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和鲁迅

　　徐梵澄(1906—2000),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

　　此公,人多不识。慨乎其人也,圣哲也,若论其一生学术研究之主要贡献,端在中国最早较完整的翻译和研究尼采哲学思想,以及系统翻译介绍印度古代精神文化典籍《奥义书》,乃至成为印度“三圣”之一“圣哲”室利阿罗频多(其余则是“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思想(如他晚年最后一部译著《薄迦梵歌论》)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它如研究、绍介佛教唯识学、密宗,以及道家、儒学、易学等,均有其深刻和独到的识见以及建树。然而,此公拙于自我宣扬,又因晚年归国,身边并无弟子可以继承衣钵,也无人为之揄扬,遂默默无闻,以迄近日华东师大出版社即将出版其生前所遗之16巨册《徐梵澄文集》,方为人惊听回视。

　　愚因研究鲁迅,接触过此公与迅翁之往来史实,慨乎对此公之汪洋学问无从置喙,遂聊以撮拾一二史实,缀成此篇,以为《徐梵澄文集》问世之贺可也。

　　一位踱入上海鲁迅寓宅的复旦湖南学子

　　徐梵澄早年曾在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1928年5月15日,他因记录了鲁迅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演讲《老而不死论》,随后开始与鲁迅通信,同时开始为鲁迅主编的《语丝》撰稿。

　　说起他与鲁迅的进一步交往,那还是1928年8月,当时鲁迅在上海编辑《语丝》,刊登了他投稿的《谈谈复旦大学》一文(第4卷第31期),文章批评母校内部的腐败,大有激浊扬清之慨。不久,复旦大学毕业生潘楚基也来投稿《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却与徐的文章意思相反,即是维护学校当局的,鲁迅因而作《<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文后附白》,署名“记者”,连同潘文一齐刊登在《语丝》(第4卷第37期),鲁迅说:“为了一个学校,《语丝》原不想费许多篇幅的。但已经‘谈’开了,就也不妨‘谈’下去”,因为读了潘的文章,“看那口吻,可知作者和复旦大学是很关切的……”鲁迅还说明对来稿“毫不删略”,只是要读者由此“并看”,辨别真伪。果然,文章发表后,有位读者章达生又致信给《语丝》,也来加入为学校当局辩护的队伍,并且对《语丝》言下大不恭,甚至几近诽谤,如其认为“目前杂志的编辑似乎太忙,对于名人的稿子一时又拉不到手,只要一见有几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快登载”,等等,鲁迅遂答以《通信》(第38期),皮里阳秋地以“有闲阶级”自认,否认自己“似乎太忙”,至于评论复旦大学的是非,却主张“这也算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校长看了《语丝》,‘唯唯’与否,将来无论怎样详细的世界史上,也决不会留一点痕迹的”,言罢,一时兴到,又选登了一篇赞同徐梵澄、反对校长章益的来稿,即宏芬的《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

　　刊登一组关于复旦的来稿(想到复旦大学正在举行百年校庆,不知这档子旧事有人提及否),通过这种方式,鲁迅对学生的正义行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他也由此开始与徐梵澄有所接触。不过,让他想不到的,因此却得罪了复旦大学出身的几位国民党党棍,后来他居然因此而受到了“通缉”。据章廷谦回忆:后来《语丝》在杭州被扣,原因就是“因为《语丝》上登了一篇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来稿,触怒了该大学出身的那时是一个国民党党棍子,在杭州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任指导委员的许绍棣,《语丝》因而被禁、被扣了。……跟着,鲁迅先生就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密令通缉了,罪名是‘堕落文人’”。(《忆鲁迅先生和<语丝>》)对此,鲁迅的反应是十分激烈的,如许广平所说,是“遭此厄运,气愤填胸,发为文辞,自亦激越”。(《欣慰的纪念》)此后,他更对徐梵澄惺惺相惜,特别是有了一番接触后,他感到徐梵澄“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同上)因此格外看重,此后徐梵澄也经常上门与鲁迅晤谈,并且不客气地经常请鲁迅向出版界推荐他写的文稿。

　　1929年5月,鲁迅赴北平探母,上海的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还提到徐梵澄曾送来稿件:“有人送来文稿数件共一束,老太婆说不出他的姓名,看看封上的几个字,好像迹余笔迹。”(5月18日)“迹余”,就是徐梵澄的一个笔名,而所谓“老太婆”,就是鲁迅家里的保姆了。不久后,徐梵澄赴德国留学,期间鲁迅多次写信委托他购买书籍、报刊和木刻作品,如鲁迅1930年9月3日致孙用的信中说:为了自行出版和印刷孙用翻译的《勇敢的约翰》,鲁迅“颇想插以更好的图,于是托在德之友人,转托匈牙利留学生,买一插图本”,此之“友人”,就是徐梵澄。同时,鲁迅也在国内搜罗了一些中国画本寄给德国的徐梵澄,让他转送给德国友人,渐渐地,徐梵澄也开始学起木刻艺术来。在异乡,徐梵澄经常与鲁迅通信,如“请益人事得失”等(许广平:《欣慰的纪念》),自然,徐梵澄对鲁迅的来信十分珍惜,他一一整理放好,待后来回国,将之存放在家乡住宅的墙壁内,不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长沙,国民党张治中部队实行“焦土抗战”,竟放火烧掉了长沙,鲁迅给他的所有信件也因而烧光了。

