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关键词]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摘 要]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略作考察，至于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另撰文论述。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者寥寥无几，至于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更鲜有问津之人。认为宋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和深化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中图分类号]K28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6）04-036-08

　　宋承唐代之余续，汉藏民间宗教之间的交流有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之势。两宋之际，吐蕃王朝虽已分崩离析，割据林立，然散居于汉藏两族交界地带之吐蕃遗民，与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却更加密切了，有些甚至逐渐汉族化了。汉藏两族人民在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域内，长期杂居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和繁荣着中华民族文化。

　　一、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依据

　　（一）汉藏两族杂居相处为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

　　在宋朝管辖的边境城市中，散居着大量的藏族人。

　　如《宋史?吐蕃传》载：

　　唐末，瓜、沙之地复为（吐蕃）所隔。然而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1]

　　邵伯温在其《邵氏闻见录》中载：

　　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宋）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2]

　　在藏族政权或部族所辖地区，也散居着大量的汉族人。如宋成平五年（1002年）张齐贤在其上书奏折中说：

　　且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3]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载：

　　盖邈川与吐蕃部落杂处，又喀罗、嘉木卓等处日有博易，人情狎熟，易为传道语言。[4]

　　由此可见，宋朝所辖接近藏区的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也就是今天甘肃、青海、宁夏的一些地区，散居着大量的藏族人。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即今天的甘肃、青海、四川的部分地区，也都是多民族聚居。不仅有汉藏两族人在这里定居，也有回鹃、党项等族人在这里生活。这种民族杂居相处的局面，为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

　　（二）汉藏两族民间贸易为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

　　入宋以来，汉藏两族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加强，不仅有官方的贸易，民间贸易也大为兴盛。如宋人李复在《乞置椎场》疏中说“臣窃见回纥、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出熙河路 其所赍蕃货，散入诸路，多是禁物，民间私相交易，远商物货厚，利尽归于牙侩。臣累次详问所赍物货，上者有至十余万缗，下者亦不减五、七万”。[5]这段史料虽未明确提到蕃地商贾，但根据其他史料的记载，藏族人到中原进行民间贸易却是时而有之。

　　民间贸易多贩卖名贵物种，有些还是朝廷明令禁止买卖之物，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卢甘、丁吴、于阗、西蕃，旧以麝香、水银、朱砂、牛黄、真珠、生金、犀玉、珊瑚、茸褐、驼褐、三雅褐、花蕊布、兜罗锦、硇砂、阿魏木香、安息香、胡连、牦牛尾、狨毛、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交市。[6]

　　朝廷虽三令五申禁止民间贸易，奈何利润丰厚，仍然屡禁不止。太宗时不得不适当放宽一些禁令。如《宋史?食货志》载：

　　凡大食、古逻，婆、占城、勃泥、麻选、三佛斋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貂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鸟樠、苏木等物。[7]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夸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貂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8]

　　在藏区还设有“蕃市”。据《宋会要辑稿》所载：“邈川与吐蕃部落杂处，又斫龙、讲朱城等处日有博易，人情狎熟。”[9]宋人李复上奏，要求在湟州“别置蕃市，以居来者”。[10]

　　《宋史?食货志》载：“熙宁三年，王韶置市易司于秦凤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于兰州。自后，于熙、河、兰、湟、庆、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务。湖北路及沅、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场。”[11]

　　由此可见，宋代民间贸易往来频繁。民间贸易的繁荣，促使汉藏商旅掌握对方语言文字，熟悉风上人情，了解习俗文化，这便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的传播。

　　（三）汉藏军士共同垦田为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

　　北宋时，周边各镇招募了很多以藏族为主的蕃兵，如《宋史?兵志》载：

　　蕃兵者，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

　　……自治平四年以后，蕃部族帐益多，而抚御团结之制益密，故别附于其后云：秦凤路：砦十三，强人四万一千一百九十四，壮马七千九百九十一。

　　鄜延路：军、城、堡、砦十，蕃兵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马二千三百八十二，强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壮马八百十。

　　泾原路：镇、砦、城、堡二十一，强人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六，壮马四千五百八十六，为一百十甲，总五百五队。

