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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刻南藏》研究(2)

       

发布时间:2009年05月23日
来源:不详   作者: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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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反映的情况我们了解到,《初刻南藏》后87函,共收典籍96部877卷,其中已有10函34部典籍缺本。加上前一部分经律论的缺本,当不在少数。因此民国《崇庆县志》记载:

  (清嘉庆以后,即1821年以后)有光严上寺僧宗兴,中年颇学为诗,有闲坐云:种

  竹绿阴多,凉风生碧萝。山僧无一事,闲坐听樵歌。寺故有明蜀献王所赐藏经,年久多残阙。

  兴取新都宝光寺本,雇能书僧抄补,费金千余,函帙复旧。由缅甸购白玉观世音一躯,

  高二尺许,奉诸寺中。所费不赀,皆其力也。[26]

  又天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尾有修补记,亦是明证,记云:“甲辰年(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初一日,捐资买纸装经。信善魏佐春、缘人陈氏;刘清福、缘人□慧;余继昌、戴□应。”但是清末的那次抄补,存在着一些问题:

  1. 缺函的收经问题

  在有缺本经的10函中,仅用、军二字函(597、598)是全函缺本。清抄本用字函所录

  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疏钞会本》十卷;军字函所录为:

  (1)《慈悲水忏法》三卷,佚名者撰;

  (2)《观自在菩萨如意轮咒课法》,宋仁岳撰;

  (3)《天台智者大师斋忌礼赞文》,宋遵式述;

  (4)《金光明忏法补助仪》,宋遵式集,附《略法华三昧补助仪》;

  (5)《往生净土忏愿仪》,宋遵式集;

  (6)《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宋遵式撰;

  (7)《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仪》,宋遵式集;

  (8)《金光明最胜忏仪》,宋知礼集;

  (9)《法智遗编观心二百问》,宋继忠集;

  (10)《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宋知礼集;

  (11)《礼法华经仪式》,佚名者撰;

  (12)《修忏要旨》,宋知礼述;

  (13)《炽胜光道场念诵仪》,宋遵式撰;

  (14)《释迦如来涅槃礼赞文》,宋仁岳撰。

  今以《初刻南藏》用、军二字函,其前所录为天台宗典籍,其后所录为禅宗典籍分析,这两函中所录亦当是这两个宗派的典籍。因此清抄本用字函录贤首宗僧人唐澄观别行疏、宗密随疏钞的《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钞会本》,因属贤首宗典籍,所以补入此处不合适。那么清抄本为何录入此部典籍呢?经查《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和清《龙藏》,只有清《龙藏》用字函收此部典籍。由此亦可看出清末的那次抄补,所据底本就是新都宝光寺保存的清《乾隆大藏经》。但是清《龙藏》经目的排序毕竟与《初刻南藏》差别很大,因此抄补相同函号的经本,实不妥当。而清抄本军字函所录13部典籍,其中有12部是宋代天台宗僧人撰集的,属天台宗典籍,与《永乐南藏》实字函(524)所录基本相同,因此符合《初刻南藏》用、军二字函缺本待访经的要求。只是清抄本因据清《龙藏》弛字函(605)抄补,故所录《法智遗编观心二百问》和《修忏要旨》两部典籍,若据《永乐南藏》,当入牧字函(596)中,《初刻南藏》应同《永乐南藏》。

  有关用、军二字函,吕澂曾提出其收经目录为“《六祖坛经》、《万善同归集》、《明觉语录》”。[27]今据《初刻南藏》誉八(606)释净戒奉敕重校本《古尊宿语录》卷八尾的题识可知,此部语录“谨以《六祖坛经》列于首,南岳、马祖四家语继之。”由于现存本南岳、马祖四家语始自誉二,卷首题“古尊宿语录卷第一之二”,而缺誉一,因此可以认为,所缺者就是古尊宿语录卷第一之一的《六祖坛经》一部。这种版本还保留在《永乐南藏》中。由此证明,《初刻南藏》用、军二字函不收《六祖坛经》。又《万善同归集》六卷,是明万历初年才续刊入藏的41函经中的一部。因此提出《初刻南藏》用、军二字函收《万善同归集》,尚无根据。只有《明觉语录》六卷可以肯定是用、军二字函中的一部典籍,因为有《永乐南藏》勿九(564)《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一尾释净戒的题识为证。

