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王塔地宫发现的重大意义

　　法王塔地宫发现的重大意义

　　刘瑞

　　[西安]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9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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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注释】本文的完成，得到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周晓陆先生，西安市文物局李颖科先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宗教研究所陈寒先生的多方帮助，谨记于此以示深谢。

　　【作者简介】刘瑞（1973-）　男，历史文献学硕士，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内容提要】由于有明确的纪年和丰富、完整的出土物，法王塔地宫已经成为研究地宫形制变化的新标尺：它所发现的舍利瘗埋制度填补了佛教舍利瘗埋制度史的一段空白；它的地宫封护方法在我国地宫发展史上价值不菲；地宫中发现的隋《舍利塔下铭》是目前第一方有科学记录的隋仁寿元年《舍利塔下铭》，它和它背面的唐开元刻文在古代石刻及天宫、地宫制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隋唐/佛教/地宫/制度/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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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秋，随着黑河水库工程的进展，工程技术人员和考古工作者联合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陕西周至仙游寺法王塔进行了拆迁，准备易地保护。在拆迁的过程中，人们于塔基下发现了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地宫，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各大新闻媒体对此都作了及时报道。法王塔地宫的发现是陕西省继临潼唐庆山寺地宫、扶风唐法门寺地宫之后发现的又一座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佛教建筑，对于古史研究多有裨益，今天我就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点探讨，不足的地方祈盼方家指正。

　　一、地宫的年代与意义

　　地宫是佛塔的附属部分，一般建于塔基之下。以埋藏舍利和供奉物为主的地宫是源起于印度的佛塔制度与中国陵墓制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有纪年的舍利塔基的时代是北魏，发现于河北省定县，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注：河北定县北魏石函，考古，1966，5.下文中凡及此塔基均出此文。）。由于这座塔基的发现，人们认识到当时还尚未形成“地宫”制度，实际上当时是把盛放舍利的石函直接埋于夯筑的塔基之中，这种瘗埋方式与后来的地宫供养形式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现在已知略具地宫雏形的舍利塔基建于隋代，发现于今陕西耀县隋神德寺遗址，当时开始在舍利石函的四周砌护石和砖墙（注：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2.下文中凡及此塔基均出此文。）， 虽然与后代成熟的地宫相比局促狭窄，但已与北魏制度明显不同。佛塔地宫的正式形成时间在唐朝，最早的实例是发现于甘肃省泾川县的唐大云寺塔基中的唐延载元年（694 年）地宫（注：甘肃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文物，1966,3. 下文中凡及此地宫均出此文。），地宫的平面呈方形，券顶，宫门在南，门前有短甬道，整个地宫呈“甲”字形。大体上从这以后的地宫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个形式（法门寺因为为皇家寺院，采用了多室的形制，与一般的地宫不同）。如建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的临潼庆山寺地宫（注：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5. 下文中凡及此地宫均出此文。），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的河北定县静志寺地宫（注：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唐宋塔基的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便都是“甲”字形地宫。由于有纪年古代塔基、地宫的不断发现，我们今天对于从隋至唐地宫发展的脉络已较为清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掌握的各纪年地宫之间的差距一般都很大，在各地宫各时代具体的发展变化上还有许多模糊的地方难以辨清，尚须新的材料来不断补充。今天法王塔地宫的发现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我们过去对地宫形成初期一些问题上的认识不足。

　　法王塔地宫的年代依据它“甲”字形的形制和地宫中发现的隋仁寿元年《舍利塔下铭》碑阴的唐开元年间的刻文，我们可以大体认定它始建于开元四年（716年）以后，封护于开元十三年（725年），是继大云寺之后、庆山寺之前地宫遗迹的重要发现，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它对于隋唐地宫及舍利瘗埋制度的研究将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舍利瘗埋方式的变化是与地宫制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北魏太和五年塔基中的石函内装有玻璃钵、铜钵和葫芦形小玻璃瓶盛放舍利，又用数千颗玻璃、玛瑙、水晶、珍珠、珊瑚、红宝石组成的串饰和200 余枚铜钱、41枚波斯银币作为“七宝”与舍利一起瘗埋，另外石函中还放有金银耳坠、镯子、戒指、钗环等作为施舍的财宝，共同构成了早期瘗埋舍利的制度。到了陕西耀县隋神德寺仁寿四年（604 年）地宫瘗埋方式发生了变化。它在石函内用盝顶铜盒装舍利，圆铜盒装头发，方铜盒内的玻璃瓶内装淡红色液体，并伴有金环、银环、玉环、玛瑙、水晶、料珠等饰物和铜钱、波斯银币组成的“七宝”。由于此塔为隋文帝下诏修建，它所代表的就应是隋代的舍利瘗埋制度。从法王塔的地宫发现看，由于碑文明确记载唐开元年间奉请舍利后“重入灵塔”，所以它反映出的就不再是隋的舍利瘗埋方式，而是唐开元初期的舍利瘗埋制度了。而恰恰正是由于它反映的是开元时的舍利瘗埋制度，或者说反映了唐继隋代的舍利瘗埋制度，所以研究的意义就更为重要。