　　1932年8月,徐梵澄学成返国。8月30日夜,他再次踱入鲁迅在上海的寓宅,当时他还把自己的书箱寄存在鲁迅家里。有一次,徐梵澄从书箱中寻找送给海婴的玩具,在旁边的鲁迅无意中发现书箱中赫然有此前他托徐转给德国友人的中国画本,便问为什么又带了回来,徐梵澄说“那些画太好了,不忍送出去”,因而“不怕携带困难,终于给带回来了。而先生特意到书坊寻选,辛苦寄出,冀于彼邦人士有足观摩,此意遂归虚耗。先生于叹息之余,终不明白那青年用意所在。”(同上)鲁迅虽有点不快,但仍为他四处介绍文稿,也是由于鲁迅的推荐,徐梵澄的文章很快刊登在《自由谈》、《论语》、《人间世》、《文学季刊》、《新语林》、《译文》等上海的刊物上。当时陶亢德曾先后编辑《论语》、《人间世》,鲁迅曾转寄徐稿并推荐说:此“是一个青年托我卖钱的,横览九洲,觉得于《论语》或尚可用,故不揣冒昧,寄上一试。犯忌之处,改亦不妨。但如不要,则务希费神寄还,因为倘一失去,则文章之价值即增,而我亦将赔不起也。”(1933年12月28日)不久,鲁迅放心不下,又写信说:“有一个相识者持一卷文稿来,要寻一发表之地,我觉得《人间世》或者相宜,顷已托书店直接寄去,究竟可用与否,自然是说不定的。倘可用,那就没有什么。如不合用,则对于先生,有一件特别的请托,就是从速寄还我,以便交代。”(1934年4月16日)前面一信,陶不久给予答复,即“仅有少许可登”,鲁迅遂又致信林语堂,说:“此公远在北平,难与接洽,但窃计所留字数,不过千余,稿费自属无几,而不佞则

　　颇有擅卖他人螓首之嫌疑,他日史氏笔伐,将云罪浮于桀,诚不如全躯以还之之为得计也。”(1934年1月6日)大概当时徐梵澄“破帚自珍”,很在乎自己的手稿,鲁迅不得已,只好负责到底,不惜三番两次去讨回原稿,有的刊物不便用的,鲁迅还负责转寄给其他刊物,比如《自由谈》退稿,鲁迅再寄给《人间世》,并说:“今手头但有杂感三篇,皆《自由谈》不敢登而退还者,文实无大碍,然亦平平。今姑寄奉,可用则用,太触目处删少许亦不妨,不则仍希掷还为荷。”(5月5日致陶亢德信)当时徐梵澄还写有一篇批评徐懋庸的长篇《攻徐专著》,《自由谈》不用,鲁迅索性寄给徐懋庸编的《新语林》,鲁迅坦率地说:“其实,对于先生,是没有什么恶意的,我想,就在自己所编的刊物上登出来,倒也有趣。”(6月21日)后来鲁迅还把《自由谈》弃用的《古诗新改》等以及徐梵澄的一些“歪诗”径直寄给徐懋庸处理,并交代说“取半或全收均可。”(6月25日信)或竟作为“补白”亦可等。(7月8、9日信)

　　后来许广平回忆:当时徐梵澄的行为颇怪诞,他所有的稿件统统交由鲁迅处理,而“作者自言兴到辄书,然不常见访”(同上),且他居无定所,“在上海行踪甚秘,住处也无人知道”,有时编辑催稿,也由鲁迅代为致意。总之,对这位性情中人的徐梵澄,鲁迅只好全权负责,他交代编辑:“用种种笔名的投稿,倘由我再寄时,请先生看情形分用就是,稿费他是不计较的。”(6月8日致陶亢德信)岂料徐梵澄更有“非份”之想,如鲁迅寄其稿给《自由谈》的黎烈文,不免抱怨说:“‘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4月1日信)如此这般,但凡他由鲁迅转交的稿件都由鲁迅或许广平亲自抄写或觅人代抄,鲁迅也在介绍给刊物时也总是叮咛再三,即这是“因为偶有不愿意拿出原稿去的投稿者,所以绍介入很困难。”(7月14日致徐懋庸信)又据许广平的回忆,徐梵澄所以如此,是“他仿佛觉得有人在监视他,稍一不慎,即有丧身之虞”,鲁迅却能见谅他的率直,不以为冒昧,甚至有的报刊删改了他稿件中的文字,鲁迅也要向他认真解释,所谓“对于投稿之偶有删改,已曾加以解释,想不至有所误解也。”(4月14日致黎烈文信)

