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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宗教学理论的科学观

       

发布时间:2009年06月03日
来源:不详   作者:岑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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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宗教学理论的科学观
  岑岱楠
  承认宗教学的科学性,以辩证反映论的科学方法来建设宗教学理论,并对宗教学理论及其建设持辩证反映的态度,这就是宗教学理论的科学观。明确以科学性为根本性的宗教学理论科学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宗教学 科学性 科学观
  作者岑岱楠,1973 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硕士研究生。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的文化建设方针,建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理论的基本任务。本文认为坚持宗教学理论的科学性、深化宗教学理论科学性的内涵,才能更好地保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讨论和明确宗教学理论的科学观是建设完整严密的科学的宗教学理论的要求。所谓宗教学的科学性是说,宗教学是对人类宗教现象的反映性的认识活动,其对象有客观存在性,其认识活动具有反映性,其理论表现为体系性;所谓深化宗教学理论的科学性是说,我们在坚持学科固有的科学性的基础上,还应该把科学性作为宗教学理论根本的属性来建设;所谓宗教学理论的科学观是说,宗教学具有科学性,以辩证反映论的科学方法来建设宗教理论,并对宗教学理论的建设持辩证反映的科学态度。
  一、宗教学的科学性
  自1870 年缪勒开创宗教学以来,西方宗教学不断发展、丰富和健全。首先是比较语言学宗教学,它在学科的确立、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性、比较(分类)的科学思维方法等方面具有开创之功。如他在谈到方法时说:“一切真正的科学都是以分类为基础的。只有在不可能对各种不同的信仰进行分类的时候,我们才会承认不可能建立宗教学。”①其次是宗教人类学,它们对科学进化论方法的应用,对理论体系中原理的必要性的确认以及认为宗教学是对本质性东西的探求活动等方面,实则为推进宗教学理论向体系性方向发展作出了贡献。如代表人物弗雷泽,他不但理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巫术——宗教——科学”三阶段论,而且还饱含着科学实证的激情说:“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和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①如果说缪勒开创宗教学科,那么将宗教学提高到系统的科学的理论高度的要算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他对宗教学理论科学性的建设可以说还不是自觉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之前他为宗教学能够成为科学作出的贡献是最突出的。首先,他明确提出“宗教科学”术语,他说:“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使用那些宗教科学的术语是否妥当的问题。科学是一种规章,不管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构想它,它都应该始终适用于真实的资料。”②其次,将宗教学看作完整的理论建构,在他自己的理论中就包括了研究者对思想的献身精神、原理的研究和揭示以及体现着一定世界观的理论架构等要素,他说“一个不用概念进行思想的人,不能算作人,因为他不是社会存在。如果人只剩下个人感觉的话,他与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③,指出“我们作为公理的是:不管宗教信仰表面上如何奇异,其中必然包含着真理,而这真理是我们应该去揭示的”④ ,并认为“宗教不仅是一个仪轨体系,还是一个观念体系,其目的是要解释世界;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最粗陋的宗教,也有它们自己的宇宙观”⑤。第三,他认为宗教学是对规律的认识,是对“本性”的发现,“宗教科学的主要目的是去发现人类的宗教本性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⑥此外,爱弥尔·涂尔干还看到当时宗教学科学性的不足,指出:“科学是片段的,不完整的。”⑦正是涂尔干这样的宗教社会学者在理论的整体性、反映性、批判性及客观实体的功用性等方面丰富了宗教学。上述对西方宗教学理论的简要回顾,我们看到西方宗教学理论中是包含有科学性的,这一科学性一是“适用于真实的材料”,二就对“人类宗教本性”的探求,三是科学应该是“完整”的东西,不是片断的。现阶段,我国关于宗教学理论的最新研究结果认定:“即宗教学是认识宗教现象的本质,揭示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⑧对照发现,这一最新结论与爱弥尔·涂尔干的宗教学理论是有继承关系的。但是,这一最新结论也是因应时代而有创造性突破的,它与涂尔干理论根本不同处在于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对宗教学理论科学性是一种自觉,而涂尔干还不是自觉。但无论如何,概括地说,至今为止的宗教学理论史表明宗教学的科学性应该包括三个内涵:一是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性,二是“认识性”,也就是反映性,三是作为理论,它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构建起来的体系。这三个内涵,第一个是决定性的,后两个从属于它,而最后一个方面又可以从属于第二方面,可以说第三个方面的体系是否出现和健全,又是衡量宗教理论是否达到完整严密的科学性的标志。从这三个内涵看,可以肯定宗教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是科学,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科学性,即对象的客观存在性及其反映性,而反映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是说宗教现象在人类社会现象中实际存在的,反映属性是说在宗教学理论话语中,关于“上帝”、“绝对观念”的世界是没有客观实在内容的,相对独立的反映内容是说,在宗教学理论话语中,作为观念性的主体,它仍然可以与其它主体发生相互作用,尽管只是观念间的关系或是观念与非观念间的曲折关系。