　　环庆路：镇、砦二十八，强人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壮马三千四百九十五，总一千一百八十二队。[12]

　　由此可见，宋代一些边镇都是汉藏军士共同镇守。据史料记载，归附北宋的蕃兵加之眷属，多达30万众。当时王安石曾献策，用汉地的财货换取藏地的土地耕种，并在藏地投资养马，使汉藏两族人民杂居相处，取长补短。如《宋史?兵志》载：

　　安石奏曰：“今以三十万之众，渐推文法，当即变其夷俗。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余人，耕田百顷，坊三十余所。蕃部既得为汉，而其俗又贱土贵货，汉人得以货与蕃部易田，蕃人得货，两得所欲，而田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其势易以调御。请令韶如诸路以钱借助收息，又捐百余万缗养马于蕃部，且什伍其人，奖劝以武艺，使其人民富足，士马强盛，奋而使之，则所向可以有功。今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13]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天圣四年）诏：“陕西弓箭手毋得典买租贷蕃部土田，其蕃汉愿合种者，听之。”[14]

　　（天圣九年）知府州折惟忠言：“本州俗杂蕃汉，旧以牙校掌刑狱，近诏以本州司法王定为司里参军，不能谙晓蕃情，请且如旧制。”从之。[15]

　　汉藏军士杂居相处，也遇到一些现实问题，如语言障碍、居住饮食不便利，于是有大臣进言将蕃汉兵分开管理。如《宋史?兵志》载：

　　（李）宪又言：“汉蕃兵骑杂为一军，语言不通，居处饮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蕃落自为一法，臣近以蕃兵自为一将，厘汉、蕃为两军，相参号令，军事惟所使焉。”[16]

　　环庆范纯粹言：“汉、蕃兵马诚不可杂用，宜于逐将各选廉勇晓蕃情者一员专充蕃将，令于平日钤束训练，遇有调发，即令部领为便。”又言：“顷兵部议乞蕃、汉官非相统辖者，并依官序相压；其城砦等管辖蕃官，即依旧在本辖汉官之下。诏从其请。且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所以尊中国，制远人也。行之既久，忽然更制，便与不相统辖之官依品序位，即边上使臣及京职官当在蕃官之下十有八九，非人情所能堪。蕃部凶骄，岂可辄启?宜悉依旧制，并序汉官之下。”从之。[17]

　　实施不久，元符二年三月，泾原经略司言：“乞将东西路蕃兵将废罢，仍于顺便城砦隶属逐将统领，与汉兵相兼差使。”[18]

　　汉藏军士共同垦田，增加了相互交往、各自借鉴、彼此学习的机会，也促进了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的交流。

　　综上所讲，北宋、南宋两朝，汉藏两族民众在今甘肃、青海、四川、宁夏、云南等省区的一些地方，相邻而住，交错而居，或以民间贸易形式市易于他方，买卖于彼土；或从军并肩而战，对隅而息。这说明，上述地区的汉藏两族民众，在生活上互相依赖，在贸易上互通有无，在军事上团结战斗，在文化上互相交流，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局面。

　　二、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内容

　　（一）宋代汉地宗教文化在藏区民间的传播

　　1、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在藏区民间的传播

　　牟钟鉴先生在《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一文中提出了在中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并且一直作为国人正宗信仰的宗教，即宗法性传统宗教。

　　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崇拜形式为补充。[19]文中提出，圣贤崇拜也是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崇拜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牟先生这一论断可谓提要钩玄、概括精当。按照这一说法，宋代汉地祭祀和崇拜的有些圣贤通过民间形式．也辗转传人到了藏区民间，如包公崇拜、关公崇拜等。

　　根据史料记载，青唐(今青海西宁)蕃部首领俞龙珂率众几万口归附宋朝，因对宋朝大臣包拯的忠诚、耿直、清廉、干练非常敬佩、仰慕，主动请求宋朝皇帝给他赐姓名为“包顺”，给其兄弟赐姓名为“包诚”、“包约”。如《太平治蹟统类》卷16载：