　　舍利瘗埋制度从隋至唐发生巨变的标志应是唐大云寺地宫中发现的一套新的金棺银椁瘗埋制度。在大云寺地宫中，舍利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石函内置鎏金铜函，铜函内置银椁、银椁内置金棺、金棺内再放琉璃瓶、最后瓶内再放置舍利，用中国式的棺椁瘗埋方法代替了传统的印度罂坛瘗埋，更符合中国的习惯。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显应五年三月，敕取法门寺舍利往洛阳宫中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注：韩金科，王焯.法门寺唐塔地宫及中国舍利瘗埋制度，文博，1993,4.）这是舍利以中国传统的棺椁瘗埋开始的文献。这一点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1990年河北正定开元寺发现一座初唐地宫，平面内方外圆，内室壁用单砖素泥铺砌而成，内放石函，“石函正中为一铜函，内套木函、金函，金函内存放舍利。铜函四周无规律地散放着开元通宝、五铢钱和铜、铁钗。”（注：刘友恒，聂连顺.河北正定开元寺发现初唐地宫，文物，1995,6.）从五钵钱与开元通宝同出看， 此座地宫的时代至少应到初唐，表明直到唐初舍利瘗埋制度尚未发生变化，因此《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所讲的则天时开始“为舍利造金棺银椁”就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大云寺之后的地宫今发现最早的是建于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的唐庆山寺地宫。虽然该地宫的器物在发现之初经过扰动，但经过努力，考古工作者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地宫出土文物分布图。用此图与大云寺地宫文物分布图比较后我们发现，两座地宫虽然都采用了金棺银椁琉璃瓶的制度，但在地宫内其它供养器的分布上却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二地宫相距达47年，将近半个世纪，那么这些变化到底发生在什么时期就难以遽明。我们一直需要二地宫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来增加我们对舍利瘗埋供养制度的认识进行更深的研究，今天发现的法王塔地宫就能起到这个关键性的作用。

　　如前所述，法王塔地宫应建于开元四年（716 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之间，位于大云寺地宫与庆山寺地宫的中间偏晚。 从目前的报道看，法王塔地宫与大云寺地宫的一致性较强，而与庆山寺地宫在供养物的内容与置放位置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便由之而知道庆山寺地宫内的舍利瘗埋供养制度是从法王塔地宫建成以后才开始形成的。这是我们过去一直不知道的情况，在舍利瘗埋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为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相信随着今后法王塔地宫发掘报告的正式发表，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对隋唐地宫制度、舍利瘗埋制度发展与演变规律的认识。

　　二、法王塔与地宫封护制度的意义

　　法王塔高29.55米，为七级密檐式砖塔， 保持了北魏以来古塔建筑的传统，今天我们根据《舍利塔下铭》的发现，可以肯定它为隋塔无疑，证实了以前根据文献和外形而作的判断。首先，《舍利塔下铭》碑阴的开元时代的刻文中讲“此塔即大隋仁寿元年十月十五日置也。”记载它建于隋仁寿元年，明确的唐人言辞可以否定一切对它时代性所作的怀疑。第二，该塔在拆迁过程中在第二层的位置处发现了一“天宫”，从出土的遗物看时代特征明显，“是中唐时置放的”（注：陕西日报，1998，10，6，文物旅游专刊， 仙游寺法王塔最后揭秘正待地宫开启一文中引述韩伟先生的意见。）。所以塔必建于中唐以前。有了明确的出土文物、文献的证明，法王塔作为修建时代非常清楚的隋塔必然成为今后人们研究古塔的“标准器”，作为全国唯一一座隋代密檐式砖塔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中的地位就变的更加重要。

