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李叔同先生

　　我眼中的李叔同先生

　　最早接触李叔同先生，是源于我在上初中时听到的那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赊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首《送别》是李叔同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曲而编作的乐歌之一。与传统的送别诗词一样，它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也是借景抒情之作，和李叔同先生所编作的其他乐歌一样，填配的文辞依永秀丽，声辙抑扬顿挫有致，意境深远而富于韵味。加上李叔同先生较为全面的中西音乐文化修养，使得曲调优美动人清新流畅，词曲结合的贴切顺达，相得益彰。因此，他的乐歌作品广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喜爱， 特别是《送别》，先后被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事》成功地选作插曲或主题歌，已成为了一个历史时期中国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象征。

　　就这样，从这首《送别》开始，我就开始注意起与李叔同先生有关的事迹来。渐渐地，我对李叔同先生的了解多了起来，知道他祖籍浙江省平湖县，清光绪六年（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天津，父亲李世珍是名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且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李叔同先生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等，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并精通日文、意文、英文。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1918年8月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名演音，法号弘一。 于1942年，十月十三日（旧历九月初四日）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享年六十三岁。

　　一

　　对李叔同先生我为什么会越来越敬佩，原因正如他的学生——著名画家丰子恺在《怀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我对李叔同先生的敬佩，在于他对艺术的无所不能，更在于他在做任何事情上的极为认真。

　　在艺术上，他少时即擅长吟诗作画，写字刻印，多才多艺。对于书法、金石，他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又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并于1905年至1911年间，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兼习音乐。

　　在音乐上，李叔同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较早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于1905年编印出版的供学校教学用的《国学唱歌集》，即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13篇，配以西洋和日本曲调，连同两首昆曲的译谱合集而成的。其中的《祖国歌》，还是当时为数较少、以中国民间曲调来填词的一首学堂乐歌。不久他东渡日本，见日本唱歌集里“词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而我国的一些人一方面啧啧称赞日本唱歌，一方面却诋毁中国的故典，为此他特撰写《呜呼！词章７一文，对这种盲目崇外而又无知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在《音乐小杂志》里，竭力提倡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同时发表了《我的国》、《隋堤柳》等怀国忧民的乐歌。由他自己写的词谱曲的《春游》，则是我国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一首合唱歌曲。

　　李叔同一生迄今留存的乐歌作品70余首，先后编入《国学唱歌集》（1905年），《中文名歌五十曲》（丰子恺、裘梦痕合编，开明书店1921年出版）、《李叔同歌曲集》（丰子恺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出版）、《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企释、培安编订、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出版）。

　　在戏剧方面，李叔同是我国早期话剧（新剧）先驱，组织了我国话剧第一个演出团体。 1907年，二十八岁的李叔同留学东京。受日本浪人剧、新剧的影响，李叔同与曾延年等共同发起成立“春柳社”，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开中国新剧表演艺术之先河。李叔同（艺名息霜）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延年饰亚芒父，唐肯饰亚芒。这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该剧公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东京日报》为之发布消息并赞扬李叔同“扮演的玛格丽特优美婉丽， 使东京观众大为轰动”。 日本戏剧界著名评论家松翁则盛赞此举“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

　　在金石方面，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组织了金石篆刻研究会，名为“乐石社”，被推为社长，撰有《乐石社简章》、《乐石社社友小传》。南社著名诗人姚鹤雏撰有《乐石社记》介绍此社的宗旨及李息霜的艺术成就。 当时浙江一师的师生中会篆刻的人很多，校长经亨颐、教员夏?D尊都是篆刻好手。同时李叔同和西泠印社社长金石大家吴昌硕、叶舟等又是好友，因而他和夏?D尊等加入西泠印社为社友。后来，他将出家，把生前收藏的印章都赠送给了西泠印社，叶舟为他在社中石壁上凿了一个“印藏”收藏并加题记，以留纪念。

