》业已指出。从引文可知,此塔造于“重熙十五年”,即上述《塔子沟纪略》所载的“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十六日壬辰起手铸,次年四月己巳朔八日壬子时,葬释迦舍利记,办塔主觉化[华]岛海云寺业立[律]沙门志全。”觉华岛海云寺在辽东湾。据《大清一统志》载:“觉华岛,在(锦州府)宁远州南十二里海中,上有海云、龙宫二寺。”僧志全是从辽东锦州府远州的觉华岛海云寺移锡前来的。这是值得思考的!
  塔造成之后,“往往夜晦,屡放红光。福常住以丰肥,祜上下而和睦”。寺院相当兴盛,其后,寺院的殿堂廊庑不断扩展,寺院格局发生了变化。“佛垄”即指塔,偏于南边,寺院的“大众佥议,欲移中央”即拟将塔迁建于寺院中央。由惠行大德倡捐净资,其他僧俗也量力施财,共集四百千缗。经费解决了,于是择日动工(其时间大概在干统末至天庆元年)。当将原塔拆至第十层时,发现了六百颗锭光佛舍利,当拆至地宫时,发现了一千三百余颗释迦佛舍利。重新迁建的塔成于天庆二年(1112),“再选定四月八日午时,依旧如法安葬。”尽管我们已无从知道东塔这个寺名,但可以知道,最初寺院的格局不是以塔为中心,由于寺院扩建,佛塔偏于寺院的“南噢”,天庆二年迁建后形成塔位于寺院中心的格局。
  南塔创建于何时,其名为何呢?《辽代石刻文编》中有篇张嗣初撰于天庆六年的《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并序》,此碑早年出土于朝阳,碑文见录于《热河志》、《承德府志》、《朝阳县志》及《满洲金石志》,文字多有差异,向南据诸本校订。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并序 天庆六年
  制(一作新)授尚书都官员外郎、辽西路钱帛判官张嗣初字得一撰,和龙
  僧悟照字育物书并篆口。
  夫塔古无有也,本出浮屠氏,自佛教东被始有之,是谓佛庙。盖闻不迁
  者,性也。恒动者,情也。缘情而能有者,生也。生不可常,必至于灭。灭不
  可已,复转于生。于此流转中,能解生死之缚,而得不生不灭者,唯释迦而已。
  故超然特立于群圣之上,可谓天人师者也。然大耄既至,终显有为,故金身示.
  灭。当此之际,六种震动,如须弥倾摧,使诸天无所依也。呜呼!去圣镇远,
  灵迹不灭。故所有舍利,为八国以宝塔分葬之,其数凡八万四千。尔后历载
  弥久,愦废者甚众。人心特恐亡坠,益复兴起之。或发诸宝函,或擘以玉粒,
  或茸其旧制,或创以新作。故塔庙之多,迹于是也。虽殚其筋力,尝不为劳。
  然竭以资财亦不为费。至若累宝檐,络珠网,接云汉而起,尝不为高。并间
  阎,夷井灶,有郛郭之半,亦不为广。其人心勤厚,有如此者。皇朝定天下以
  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此教所以盛宏。凡民间建立佛
  寺,靡弗如意。今此塔自太平九年(1029),柳城人粱氏之所建也。氏兄弟二
  人,长曰守奇,夙植善根,次曰道邻,素宏愿力。 自童子时,已有聚沙之戏,后
  果志于出家。既受具已,大通宗乘。先隐于龙岫之一兰若,后为城中人请居
  此寺(一作土)。一日钵中忽出异光,不散者久之。既而乃得舍利二粒,玉彩
  晶灿,不可正视,人争传戴之。由此乃舍衣盂(一作钵),特兴塔像。复求化官
  长暨贵戚,并豪族之家。各助以金帛车服,或诸珍玩。计获数百万钱,共为成
  办之。于是火其埤,广若山积。募其工,翕如云合。负土于阶者,若蚁之累
  垤。汲泥于檐者,如燕之巢房。凡一十三级,通百有余尺。珠函之灵瑞,在乎
  其中。观夫有金撑以锐其上,有广陛以丰其下。岂徒然哉?我所贵踊出三
  界,而为解脱之场也。有千岁灯,以然于内;有百炼镜,以悬于外。亦岂徒然
  哉?我所贵遍照十方,而破黑暗之狱也。且如风呜宝铎,尽宣妙法音。蚁践
  崇阶,亦成无上道。故一尘所沾,一影所覆,其利乐信不虚矣!噫!彼土木有
  穹窿而崔巍者,勿谓我小,我小有可观。彼金碧有灿烂而陆离者,勿谓我俭,
  我俭能中礼。愚(一作余)弗克备述,徒止于此焉。复常有光数见,或五色气