  综上所述,据现有资料可初步确认,《初刻南藏》用字函所录为天台宗典籍,即《永乐南藏》实字函的《慈悲水忏法》等13部经;军字函所录为禅宗典籍,即《雪窦明觉禅师语录》。

  2. 清抄本的问题

  前文已述,清抄本是据清《龙藏》抄录。但就《初刻南藏》而言,因其前部591函是

  覆刻《碛砂藏》,后部87函诸宗要典的排序几乎同于《永乐南藏》,所以《碛砂藏》和《永乐南藏》才是配补《初刻南藏》的最佳版本。因此清末的那次抄补,存在某些问题在所难免。但是如不指出问题所在,势必造成人们对《初刻南藏》原貌的误识,其问题如下:

  (1) 经本重出。《初刻南藏》良字函(168)有刻本之唐菩提留志译《六字大陀罗尼咒

  经》一部见在,又另有清抄本之唐菩提留志译《六字神咒经》一部。在核查两本之经文后可知,《初刻南藏》只是经名稍异于清《龙藏》而已,故无需抄补。又羔字函(199)有刻本之失译人名附梁录《阿吒婆拘鬼神大将上佛陀罗尼神咒经》一部见在,而另有清抄本之失译人名附梁录《阿吒婆拘鬼神大将上佛陀罗尼经》一部,情况同上,亦无需抄补。

  (2) 误编函号。《初刻南藏》碣字函(635)的收经,据《永乐南藏》刑字函(592)

  应录入三部经,但其中《天台传佛心印记》和《净土境观要门》两部已散佚。清抄本虽有此两部典籍,但却编入精字函(600)。因为精字函及次函已录均系禅宗典籍,所以将此两部属于天台宗和净土宗的典籍插入,不合体例。

  (3) 分卷不同,经文错落。《初刻南藏》并字函(616)《法华文句记》缺卷一下,卷

  一分上、下两册。而清抄本所录为卷一中,因清《龙藏》卷一分上、中、下三册。由于版本分卷不同,不但造成经文未补全,而且还出现部分内容重复的错误。又塞字函(628)《观音义疏记》四卷中缺卷三,清抄本虽然抄补了卷三,但因清《龙藏》此经共三卷,卷三经文恰好与《初刻南藏》卷四同,所以虽补抄了卷三,但实际上卷三仍缺。经查《观音义疏记》一部,《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和《嘉兴藏》均为四卷本,唯清《龙藏》是三卷本,这又一次证明了清抄本是以清《乾隆大藏经》为底本抄录的事实。

  六、《南藏》问题研究

  关于《南藏》的雕造,在史书记载中,最早见于《金陵梵刹志》。此书是明代南京祠部郎钱塘葛寅亮撰,万历三十五年(1607)由南京僧录司刊板。《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记载:

  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

  明洪武初年,在蒋山寺举行过多次大法会,而以洪武五年正月的这一次最为隆重。会前有明太祖《御制蒋山寺广荐佛会榜文》晓喻天下;会后又有翰林学士宋濂(又名宋景濂)撰《蒋山寺广荐佛会碑文》铭记始末,文云:

  皇帝御宝,历之四年。海宇无虞,洽于太康,文武恬嬉,雨风时顺。于是恭默思

  道,端居穆清,罔有叁贰,与天为徒。重念元季兵兴,六合雄争,有生之类,不得正

  命而终,动亿万计,灵氛纠蟠,充塞上下,吊奠靡至,茕然无依。天阴雨湿之夜,其

  声或啾啾,有闻宸衷,尽伤若疚。在躬且谓,洗涤阴郁,升陟阳明,惟大雄氏之教为

  然。乃冬十月二日,诏征江南有道浮屠来复等十人,诣于京师。命钦天监臣着以谷旦,

  就蒋山太平兴国禅寺,丕建广荐法会。上宿斋堂,却荤肉弗御者一月。复敕中书,移

  文于城隍之神,具宣上意,俾神达诸幽冥,期以毕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

  弁服,临奉天前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宝。卿启御撰章疏,识以皇帝之宝。上再

  拜,燎香于炉;复再拜,躬视疏已,授礼部尚书陶凯。凯捧从黄道出午门,置龙舆中,

  备法仗鼓吹,导至蒋山。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花出迎万金,奉疏入大雄殿,用梵

  法从事,白而焚之,退阅三藏诸文。自辛酉,癸亥止。当癸亥时,……引入殿,致参

  佛之礼,听法于径山禅师宗泐,受毗尼戒于天竺法师慧日。……洪武五年夏四月戊寅

  宋景濂记。[28]

  正是因为有洪武五年春,钦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的记载,所以后世才有关于《南藏》始刊于洪武五年的传统说法,以及《洪武南藏》的称谓。一般来讲,点校藏经是在刊板大藏之前,但是若仅有点校藏经之命,而无雕造大藏的诏令或其它明确的历史记载,以及未见经本实物,是不能确定明太祖洪武年间有刊板大藏经之史实的。尽管明太祖朱元璋本农夫,自幼托身佛门。从定鼎金陵后,有关佛教方面的敕谕、诏诰、杂著及与高僧往来之诗篇等等,其数量之多,葛寅亮就足足记了两卷,但毕竟无一处言及刊造大藏经之事。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经卷的题识中了解如下一些情况:

  1. 洪武十年至十一年间,在天界寺住持僧宗泐和演福寺住持僧如玘奉诏同注的《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注解》卷尾,有宗泐的题识,云:“皇帝有诏,令天下僧徒,习通《心经》、《金刚》、《楞伽》三经。昼则讲说,夜则禅定。复诏取诸郡禅教僧,会于天界善世禅寺,校仇三经古注,一定其说。颁行天下,以广传持。”注毕进呈,又“敕刊板行世”。由此说明,对三部单独经古注的校定、刊板,明太祖都有诏令,可以设想,若其时朝廷正在监造大藏经的话,皇帝是不会不颁诏的。

  2.《初刻南藏》贡一(667)《禅宗颂古联珠集序》后有释净戒的题识,云:

  佛祖葛藤,水浸不烂,火烧不坏,枝联蔓衍,流布无穷。《禅宗颂古联珠》者,宝

  鉴大师法应集,鲁庵会公续集,锓梓行世久矣。近以佗故,其板散落人间。洪武己巳夏,

  余虑其亡失,托道友收赎,庋藏于大慈山之幻居,实六月二十八日也。明日旧置板处,

  火作风烈,燎及千数百家。吁斯亦异矣。然佛祖葛藤,其果灵验如此耶。抑神物护持,

  而致然耶。敬损衣资,命工补完,用广流通,永延慧命。因书其得板所由之异,庸识岁

  月云。洪武二十五年岁在壬申二月十有九日。中天竺住山沙门幻居净戒识。

  由此可知,净戒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收赎此部禅宗典籍经板,并命工刊补,全属个人行为,而与当时朝廷是否在刊藏并无关系。但是当此部典籍于建文三年(1401)以后被收入《初刻南藏》时,净戒的属名,已由杭州中天竺寺住持,改为“僧录司左讲经兼鸡鸣禅寺住持臣僧净戒奉敕重校”。应注意的是,净戒虽在洪武三十年秋(1397)已奉命兼住持京师鸡鸣寺,但因至今未见明太祖刊藏经的诏令,却有建文帝的敕命,故此处的“奉敕重校”,就是奉建文帝的敕命了。

