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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僧人对佛教文化的巨大贡献——“华严三圣”的滥觞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崔文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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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台山僧人对佛教文化的巨大贡献——“华严三圣”的滥觞
  崔文魁
  在佛教的经典中,不仅有“西方三圣”、“东方三圣”,而且还有“华严三圣”。那么,“华严三圣”的思想、造像源于何时何人?其义何如?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在唐代居士李通玄所著的《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卷第一之上载:
  此一部经(指八十《华严经》——笔者),以文殊师利,此云妙德,明无相法身智慧门。毗卢遮那佛,此云种种光明遍照。以根本智光遍照种种众生,同行济生,名日普贤。无相法身,明成普贤大悲之行,处世间而不染也。根本智明,神性光明,自无体性根本之相,善知一切众生业果根种,悉皆明了,名之差别智。此三法是一体性。
  文殊、普贤、毗卢遮那,三法体用平等,名为一乘。
  这里指出,毗卢遮那佛、文殊师利菩萨和普贤菩萨,是《华严经》中的三位圣者。从而提出了“华严三圣”这一思想。
  在《新华严经论》卷第三中,他又说:
  总相具德有三:一佛,二文殊,三普贤。佛表果德无言,当不可说不可修不可得不可证,但因成果自得。文殊因位可得,以此说法身果德。劝修普贤自行可行,行其行海充满法界故。用此三德,将为利乐有情。文殊成赞法身本智,普贤成其差别智之行德。一切诸佛皆依此二尊者以为师范,而能成就大菩提之极果。
  用佛、文殊、普贤三德互为主伴,以成法则,化利众生之首。佛收一切果,文殊收一切所行因果法身本智,普贤收一切因果行身差别智……三人互体成一法界之体用也,即文殊为始见道初法身本智之门,普贤即为始见道之后行行之门,佛即二事之中无作体也。
  这里指出,任一法界都具有三德:一是佛,二是文殊,三是普贤。而其中的毗卢遮那佛是法身的果德,文殊是因位的智德,普贤是因位的行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总别关系,二、主伴关系,三、因果关系,四、体用关系等等。
  华严四祖澄观国师继承发展了李通玄的这一三圣思想,在其《三圣圆融观门》中,开宗明义地说:
  三圣者,本师毗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
  这就明确提出了“华严三圣”的命题。至于三圣之间的关系,他也作了深刻发挥。他说:
  三圣之内,二圣为因,如来如果。果超言想,且说二因。若悟二因之玄微,则知果海之深妙。
  文殊、普贤是因,毗卢遮那佛是果。以果超语言思想,不可说不可修不可得不可证,所以,只好演说文殊、普贤二因。这还因为,悟得文殊、普贤的幽微玄妙,就可知道毗卢遮那佛的精深微妙。那么,文殊、普贤的关系如何呢?在同书中,他又说:
  “一、相对明表,二、相融显圆。”
  其中,相对关系有三:“一、能信所信相对,二、解行相对,三、理智相对。”
  这就是说,文殊表示能信之心,普贤表示所信法界,即在缠如来藏。又以信可始生,理唯极见,所以,文殊居初,普贤在后。其次,文殊表示能起之解,普贤表示所起万行。复次,文殊表示能证大智,普贤表示所证法界,亦即出缠如来藏。
  其中,相融显圆关系有二:一、“二圣法门各自圆融,二、二圣法门互相融通”。
  所谓“二圣法门各自圆融”,就是说文殊的信、解、智三事融通;普贤的理、行、体三事涉入。这是因为,由信才能成解。有解无信,徒增邪见。有信无解,也是无明。只有信解真正,才能了达本原,成其极智。极智反照,不异初心,故《华严经》说:“初发心时便成正觉。”因此说,文殊三事融通。这是因为,理若无行,理终不显。依体起行,行不称体。由行证理,理无行外之理。由理显行,行无理外之行。所以,随所证理,行无不具。因此说,普贤三事涉入。
  所谓“二圣法门互相融通”,就是说二圣那相对的能所、解行、理智都具有不二关系。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以信方能认识法界,信不认识法界,信就是邪信。因此说,能所不二;这是由于,籍解方能起行,称行才不异解,故日解行不二;这是由于,理是智用,体理才能成智。反之,智照于理,智理冥符,才是真智,故日理智不二。
  总之,文殊、普贤所示之法互即互融而重重无尽。这就表明他们至佛果之因已经完成,因之立场与果之立场同一,且归属于佛果境界。由是,文殊、普贤和毗卢遮那如来就融为一体了。这就叫三圣圆融。
  澄观国师的这一“三圣圆融”思想,说明了“佛心,众生心,乃至于自心,三心无差别”;所证之“理、证、智”亦不离心;众生之心念即如来藏,在不空如来藏之一面为普贤,在不空如来藏之另一面为文殊,而总如来藏之理是毗卢遮那佛。在此一念上具足三圣圆融之相的观法,就是“三圣圆融观”。 .