　　时青唐俞龙珂大族难制，议请讨之，城之。韶乃因按边，止从数骑，直抵其帐招诱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龙珂遂率其属十二万口来附，于是青唐、渭原诸族俱纳地周环二千里。上嘉龙珂首善，拜为西头供奉宫。龙珂谓押伴使曰：“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今既归汉，乞赐姓包”。上如其请，遂赐之姓包，赐名顺。[20]

　　这段史料说明，包公崇拜通过汉地民间传播到藏区，在藏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至于很多藏族人都对包公生起敬仰之心。文中记载以包姓为荣的事实，包含着对包公崇拜的心理。

　　关公崇拜在宋代也已影响到了藏区民间。汉地关公崇拜在唐朝时已经遍及荆楚大地。据史料记载，唐代宗时曾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诗中说：“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虽为感恩者，竟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裴回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21]诗中的“祠宇”即是荆楚大地关公崇拜的庙宇。德宗贞十八年（802）董所撰《重修玉泉关庙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 [22]可见，荆州之民对关公的赞颂“生为英贤，没为神明”，以至于国家的兴废，年岁的丰荒都依赖于关帝。由此观之，荆州之民对关羽称颂有加，奉若神明。说明关公崇拜在唐朝已经成为一种民间信仰，但尚未成为全国性的宗教崇拜。

　　关公崇拜成为全国性的宗教现象始于北宋中叶。郝经在海迷失后称制元年（1249年）所书《顺天俯重修关王庙碑记》中说“郡国州县乡邑闾里皆有庙。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23]可见，至北宋中叶，关公崇拜已经波及全国，关公庙也已遍及中原大地。两宋之际风行中原的关公崇拜，必然影响到了周边藏区。在一些汉藏杂居相处的地区，如河、湟、洮、岷、瓜、沙等地，即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林立的关帝庙中的拜祭者应该不乏藏族同胞的身影，神勇善战、忠义千秋的关公精神也必然受到一些藏族同胞的崇敬。元代以后，关公信仰逐渐被众多藏族民众接受，成为藏传佛教神灵崇拜的内容，进而纳入了藏传佛教护法神系统。这似乎是自宋代以来汉地关公崇拜长期影响的结果。然由于史料的缺乏，很难找到相关的佐证，只能根据分析当时关公崇拜的现状而推断。

　　两宋时期，圣贤崇拜已经在周边藏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藏族居民对他们所敬重或崇拜的人去世后，便利用各种祭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崇敬和哀思。北宋种世衡在青涧和环镇间，“聚货殖，教弧矢，抚养士伍，笼羌夷”，做了很多有利于边民之事，深得百姓爱戴。世衡逝去，青涧和环镇百姓把他的画像供奉起来祭祀。如《东都事略》载：

　　羌酋有苏息、慕恩者，部落最强。世衡皆抚而用之。尝夜与幕恩饮，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内，潜于隙中伺之，幕思窃与侍姬戏，世衡遽出掩之，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及卒，羌酋临者数日，青涧及环人图其像而祀之。[24]

　　《名臣碑传琬琰集》亦有是载：

　　范官能损恶庇民，青涧与环人皆画君(种世衡)之像而享事之，及终，吏民暨属羌酋长朝夕临柩前者。朝廷深惜之……君在边数年，聚货殖，教弧矢，抚养士伍，笼羌夷，无贤不肖，皆称之，又出奇以济几事，尝遣谋害入虏中，凡半岁间而虏诛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谍者还，其谍得行，会君已殁……[25]

　　北宋梁适守边之时，使汉藏两族百姓和睦相处，深入人心，以至于汉藏百姓为之立生祠。如（宋）梁适的墓志铭载：

　　时初建古渭寨距州独远，间为蕃户所寇钞，及益兵拒守，而它蕃户多惊疑。公至，则具牛酒，召其大族瞎药鸡罗等抚定之，罢所益兵，而蕃汉终公之去安然自居。公两在秦，民为立生祠。岁满求内徙……在边尤有威名，羌戎为之远去。[26]