  二、科学性的根本性问题
  宗教学是由一系列理论性原理逻辑地组成的,宗教学的科学性要求所构成的理论也一定要有科学性。因此,如果说宗教学理论的科学性是既定的、不言而喻的话,那么,将科学性作为根本的属性却是需要研究的了。事实上,宗教学的理论固然有众多的属性,如批判性、理论的实践性、研究的主观性、意义的符号性等等,但是在保证宗教学成为一门什么样性质学科,在保证宗教学理论区别于宗教者个体修行观念,在保证宗教学理论是人们对宗教现象的辩证反映性认识活动上,在保证宗教学理论要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等问题上,其科学性是根本的,是第一位的,其它的属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综合起来分析,就是:第一,宗教学理论要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水平上自始自终保持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根本的是科学性而不是研究者或个人的内心体验,或是只浮于现象层面的符合系统。
  在宗教学理论建设的现实中,如果仅仅把宗教学理论看作宗教与宗教之间“对话”的语言系统,仅仅看作是宗教与非宗教学之间“解释性”关系,仅仅看作是文化各主体之间的“理解”,仅仅只是看作非宗教信徒对宗教信徒的“同情”、“体验”的话,或者只是仅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存在”中看“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宗教研究方法……,这些态度或看法要么忽略了科学性的根本性,要么不愿意承认科学性是根本性。由此,要么只是承认实证或经验,要么只是像康德那样只承认存在一个“物自体”,如果是这样,又何以谈因应时代而进行思想创新呢?又怎么能实现“合一”的本体呢?很显然,这样的理论基础确立起的宗教学说是可能脱离宗教学研究的科学轨道的。因为,宗教与宗教之间也是可以对话的,并因对话而产生一系列具有文化意义的“话语体系”或神圣理论,但这一话语体系或神圣理论未必就一定具有科学性;宗教信徒与信徒之间或信徒与非信徒之间也是可以产生同情的,尽管这一“同情”之相互关系所产生的思想交流体系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不一定有科学性。如果我们不坚持科学性这一根本性,那么我们有可能回到自然科学的领域中“驱逐了上帝”,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却自觉不自觉地以“神道设教”、“道德宗教”等作为宗教本质的文化决定论的老路。此外,我们曾经在宗教学理论建设的“描述性”和“规范性”问题上徘徊,使理论的与时俱进难以突破,不能不说与我们没有意识或是不愿承认科学性为根本性有关。还有,如果我们要深刻地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高度理解“宗教的未来,在理论上绝对不是永恒” ①这一时代命题的话,以科学性为根本性无疑是前提。
  第二、宗教学及其理论的科学性是宗教学说区别于宗教(现象)的根本。自标志着近代科学与宗教世界观彻底决裂的《天体运行》一书出版以来,科学与宗教走上了公开冲突的道路,例如太阳中心说出现之后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以及理论上发生的日心说与地心说、进化论与神创论的冲突等等。但是,人们又认为宗教和科学是影响人类最大的两种力量,例如宗教有净化社会道德的积极方面的功能,宗教哲学对提升人类理性思维的贡献,宗教艺术对人们思想情操及其境界的陶冶等等,在理论上的表现诸如爱因斯坦的“宇宙上帝说”,海森堡的“伦理基础需要说”、普朗克的“现代科学朝上帝走去”②等等。这些事实说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但是揭示这复杂现象的原因,还必须从认清宗教学说的科学性属性出发,正是基于此,《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科学是一种以实验事实为基础的知识系统,宗教是以教义、教条为基础的信仰系统,两者的认识路线完全不同,因此,科学与宗教本质上是对立的。”③“科学可以说是一种以实验事实为基础的开放的知识系统。……宗教可以说是以教条(无知)为基础的封闭的信仰系统。”它说明了宗教与科学的冲突首先是认识论的冲突,而不是存在论的冲突(我们是在区分认识论、存在论、本质论的基础上这样说的),因为就存在而言,只存在一个物质统一性的客观实在世界,所谓“上帝”、“绝对观念”的世界是没有客观实在的内容的。换句话说,“上帝”、“绝对观念”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之中,存在社会意识之中。但是,这又反过来说明了,作为存在于人、社会之中的观念精神对人、社会所发生的关系是事实,因而是可以研究的,这正是宗教学说及其理论存在的哲学基础,同时它也是宗教发生作用的根据,更是宗教内部各要素与社会各要素产生积极或消极作用的深层原因。而当我们能从哲学上如此来认清宗教与科学冲突的实质时,是基于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性的前提的④,所以说,科学性是正确认识宗教与宗教学及其理论的根本。
  三、宗教学理论的科学观
  宗教学是对人类宗教现象的反映性的认识活动,其理论表现为体系性,对构成体系的原理及其体系本身的反思就是宗教学理论观,宗教学理论的科学观就是基于科学的观点和态度对宗教理论及其体系的反思及其认识。那么,当代宗教理论科学观的内涵是什么呢?