　　一个沾了“尼采气”的怪人

　　徐梵澄留学欧洲结束,回国后却与前不同,他忽然开始热衷于佛学,甚至“每见先生,也多道及”(许广平),甚至他还抄写了《悉怛多般怛罗咒》送到鲁迅的府上,试图以此“超度”鲁迅,不信佛教的鲁迅当然心中不悦,从此渐渐与之有了距离,“觉得这样的人,是未可亲近了”。不过,鲁迅依然为他推荐稿件,有时在给编辑的信中还不无调侃地说:“‘此公’稿二篇呈上,颇有佛气,但《自由谈》本不拘一格,或无妨乎?”(1934年3月4日致黎烈文信)此后他还向人介绍说:黎烈文离去之后的《自由谈》,“我不投稿已经很久了,有一个常用化名,爱引佛经的,常有人疑心就是我,其实是别一人。”(5月15日致杨霁云信)所以如此,是鲁迅对于“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于是他一如既往,于百忙中为徐梵澄抄录文稿,这是因为“‘此公’脾气颇不平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殊以为苦。”(同上)鲁迅甘为“孺子牛”,由此可见一斑。当时鲁迅不仅负责荐稿,还要时不时的修改他的文章,鲁迅曾对黎烈文抱怨:“将来看来稿大约要比自译还要苦。”(9月25日信)这是指徐译《尼采自传》。

　　1935年3月,鲁迅向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推荐并校阅徐译《尼采自传》。此书译成和出版前,徐梵澄曾提出过一些要求,比如“紧要字句”的排行要宽等等,鲁迅一一向书店说明,并参照当时出版的条件,做了周全的安排(如“紧要字句”加黑点、增加尼采的插图等)。此外,徐梵澄本来是要自己校对的,鲁迅“觉得这不大妥,因为他不明白印刷情形,有些意见是未必能照办的。所以不如由我校对,比较的便当”。鲁迅还对“良友”的编辑赵家璧戏言:“先生愿意结识天下各种古怪之英雄,那我也可以由他自己出马。”(1934年12月12日信)如何“英雄”,不久鲁迅又致信赵家璧:“《尼采自传》,良友公司可以接收,好极。但我看最好是能够给他独立出版,因为此公似乎颇有点尼采气,不喜欢混入任何‘丛’中,销路多少,倒在所不问”的。(12月25日信)但到了书要出版时,徐梵澄却又不照面了,鲁迅说:“梵澄的来,很不一定,所以那《尼采自传》,至今还搁在我寓里。我本来可以代他校一下,但这几天绝无工夫,须得十五以后才可以有一点余暇。假如在这之前,他终于没有来,那么,当代校一遍送上,只得请印刷所略等一下。但即使他今天就来,我相信也不会比我从十五以后校起来更快。”(1935年3月9日信)果然,半个月后,徐梵澄还是渺无音讯,鲁迅只好自认倒霉,说:“《尼采自传》的翻译者至今不来,又失其通信地址,只得为之代校,顷已校毕,将原稿及排印稿各一份,一并奉还。”(3月15日信)当时鲁迅还拿出自己珍藏的尼采铜刻版像,用于这本《自传》的出版。此后,书是出版了,而“译者久无消息”。(5月9日信)当徐梵澄终于出现时,鲁迅又为他向郑振铎编辑的《世界文库》推荐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迨徐梵澄译毕,鲁迅嘱其自行与郑接洽,不料“原以避从中的纠纷,不料仍有信来要求”,(9月11日致郑振铎信)结果还是由鲁迅代为转交。

　　此前1934年1月鲁迅向黎烈文推荐徐梵澄,称:“有一友人,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今为绍介三则,倘能用,当能续作,但必仍由我转也。”(1月23日信)此后徐梵澄的文章经常在《自由谈》出现,鲁迅也“陆续寄奉‘此公’短评数篇”,(2月17日信)“但因其文时多不平之语,或间略带讽刺”,居然被人怀疑是鲁迅的手笔。原来,在鲁迅当时所接触的文学青年中,徐梵澄和唐弢的文章是最酷肖鲁迅之作的,因此他们的笔名也常常被人误会是鲁迅的笔名,鲁迅曾向陶亢德解释说:“《泥沙杂拾》之作者,实即以种种笔名,在《自由谈》上投稿,为一部分人疑是拙作之人,然文稿则皆由我转寄。”(5月5日信)不过,鲁迅自识与徐梵澄有所不同,即:“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杨公邮人,又疑是拙作,闻在《时事新报》(?)上讲冷话,自以为善嗅,而又不确,此其所以为吧儿狗欤。”(4月1日致黎烈文信)他还同黎烈文“私议”徐梵澄:“‘此公’是先生之同乡,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之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4月14日信)鲁迅和徐梵澄到底有什么不同,鲁迅这段话是很好的解释。最后,两人终因道不同而决绝。

