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成佛道上之千年邂逅──悼念学问僧印顺导师

　　问学成佛道上之千年邂逅──悼念学问僧印顺导师

　　李玉珍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书缘起

　　数十年前，一个年轻尼师从花东千里迢迢北上受戒，却因为缺少师长签章，眼看着得放弃三坛大戒。紧张关头，她竟然随缘顺遂，不疾不徐地去买佛学书籍；而书局里巧遇的学问僧，虽然早已名闻佛教界，亦竟然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破例收她为徒，圆满她受戒的心愿，亦成就一段师徒因缘。法师当场为这位尼师取名“慧璋”，数十年来台湾以及国际称呼她为慈济功德会创办人证严法师；至于证严法师的师长─印顺导师，其精湛的佛学研究以及庞大的著作系统，开启现代汉藏佛经的学术风气，栽培无数佛教知识份子。师徒两人无疑为二十世纪影响最广的亚洲宗教家之一，于主导台湾佛教的主要实践论述“人间佛教”上，相得益彰。

　　熟悉印顺导师与证严法师师徒因缘的人，不断称颂他们师徒初遇的殊胜机缘。而专研慈济功德会志业的学者，则尝试解释，以菩萨道提升公民社会福祉的证严法师如何“做就对了”地诠释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系统。或者，更直接地说，印顺导师传授了证严法师甚么教义。由于师徒两人都谦冲为怀、淡泊专致自己的修行功课，甚至形成信、解法门两端最卓越的宗教师典范，上述议题恐怕无解。

　　至于平庸的我，还是觉得印顺导师与证严法师因为佛学书籍结缘，是最自然不过的。临危不乱以及慧眼识英雄，不正是师徒两人的修行气魄所致吗？而对知识追根究底、身体力行的敏锐坚持，不也正是师徒两人的人格特质吗？师徒两人从来不浪费时间于无谓的世俗纷争，自然亦能够不拘世俗之见，不疑不悔地托付与承担。“难得远行一趟，可惜受戒机缘尚未成熟，还是可以把握机会买书啊！”“这位尼师好学又诚恳，她需要帮忙，我也能帮呀！”所谓的随缘自然，正在两人之直接质朴，而非随便攀缘。虽然我无法衡量两人宽阔而专心的胸襟，多少成分拜专务修行所赐，又有多少来自优游佛学的知识涵养，不过修行与问学，两者互相增益其人清明澄澈的宗教家风格，却是无庸置疑。师徒因缘一如君子之交，云淡风清，一路行来，却已经带领台湾佛教走出荆棘荒芜。

　　印顺导师的历史定位

　　印顺导师为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巨擘的历史定位，已然确立；史家与学者亦将继续透过其著作与师友，赞颂其提升二十世纪以来的佛教学术与僧伽教育之贡献。就研究成果而言，尤其自民国五十六年于台湾完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以后，印顺导师的著作，不论就格局或格式而言，都属于现代学术性的著作。其思想体系从“三论与唯识”入手，超越“三论与唯识”，推衍扩充“人生佛教”而另辟“人间佛教”的主轴，经过深广阅藏而撰述“佛教教义史著作”，厘清自原始佛教至中国禅宗的经典演进，最终自成“真常、唯心、中观”的判教体系。印顺导师深入藏经万卷大海，旁征博引又具历史意涵的诠释架构，既突破传统注疏佛经的方式（例如先行科判、随句讲解），又能接榫现代学术批判性的理论趋向，关键正在于他基于汉文藏经建立的宏观判教体系，绵密而清楚地厘清中国佛教史的骨架与特征。虽然近十年快速的国际化，使得台湾佛学界中出现质疑印顺导师对于印度以及藏传佛教看法的声音，但是台湾藏文（或巴利文）经典的思想与历史研究，基础薄弱，他所建立的中国佛教学术典范，无疑将继续引领学界方向，不受影响。

　　《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并且代表印顺导师讲经弘法的分水岭。之前作品大都为教学与讲经所作，直接面对听众宣讲，再修润记录稿而成，所以条理必须简明；引经据典的细微考证不但不易以口宣讲，而且还顾虑到时间的限制以及听众参差不齐的程度。所以此时期的著作与同时代的通俗演讲、寺院科判随句讲解的传统写作方式，风格类似。一旦著作变成个人独据书桌，面对浩瀚的经藏资料，日以继夜的浸润思想、与古今作者神游对话，写作的方式就更趋细密、庞大而周整。经年累月地专注思考一个问题，每天定时写作，戒除一切杂务，心无旁鹜。犹如闭关参禅，定时上下座，心念不断。此研修境界不但灵台清明有益，简直就是倚笔修行。印顺导师民国五十六年之前遭遇的挫折，退步忍让的结果，反而为他孱弱的身躯开阔一无比自由的心灵与修行境界。