　　在书法方面，他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又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他的字，早年学黄山谷，中年专研北碑，得力于《张猛龙碑》尤多。翻开他的墨宝,仿佛慢慢进入了那种恬静、淡泊、冲逸的艺术境界。他的书法为静气所笼罩，透露出心灵宁静与愉悦。在其晚年的墨宝中，更让人体验到一种佛的庄严和静穆。在全身心的读贴中，常常让人陷入冥想，沉思他从绚丽归于平淡的人生之谜。

　　晚年写佛经，脱胎化骨，自成一家，轻描淡写，毫无烟火气。结体看似静穆，庄严,但只要细品，仍然可以感受到静气之中的灵气。假如全是静气，犹如一潭死水，何足道矣。正是这种从静气中生发出的灵气，使字体充满盎然生机。

　　剃发出家后，那日复一日在晨钟暮鼓中的蒲团生涯，那过份自律到自伤的律宗修行，都不能完全泯灭大师的艺术天才。从他在空门中所书写的“游艺”横幅和“心志要苦，意趣要乐”的条幅，于无意之中透露出大师深深掩盖的艺术精灵。他的遗墨，已大大超越了艺术观赏的范围升华为一贴精神的解毒剂，在净化着我们的心灵。

　　李叔同先生去留学，便留的成成功功；做艺术，就做的扎扎实实；从事教育，就诚诚心心；一出家，就全全部部。我认为，他的成功，除了他的天资，更得益于他对一件事情不做则已，一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的认真。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李叔同先生的“凡事认真而严肃”，是他留给我们后来者的一笔巨大财富。

　　二

　　对于李叔同先生，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出家——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位艺术天才“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的呢？

　　李先生幼年也和当时一般的文人一样，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逊等。据记载，他6岁攻读《文逊，即能够“琅琅成诵”，8岁从乳母背诵《名贤集》，不但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足见其智慧。对于书法、金石，他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又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二十文章惊海内”，即是他早年才华横溢的最好证明，加上他出生于富商家庭，他父亲李世珍是名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且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可以说，李叔同是一位在艺术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浊世公子。

　　面对他这样的成就，我也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疑念：李先生为什么不做教育家，不做艺术家，而选择出家呢？

　　翻开与他有关的文章和资料，就不难发现他作出这一选择的轨迹。他虽然出生于富商家庭，可是他5岁就丧父，后来是在母、兄抚养下长大的。早年虽以艺术闻名，以“才子”驰名，绚烂之极，但最后他却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选择了出家，就因为他经历了人世的大喜大悲，从繁华走向败落，从名利走向朴实。早1905年，他母亲病逝时，他就认为自己“幸福时期已过”，于是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阶段的追求。这阶段包括他在日本东京留学六年，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七年，即从26岁到39岁（1905—1918）的13年间。这是他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巅峰时期，许多艺术珍品，不论是诗歌、音乐、美术、书法、金石，大都创作于这个时期。 他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也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治平”为奋斗目标“学以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取向。在日本的六年间，除参加槐南先生所领导的随鸥吟社少量活动外，诗词写得很少。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术（在上野美专主攻油画）、戏剧（与曾孝谷创办春柳社，并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义演），以及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编辑成书邮寄到国内发行）等实践性活动中，务求每项活动都收到实效。

