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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石家庄的庙会文化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来源:不详   作者:潘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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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论石家庄的庙会文化

  潘正公:资料整理

  庙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民俗文化。祖先崇拜是庙会活动最初最基本的内容,但它还十分密切地与古代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生命崇拜、高禖崇拜和英雄崇拜相关联。

  今天的庙会活动,既是古代文化的缩影或说是“活化石”,又是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生态,是遗传基础上的变异,是保留基础上的扬弃。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庙会的原始宗教性质从东汉时期受到严峻挑战。一是张道陵(张天师)以老子学说为基础在蜀地创立了道教理论和组织,二是佛教从印度传来,在洛阳建立了白马寺。自此,儒道佛三教内容都融进了庙会文化中,以致于今天许多求神拜佛者根本不分神佛仙,一古脑儿跪拜,听说哪个庙的神仙有灵验就去许愿祷告,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心理。

  石家庄一带的庙会历史悠久,最早产生于祭祀活动。据考证,早在汉代,封龙山就有祭山活动,这是封龙山庙会的渊源。随着宗教文化的发展,寺庙祠坛大兴。诸如关帝庙、药王庙、观音庙、奶奶庙、圣母庙、三官庙、真武庙、吕祖庙、城隍庙、五道庙、土地庙、山神庙等,逐渐遍布各地,祭神敬仙活动也随之频繁和普及,庙会随之盛行。也有的庙会,是群众为了悼念他们崇敬的人而设立的。如灵寿城关农历二月初一的“成官”庙,是为了纪念灵寿知县成肇麟而设的。

  旧时,庙会的内容较为复杂,既有大型的祭祀仪式,也有群众自发的求神拜仙活动。如拴婴许愿、问医求药、求雨乞福、驱魔修德等等。一些祭祀活动,有隆重的仪式,伴以唱大戏。庙会上,武术、杂耍等各种民间艺术也尽展风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庙会和集市相融合,便出现了集祭祀、娱乐、贸易于一体的空前繁荣景象。现在,各地庙会的宗教的祭祀内容已淡化,庙会逐渐演变为物资交流大会。商品交易、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和旅游成了各地庙会的主题。

  石家庄的庙会,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甚为普遍。全市城乡旧有庙会约1000处。据对17个县(市)的199个主要集镇统计,就有庙会700多处。仅井陉一县,共有庙会118处。平山县92个村镇有庙会。地处平原的栾城县,民国时期,村村有庙宇。多者达十余座。有庙就有庙日,有的形成庙会,有的虽形不成庙会,但各村百姓也以不同的方式过庙日,全县有庙会达104处。当地群众把庙会称为“过庙”,非常看重。届时,庙会所在城镇,家家户户蒸馒头、买点心,沽酒备菜,领亲眷,接朋友。而邻近村庄的群众则称“赶庙”,届时,或携家带口,或三五成群,纷纷涌来,或还愿进香,或许愿祈福,或购货物,或观热闹,俨然成了盛大节日。

  从石家庄和所辖十七县(市)的庙会文化现状来看,可以说是县县有庙会,村村都赶会,赶会上庙是广大农民精神生活、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庙会祭祀神仙的种类繁多。根据已经调查到的资料来看,一是祖先崇拜对象,如挂云山天地人三皇、女娲,新乐伏羲台的伏羲、女娲。二是龙,山区还有些龙王庙。三是道家的玉皇、王母、太上老君、真武大帝、王灵官、天地水三官、火神、文昌、奎星等。苍岩山、挂云山庙会上都有玉皇,一些寺院也有玉皇。玉皇站高处,为上尊,山上常有玉皇顶之称。四是佛家对象,从如来(释迦牟尼),大肚弥勒佛,到观音、文殊、普贤三大菩萨,送子、眼光、斑疹三个奶奶,十八罗汉或五百罗汉(抱犊寨罗汉堂),孙悟空(齐天大圣)、关云长等。关云长本是道家捧起来的,可佛家也抢他人班,结果佛道二教皆争奉祀之。南海观音老母以大慈大悲广为供奉,送子娘娘(奶奶)也为人欢迎。这一带最著名的是三皇姑,她是千手千眼佛,在山西中东部、河北中西部影响巨大,其传说流传极广,被塑造成一个反抗父权皇权、弃恶从善的女性典型。五是属于道家的地方性动植物神祗。如耿村的长仙(蛇仙)、胡仙(狐仙)、兰草神等。六是历代功臣、地方人物被当做神仙的。关帝自不必说,再如晋州唐代宰相魏征、宋代杨家将等。说来,中国自古以来的造神运动长盛难衰。然而细推想,人们敬的毕竟是人,是人对人的自身崇拜。