　　印顺导师自称民国四十一年来台住持台北善导寺，至五十三年卸任，为世缘所迁的“随缘教化”期，本身之研究著作，皆为人事、杂务、病体所牵绊。但是就佛学教育而言，印顺导师此时期的重要举措，在于建立以新竹福严精舍与台北慧日讲堂为核心的福慧僧团，以接纳、教育台湾僧尼。福慧僧团突破经忏佛教的寺院经济型态，建立学僧共住的团体。即精舍与讲堂开放给学僧共住，内修外弘，作为对内互相学习、对外讲经弘法的场域，而非属个别僧人的私产。由于讲堂不需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常住成员比较有余裕修行读书，而且地点在首善之区的台北，亦可作为新竹青草湖畔福严精舍的屏障与支援，资助学僧专心向学，提供他们对外弘法的训练。印顺法师住持慧日讲堂时，每月的第二、四周日有共修会，有纪念性法会以及佛七，四季则排定专题讲经；以后的住持亦保持此一惯例，甚至将讲经的对象扩充到大专校园的佛学社团。

　　此一开放性的佛教学院形式，可能源于印顺导师于抗战时期经历的学僧共住模式，战乱使得传统的云水参学不可行，而当时的佛教僧侣又急于吸收新知，锐力改革佛学教育。佛学教育的形式现代化、佛学研究的学术化，早已成为十九世纪以来佛教改革的主流趋势，势不可逆。而台湾的福慧僧团对于推广印顺导师的思想、提升僧伽教育，亦于此过程发挥重要功能。台湾的佛学院所不再是授与僧尼世学的补习班，而也是预备训练高教育水准的青年，佛学与修行的养成所。当佛学院所被排除于公民教育的体制之外时，前者为保存传统僧伽教育的基地，而当台湾大学内的宗教教育开禁之后，佛学院所则迅速成为佛学研究学术化的重要基础与跳板。简而言之，一般佛学院所的毕业生开始要具备学位，佛学院所也必须培植佛学师资与研究人才。这些佛学学者包括对信徒讲经弘法的僧尼，也出现如蓝吉富、李志夫等学者，甚至像惠敏、昭慧等教授法师，这样沟通教界与学界的重要桥梁。新型态的学问僧生涯已然成形，而兼具传统佛教经院训练以及现代学术研究批判能力的佛学学者，则如凤毛麟角。承先启后之际，亦无人可以比拟印顺导师的博大与精深。下一代的佛学学者，还是会庆幸有印顺导师奠定的佛学基础。

　　千载邂逅

　　忝为学界的一份子，我和许多台湾佛教学者一样，将印顺导师的著作常备案头查询，每年也都很期待参与庆祝印顺导师嵩寿而举办的佛学学术研讨会。（有时候还得竭尽所思，写出论文做秀才人情，滥竽充数一番。）虽然罕有学者能够长年号召学界投注佛学研究，谦冲为怀的印顺导师从来低调避寿，把舞台留给学者与后辈，加上个人福薄，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印顺导师。现在回想起来，几次失之交臂，大概是一直错觉：明年印顺导师还要过生日，所以今年不急。更可能是老觉得离这位学术大师很近──他老人家的几部大部头著作，我不是一路从台湾背到美国，又背回台湾，从学生宿舍搬到教授研究室了，有时还要麻烦他们奔波于研究室与家中的书房之间。书很沉，每次也不过查几条资料，可是摸到厚实的烫金封面，总会有点不忘初心的安慰。虽然书不会说话，可是透过书，我和作者很安心地问过千百个问题。但是这次，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去瞻仰印顺导师的遗容，亲自表达我的敬意。

　　印顺导师早在民国四十年代初抵台湾，既已著作等身，为当时台湾佛学教育提供优秀的佛学教科书。虽然鼎革交错，教界遭遇多事之秋，而使印顺导师选择隐退，以保孱弱之身躯致力佛学著作。看似与世隔绝，却透过正闻出版社以及福慧僧团，不绝如缕地指引向学青年。凭借正闻出版社，印顺导师的著作源源不断面世；福严精舍与尔后发展的福严佛学院，以研读宏扬印顺导师的思想为目标，培养出优秀的僧侣，日后成为许多台湾佛学院的师资。以问学聚居的慧日讲堂，则提供多位优异而特立独行的青年僧侣，求学过站。他们自由离去之后，亦开始组织青年学生的读书会，弘扬印顺导师的思想。战后台湾佛教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不断朝向关怀社会的淑世目标，僧侣教育亦随佛教社群的知识水准提升，步向学校化、专业化、学术化。此过程亦步亦趋跟随印顺导师对中国佛教的省思，终于赶上他摧枯拉朽、大起大阖的思想系统－－虽然几乎迟到了二十年！

　　新的世纪中，急遽的社会变迁并未减速，佛教出世修行与淑世济度的永远两难，而印顺导师提供的人间佛教、问学成佛楷模，仍然发挥标的作用。一如印顺导师的弟子──引领慈济功德会百万会员建立人间净土的证严法师，以及提升福严佛学院学术水准，以印顺基金会推动佛学教育的厚观法师，还有昭慧、宏印、传道等诸位曾经亲炙私淑他老人家教诲、而至今仍孜孜不倦推广印顺学的法师。佛教教育与佛学研究迈向学术化、制度化的过程中，印顺导师的思想体系与淑世诠释，已经而且还会适时提供转化的师资与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