  既然,三圣圆融观是观想三圣一体、圆融无障之相的一种观法,那就要有一种直观地表现文殊、普贤和毗卢遮那如来形象的实物。于是,澄观国师的高足——圭峰宗密就按其师之意创造了“华严三圣”之像。他在其《圆觉经修证仪》卷第一《圆觉道场礼忏禅观等法事》中的《道场事七门》的《第六门严处》中说:
  若在人间,须除去一二尺旧土,以香泥泥地,悬诸幡花,当中置卢舍那像,两畔置普贤、文殊二像,是为三圣。点莲花灯,焚百和香,诸庄严具。
  这里的卢舍那,即毗卢遮那,就是《华严经》中说的莲华藏世界的教主,即前面说的不可说不可修不可得不可证的法身佛。
  从此,以毗卢遮那佛居中,文殊、普贤居其两畔的“华严三圣”造像就应运而生了。据文物管理部门考察,四川省邛崃县石笋山上有开凿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华严三圣龛。其主像为结跏趺坐于千叶莲花台上、手结禅定印的毗卢遮那佛,左侧为骑着六牙白象的普贤菩萨,右侧为骑着绿毛狮子的文殊师利菩萨。他们前面还有合掌站立的两位童子。这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华严三圣像。
  五台山南禅寺是我国著名古刹,寺内大佛殿是重建于“大唐建中三年”(782)的木构建筑,内有同期彩塑17尊。佛坛中央为结跏趺坐予饰有莲花的八角束腰须弥座上的释迦牟尼,左右两侧为迦叶、阿难二弟子,前面还有两尊跪着的供养菩萨;佛坛左面为骑着六牙白象的普贤菩萨,旁有牵象的昆仑奴和童子,前后各有胁侍菩萨一尊;佛坛右侧为骑着绿毛狮子的文殊菩萨,旁有牵狮子的于阗王和善财童子,前后各有一尊胁侍菩萨;佛坛前两侧各站着一位雄纠纠的怒目金刚。这组塑像同敦煌莫高窟唐塑如出一辙,为唐代艺术的典范。在弘学编著的《佛教图象说》第二章《佛部图像》的第二节《大日如来与毗卢遮那佛》中说: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谓,释逛牟尼名毗卢遮那、遍一切处,成就常乐我净之四波罗蜜,住于常寂光土。
  因此说,五台山南禅寺这组唐代彩塑乃为“华严三圣”彩塑。
  诚然,无独有偶。在杭州灵隐寺前飞来峰青林洞入口处的岩壁上,就有雕刻于北宋乾兴元年(1022)的华严佛会浮雕。其中的“卢舍那佛会一十七身”就是:中为卢舍那和其弟子迦叶、阿难,左右分别为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和骑着白象的普贤菩萨及二位从者,背后四位胁侍菩萨,还有四大天王及龛外面的两尊飞天。其像龛上的题刻是:
  弟子胡承德,伏为四恩三有,命石工锡卢舍那佛会一十七身,所期来往观瞻,同生净土。时宋乾兴口口四月口日记。
  说明这一“卢舍那佛会一十七身”浮雕,就是一幅大型的“华严三圣”像。
  这组“华严三圣”像和前面石笋山的“华严三圣”像、南禅寺的“华严三圣”像比较,就是文殊和普贤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即前面是主智的文殊在毗卢遮那佛右、主理的普贤在毗卢遮那佛左,这显示的是理智涉入的胎藏界曼陀罗。
  总之,“华严三圣”及其“三圣圆融”思想是源于唐代著名居士李通玄,而继承发挥完善这一思想及其“三圣圆融观”法的则是唐代著名的清凉国师澄观,而将此运用于实践并提出“华严三圣”造像的则是澄观国师的高足圭峰宗密禅师。按明代高僧镇澄法师撰的《清凉山志》说,李通玄曾至五台山大华严寺研习《华严经》,是唐代五台山佛教的著名居士。澄观国师是五台山大华寺的高僧。圭峰宗密禅师不仅是澄观国师的传法继承人,而且也曾至五台山取经学法。他们三人都是五台山华严学的奠基人。因此说,他们创造的“华严三圣”、“三圣圆融”思想、“三圣圆融观”法和“华严三圣”造像,不仅是对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巨大贡献,而且也是对中国佛教文化乃至世界佛教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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