  庙会上的善男信女各有所求。据调查他们有不同目的。现可归纳为九种:

  一是求子嗣。求子活动起于远古的高禖崇拜。缺子无后乃人类繁衍之忌,后来才有了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今天的庙会求子活动多是求于送子娘娘(观音、奶奶),也有的是拴娃娃,在神前焚香祷告后,用腰带拴一个结,回家来盼着受孕。还有一些,跪拜于某一“有灵验”的神像前,许下求子心愿。在百姓看来,许多神祗都可以赐子的。在当前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求子多求男,求女少。实际上,所生男女大致平衡,神仙是管不了的。

  另一种是求婚配。一是青年男女祈求与意中人结合;二是父母为男女婚配求于神、占于神。既可求保佑,又可占卜于神仙,决定某桩婚配臧否。

  三是求财富。求了人事还要求发大财。不少个体户、买卖人更热衷于此。每逢庙会,有钱人是要上一个大份儿的。有的送一百或几百、上千元;有的送一台大戏(一场电影);有的为神像披红挂匾,个别的还为之重塑金身。像元氏蟠龙寺、井陉仙台山护国院等,不少庙宇的翻修、恢复,主要是靠大腕们集资办成的。

  四是求长寿。老人或儿女为老人求健康长寿是比较多的。有的是老人身体不佳,有的是老人一直康健,都可去求神仙保佑,也有的老人求无疾而终,死不受罪。个别的是儿女们为老人求增寿,即各用自己的寿数一年或三年加于老人身上。

  五是求病愈。祈求神仙治病是大量的,许多神祗被抬起来,也是因为有人生病引起的。农村普通百姓,手中无钱,找不起医院,便寄希望于神灵。

  六是求升学考中。

  七是求升官。这方面虽少,但总是常有的。有的是父母兄弟妻子为之求升迁或保地位,也有的自己去许愿。基层某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并不那么纯正,在乡随俗的思想也很重,所以一些封建迷信活动没能及时制止。

  八是求官司打赢。

  九是求全家平安。笔者发现众多赶会者是每年必到,求的是一年全家平安如意,无具体事项。

  庙会活动的中心是求神也是娱神。一年一度大祀鬼神是中国农耕文化以来就已普遍出现的现象。敬神娱神,在于祈求庄稼丰收,不要闹灾荒。郊区高柱三王庙会上,祭祀龙王是为了风调雨顺,不遭水旱之苦;祭祀虫王是让它不要闹蝗虫、棉蛉虫等灾害,好苗还要如期开花结果。娱神,成为整个敬祀活动的重要部分。可以说没有娱神活动,就没有庙会。于是产生了庙会文艺。

  庙会文艺是与民间花会节目相近的。在石家庄一带主要有:打扇鼓、战鼓、担经(花篮)舞、吹歌、官伞、扭秧歌(扇子舞、彩绸舞)、太平车、旱船、跑驴、二狗(鬼)摔跤等。

  打扇鼓是妇女们的事。一般是6人、8人,各个手执铁柄圆形扇鼓,有节奏地摇之,上面铁环发出哗哗声响,旁边还有锣鼓相配。她们边走边转圆圈,边唱经歌。也有的旁边有伴唱。所唱为民歌曲调,通俗易懂,易记易学。扭秧歌、担经舞都可以配锣鼓,边跳边唱或有人伴唱。

  战鼓是只敲不唱的,全是铿铿锵锵的敲击声。鼓、锣、钹三者配合,套路很死,节奏鲜明,雄浑有力。在藁城多是大鼓,用汽车或拖拉机拉去。在正定、赵县多是小鼓(挎鼓、腰鼓)或两个四个的中型架子鼓。赵县贤门楼的四面架子鼓,可分可合,老中青少,谁也可以来上阵。男子汉们以此为乐,近年一些小姑娘小媳妇也出现不少。女子战鼓队在藁城叫响了,但多是男人敲鼓,女人玩钹,成列成阵,十分壮观。

