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与佛教之因缘

明神宗与佛教之因缘
　　大愿
　　前些时日到大陆朝圣，发现几个著名的景点与明朝神宗皇帝有密切的关系，一、是峨嵋山的万年寺，二、是五台山的塔院寺，三、是明十三陵。
　　回台后，即翻阅了一些相关资料，进一步了解身为明朝第十四位皇帝的明神宗，在位执政长达四十八年，对佛教四大名山相当护持，不但拨款修庙、供僧，也印造了大藏经赠予各大名山。又在皇太后过世时，恭请高僧超度，并封此高僧为“龙裤国师”，但历史上给他的评价却是“消极怠政的敛财主”。
　　为何历史评论明神宗是一位“消极怠政的敛财主”呢?他十岁登基，由权臣张居正等辅政，在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十年中，国家百事转苏，欣欣向荣。但在张居正死后，神宗亲自理政，尽反张居正之所为，不但沉溺于酒色，又贪求金银珠宝，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致使民穷财竭，又欲废长立幼而不能，遂心灰意懒，不临朝政，官缺不补，致使政局瘫痪，江河日下，无法收拾。后人论明史，有谓“明亡于崇祯，而实始于神宗”之说。
　　神宗在位期间对佛教种种的护持，窥其动机，实出于母亲慈圣太后，而不是本人的真正发心，从以下历史所载的护法事件中可探知一、二。
　　神宗的母亲《：位居贵妃时，曾到峨嵋山普贤寺三下万年寺）许愿：“若生太子，定为菩萨建殿穿金”。不久，果然生下太子朱翊钧（即神宗）。待神宗登上皇帝宝座后，不忘菩萨恩德，数次向峨嵋山僧人敕书赠金，颁赐藏经，其中万历廿七年润四月廿四日的赐敕书内容如下：“朕发诚心，印造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养。经首护敕，已谕其由，尔住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诚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忏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朕成恭己无为之治道焉。今特差御观监、右少监、汉经厂表白王举，斋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此诏书在五台山大护国文殊寺也有一道，内容相同，只是末尾“特差内汉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王忠”不同而已。同年在九华山，神宗也颁赐藏经，现珍藏于化城寺。
　　万历二十八年。神宗母后六十大寿时，特敕书白水寺，诏令新建无梁殿，护罩普贤铜像，又赐金为菩萨穿金，御题“圣寿万年寺”五大字以志祝福：同时颁赐铜印一枚，中刻“普贤愿王之印”，现存于行愿楼供人参观。
　　又据清凉山志记载：万历廿七年五、六月遗太监王忠送大藏经各一部于五台山中台、北台。又赐金泥水陆神像于龙泉寺，复建万圣阁。秋八月遣官任、徐、杨、赵、何五人于五顶作祝延圣寿道场。冬十一月遣官曹奉，悬长旖二首于狮子窝。万历廿八年夏四月，这太监王忠裔送藏经三部安置余三台（东、西、南台），普山饭僧。又于万历七年至十年，敕修五台山大白塔并创建塔院寺。另对普陀山道场也曾于万历三十、三十九年赐金干两修寺。
　　以上种种功德无量，但“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他言行不一，并没有如诏书所写“忏已往愆尤”，反而不听朝臣之谏言，一再造业。也因此于万历廿乙年间，百姓揭起了反税使的旗帜，形成了与朝庭对峙的场面，究其原因如前所说，只是为了贪一己之欲，敛取金银珠宝，而搜刮民脂民膏，如此怎会不发生反税事件呢?如果神宗真是爱护佛教，理应心存仁道，对百姓慈悲，不会做出扰民敛财之事啊!也因此可了解他对佛教的护持实始奉母后之旨意，祈无疆寿福而已，与梁武帝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设斋的心态并无两样。
　　然而因果昭彰，丝毫不爽，这一位集恶名于一身的皇帝，死于万历四十八年（西元一六二O年），三百三十六年后二九五六年），躺在定陵下的他，虽已腐烂成白骨，却被中共当局挖开陵墓，取走了廿六箱陪葬品，尸骨供人参观，但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尸骨再度遭红卫兵毁烧殆尽，棺木因木质太好烧不去，而被丢弃深谷，后被百姓捡去做成棺木及木柜。走笔至此，不禁使我想起佛教所讲的“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明神宗非出于内心对佛教的护持，反而将百姓的民脂民膏拿来做“功德”，这种下场是可想而知的。明十三陵中，定陵是唯一被挖开的陵墓。
　　摘自《十方》18卷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