　　这说明，藏族人民对其所崇敬的圣贤之士，不管是汉族人士还是藏族同胞，也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奉若神明而加以顶礼膜拜。藏族民间这种对英雄的崇拜心理，可能自古而有之，但对汉族圣贤之士的崇拜，诸如“立生祠”、“图其像而祀之”的做法，无疑受到了汉地民间圣贤崇拜的影响。

　　此外，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其他文化内涵在藏族民众中也有所波及。河西地区被党项族占领之后，党项首领李继迁聘请儒士，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实施汉地的治国方略来管辖其所治之地。而当时李继迁所管辖的河西、陇右地区，依然是汉、藏、回鹘、党项等多民族杂居相处的局面，这就为汉地民间宗教文化向藏族民众中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张齐贤传》（实录）载：

　　（淳化）四年，李继迁陷清远军，命为径、原……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安抚经略使……齐贤献疏曰：“迁（即党项首领李继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置军领，有归明归顺之号，务且耕且战之基。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戎之体，曲廷儒士，渐行中国之风。[27]

　　“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加速了汉文化在河西、陇右地区的传递。这样，汉地宗教文化便在汉、藏、回鹘、党项诸民族中撒播开来。

　　2、汉地佛教文化在藏区民间的传播

　　汉地佛教于两宋之际向藏区民间的传播，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宋代西北辖区较小，其中大部分地区先属藏族的六谷部统辖，后由青唐政权管辖，其后是回鹘政权，后又被西夏政权所取代。西夏建国后，西北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其统治范围。但不管是哪个民族政权统治，西北地区佛教始终是兴盛的。而西北地区的民族成份主要是汉族、藏族、回鹘、党项等族。因此，西北地区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平台。北宋前期，汉地佛教在西北地区占据绝对优势，成为西北地区的主流信仰。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渐渐传入西北地区，并迅速发展、壮大，而成为众教之尊。因此，北宋前期，汉地佛教依旧时而影响西北藏区民间。西夏中后期，随着藏传佛教的不断传入，藏传佛教对西北汉地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总之，北宋至西夏亡国之际，西北地区的佛教信仰一直十分浓厚。

　　根据杨富学先生的考证，敦煌在回鹘统治时期，佛教相当兴盛。在敦煌发现的古代回鹘文文献中，绝大多数是佛教文献。有佛教经典，也有发愿文、礼佛文、佛教文学作品等。其中经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阿含经》、《八十华严》、《佛说十王经》及《净土三部》等，论藏有《阿毗达磨俱舍论》、《妙法莲花经玄赞》、《俱舍论颂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等，佛教文学作品有《佛教诗歌集》、叙事诗《常啼与法上的故事》及韵文体的《观音经相应譬喻谭》等，另有密宗文献《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死亡之书》和回鹘佛教哲学著作《说心性经》以及回鹘文书信等。[28]

　　据史料记载，西夏初期，汉地佛教曾一度成为其统治区域主要信仰。宋仁宗天圣八年（1031年）十二月，李德明向宋朝“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2]西夏建国后，通晓浮图之学的赵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东建高台寺及诸浮图，具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译经文，易为蕃学。[30]此后一直到西夏灭亡的近200年间，曾向宋朝求购佛经6次。从元昊到乾顺50余年间，将汉、藏、梵文佛经82部，3579卷译成西夏文。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献有8000多个编号，其中佛经占80％[31]由此可见，西夏前期，在以西夏王为首的李氏家族的大力倡导下，西夏汉地佛教相当兴盛。这种盛况有些史料作了记述。如《重修凉州感通塔及寺庙碑赞》中记载：“今二圣临御，述继先烈，文昭武肃，内外大治。天地禋祀，必庄必敬，宗庙祭享，以时以思。至于释教，尤所祟奉。”碑文还特别记述了凉州地区信佛的盛况：“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故憧憧之人，无不瞻礼随喜，无不信也。”[32]据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西夏重修护国寺感应塔（今存武威市博物馆）记载，西夏境内“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见于记载的兴庆府高台寺、承天寺、戒坛寺，凉州圣容寺、崇圣寺，甘州卧佛寺、崇庆寺及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雕塑、壁画等，其规模、数量都不亚于周边的崇佛大国。[33]