  戏文悦神也时常出现,一是搭台唱戏,早晚两开箱;二是一人或数人面对神祗唱河北梆子、丝弦。1988年耿村四月四庙会上,笔者见一无极敬神者唱豫剧《花木兰》选段,其他人则随之起舞。又见晋州韩庄村四人,各扮唐僧师徒,有唱有舞,走十字,走剪子股,其中孙悟空动作灵敏滑稽,引起观众叫好。似乎娱悦神灵的节目十分广泛,只要观众喜欢就等于神仙高兴。比较少见的娱神节目是井陉赵庄岭火神庙会上的抬皇杠。据说抬皇杠节目在全国只有井陉(矿区)流传,属于一奇。

  庙会文艺中唱念的歌谣,民间一般称之为经。经的种类繁多,都是劝善的,大致可分为颂神、请神、劝勉和娱神四类。唱经人大多口耳相传,个别的也有文字纪录的本子,背念不过就边看经书边唱念。

  先看平山林(灵)山庙会上由北贾壁村王玉兰唱出的《无字经》:

  无字真经不可轻,

  大道原来在己行。

  各人修福各人享,

  焉能赠人半毫分。

  师徒四人苦修炼,

  逢见鲁班刻华山。

  问你刻山为何事?

  刻条明路上西天。

  西天过有多少路,

  一去十万零八千。

  接下来叙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万般磨难。这是以描绘西天取经的艰难困苦来歌颂唐僧四人功绩的劝善歌,长达88行。

  请神送神的经歌总起来说通俗易懂,适于民间传播,有迷信色彩,也有引人向善的一面,在善男信女中起着维护人伦、家庭秩序和社会安宁的作用。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现在求神拜佛为中心的庙会活动也在发生变化。比如,一些地方有庙无会,形不成敬奉高潮的庙会;一些地方则有会无庙,如晋州城每年九月九庙会,日上十万之众,却不知是敬的什么神仙。有神无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去赶会从事经济活动,走亲访友散散心,或带上一家玩一玩。于是可以说,赶会和赶集上庙一样,都是一种心身愉快的生活方式。

  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认为这是一种“生活美”,其中有宗教之美(心灵美)、市场之美和文艺美,还认为“民俗的本质就是一种生活美”。该书编者之一宋孟寅先生说:“庙会文化就是最初以寺庙为依托,以宗教活动为动因,以集市活动为再现形式,融艺术、游乐、经贸为一体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个庙会文化定义被不少专家所认同。

  庙会的集市活动是发展一方经济的推动力。晋州九月九庙会日成交额达千万元以上。各县(市)城关庙会的规模都十分可观,物资交流、科技交流的数额都是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数字了。

  庙会具有节日意义。它以神佛的生日、忌日、获救、成道日或约定俗成的二月二、三月三等为会期主日,热闹三五天或半月,于是它成为地域性的盛大节日。善男信女可从方圆百里赶来,大小商贾会更早地赶来安营扎寨。先拜佛后买卖是许多人的习惯做法,如果没有买卖,只有敬神活动,赶会人会挨饿受冻的。庙会市场是为赶会人服务的队伍,缺之形不成庙会。一举多得,才有利于庙会发展。

  庙会的经济意义巨大,不可再像“文革”一样驱散庙会,只能因势利导,加以改造,同时宣传唯物论无神论,使之健康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1993年,石家庄郊区振头一街关帝庙会期间,区委和文化部门就引导人们举行太平扇鼓等文艺活动比赛,在舞蹈、唱词和道具上进行了大的改进,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显示了当今新农村新农民的光辉形象。他们把太平扇鼓改成了“丰收扇鼓”,把战鼓改成了“万夏锣鼓”(振头在隋代叫万夏村,为石邑治所,后为恒州治所)。藁城耿村打算重修道路恢复古时的耿王墓,搞四月四中国耿村民俗文化节,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这也是很有前途的设想。

  总之,中国的庙会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不可草率对待之。要旧瓶装新酒,不断掺入新的适于时代的形式和内容,那么它是能够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

  (袁学骏)

  资料来源:

  1、《石家庄民俗文化》·郑凤杰主编·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版次:2000年10月第1版·印次:2000年10月第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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