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

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①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②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 钵洗足已敷座而坐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③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 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④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⑤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⑥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⑦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般而灭⑧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⑨者相即非菩萨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 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10)菩提菩萨 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11)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12)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 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13)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 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14)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五百岁有持戒修德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15)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 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16)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著我人(17)众生寿者若取法者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18)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我解佛所(19)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20)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干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21)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22)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 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23)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 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24)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须菩提于意 云何阿那 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25)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26)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世尊佛说我得无诤三 昧人 中最为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 作是(27)念 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 那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佛告须菩提于意 云 何如来昔在然 灯佛所于(28)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来在然 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须菩提于意云何 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 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29)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 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 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 大不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 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30)诸恒河 沙宁为多不须菩 提言甚多世尊 但 诸恒河 尚 多无数何 况 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 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 尊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 尊佛告须菩提若(31)善男子 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 此福德胜前福德 复次顺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 偈 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 佛塔庙何况有 人尽能 受持读诵须菩提(32)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 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 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 尊当何 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 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 佛说(33)般若波 罗蜜即 非般若波 罗蜜是名般若波 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 有所说法 不须菩提白 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 世 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 提诸微尘如来说非 微尘是名微(34)尘如来说世界 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于 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 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 来何 以 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 相须 菩提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 身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35)说其福甚多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 义趣涕泪悲 泣而白佛言 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 典我从昔 来所 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 净即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 一希 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 是故 如来说名实 相目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 当来世后(36)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 是人即为第一 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 众生相无 寿者相所以者何我 相即是非相人相众 生 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 诸 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 经不惊 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 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37)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 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 罗蜜是名 忍辱波罗蜜何 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 身体 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何以故我于往时节节 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 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 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38)相无人相无众生相 无 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 提 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 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 住即为非住是故 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 切众 生故应如(39)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 说一 切众生即非众 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 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 语者不 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 心 住于法而行布施如如 人有 目光明照见种(40)种色须菩 菩提当来之世若 有善男子善女 人能于此 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 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 成就无量无边功 德须菩提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 身布施中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41)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 劫以身布施 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 心不逆 其福胜彼何况书写 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 提以要言之是 经有不可 思议不可称量无 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 最上 乘者 说若有人能受(42)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 无有 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 荷担 如来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 乐小法者著我见 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 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43)说须菩 提 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 修罗 所应供养当知此处 即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 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44)

注：

1．方框内之字为已磨灭的字。

2．圆圈内的数字为各行顺序数。

　　经石峪摩崖刻经拓本局部

　　【说明】

　　经石峪摩崖刻经，在泰山斗母宫东北约400米处，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摩崖刻经之一。经文刻于面积约2064平方米的石坪上，自东而西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4行，每行多者l25字，少者l0字不等，凡刻2799字，字径50厘米。以隶为主，兼有楷、行、篆各种笔意。形制雄伟，气势磅礴，书法纵逸遒劲，世人誉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为历代书法爱好者所崇尚。由于风雨剥蚀，山洪冲击，加之游人践踏、椎拓无度等人为破坏，现仅存经文l069字(包括可认读的残字和双勾字)，磨灭1730字(详见经石峪现状统计表)。由于经文残缺过半，且无年代和书者姓名可考，故对原刻经行数、字数与现存经文行数、字数以及刻经年代、书经人等，说法多不一致，亦有错误之处。现以《中华大藏经》载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为依据，对有关问题予以详细说明。

　　一、经文的行数与字数。前人曾有不少记载，但对经文第30行以后的统计大都有误。有些记载只笼统地说“原刻《金刚经》半部”，或称刻《金刚经》上卷。《山东通志》称“共计存字995字”，而对现存经文行数及原刻经行数与字数未予论及。民国十八年秋，泰安知县姚光裕题石云：“经石峪经字，近有九百九十二字，剥蚀者不知凡几。俯查西南隅，字与石土接，疑犹有压盖者，于是掀土劈石，果得七十三字。”这里也未论及现存经文行数，同时也不了解原刻经行数与字数，故有“剥蚀者不知凡几”之叹。l931年4月，傅振伦先生游泰山，所记经石峪现存经文31行945字(见1931年《地学杂志》第4期)。清末民初蒋叔南考查经石峪后，称经石峪原刻经41行，并断定当时未刻完《金刚经》全部，只刻到第l5章持经分，约为全经之一半(见《泰山指南·经石峪字迹考》)。经详细考查，经石峪刻经当时确实未刻完《金刚经》全文，只刻到第l5《持经功德分》，凡刻44行2799字，其中第33行、37行、43行全部磨灭，一字无存，现仅存经文41行，计1069字。到第44行止，经文已刻至石坪边缘，第l5《持经功德分》亦至此结束，第44行至今尚存一残缺的“世”字(详见经文和经石峪现状统计表)。