　　遗憾的结束

　　1934年9月15日,鲁迅得到徐梵澄所赠名印一方,上刻“迅翁”二字,鲁迅在日记却写道:“不可用也。”

　　关于鲁迅和徐梵澄的绝交,许广平曾回忆说:这除了徐梵澄的一些怪僻行为一再使鲁迅夫妇不堪,如他的原稿必须抄录,“但这对他还是不愿意。有一次,他竟要求每篇换一个抄写者”,当国民党实施“文化围剿”愈演愈烈之时,“我们是躲起来,不大交际的,那里来这许多抄写者。这命令实在难于办到,而且连我也未必有功夫专门为他抄写文章。先生很懂得人情,偶然叫我做些事,也斟酌情形才开口。见到我忙了,他也会来帮我一手,所以他自己更不大肯差遣人。如今我们都要腾出功夫来做抄写工作,而且做了还不合意,这有什么法子呢?先生的精神就是这样多方面被磨掉的”。不过,依我看,这其中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他们两人思想上的隔阂,即徐梵澄参佛之后,对鲁迅也“颇有所讽劝,以为先生如能参禅悟道,即可少争闲气”,你想想,鲁迅会听他的劝么,况且鲁迅最讨厌有人向他鼓吹什么“费厄泼赖”、“少争闲气”之类的,何况是外道,而事实上“先生岂不知佛经,但他并不愿出家。在最危难的国度里,以佛学麻醉自己的灵魂,希图置身世外,痛痒不关,这岂先生所能忍?”(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于是,他只好敬而远之,有时徐梵澄上门来拜访,鲁迅就索性不见,所谓“观察他既久,知之更稔,颇觉其无一当意,而自处复老气横秋,殊少青年凌厉之态。先生觉得这样的人,是未可亲近了。来时也常婉辞不见”。(同上)

　　余 记

　　徐梵澄于1929年8月赴德国留学,期间曾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读书,主修哲学,辅修艺术,后曾于1932年8月因父病危回国,之后在上海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从事写作与翻译,因此也有了与鲁迅相合与相分的一段经历,那就是上述的记述,这段经历一向不为人所熟知。其实,徐梵澄与鲁迅的合与分,可以说是他性格怪癖,少年气盛以及率性的结果,或者也是他湖南人“辣椒性格”的一点表现;对鲁迅来说,除了徐梵澄,在他一生中也有许多与文学青年合与分的经历和故事,换言之,不独一个徐梵澄而已,晚年鲁迅对此曾有刻骨的感受,他从中年时的“中间人”意识出发,到痛惜自己成为“人梯”,最后消失在时序的迁变之中,这无法不给他带来隐隐的销骨蚀魂的沧桑感,当然,这是后话了。

　　通过徐梵澄与鲁迅的聚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见性情的湖南青年。其实,在徐梵澄的一生中,无论是多么寂寞,或者多么寂苦,他一直没有忘记鲁迅的音容。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梵澄先后在云南中央艺术专科学校、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并在中央图书馆担任编纂。1945年,徐梵澄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往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和“欧阳竟无佛学思想”。当时正是国内沧桑鼎革之际,徐梵澄有幸避开了战乱,得以潜心问学,但同时他也逐渐被人所遗忘。

　　1951年,徐梵澄赴印度南部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担任华文部主任,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异乡治学之路,他在那里先后学习、执教、翻译、著述了近30个春秋。在那里,他在清苦孤寂中潜心研究和翻译印度古代典籍《奥义书》,译释“圣哲”阿罗频多的超心思哲学著作以及印度教的经典等,还用英文介绍中国传统文化,默默地以一人之力在具有最深奥的古老哲学思想和知识的中、印两国之间搭建着文化交流的桥梁,同时,他也成为继陈寅恪之后一位罕见的精通梵文、德文、英文、法文又兼通拉丁文、希腊文、印地文等多种语种,学贯中、西、印三大文明和学术的哲学家、翻译家、诗人。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徐梵澄回到了他日想夜思的祖国,并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他晚年,他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勤奋著述,开创了他整个一生中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高峰。

　　徐梵澄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佛教协会特约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特约顾问。

　　2000年3月6日,这位鲁迅生前的弟子、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精神哲学家、罕有的翻译家,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路途。如今,我们虽然再也看不到他了,但他留给我们的多达650万字的横跨中、西、印三大文明渊薮的研究文字,将会使我们永远铭记住他的名字。

　　责任编辑/黄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