  以覆之。因上闻之,以精诚有感,故灵应必通,乃敕其寺曰灵感(诸本均有寺
  字)。至大安中(1085—1094),有先师之弟子通教师,赐紫沙门思整,重修以
  润色之。二先师者,盖愚之祖母、故河南太君之伯父也。塔初成日,我先人尝
  欲亲志之,而不意早没,故弗克逮言。今通教师素与我先人有甥舅之爱,每一
  见,必以此事为托。师既诱我以先人之志,能弗继之?我复感师念先师之德,
  可弗述之?此者盖予为其肯构也。故不敢让,乃强为记云。其颂曰:
  既生必灭,唯性不迁。不生不灭,唯佛能然。金身虽往,灵迹可传。舍利
  所至,塔庙兴焉。在昔所建,八万四千。益远益敬,至于无边。凡厥愿力,非
  小因缘。有僧梁氏,获此舍力。千佛共与,一日自至。钵中有光,玉粒者二。
  苟非精诚,格兹灵瑞。乃舍衣盂,愿作佛事。以清净心,置琉璃器。藏此塔
  中,以福万世。后有门人,以增以新。长令净白,不生埃尘。叙我以旧,托我
  以文。乃强为述,肯吾先君。
  天庆六年岁次丙申八月壬戌朔甲戌十三日丙寅时建。
  先君朝散大夫、少府少监、甜水盐院都监、前知东京警巡使、兼辽阳少府、
  特进、清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骁骑尉、赐紫金鱼袋张检,建塔先师讲经律
  论沙门守奇,同建塔弟讲经律论通法大德赐紫沙门道邻,东平吕孝贞字子贞
  刻石。
  从引文可知:(1)此塔名“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创建于辽代佛教极盛时期的圣宗“太平九年(1029)”,“凡一十三级,通百有余尺”。从“于是火其博,广若山积”判断,这是一座砖塔。(2)创建人为“柳城人梁氏”僧人,“(梁)氏兄弟二人,长曰守奇,夙植善根,次日道邻,素宏愿力。自童子时,已有聚沙之戏,后果志于出家。既受具已,大通宗乘。先隐于龙岫之一兰若,后为城中人请居此寺。”(3)柳氏僧人“一日钵中忽出异光,不散者久之。既而乃得舍利二粒,玉彩晶灿”。乃舍钵资,倡建佛塔,“复求化官长暨贵戚,并豪族之家。各助以金帛车服,或诸珍玩。计获数百万钱,共为成办之。”塔建成后,舍利置于塔,即“珠函之灵瑞,在乎其中”。“置琉璃器,藏此塔中”。(4)舍利奉安人塔后“复常有光数见,或五色气以覆之。因上闻之,以精诚有感,故灵应必通,乃敕其寺曰灵感。”寺被敕额曰灵感寺,该塔也被称为“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其敕额的时间应是辽兴宗朝或道宗早期。(5)塔成后五十余年,即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安中”,柳氏僧人的弟子“通教师”对塔寺进行“重修以润色之”。(6)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庆初年,新授尚书都官员外郎、张嗣初任辽西路钱帛判官,通教师因其先师为张嗣初祖母之伯父,屡屡请其为寺塔作记,“每一见,必以此事为托”。张嗣初以“通教师素与我先人有甥舅之爱”,于天庆六年撰成《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并序》。要指出的是:“天庆六年”是立碑的时间而非重修寺塔的时间。立碑也可称“建”。建,树立也。建碑即树碑。
  《钦定热河志》载:“灵感寺,在三座塔城内,土人耕地得辽碑一,为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铭,辽天庆六年丙申新授尚书都官员外郎辽西路钱帛判官张嗣初字撰文、和龙僧悟照字育物书丹。碑称,寺为太平九年僧守奇、道邻所建,作塔十三级,以贮舍利。大安中,僧通教重修。碑中凡光字皆不全书,盖避太宗讳也。又土人尝掘地丈余,见地宫一所,周遭嵌列碑文,中有释迦锭光二佛的身舍利塔记。辽天庆二年讲经律论师慧材撰。盖辽时藏佛舍利于此寺,今废。”是说当地人得两块碑:第一块碑即《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所涉及的内容与前文《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并序》相同;第二块碑为《释迦定光二佛的身舍利塔记》,《钦定热河志》认为辽时藏佛舍利于灵感寺,当误。因前文论及“释迦定光二佛身舍利塔”属东塔。