　　前人考查的行数与字数之所以有误，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经文自东而西遍刻于石坪上，其西侧和南端皆紧逼河道，部分经字被泥沙淤没，故考查者无法见到经文全貌。前人在统计时，对有些字行的末端往往少记4～5字，原因即在于此。

　　其二，考查者没有与经文底本逐字逐行加以对照。特别是第30行以后的各行，残缺十分严重，其中有3行一字无存，形成空行，最末行仅存一残缺的“世”字，存字最多的第39行，也只有17字。这些散存字分布于11个字行的行首、行中或行末，如不与经文对照，很难确定这些散存字在各行的归属。前人在统计时，往往把第30行以后的所有散存字，全部归属于第31行，因而得出了“经石峪现存经文三十一行”的错误结论。

　　二、经石峪刻经的年代。前人亦曾作过许多考证，但众说纷纭。明王世贞称“俗传王右军书，非也。然笔力古劲，非唐人不能作。”其弟王世懋则称“此书不能定唐、宋、元人笔耳，真盲瞽可笑，不知书势足以定时代，宋元人断无此结构气味。”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云：“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于徂徕山刻经二，并弥勒诸佛名。字迹瑰异，与此同出一手，是经当亦子椿所作也。”1961年5月，郭沫若先生游泰山，把经石峪刻经定为唐人书。其主要依据是经文中的“世”字皆不封口，说是避李世民之讳。后发现不妥，于是寄《访经石峪》诗一首，复定为北齐人所书。其诗云：“经字大如斗，北齐人所书。千年风韵在，一亩石坪铺。阅历久亦久，摧残无代无。只今逢解放，庶不再模糊。”上述种种论断，皆以书体的风格笔意为依据，其他无所指实，且未定出确切的时限。笔者以为，还必须从现存经文寻求线索，再与不同时期的《金刚经》版本或手抄本以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相印证，从而推断出刻经的确切时限。

　　①首先考查不同时期《金刚经》译本的题目。经石峪刻经题目的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查《金刚经》在我国有6种译本并传，各本文字和题目略有差别。最早的译本为后秦鸠摩罗什译，其题目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世以此译本通行；第二译为元魏普提流支译，第三译为陈真谛译，其题目都与鸠摩罗什译本同；第四译为隋达摩笈多译，题目全称是“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第五译是唐玄奘译，收录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577卷，题目全称为“能断金刚分”；第六译为唐义静译，题目全称为“能断金刚波罗蜜经”(详见《佛学大辞典·金刚经》条)。以上比较表明，经石峪刻经的题目与后秦鸠摩罗什、元魏普提流支和陈真谛译本的题目相同。

　　②比较6种《金刚经》译本的经文，能看出经石峪经文与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最为接近。以经石峪经文第12行第30字以下的一段经文为例，经石峪经文为“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元魏普提流支译本为“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聚亦复如是不可思量”，比经石峪多一“聚”字；陈真谛译本为“须菩提若菩萨无执著心行于布施是福德聚亦复如是不可数量”；唐义静译本为“妙生菩萨行不住施所得福聚不可思量亦复如是”。唐玄奘译本与经石峪经文差别更大，唯鸠摩罗什译本，不仅此段文字与经石峪经文一字不差，其他文字也几乎完全相同(详见《中华大藏经·金刚经》)。

　　以上比较足以说明，经石峪刻经所用底本，是鸠摩罗什译本。此本译于后秦弘始三年至弘始十五年之间，由此推断，经石峪刻经时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