　　西夏的译经、印经事业也相当发达。如仁宗乾祐十五年（1184年）刻印的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记载：“仍敕有司，印造斯经番、汉五万一千余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乾祐二十年（1189年）刻印的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记载：“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桓宗天庆二年（1195年）刻印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发愿文记载：“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34]

　　由此可见，西北地区浓厚的佛教信仰，为居住在该地区的汉藏两族人民之间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汉地佛教在这里流传到了藏族民间，同样，藏传佛教信仰也波及到了汉族民众中。

　　3、汉地的道教文化在西北地区也通过民间的方传入到了藏区民间。

　　唐末宋初，道教在汉藏杂居的河西、陇右地区颇为流行。在敦煌写卷中，有道教文献和敦煌汉僧为吐蕃节度使的祈祷文同为一卷的情况。如S.2449号汉卷《元始应变历化经》就是道教文献，其背面则是一祈祷文，即《敦煌汉僧为瓜州节度使和其他吐蕃人的祈祷》[33]在藏族苯教文献中记载“自古苯教有两种。”即对祭祀山神者和星象家称“白苯”；以九宫八卦算命等五行卜算，预示吉凶者“黑苯”。[36]“九宫八卦算命等五行卜算”明显受到汉地道教文化的影响。杨仕宏根据对敦煌古藏文残卷《鸭鸣占卜法》的研究认为，这种占卜方法，把人事和天际放到时空之中，以阴阳、动静来求其变化的时空关系，明显受到了道教阴阳、五行说和九宫八卦的影响。[37]这种影响是在唐代还是在宋代，则需进一步的考证，笔者则倾向于唐束宋初，至少在宋代，这种影响并未间断。此外，李继迁“渐行中国之风”，其中也应该有崇尚道教文化的含义。

　　总之，根据笔者所涉猎的两宋之际汉藏文史料，虽未找到道教文化对藏族影响的明确记载。然根据对历史现状及其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认为，两宋之际道救文化曾对汉藏混居地区的藏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宋代藏族宗教文化在汉地民间的传播首先，藏族的宗教习俗文化通过史家的记载而传播到汉地民间。如《宋史 吐蕃传》载：

　　（哺厮啰）其国大抵吐蕃遗俗也，怀恩惠，重财货，无正朔。市易用五谷、乳香、硇砂、扁毡、马牛以代钱串。贵虎豹皮，用缘饰衣裘。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尊释氏。不知医药，疾病招巫觋视之，焚柴声鼓，谓之“连鬼”。信咒诅，或以决事，讼有疑，使诅之。讼者上辞牍，藉之以帛，事重则以锦。亦有鞭笞杻械诸狱具。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多并水为秋千戏。贡献谓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贰则曰“心自向汉”云。[38]

　　李远《青唐录》载：

　　（青唐）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哥，水西平原，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楹。为大象，以黄垒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阿里骨敛民作是像，民始离贰。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之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唯国王殿及佛舍以瓦，余虽王之宫室，亦土覆之。[39]

　　这里明确记载了藏民族“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之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的崇信藏传佛教的情况，还记述了“巫觋看病、信咒诅”等苯教流传的情况。其次，藏传佛教文化通过回鹘、党项等民族的弘扬而传播到西北汉族民间。从有关史料记载和学者的研究看，回鹘、党项等民族统辖西北地区之时，曾经大力倡导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后来居上，成为强势意识形态。很多藏传佛教经典在当时被翻译成了汉文并在西夏境内流传。

　　据史料记载，在敦煌遗留的回鹘文密宗文献有《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死亡之书》和同鹘佛教哲学著作《说心性经》以及回鹘文书信等。[40]这说明藏传佛教在回鹘民族中也有所传播。

　　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发展迅速，并将很多藏传佛教经典翻译成了汉文，促进了藏传佛教在汉地民间的传播。如在黑水城发现的藏传佛教汉译经典主要有《密咒圆因往生集》、《六字大明王陀罗尼》、《仪轨后记》、《金刚剂门》、《念一切如来百字忏悔剂门仪轨》、《佛眼母仪轨》、《梦幻身要门》、《甘露中流中有身耍门》、《舍寿要门》、《金刚亥母禅定》、《圆融忏悔法门》、《密教念颂集》、《黑色天母求修次第仪》等。[41]

