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超凡入俗”

　　梁启超“超凡入俗”

　　章蕴

　　梁启超是位“慧深福浅”的奇人，说不定是“罗汉转世”！他的一生坎坷，为国为民献出毕生心血，令世人景仰不已！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身于举人家庭。幼年读儒书，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岁到广州受教于公羊学名师，学习词章训诂之学，十七岁中举人。一八九○年谒见康有为，接受了新知识，乃尽弃旧学，成为康有为学生和助手。与康有为一起提倡变法维新，影响一时。一八九六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宣传维新思想，一八九七年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翌年入京创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他在广泛涉猎西方著作的基础上，思想为之一变，先后主编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将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引入国内，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织了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一九一六年曾与蔡锷一起发起组织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以后又参加了段祺瑞政府，任财政总长。一九一八年到欧洲旅游考察。一九二一年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潜心著述。他虽学识渊博，但一生坎坷，终生不如意，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等多有研究发微，是我国近现代的一大家。逝于北京，全部著述编为《饮冰室全集》。

　　梁启超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对佛学的兴趣，是受自于老师康有为的影响。他曾经膺服康有为的深厚佛学功底，自叹“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为此他努力钻研佛学，曾与谭嗣同一起常“相互治佛学”。一九二二年，他专门到南京听欧阳竟无的唯识课，于是“方知有真佛学”。他曾经是南京支那内学院的发起人之一，又任武昌佛学院第一任董事长。晚年杜门不出，专门阅读《成唯识论》。他曾经撰写过佛学论文多篇，主要收在其自订的《佛学十八篇》论文集内。他的佛学研究成就，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佛教史的整理

　　他对佛教在印度的形成，及中国佛教的演变作了全面的综述。指出印度佛教受希腊的影响，融合了希腊的学说，它传入中国主要是依赖于中国人的后裔，月氏王迦腻色迦的支持。佛教在中国开始作为宗教，是从海路经南方而传入，后来逐渐发展成带有学术性的宗教。中国人之所以能接受佛教的思想，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厌世的思想来看待，所以它迎合了中国人的精神需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按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理环境，而表现出佛教初传和佛教建设二大时期，最终形成了“南方尚理解，北方重信仰”的特点及不同的风格。

　　二、佛教经典的梳理

　　他对佛教比较重要的经典作了介绍，有的做了校勘及考证，并进一步予以分类。指出佛教经典在中国的流布变迁，强调研究经典的必要性和研究的方法。他说研究《阿含经》，可以知道早期佛教的教义，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佛教形成的原因。研究的方法可以采用整理目录、分类编卡、建立表格等不同的方法。

　　三、佛教翻译史的考察

　　他清理了中国译经史的目录，概括了佛经译梵为汉的特点，介绍了一些经典的版本异译或伪经的情况，对历史上一直有争议的《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大乘起信论》等作了研究，认为它们都是后出的伪经或伪书。他提出由于南北地理的差异，造成了译经的意译和直译风格的不同，译经时间越晚出的经典，愈不容易读懂，以及佛经的翻译，对中国文字、语法、文学等领域产生的重大影响。

　　四、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他把印度来华的传教僧人和中国前去西方佛土留学的佛教徒做了归纳，给每人作了一个简介，列出译经的目录，来华时间，求法年代，以及介绍了中外传法求学的路线、途径等，将来我国传教的僧人分为西域期、罽宾期、天竺期三个阶段，强调我国僧人留学印度，表明中国古代决不是一个闭关自守、不假外求的国家。

　　五、佛教教义的发凡

　　他对佛教教义作了很多的研究，认为佛教的教义最后归结为“无我”二字，要达到“无我”的境界，就要做心理的活动，所以佛教所说的无色法，就是西方所说的心理学内容，但西方建立的心理学则晚于佛教一千多年。西方的心理学和佛教的不同在于，西方是通过实证而取得的，佛教是通过修行体会而得到的。但是二者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

　　梁启超的佛学研究是广泛的，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后人对他的佛学思想概括为“富有启发性、富有鼓舞性、富有创造性、富有历史性、富有情感性”之五大特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梁启超在作为一个学者的同时，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家责任，他的佛学思想都是围绕著他的政治理想而阐述的“经世致用”的学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力图阐明中国有与西方抗衡的实力，因此他是站在中国佛教为正宗的立场上来解释佛教的，对佛教给予一个很高的评价，认为佛教是“哲学的宗教”，是能够抵御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最有力的思想体系之一。

　　梁启超的生平逸事

　　梁启超的婚姻亦非常奇特而不凡，当他十九岁时，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结婚。李蕙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一八八九年李以内阁大学士衔典试广东，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参试，以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的赏识中举；李端棻当即看上了才貌双全的小伙子，于是作主把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婚礼在北京李家举行，由李端棻亲手操办。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记载：“学使贵州人李端棻爱其聪颖，以其妹妻之。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婚后第二年，李蕙仙随梁启超回到老家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拜见翁姑，梁家是个贫苦家庭，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著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尽管清贫，但梁启超的父亲仍把其中的一间房屋，布置成新房，让这对新婚夫妇住在这里。

　　这种清苦的环境对自小在北方富裕家庭长大的李蕙仙而言，是相当艰苦的。再加上南方炎热潮湿的天气，生活习惯的不同，语言的隔阂，造成种种的不便，但李蕙仙并没有任何的怨言和不悦，她努力地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地操持家务。正如后来梁启超在《悼言》中所说的：“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季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失败，当时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带著女儿思顺避难澳门，当时境遇艰险，新会原籍虽遭查搜，但没有酿成大祸。梁启超惦念著家眷的安危，给李蕙仙写了很多信，在九月十五日的信中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仕公闺中良友矣。”其时李蕙仙在极艰险困难之下，既要服侍翁姑，又要抚养幼女，而种种都令梁启超相当感动，他不止一次在信中表露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如同年十月六日信中写道：“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如何？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