　　③经石峪经文与《中华大藏经》载鸠摩罗什译《金刚经》相比，也有个别不同之处。其差别最大的一处经文是，经石峪为“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亦复如是不可思量”，《中华大藏经》载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为“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二者有8字不相同，而意思相近。经进一步查对，现存隋唐以后的鸠摩罗什译《金刚经》版本或手抄本(包括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北三五00——四四二六号》《金刚经》抄本)，均为“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笔者认为，这一差别并非经石峪经文书者的一时疏忽，而是因为书经人所依据的底本，和隋唐以后通行的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不同所致。

　　我国在隋唐以前没有印刷术，佛教经典是靠手抄本进行传播，时有漏抄或误抄的现象。唐开元十八年，僧智升把汉至唐所译佛经全部进行严谨的校核和编次，著成《开元释教录》。智升还亲自把玄宗皇帝赐给的4000卷佛经押送到“石经山”，将经文镌刻于石，世称“房山石经”。此后各代刻经大都以此为准。《中华大藏经》载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以及敦煌石窟藏《金刚经》抄本，应是唐开元后经过校核的经本，经石峪刻经所用底本，应是隋唐以前未经校核的经本，所以出现上述差别。由此推断，经石峪刻经的时代，其下限不晚于北周(公元581年)。

　　④进一步分析以下4种现象，可以断定经石峪刻经的具体时限。

　　其一，在我国北方，现存有年代可考的6处佛教摩崖刻经，皆刻于北齐和北周。较早的是河北省涉县娲皇宫摩崖刻经，大约刻于北齐天宝末年(公元560年)；泰安市徂徕山映佛岩摩崖刻经，刻于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河北省邯郸市南北响堂山刻经，刻于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邹县尖山摩崖刻经，刻于北齐武平六年；邹县铁山摩崖刻经，刻于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邹县岗山摩崖刻经，刻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6处刻经虽然分布在河北省的涉县、邯郸，山东省的徂徕山和邹县等不同地区，但时间却集中在周武帝毁佛事件(公元574年)前后的20年之间。

　　其二，6处刻经虽然相距近千里，且出自不同书者之手，而其书势却大体相似，都是隶楷相杂，有些简体别字也大体一致。王世懋“书势足以定时代”的论断，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其三，在六处摩崖刻经中，凡有姓名可考的，其经主都是中央、地方的重要官员或名流。北响堂山刻经的经主是尚书、晋昌王唐邕，他是北齐王朝中最受皇帝宠信的官员(见《北齐书·唐邕传》)；徂徕山映佛岩刻经的经主，是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邹县尖山摩崖刻经的经主，是汉丞相韦贤十九世孙、睢州刺史韦兴祖之弟韦子深及尚书唐邕、仪同陈德茂、陈德信等人，皆北齐时期的重要官员或名流；邹县铁山摩崖刻经的经主，是汉元帝时丞相匡衡的后代匡哲等人，亦为当代名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邕不仅是河北省北响堂山刻经的经主(或书经人)，邹县尖山摩崖刻经，他也是经主之一。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各地的佛教摩崖刻经，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在北齐王朝官方的参与下，有计划、有步骤统一行动的产物。

　　其四，经石峪刻经至今还存有22个双勾而未深刻的字，且多分布于第30行以后。(见经石峪双勾字统计表)双勾字极易磨灭，可见这类字当时一定还有很多。这表明经石峪刻经当时是善始而未能善终。

　　上述种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封建帝王对佛教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佛教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南北方广泛传播，佛经的翻译也广泛展开，并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在中国北方，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洛以后，佛教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译经讲论兴盛，有些儒生也研究佛理，帝后王公和臣僚勋贵竞相立寺造像，以求福佑。到北魏末年，全国寺院激增到3万余所，仅洛阳就有1300余所。到北齐、北周时期，寺院有增无减，北齐超过4万(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2册第63页、l21页)。寺院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享有种种特权，经济势力不断扩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逐步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稳固，所以在佛教最兴盛的北朝末期，统治者的排佛议论再一次高涨，使佛教界深深感到“末法”的来临。公元560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他崇信儒家，藐视佛、道，屡召百僚僧道辩论儒、释、道先后。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还俗僧人卫元蒿请求省寺减僧，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为如来”(见《广弘集卷七》)；天和三年八月(公元568年)，“帝御大德殿，集百僚沙门道士讲《礼记》”；天和四年二月(公元569年)，“帝御大德殿，集百僚沙门道士等讨论释老义”；建德二年十二月(公元573年)，“集群臣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建德三年五月(公元574年)，“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见《周书·武帝纪》)。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佛教界寻求新的传播经典方式。最早意识到“末法”来临的人是南岳的慧思，他在周武帝灭佛事件发生前十五年即写了《文誓愿文》，宣传“末法”思想。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北响堂山《唐邕刻经碑纪》云：“以为缣缃有坏，简册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之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事实确实如此，我国在隋唐以前没有印刷术，佛经的传播靠手抄本进行。这种方法既费时费力，又不利于长期保存，稍遇毁佛浪潮的冲击，即有灭迹的危险。于是在与北周毗邻的北齐境内，仅短短的20年之内，竟出现了大量的佛教摩崖刻经。由上述事实可以推断，地处中国北方的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亦应是同一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其时代上限不会早于北齐。