　　藏传佛教憎人也倍受尊崇，密教修持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西复仁宗天盛十一年（1159年），西夏王派人到西藏请噶举派初祖都松钦巴来西夏传法，都松钦巴遣弟子格西藏锁布带经像到西夏，仁孝封其为国师。西藏萨迦派祖师扎巴坚赞也曾派弟子趔巴瓦国师觉本到西夏传法，被夏人奉为上师。西夏自国主以下，都敬事藏传佛教国师，甚至有女子以“荐国师”为荣。如《黑鞑事略》记载：“西夏国俗，由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42]这一记载可以反映出藏传佛教密宗修持在西夏社会生活中已产生一定影响。元朝人马祖常写过一首《河西歌》：“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身，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翟昙作夫婿。”[43]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弘传，影响到了久居西夏的汉族人。这里很多汉族人也同西夏其他诸多民族人士一道，顶礼藏传佛教国师、跪拜藏传佛教佛像、念诵藏传佛教经文、修持藏传佛教仪轨，俨然成为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

　　三、小结：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

　　综上所述，宋代议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继续演绎着唐代及其以前汉藏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并且在交流的地域、人数，以及交往的层面、交流的内容等方面都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与唐代相比，宋代议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较为活跃。

　　五代十国，刀兵四起，北宋建国后，又长期与辽、西夏兵戎相见，南宋抗金，又抵御蒙古的包围，致使中原大地战乱频繁。而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加之势力割据，互有征伐，不相统属。在这种情况下，汉藏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和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文化交流都受到了限制。正因为如此，汉 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才显得非常活跃。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调和汉藏两族政治、军事关系的作用。

　　其二，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具有连续性。

　　北宋时期，与中原王朝关系比较密切的吐蕃政权主要是六谷都和青唐政权。根据史料记载，宋代汉藏关系，政治上时战时和，军事上互有攻伐、杀掠。只有在宗教文化上，尤其是民间宗教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过。选种交流不会因为其势力的衰败而断绝交往，不会由于王朝的更替而彼此分开，也不会因为民族的纷争而壁垒森严。只要双方毗邻，就会互通有无，有时会超越辖界、忽视民族而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其三，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展。

　　唐朝时，汉族和臧族杂居相处的地方主要确五十都、六镇十五军，且地域上主要在今甘肃以西、以南的一些地区。

　　如《新庸书?吐蕃传》载

　　浑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44]

　　如唐人沈亚之在《沈下贤文集》中说：

　　自轮海已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邦、清水，凡五十都、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45]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肃州即今酒泉，甘州即今张掖，凉州即今武威，会宁即甘肃会宁，清水即甘肃清水。这说明，唐时甘肃以西、以南的一些地区在唐中叶陷落于吐蕃，这些地区遂变成汉藏杂居相处之状。

　　到了宋代，吐蕃政权虽四分五裂，进入割据壮志。但汉藏杂居相处的地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今宁夏自治区的一些地方，都有藏族人居住。与唐代相比，杂居的状况也进一步变得分散了。

　　如《宋史?吐蔷传》载：

　　唐末，瓜、沙之地复为（吐蕃）所隔……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尸，余调之生户。[46]

　　根据中国所史地图，灵州即宁夏吴忠。

　　邵怕温在其《邵氏闻见录》中载：

　　吐蕃在唐最盛，王本朝（宋）始衰。夸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 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47]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阶即今甘肃武都一带，利用今四川清川、江油一带，文即今甘肃文县，绵州即今四川绵阳一带，威即今四川保宁、通化一带，茂即今四川汶山一带，黎即今四川汉源一带，雅州即今四川雅安一带。

　　可见，汉藏杂居相处的地域从唐代的甘肃展到宋代的宁夏，从青海扩展到四川，范围进一步大了。这种杂局面的进一步扩大，标志着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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