  至此我们已了解到,虽然明洪武五年太祖曾命四方名德沙们先点校藏经,但此后因种种缘故,或许明初百废待兴,朝廷还顾不上出资雕板大藏经,所以虽有点校藏经之命,却无监造刊板之举。我们从宋濂在蒋山法会三个月后所撰碑文中,已改用“退阅三藏诸文”的记法,也可领悟到其中之变故。

  明末万历年间,钱塘葛寅亮撰《报恩寺九号藏经并藏殿碑记》中记载:

  圣祖甫戡世乱,即究性宗,特以藏经授副墨,贮之报恩,用广流布。成祖复刻于燕,

  厥有南北藏。北藏非请旨不可,而南藏辖之祠部,朝以牒出,夕以楮入。[29]

  又明进士吴郡俞彦撰《大报恩寺重修藏经殿记》中记载:

  南藏之有镂板,自高帝始也。其庋而置之经堂,则文皇命也。……钱塘葛君,昔

  以仪曹署祠事,补经板之缺,厘经役之蠹,僧众便之。[30]

  由此可见至明末万历年间,人们不仅已不知明初曾有过《初刻南藏》,而且还误认为大报恩寺所存《永乐南藏》经板一副,是圣祖朱元璋时刊造的。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报恩寺再刻本藏经看作是洪武刻本,与葛寅亮的记述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有关出版物在著录《南藏》时,一般记作“明洪武五年至永乐元年刻本”,就是明证。

  总之,在四川上古寺《南藏初刻本》重新发现以前的那段时期,在《南藏》研究方面存在着的主要问题,是将全国各地通常见存的《南藏再刻本》,即《永乐南藏》,看作是《洪武南藏》。

  民国二十三年,由于上古寺南藏本的发现,使得《南藏》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吕澂撰《南藏初刻考》一文,云:

  明南藏始刻于洪武间,版成旋毁,后世未尝见其本也。南藏有两刻,居顶《续传

  灯录序》云: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朝廷刊大藏经律论将毕,敕僧录司凡宗乘诸书其

  切要者,各依宗系编入。幻轮《释鉴稽古录续集》卷三云:永乐元年,僧录司左善世

  道衍等题奏,天禧寺藏经版有来印者,合无要出施利。此皆可证天禧寺南藏为洪武初

  刻。如惺《大明高僧传》卷三云:永乐七年,善启应诏校大藏经。文琇永乐十五年《增

  集续灯录》,凡例云:大报恩寺重刊大藏,新收《续传灯录》。此又可证报恩寺南藏为

  永乐再刻。天禧寺以永乐六年焚,崇殿修廊悉为瓦砾,经版当随以俱烬。厥后重修寺

  宇,改称报恩,藏经亦改编复刊,故明初数十年间大藏得有两刻也。初刻流传极暂,

  后世所见南藏皆永乐本,而又误认为洪武时刻,遂无知两版异同者。[31]

  这一研究成果,使以往只知有一部《南藏》,而现在明确了《南藏》还有天禧寺初刻本和大报恩寺再刻本的区别。同时纠正了葛寅亮的提法,将大报恩寺南藏确定为《永乐南藏》。但是,吕澂在论证天禧寺本南藏,即上古寺存南藏是洪武初刻本时,援引了“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朝廷刊大藏经律论将毕,”一段重要记载,然而却在时间的转录上,不知何故,出现了严重错误,将原文“洪武辛巳冬”(1401)录为“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1391)。

  吕澂又在《明初刻南藏》一文中补充记述:

  《初刻南藏》开雕的年代很早,洪武五年(1372)四方名僧集合于蒋山点校藏经,就已做刻版准备(参照《释氏稽古略传续集》卷二)。刻事进行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藏大体完成,又续将各宗乘的要籍编入(见居顶《续传灯录序》)。最后有禅籍数种,都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后由净戒重校,所以刻事的结束大概即在洪武末年(1398)。[32]