　　在地宫的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过去比较罕见的封护方法，如用大型河卵石填塞甬道，用巨石围于地宫顶部。用大型河卵石填塞甬道的作法虽然罕见，但如果结合中国古代陵墓封护方法进行比较就不难理解。我国古代大型陵墓，特别是甲字形陵墓的甬道、隧道封护一般采用三种方法：一是夯土填塞，一为巨石填塞，一为夯土、巨石兼而用之，法王塔地宫甬道中填塞河卵石的作法应该就是这种传统在地宫封护制度上的体现，与舍利瘗埋制度从印度的罂坛瘗埋变为中国式的棺椁制度一致。至于巨石封护的作法则应是隋代以来地宫封护方法的孑遗。河北正定开元寺发现的初唐地宫的顶部覆盖了两层巨大的圆形扁石，一块直径120、边厚8、中厚22厘米，一块直径60、厚12厘米；陕西耀县隋神德寺石函之上就有“长方形或方形的护石”。采用这种作法的原因应是防止从顶部破坏地宫，因为当时的地宫尚无甬道，只能从顶部开启，所以顶部必然要形成厚实的防护层（注：据文物，1992，1， 登封嵩岳寺塔地宫清理简报报道，在著名的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年）的崇岳寺塔塔基中发现了地宫。其年代，发掘者认为是北魏原构，经后代整修。但我认为此地宫的年代应该不会早到北魏，依据如下：首先该文所讲的“地宫甬道与塔身相连，压在塔下，是塔基的一部分，因甬道是为地宫而建，故原建应已有地宫”的理由不能作为判断地宫年代的根据，因为在后代修地宫时完全可以从塔下掏挖形成甬道，不一定叠压于塔下就能说明地宫与塔为同时修成。其次，该文所讲穹隆顶，方形平面、四壁微外弧的形制亦见于唐墓。这种形制的墓葬沿续时间很长，最早的例子可到东汉。虽然二者在形制上有相近之处，但地宫的年代由形制看，同样可以为唐构，所以这一点也未必成立。至于地宫与塔身均用红泥相粘合的证据也同样不一定成立，因为地宫与塔本在一地，用同样的原料来修造合乎情理。第三，该文所举热释光数据不能说明为原构，因为唐人修地宫时完全可以用旧砖，而这样也可以产生现在的这个情况。因此该文所讲的三条证据均不一定成立。而从地宫形制、地宫发展的历史看，此地宫还应为唐修。）。如果容许推测的话，今天法王塔地宫顶部的巨石有可能还是唐开元中开启隋地宫时位于隋地宫之上的防护巨石，当唐修好地宫后又把它们搬回来放在其上再次使用。当然无论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否，法王塔地宫的封护方法在中国地宫发展史上的地位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变的越来越重要。

　　三、《舍利塔下铭》考

　　隋文帝生于佛寺，自幼受佛教熏陶，即位后大力弘扬佛教。据《广弘明集》的卷17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 年）下令在三十个州的三十个寺院普建舍利佛塔，雍州仙游寺名列其中。《续高僧传》卷12《童真传》载：“下敕令往雍州创置灵塔，遂送舍利于终南山仙游寺。”今天法王塔中发现的隋仁寿元年《舍利塔下铭》就是当时建塔瘗埋舍利时的遗物。

　　摹仿墓志款式单刻《舍利塔下铭》开始于隋朝。在隋以前的北魏太和五年塔基中，关于造塔缘起的刻铭是刻于石函盖的盝顶上，尚未单刻，反映了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同容器上的题记一致（石函为盛放舍利的容器）。到了隋代已经把它单独出来刻于一石，其代表就是仁寿年间刻立的《舍利塔下铭》。关于仁寿年间的《舍利塔下铭》，从文献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6著录的隋仁寿元年《京兆舍利塔铭》为最早；以出土物看，过去最早的为隋仁寿四年神德寺的《舍利塔下铭》。今天由于法王塔《舍利塔下铭》的发现出土物与文献记载的年代趋于一致，我们得到了《舍利塔下铭》形成初期的珍贵遗物。

