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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高僧虚云法师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4日
来源:不详   作者:张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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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高僧虚云法师


  张一鸣
  虚云与敬安(八指头陀)、印光、弘一、太虚、圆瑛,都是近代我国著名高僧。他是佛教禅宗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被誉为“近代禅宗第一人”,对于天台宗、律宗、法相宗、净土宗等学派佛理亦有较深造诣,在国内和国际(特别是东南亚)佛教界有很大影响。从清光绪末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曾长期在我省(编按:云南)佛教圣地鸡足山祝圣寺和西山华亭寺担任住持,兴修庙宇,弘扬佛法,对佛门建树顿多。他和近代我省文教界、军政界知名人士赵藩、陈荣昌、袁嘉谷(屏山居土)、唐继尧、李根源、陈古逸(琴禅居士)、张学智(若圆居士)、顾视高(漱石居士)、陈维庚(叶洲居士)、王九龄等人均有交往过从,李、王二人还对他“执弟子礼”。陈荣昌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聆听了虚云为其说法后,即长斋念佛,人有笑其痴者,遂自号为“痴和尚”(见陈:《困叟净土集》)。袁、张、顾和二陈晚年都笃信佛理,皈依佛门,成为有名的老居士。
  虚云法师,俗家姓萧,原籍湖南湘乡。他的父亲萧王堂于道光初年以举人出身到福建做官,先后担任过泉川、漳州、福宁等地的知府。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七月三十日,虚云诞生于泉川府署。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十九岁时,他决志离俗,与从弟富国逃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披剃为僧,皈依妙莲和尚受戒,法名古岩,又名演彻,字德清。他是独子,兼祧两房,其父派人四处寻访。为了逃避追找,他隐于岩洞中达三年,不敢露面,直到其父辞官告老还乡,才返回鼓山任职。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后,他又遍游各地名山、古利,朝拜礼佛。先陵到了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江苏镇江焦山寺、金山寺,扬州高曼寺以及庐山、九华山。光绪八年,他渡南海朝普陀山后,从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经过近一年时间至五台山头通寺。光绪十四年,登上峨嵋山金顶,然后由川赴西藏,至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地。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虚云经西藏到不丹、锡兰、缅甸等地朝佛,回国时路过云南,第一次登上鸡足山。按照佛教传统说法,此山是释迦牟尼大弟子迦叶的道场和人定之地,“据山志载,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今则全山不足十寺,僧伽与俗人无殊。”(引自《虚云和尚自述年谱》,下同)他深念往昔法会之盛,感叹今日之一贡,暗暗立下了振兴鸡足山的宏愿。无奈当时此山僧伽立下了一条陋规:“子孙相承,各继产业,非本山子孙,不准在本山住,并不留单。”(按:“单”即“挂单”,行脚僧暂住也)。他是外地僧人,无法在此山居留,只有叹息离去。光绪廿六年(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虚云当时驻锡京城南龙泉寺,有几个熟识的王公大臣劝他随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行逃难,他随驾到达西安后,以“烦嚣日盛,潜去。十月,上终南山结茅,为杜外扰,改号虚云。”此后,他就沿用“虚云”这一法号,别号“幻游”。
