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邺城时代的佛教文化遗存（5）

　　风景线上说“看点”

　　靳文华 崔彩平

　　——探寻邺城时代的佛教文化遗存（5）

　　编者按：从邺城经滏口陉到晋阳（山西太原）是东魏、北齐的“生命线”。如今，则是一条吸引人的旅游线路，被旅游界称为“一条亮丽的北齐文化旅游线”。在我市境内的有响堂山、定晋岩、娲皇宫等，这些地方除了绮丽的太行

　　风光外，更有一份厚重的历史底蕴，是一条邺城时代佛教文化的风景线。最近我们走访了一些专家，请他们指点这些景观的“看点”。本栏目将分上、中、下三期予以报道。

　　响堂窟中看石雕

　　赵立春，峰峰文化馆副馆长，年轻的地方文化研究学者，在石窟、刻经、磁州窑和地方古村落民俗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关于响堂石窟景观，他说看点主要在石雕艺术上，这可从几个方面着眼。

　　石窟造像之风伴随着佛教自“西天”来，而形成中国特色则是在峰峰响堂山。早期的石窟造像都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其形制、装饰均脱胎于印度，人物脸部造型更是高鼻深目，典型的西方人种特点。造像开始显露出中国特色，是在北魏中期。当时高僧法果提出了“帝即是当今如来”的理论，称皇帝是今世佛，礼佛就是礼皇帝，大得皇帝欢心。石造像的人物形象开始以皇帝为模特，石窟造像工程也开始上升为宏大的“国家工程”。于是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的武州山下，出现了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其五个最大窟中的主佛，就是仿照北魏五个皇帝的面目形象雕刻出来的。迁都洛阳后，在龙门山下，又为文昭皇太后和皇帝开凿了龙门石窟宾阳三洞，人物脸部形象进一步中国化。这一进程到北朝末期，渐成主流，而响堂寺石窟则是其典型代表。至此，石窟造像艺术才形成了“融合中国文化”的特色，到了唐代，佛教雕刻艺术中国化的进程才最后完成。赵立春认为，在中国佛教雕刻艺术史上南北响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的石造像艺术既保留了早期佛教石造像的艺术特征，又有极大的创新。这样就形成了南北响堂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它把佛教与艺术交融于一起，使一个时代的艺术以一种神圣的面目完整地保留在今天，其文化意义十分巨大。

　　为什么选中了这一条线？公元534年，作为东魏大丞相的高欢将都城迁到邺城（临漳），并把其根据地晋阳作为陪都和军事基地。于是，邺城和晋阳成为东魏、北齐最重要的两个中心，帝王和权臣经常要在两都之间往来奔波。高欢的儿子齐宣帝高洋笃信佛教，为了便于中途歇息时仍能礼佛，便决定在沿滏口陉，选风景秀丽、石质良好之处，营建石窟佛寺兼作宫苑行宫。于是这立即成为“国家工程”，朝廷不顾战事需要，调集大批人力、物力，开山凿石。而位于滏口陉咽喉部的响堂山自然为最重要的一处。据记载，设计者为高僧慧义，他于鼓山山下建宏大的长乐寺，于山腰开凿了对应高氏父子的三个洞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北响堂三大石窟。据推测，大佛洞主的形象极有可能就是北齐高祖高欢的形象，而“高欢死后的棺椁就藏在该佛顶之上”说，也成为高欢丧葬之谜的多种说法之一，流传至今。

　　响堂石窟雕刻的艺术风格。南北响堂石窟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保单位，现存大小石窟30余座，石造像4300余尊。虽比不上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冈等石窟的规模，但风格特色则更进一步，充分代表了北朝晚期的佛教雕刻艺术，称得上魅力独特。

　　北响堂有大小石窟20余座，寺院里有9座，大小佛像3000余尊，由南向北依次为：大业洞、刻经洞、双佛洞、释迦洞、唐洞、宋洞、大佛洞、明洞、隋佛龙洞等，一些小的窟龛分布在山腰。又可分为南中北三区，每区都有一个北齐大窟，分别对应北齐三个皇帝。其中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当属大佛洞。大佛洞属高欢，释迦洞属高澄，刻经洞属高洋。大佛洞高、深、宽都在13米左右，非常壮观。赵立春介绍，这是响堂山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它的开凿时间大约在东魏晚期，主体工程完工于北齐初，距今1400多年。关于洞窟的形制结构，赵立春最早提出了“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的观点，如今这一论点已在史学界得到公认。所谓“中心方柱式塔庙窟”，即在雕造洞窟时中央留有一个方形石柱，直通窟顶，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将窟顶支撑住，不至于造成塌方。这一形制为国内石窟建筑所独有。中心方柱上部为空心，即传说中高欢陵穴之处。地方志曾有记载：“东魏高澄，虚葬高欢于漳水之西，潜凿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群臣，及齐之，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