  有关洪武五年在蒋山点校藏经和净戒奉敕重校禅宗典籍的事,正如前文已述,均不足以证明上古寺南藏本就是《洪武南藏》。

  以上是在上古寺《南藏初刻本》发现以后的一段时期,在《南藏》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又将上古寺《南藏初刻本》看作是《洪武南藏》。

  而本文着力阐述的观点则是:上古寺南藏本是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年间刊造的一部官版大藏经——《建文南藏》。至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是否也曾雕造过一部官版大藏经——《洪武南藏》,因无明确的历史记载及经本实物,所以还不能确定。

  此外,前文提到明嘉庆《崇庆州志》记载,古寺大藏经有684箧,而现存经本则止于第678函。或许现存经本已散佚后面的6函经?若据《永乐南藏目录》相关函号的收经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目录中茂字函(523)的《梁武慈悲道场忏法》十卷;合、济、弱、扶字函(548—551)《续传灯录》三十六卷;石字函(636)《大方广圆觉经略疏注》四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集注》一卷等,[33]就有可能是已缺失的那6函经卷。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永乐南藏目录》最后部分较《初刻南藏》多出的6函经,就都是《初刻南藏》已有之经卷,而不存在《永乐南藏》新增入6函经卷的问题了。

  (笔者在考察《南藏》时,承蒙四川大学图书馆陈力馆长、四川省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彭翔明主任和古寺住持登宽大师的热情帮助,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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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杨曾文、方广锠编《佛教与历史文化》第539—548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

  [2] 《崇庆州志·寺观》卷八,清嘉庆十八年刻本。

  [3] 《崇庆州志·寺观·仙释》卷八,清嘉庆十八年刻本。

  [4] 《增修崇庆州志·记》卷十一,清光绪三年刻本。

  [5] 《崇庆县志·宗教九·寺观》第十六、十七页。

  [6] 朝字函第二册(略记作:朝二,下同),《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四尾。

  [7] 问六,《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尾。

  [8] 俊九,《佛说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卷十九尾。

  [9] 翔十,《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上尾。

  [10] 制九,《大宝积经》卷九十九尾。

  [11] 翔九,《实相般若波罗蜜经》卷尾。

  [12] 翔九,《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卷尾。

  [13] 翔十,《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上尾。

  [14] 天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之序文版间。

  [15] 菜十二,《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十尾。

  [16] 百十,《法华玄义释签》卷十下。

  [17] 《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

  [18] 《金陵梵刹志·报恩寺》卷三十一第三十三、三十四页。《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

  卷六。

  [19] 《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姑苏志》。

  [20] 《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

  [21] 《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明杨士奇撰《圆庵集序》。

  [22] 《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金陵梵刹志·天界寺》卷十六第三十至三十二页。

  [23] 《金陵梵刹志·灵谷寺》卷三第四页下。明释居顶撰《圆庵集·赠定岩阐师住持鸡鸣禅

  寺序》卷四。

  [24] 《碛砂藏》何字函尚缺第七、八、九册,为缺本待访经卷。

  [25] 参见《南藏初刻考》,载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吕澂集》第24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26] 解汝霖等修,罗元黼等纂《崇庆县志·宗教九·释道》第三十页,中华民国十四年。

  [27] 《南藏初刻考》,载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吕澂集》第248页。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28] 《灵谷禅林志·杂著二·碑文》卷十第二页下至四页下。

  [29] 《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第十九页上。

  [30] 《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第十七页。

  [31]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吕澂集》第2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12月。

  [32] 《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三,第1475、1476页。齐鲁书社,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33] 石字函收经十一卷,而《圆觉经略疏注》在石七至石十,即第七至十卷;又《心经集注》

  当在第十一卷。由此说明,此函尚缺石一至石六,共六卷经,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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