　　一九二四年春，李蕙仙因乳腺癌复发，送医后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同年九月十三日病逝，终年五十五岁。梁启超在刊登于《晨报》纪念增刊的《苦痛的小玩意》一文中，这么描绘当时的苦痛：“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能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

　　在悲痛之余，他撰写《悼启》一文回忆李蕙仙的生平美德。次年又撰《祭梁夫人文》，以极悲痛的文笔尽情地抒发了对妻子的爱和悼念：“呜呼哀哉！君自嫔我，三十三年。仰事父母，俯育儿女，我实荒厥职，而君独任其仔肩。一家之计，上整立规范，下迄琐屑米盐，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肃然秩然，君舍我去，我何赖焉？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鸣呼哀哉！君我相敬爱，自结发以来，未始有忤。”

　　梁启超的偏房叫王桂荃，她原是李蕙仙娘家的丫头，是四川人；四岁时不幸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从四岁起六年间，被转卖四次当丫头；一八九四年李蕙仙回家探亲，看见她聪明伶俐又勤快，于是把她带到梁家，那时她已十几岁，梁启超才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桂荃。大纤在她十七岁时与梁启超产生了爱情，有了孩子；由于李蕙仙脾气乖戾，梁启超为保护她，把她送回澳门待产。同时请李蕙仙的兄弟从中周旋，到李蕙仙首允之后，才把母子接回日本。王桂荃虽出身贫苦，但勤奋好学，和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后，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开扩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著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功课，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者、写字，她也跟著读，就这样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帐，写简单的信。

　　她同样也很理解梁启超的事业，为了使梁启超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让家庭更为和睦安定。甚至在梁启超去世后，是王桂荃把整个家维持下来的。她把所有的子女【按：李蕙仙生子女四人：长女思顺、长子夭亡、次子思成、次女思庄。而王桂荃生女育子八人，后来长大成人的有：思永（子）、思忠（子）、思懿（女）、思达（子）、思宁（女）、思礼（子）。】都视如己出，并继续培养成才，一九六八年她因肠癌病逝。

　　而据冯自由之《革命逸史》及曹聚仁之文章，我们得知梁启超还有段情史，那是在一八九九年冬，他应保皇党之邀，到檀香山去作宣传工作。当地有位侨商之女名何蕙珍，年方二十，通洋文，尤善英语，学问见识均佳，善谈时事，有丈夫气，每遇梁启超演说，或与外人酬酢、会众，都请何女担任翻译；梁启超赏其才识，大为倾倒，友人想替他们撮合，但梁启超却表明：一则国事在肩，流亡的人，不愿误人青春；二则他早已结了婚，也难于两全。而何女虽心仪梁启超，但也颇为通达，对梁氏说：“我万分敬爱梁先生，可惜仅能相敬爱而已；今生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照，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段情，令梁启超念念不忘，他因此把这一段因缘写了封长信，告诉李蕙仙，李蕙仙虽想成全这段感情，但却为梁氏打消了。对于李蕙仙，梁启超自有感恩于恩师之情，他自不可作负情的人；何况在当时，他又正是举世所注目的政治领袖！于是他只有牺牲这段感情了。

　　但任公毕竟未能太上忘情，于是他写了二十首纪事诗，来记叙这段感情。其中有“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相知总让卿。”（其二）“眼中既以无男子，独有青睐到小生。如此深恩安可负，当筵我几欲卿卿。”（其六）“匈奴未灭敢言家？百里行犹九十赊。怕有旁人说长短，风云气尽爱春华。”（其十二）“万一维新事可望，相将携手还故乡。欲悬一席酬知己，领袖中原女学堂。”（其十八）“猛忆中原事可哀，苍黄天地入蒿莱。何必更作喁喁语，起趁鸡声舞一回！”（其二十四）。

　　而何蕙珍除了有才华外，更是有“改革”的胆识，她在当时便已看到中国女学不兴为第一病态，她更著手研究整顿小学教育的方法；同时，她还要造切音新字来改革中国文字。这和梁启超的维新运动有些类似，因此梁启超还准备把自己的女儿拜在她的门下。而一旦维新运动有了成就，何女说：“但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梁启超则说：“欲悬一席酬知己，领袖中原女学堂”，梁氏是真的把何女看成红粉知己。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启超病逝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一九二六年二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协和医院，施行手术。不料糊涂医生却把好肾切除，留下一颗坏肾。作为一名受害者，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协和”，反而在徐志摩等人对“协和”口诛笔伐时，还写文章为“协和”说话；因为他怕因这件事，使得社会上的人们失去对西医的信任，因为他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已是众所周知的，但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佛学家；他不但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且成功地把自己九个子女教育成出色的人才；其中有三位中科院院士，他们分别是建筑（梁思成）、考古（梁思永）、火箭专家（梁思礼）；有社会活动家（梁思懿），有投奔新四军的女战士（梁思宁）、有爱国军官（梁思忠）、有外交官夫人（梁思顺）、有图书馆学家（梁思庄）、有经济学者（梁思达）；他们每个人虽都有一部奋斗史，但每个人都是成功者。

　　几度风雨几度愁，梁氏两代人奉献出他们的才华，虽然他们有的已静静地躺在北京西山脚下那片幽静开阔的墓园，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在各自领域上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