　　据记载，隋仁寿年间在元年、二年、四年三次下诏建塔，供养舍利。三次建塔的《舍利塔下铭》今天都有发现或著录。据不完全统计，仁寿元年今有3方，仁寿二年今有1方，仁寿四年今有1方， 涵盖了三次诏布建塔的全过程，通过对三批《舍利塔下铭》铭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对隋文帝时的佛教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下面就是这次发现的隋仁寿元年《舍利塔下铭》的全文：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丁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雍州周至县仙游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明元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众多民庶、六道三涂、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问法，永离若空，同升妙果。”（注：隋法王塔的舍利塔下铭文，见录于西安晚报，1998，10，18，头版的石碑铭文与史料相符一文，很可能有字句错误，待见报告与拓本。）

　　对比其他几方仁寿年间《舍利塔下铭》后我们发现，各铭内容大致相同，与《大正藏》卷52所记载的文帝诏书中的“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人石函”相同，说明当时崇佛之诏按时执行。这不仅仅对于研究隋仁寿时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隋代政令制度的颁行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到了二年、四年的《舍利塔下铭》中，各石的下石时间就改为四月八日佛诞日，这种时间上的变动应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佛诞日的重视，这又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节日的变化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可能由于当时刻石的时候检校不慎，今天我们发现的各铭中的文字略有不同。如法王塔铭中的“明元皇后”在凤泉寺铭中作“元明皇太后”（注：罗西章.凤泉寺隋舍利塔下铭，考古与文物，1985,4.此铭亦见于扶风县文物志。），在青州胜福寺铭中作“元明皇后”（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法王塔铭中的“值佛问法”在凤泉寺铭中作“值佛闻法”，在神德寺铭中作“随佛闻法”。从版本学的意义上看，今天法王塔《舍利塔下铭》的发现不仅在我国古代石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在复原仁寿年间《舍利塔下铭》完整无误的内容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价值。

　　四、天宫制度与舍利制度

　　法王塔《舍利塔下铭》的碑阴有唐人刻文，其首句为“窃闻天宫敞而千光彻”，是一篇研究天宫制度的重要文献。目前，从时代上讲，天宫的考古发现最早的时代在晚唐，发现于北魏崇岳寺塔，是晚唐人修缮此塔时所加，这与地宫形成于隋至唐初的时间上间隔较大，过去一直困扰着人们。今天发现的这段唐文就可以大大的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它的发现，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至迟到开元年间已经形成了天宫的概念，而且把它与地宫舍利同等看待，这为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在法王塔的第二层发现了一座“中唐”时的天宫，无疑它又是目前最早的天宫，这又为天宫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物证。由于法王塔文物尚未完全公布，因此是否天宫地官的年代可以一致，目前还不能判断，如果二者同时的话，那法王塔作为最早的天、地宫并用的佛塔，在建筑史、佛教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如果这样的话无疑将全面改变人们对天、地宫制度的认识。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舍利的问题。据《广弘明集》记载，“皇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出舍利一囊，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这一包舍利后来成为隋文帝在仁寿年间三次下诏建塔时分与各寺供养舍利的主要来源。根据《舍利塔下铭》碑阴的开元刻文，今天我们发现的舍利就是仁寿元年文帝颁于各寺的舍利，也就是婆罗门沙门赠于文帝的舍利。舍利，即佛之身骨，指释伽牟尼火化后遗留在骨灰中的固体物。佛教舍利的含义很广，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生身舍利，即释迦牟尼火化后的遗留物。按《法苑珠林》的记载，这类舍利分为三种：一为骨舍利，白色；二为发舍利，黑色，三为肉舍利，红色。第二类舍利指法身舍利，也就是佛教经典。《法华经?法师品》云：“经卷所在处，皆应起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金身。”讲经卷与生身舍利价值相同，所以后代佛塔中常有经卷发现就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除了以上两类外，据《如意珠经?轮咒王经》记载：“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取清净沙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并不一定非为真身舍利或生身舍利才能称为“舍利”，舍利实际上成为一种潜心向佛的象征。由于法王塔地宫所出舍利的具体报告尚未发表，其详细的理化报告还未公布，所以它的物质成分为何我们就还难以详明，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首次科学发掘的仁寿元年舍利的价值。而且随着报告的发表，它在中国舍利制度研究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

　　总之，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的发掘是近年来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相信随着正式报告的发表，中国佛教史、中国建筑史、中国地宫、天宫制度、中国舍利瘗埋制度、隋唐器物学的相关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