  三、朝阳辽代三塔与佛舍利供奉
  东塔供奉“释迦佛舍利”与“锭光佛舍利”,其奉安年代,从《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判断,似乎是重熙十五年所“陶冶甄铸铁塔”建成之后。但在朝阳市关帝庙已毁圮的东塔塔基中还曾出土一块《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法舍利经记》石经幢,幢为八面,经记均正书阴刻。现照录如下。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法舍利经记
  楚国长公主施财、建霸宜白川锦等州制置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守左
  千牛卫上将军知彰武军节度使事韩绍基施财。塔主讲经谈论副贡大德沙门
  悬镜书,同(辩)[(办)]塔事讲经律论持大长教长坐阿阉梨惠素、都维那持诵
  同修塔事沙门惠昊、门人自累佛塔持念沙门贵深镌,同镌字人俗弟子马继岩、
  手累塔人勾知孔目官将仕郎守杭(?)州参军李鸾、舍手打棺银院使丁仁宪、左
  林牙平卢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左金吾卫上将军驸马都尉萧绍宗、梁国公主齐国
  妃三小娘子。
  开泰六年岁次丁巳七月丁酉朔十五日辛亥午时再建。
  由上可知:(1)《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法舍利经记》经幢建造正当辽代佛教开始兴盛的圣宗朝。其末尾署“开泰六年岁次丁巳七月丁酉朔十五日辛亥午时再建”。说明在开泰六年之前,还有造《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法舍利经记》经幢的。(2)引文多次提及“塔”字,如“塔主讲经谈论副贡大德沙门悬镜”、“同办塔事讲经律论持大长教长坐阿阁梨惠素”、“同修塔事沙门惠曼”以及“门人自累佛塔持念沙门贵深”,这些人与造塔有关。再建造上述经幢与再建造塔是同时的。(3)施财参与建造塔幢者为显贵达官。如“楚国长公主”、“知彰武军节度使事韩绍基”。
  上述说明在开泰六年以前,东塔所在之处已建塔,可能某种原因毁掉。开泰六年再建。因此《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中所提及的重熙十五年“陶冶甄铸铁塔”不是东塔之寺最早建的塔。而且《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中没有提及重熙十五年陶冶甄铸“铁塔”告成之后奉安释迦、锭光二佛舍利从何而来。而《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法舍利经记》则提及“舍利”。二者之间似有关联。可能是从开泰六年再建的“塔”中延续下来的。至于开泰六年以前的塔建于何时、毁于何时,释迦、锭光二佛舍利与其是否有关系,则无法推测。
  东塔迁址重建过程中,先后在塔中发现“锭光佛舍利六百余颗”与“释迦佛舍利一千三百余颗”。于天庆二年,再选定四月八日午时,“依旧如法安葬”。这些舍利从何而来与最终去向,都是值得思考的。
  南塔供奉的是二粒佛舍利,奉安的年代应是太平九年之后至重熙初年这段时间。获得舍利则是太平九年之前,“一日钵中忽出异光,不散者久之。既而乃得舍利二粒,玉彩晶灿,不可正视”。至于其确实的来源不明。至大安中,重修寺塔时,仍“以清净心,置琉璃器,藏此塔中,以福万世”。其后真的就一直安放在塔吗?无独有偶,北塔也供奉两粒舍利,是巧合吗?