  所谓观,即是认识,即是方法。宗教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多样的,在西方宗教学说史上,主要的方法有现象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实证性方法、归纳的或演绎的方法等等,这之中又往往以经验归纳或实证描述等为首要的和基本的方法,然而其归纳往往只达到方法上的整体性而不能达到世界的客观实在本身,其所谓的“演绎”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从后门跑进了上帝的屋中,其所谓的“客观描述”又不敢越出现象直指本质,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些方法逐渐滞后于时代了。而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仍然固守原来的方法而不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这不能不说是与科学的内在本性相背离的,所以,在辩证反映论的方法下建设宗教学理论就成为必然了。所谓辩证反映论,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宗教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可以被认识的,这种存在事实的本质如何则由科学来证实,这种认识是辩证反映性而不是主体选择性的或别的什么,即列宁所说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①辩证的、反映性的认识方法,是科学的宗教学理论的根本方法,是所有方法中的核心。就价值观而言,如果一个宗教学理论工作者在建立或建设宗教学时所持的是这一根本方法,那就是辩证反映论的态度。辩证反映论在具体方法上就是要求建设宗教学理论不是遵守直觉的非语言的方法,不是个人体验、冥证的感悟方式。用我们所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宗教理论的研究源于客观存在的对象,始于感官经验,至于反映性真理,而要达到这样的真理性,它必定是一个通过观察、实验、归纳、演绎等一系列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一系列的理性方法建立起来的包含一系列能被实践检验的原理的理论体系。这些具体方法是对宗教现象直接研究的具体方法,也是对直接研究宗教现象的理论的反思的具体方法。
  辩证反映当然内涵了理论的批判精神,即建立在对人类历史上的宗教学说持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态度,而不是机械的反映。事实上,宗教学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宗派”,一开始就洋溢着浓烈的无神论激情和对神学的反叛精神,高举着人“生来不是为了像野兽似地活着,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章》)的旗帜,这是辩证反映所必需的却已经是内在地包含了的。
  承认宗教学具有科学性,以辩证反映论为根本的科学方法来建设宗教学理论,对宗教学理论的建设持辩证反映的态度,就是宗教学理论的科学观。
  四、宗教学理论科学观之现实性
  明确和建立宗教学理论科学观是巩固宗教学理论哲学基础的现实性要求。由于受西方一些理论的影响,我们的宗教学理论建设在哲学基础上。在诸多学术争鸣、斗艳的百花苑中,如果我们要想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无疑地,科学性的要求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只有坚持科学性,才能在宗教之外发现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根源——人类社会客观实在,而不是语言的实在,更不是“非实在的语言”①。相反,如果否定科学性,就有可能陷入非科学的历史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②这就是说,只有贯彻科学性的根本性,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宗教学理论建设不向非科学性方面转变;只有坚持科学性根本立场,我们才能立足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背景来洞察宗教的本质、发展及未来。
  坚持宗教学理论的科学观是进一步深化和巩固宗教学学科建设成果的现实性需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代中国宗教学理论的理论成果是丰富的,但是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也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乃至还处于建设的过程中。从20 世纪50 年代的介绍性学说,如唐尧先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宗教》,到60 年代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著文争鸣,再到80 代具有解放思想意义的“宗教鸦片论”的再认识,又到90 年代标志着完整的体系性的《宗教学理论新编》这一飞跃性成果的问世,直至21 世纪初始的今天,“社会主义宗教论”、“儒教宗教说”等学术争鸣以及各宗教自身与时俱进的建设性学说,等等,一方面说明了宗教学说的发展总是贯彻着科学性原则并以科学性为学说的属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完整的、严密的、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说体系仍未最后定型,任重而道远矣!我们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现实性及其相应的科学性要求来建设中国特色宗教学说体系的,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化到以科学性为宗教学理论的根本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宗教理论科学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更为完整、更为严密、更为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理论体系就一定会出现。(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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