　　归国后，选择了艺术教育的职业。他在杭州一师任教的七年，是他实践自己教育理想意气风发的七年，也是他超前的美学思维遭到旧势力抵制不断迎接挑战的七年。这时期他除了大力推进新型的美术教育外，还结合教学写了许多“校园歌曲”，像著名的《送别》、《春游曲》、《忆儿时》都写于此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送别》。就是这样一首看似寻常的歌曲，自1914年问世以来，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一直在人民中流行、传唱，其间还被两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用作插曲或主题歌。我想，这首歌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它的主题写的是《送别》。生离死别是人生一件大事，“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梦李白》）；“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这些极言离别之苦的名篇名句，千百年来被人们征引传诵，因为他们写出了离别者的一种通感。李叔同的《离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送别》通篇用白描手法，而且第一段全部用来写景；第二段时空交错，以现在时“今宵别梦寒”总括全篇。它的高处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语），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都是离人眼中所见，景物依旧，人在别时，听起来就倍感凄凉。全歌紧扣主题，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它的审美效应，就在“酒尽梦寒”的无言中回荡不已。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感怀和悟世的歌曲，最有代表性的是用“骚”体写成的《落花》和《晚钟》这两首。在这两首曲中，反映了他由诗人由儒入释的明显转化。如《落花》：“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入题便用了六个单音节的“纷”字，以声状物，来描绘落花之多和花落之速；跟着又用六个“寂”字陡然一转，把人们带入了寂然无声的境界。诗人在这里用两种境界的反差，营造了哲理性的氛围。所谓落尽繁华，归于岑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世间万事万物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他在曲的中段无限感慨地描述时序更迭、春秋递嬗之后，结尾这样写道：“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兮，青春不再来。”这种对“时空无奈、生命无常”的慨叹，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诗歌的感情窠臼。但是，他所向往的世界却是“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月》）。这种超凡脱俗，清净无尘的境界，正是一种“禅”的境界。不妨说，李叔同借落花的感悟，已从一般诗家的“憬悟”进入到佛家的“禅悟”。在《落花》之后，他又写了《晚钟》，这首曲是李叔同出家前最后一首歌曲，也是《落花》的姊妹篇（按照林子青先生《新谱》系年在1918年，此曲发表于《人世间》月刊第九期。大约作于1917年），是他谢绝尘世走向彼岸的一首重要歌曲，曲中写道：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钟声沉暮天，神恩永存在，/神之恩，大无外。

　　他的《送别》歌声中，已经有了弘一法师看破红尘的彻骨寒意，而《晚钟》这首歌曲，所表现的心态和境界已不像《落花》那样矛盾和痛苦，相对比较平静，能大致感知诗人已经参破了世态炎凉，冲决了尘世羁绊，下决心走清静安养之路。《晚钟》的境界，正是李叔同用佛心佛眼回顾尘世的最后一瞥。

　　三

　　李叔同先生生当乱世，在他历尽百劫之后，终于在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当了和尚，时年三十九岁。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阶段，就是丰子恺先生所说的“爬上三层楼”的阶段。他一出家即告别尘世的一切繁文缛节，并发誓：“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受戒后持律极严，完全按照南山律宗的戒规：不作主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过起了孤云野鹤般的云水生涯。 或如好友夏丐尊所形容的，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这种变化，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而李叔同却以平常心澹定自然地完成转化，成了弘一法师。

　　李叔同先生出家后，讯南山律宗》作为化教制教的《圆教宗》，以“心法”为戒体。受戒后持律精严，护生戒杀，正行弘法。他选择了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的律宗。他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事实上他也最大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观他一生行藏，无论是在俗时的交友，治学，育人，乃至他所从事的某一项专业，一经涉足便全身心投入，力求做得最好。可见，他一生做人的确是凡事认真而严肃的——他要学一样就像一样，做什么就像什么。李叔同先生僧腊二十四年，随着他佛教典籍的问世和嘉言懿行的传播，在宗教界声誉日隆，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了高僧之林。他从留学生、而艺术教育家、最后成为律宗高僧的弘一大师，其为人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典型。

　　所以，对于李叔同的出家，正如丰子恺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中所说“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因为，无论他是所在。他自己就是一丛菊，一片霞，一轮月。一月当空，千潭齐印，澄淆定荡，各应其机，他的一生行谊，就是一部哲学大书，无字之经，不刊之典。他给后世留下的诗文、艺术、思想和佛典，就如蓝田之玉和苎罗之纱，越是经过时间的磨砺越坚实，越是经过污水的冲刷越洁白。 虽然李叔同与弘一法师，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但两个形象并不是截然断开。他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是他的多才多艺和认真的精神。他一生做人确是凡事认真而严肃的。他要学一样就要像一样，要做什么就要像什么。 古人有话说：“出家乃大丈夫事， 非将相之所能为”。马一浮曾有诗挽他说：“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读此可谓如见其人。

　　先生走了，他的人格魅力还在，如风常拂，如月明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