  供奉佛舍利的情况至清代为止的史籍中,东塔、南塔有简略记载,北塔则无。于1988年底清理北塔天宫时发现两粒佛舍利之前,几乎无从知晓。在整理北塔考古发现的遗物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些题记,今将《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中与奉安佛舍利有关的题记摘引如下。
  “延昌大塔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舍利记。皆砌作头成守芬、副作
  头李守口,霸州南张郎中庄住(以下多记修塔工匠姓名及住址,从略)……”
  “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时葬,像法只八年。提点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赐
  紫沙门蕴性记。”
  今聊记石匣内……一座……五……浑金……[舍]利两粒……本银口下
  ……上有金莲……其于口……具不可悉录……是……世尊威……一千……
  二年弟……三度重修。大契丹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时再葬,像法更有八
  年入末法,故置斯记。(其下为参与此次修塔的部分人名及职位,多为州或县
  官吏,还有修塔工匠头目,从略。)
  ……众生,皆共成佛道。司口辕亨勘梵书,东班小底张日新书。大契丹
  国重熙十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午时再葬讫。像法更有七年入
  末法。石匠作头刘继克镌、孟承裔镌。”
  由上题记可知:(1)再藏佛舍利的佛事活动分别在“重熙十二年”与“重熙十三年”。其中“重熙十二年”的为“四月八日午时葬”;“重熙十三年”的为“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午时再葬讫”,整个佛事活动头尾历时八天。(2)石匣题记残文中提及“{舍1利两粒”,应是佛舍利,考古发现两粒佛舍利应证其记载不虚也。而上面的藏佛舍利的题记则与这两粒舍利有直接的关系。
  朝阳辽代三塔都藏佛舍利,东塔藏佛舍利一千三百余颗、锭光佛舍利六百余颗,南塔藏佛“[舍]利二粒”,无独有偶,北二塔也藏佛“舍利两粒”,这是偶然的巧合,抑或有关联?北塔地宫“弟三度重修”题记砖拓片:“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弟三度重修。所有宝安法师奉随文帝敕葬舍利,未获,请后知委。”显然,朝阳辽代三塔所供奉的佛舍利与隋文帝敕赐佛舍利没有关联,隋文帝敕赐的舍利最终去向何处?朝阳辽代三塔供奉的佛舍利又是从何而来?都是令人思索的问题。
  四、结 语
  大致在辽兴宗朝初年,今朝阳之地就形成了三塔鼎立之势。终康熙朝东塔不致于倾倒。东塔应毁于雍正朝至乾隆初年这段时间。因此,大致也是这一期间,朝阳失去辽代三塔鼎足而立之势。现在的北塔建筑实体始于唐代,辽代多有重修,并将寺院更名“延昌寺”,北塔更名“延昌塔”,显然具有祈禳意味,意在祝愿辽朝永远延续昌盛。东塔之名与其所属的寺院名已无从考证。南塔名“释迦佛舍利塔”,所属寺院名灵感寺。朝阳辽代三塔都供奉释迦佛舍利,乃至有供奉锭光佛舍利的。在同一座城中的三座塔都供奉舍利,这在辽代是罕见的!而佛舍利“往往夜晦,屡放红光”,以及供奉舍利的佛活动,使“霸州一兴中府”洋溢着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据《辽史》记载:大安九年“夏四月乙卯,兴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饭僧”。天降“甘露”不能不说与佛教文化氛围有关。否则,朝廷不会“遣使祠佛饭僧”。而“遣使祠佛饭僧”又会对兴中府的佛教热加温。撰写《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的释慧材自称“狼山冗学,龙苑庸夫”,表明他是当地狼山人,上述“佛舍利记”不仅体现了慧材富有文采,更重要的他是一位“讲经律论师”。据金代韩长嗣的《兴中府尹银青改建三学寺其供给道粮千人邑碑铭并序》记载可知:“辽建三学寺于府西,择一境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连郡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递开教门,指引学者。”毁于辽代末兵火之灾,其后迁往狼山院祥峦旧址重建。慧材应是兴中府三学寺的三学法师,兴中府的佛教义学水平及其氛围可想而知了。所有这些表征着当时“霸州一兴中府”(今朝阳市之地)在辽代佛教兴盛以及在辽代佛教界的重要地位。这为朝阳之地的文化增添上一抹浓重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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