　　为什么经石峪刻经未能善始善终呢?笔者认为也和周武帝灭佛有关，不然决不会如此了草从事，不了了之。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毁佛事件，发生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到文成帝时(公元453年)禁令始解。第二次毁佛事件始于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至建德六年(北齐承光元年)周灭齐，又把禁佛令扩及到关东(指潼关以东地区)。泰山在建德六年以前属北齐管辖，经石峪刻经很可能始于北齐武平年间，未及完成，齐被周灭，周武帝又继续推行灭佛禁令，使刻经被迫中止。但不久周武帝死，二年后(大象元年)，北周复立佛像，恢复佛、道二教，邹县铁山摩崖刻经即刻于大象元年。上述分析表明，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工程，被迫中止于北齐王朝覆灭之时，即北齐承光元年(公元577年)。

　　三、关于经石峪摩崖刻经的书者。由于刻经本身无书者姓名可考，书经人究竟是谁，众说不一。我们只能根据经字的风格笔意，同其他有名款的同类刻经相比较而加以推断。

　　现存泰山附近有名款可考的佛教摩崖刻经(包括拓本)尚有3处，即徂徕山映佛岩刻经，邹县尖山刻经和铁山摩崖刻经。映佛岩摩崖刻经分作3层，上层刻文2行，首行刻“般若波罗蜜经主”7字，第2行刻“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11字，其中“子椿”2字并列，可能因石面不足所致。中层刻“普□武平元年僧斋大众造维那慧游”等字。下层刻《文殊般若经》l4行，满行7字，凡98字，字径l9厘米。其书体风格虽然与经石峪大体相似，但仔细比较，其书体结构不及经石峪严谨，且经文中的“无”字全为繁书，而经石峪皆简书为“无”。清人聂剑光认为，经石峪和映佛岩2处刻经皆为王子椿书，笔者以为非，况且王子椿是经主，并非书经人。

　　邹县尖山刻经已荡然无存，仅存拓本。从拓本资料看，刻于北齐武平六年六月，经主是西汉本始间丞相韦贤第十九世孙韦子深、尚书唐邕、仪同陈德茂、陈德信等人。书经人是大都经佛主大沙门僧安道壹。其书体与经石峪基本相似。

　　邹县铁山摩崖刻经，经主是匡哲等人，刻经年代为皇周大象元年，书经人为东岭僧安道壹。与经石峪刻经比较，刻经方法相同，二者都有方界格的痕迹；所用的简体字极为一致，“无”皆写作“旡”，“萬”皆简写为“万”， “尔”皆写作“尒”，“來”皆写作“来”，“萨”皆写作“薩”，“於”皆写作“扵”。经石峪经文中有“羅”和“”两种写法，铁山摩崖亦如是，二者如不是出一人之手，在当时书体的随意性很大的情况下，很难有如此之巧合。另外，二者的字径、书体、风格也都极为一致，字径都是50----60厘米，都是以隶为主，兼以楷、行、草、篆，若把2处经文中的同一个字放在一起，几乎无法加以区分，只是铁山摩崖的经字略显瘦些，那是由于字面残剥而使字口变浅所致。两处刻经的时代也极相近，二者相距不足10年。由此可以推断，泰山经石峪刻经的书者也是安道壹。

经石峪现状考察统计表

（续表）

经石峪双勾字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