  光缙三十年,(一九〇四年),虚云应筇竹寺住持梦佛上人的邀请,来昆明讲经说法。以后云南提督张松林、李幅兴又率众官绅将他迎接至大理,住于崇圣寺(即三塔寺)讲经。李邀他在该寺常住,他表示下愿住在县城,很早就立下了驻锡鸡足山的愿望,但是山上僧伽不容许,希望能帮助他找一片立足之地。李表示赞同,就责令宾川县知事具体办理,使他找到一个名叫“钵盂庵”的破院暂时住下来(此庵自嘉庆后即无人住)。光绪三十二年,他赴京请领龙藏(按:清宫内务府昕刊藏经),七月二十日奉上谕:“云南鸡足山钵盂峰迎祥寺加赠名护国祝圣禅寺,饮赐龙藏、銮驾全副,钦命方丈,御赐紫衣、钵具,钦赐玉印、锡杖、如意,封赐住持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奉旨回山傅戒,护国估民。内务府大臣传知虚云,谨领各件回山:水镇山门,善为布教。地方官民,一体虔奉,母得轻亵。”第二年,他奉迎藏经回滇,考虑到重建庙宇,需款甚巨,就绕道马来亚、暹罗、缅甸等国,讲经说法,进行募化。在曼谷讲径时,一日跌坐人定,“一定九日,轰动暹京,自国王、大臣以及男女信善,咸来罗拜。出定陵,讲经毕,国王请至宫中诵经,百般供养,肃诚皈依。官绅土庶皈依者数干人。”在他离开时,“宫内及诸王大臣、护法居士、男女信善都来送行,赠资得款甚巨。一他将奉迎的藏径及募化财物,分装三百余驮运回鸡足山,云贵总督李经羲奉谕派员到大理,率众官绅接旨、迎藏。既有上谕,又有巨资,他振兴鸡足山十方丛林,首先是修建祝圣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他迎藏径回滇后,地方官吏土民日益钦仰,皈夫妇孺莫不知有虚云老和尚者。民国初年,应虚云之请,孙中山、袁世凯、蔡锷、粱启超等均为祝圣寺题写了匾额,有的至今尚悬挂寺中。
  辛亥革命后,虚云在担任祝圣寺住持期间,当时掌云南新军兵权昀李根源,认为佛教“怪诞荒渺,惑世诬尺”(见李:《曲石文录重刊(中溪汇稿)序》)并厌恶某些僧徒不守戒律,将亲督队伍赴鸡足山逐僧毁寺,又思量虚云乃一穷和尚,何以能大得民心,必有怪事,就指名要抓捕他。祸将不测,消息传来,全山皆惊惶不安,寺僧纷纷逃窜。有人劝他暂时躲避一下,他表示:“避何益?”抱定了“以身殉佛”的决心,不惊不避。几天后,李果然串兵人山,驻军悉檀寺,毁金顶鸡足大王铜象及佛殴。鉴于形势紧迫,虚云乃独自一人下山,诣军门,出名黥请谒,守兵及看门人认识他,劝以速逃,他毫不畏惧地走进去。当时,李根源与赵藩同坐殴上,赵和他是旧友,温言慰之,问从何来?李则傲不为礼,怒形于色,厉声质问:“佛教何用?有何益?”“要这泥塑木雕的菩萨作什么?”“为什么某些和尚不干好事干坏事?一虚云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有的是按照佛学原理,正面阐述;有的则指出李看问题的方法不对头,以偏概全,“不能见一、二不肯僧而弃全僧,岂因一、二不肖秀才而骂孔子。即今先生统领兵弁,虽军纪严明,其亦一一皆如先生之聪明正直乎?”使李心眼口眼,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一开始声色俱厉到“色稍霁一、“略现悦容,呼左右具茶点”,再到“笑逐颜开一、“俯首致敬,留公晚餐,秉烛深谈”并立即下令停止逐僧毁寺,使无辜僧众免遭荼毒,鸡山古刹得以保存。李对虚云“执弟子礼”,请他为鸡足山总住持,并在其导引下畅游十天。李以后在其《曲石诗录》中追忆云:“僧侍樾师(按:赵藩字樾村)鸡足游,担当、大错杳难求。老僧(原注:虚云大师)导我登金顶,竟作山中十日游。”并认为:“佛学与儒学,皆非无益于身世者也。”(见前引:《曲石诗录》)。终其一生,李都是一位虔诚的佛门信徒和护法居士。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派出使者,带著他的邀请信,和宾川县知事一块进鸡足山,邀请虚云来昆明做佛事。当时治安不靖,沿途抢匪较多,“县以乘舆及派兵护送,却之。挈徒修圆同行,一笠、一蒲(按:“蒲团”,坐具也)、一嫌、一藤架,步行而往。”来到楚雄时,碰上了一股反唐的武装势力,搜出了唐给他的信,被抓去见其首领杨天幅、吴学显,进行审问。于是虚云和他们开展了一场顿具风趣而又能打动人心的对话:
  吴喝问:“你是什么人?”虚云答:“鸡足山和尚。”
  问:“进省做什么?”答:“做佛事。”
  问:“做佛事作什么?”答:“为人民祈清灾难。”
  问:“唐继尧是个匪,你为何去帮忙他?他是个坏人,你与他来往,亦是坏人。”
  答:“你说坏人,亦是难说。”
  问:“何以难说?”答:“往好处说,人人皆是好人;住坏处说,个个都是坏人。”
  问:“此话怎讲?”答:“假使你与唐两位,都是为国为民,福国幅民,乃至你们部下,个个都如此,岂不是个个都是好人。从坏处说,你说唐坏,唐说你坏,各有成见,如同水火,兵连祸结,害尽人民,岂不是个个都成了坏人。老百姓跟著往左走成了强盗,跟著往右走又成了土匪,多么可怜啊!”围观的人都笑起来。
  吴说:“你讲得不错,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虚云劝他们接受唐的招安,吴认为这是要他们投降,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招安者,因为你们都是贤才,是招国家之贤士以安地方也。”他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指出唐处在更为有利的地位,并表示:“为国息争,为民安乐,方外人不惜饶舌也。”杨、吴等大受感动,不仅没有为难他,还委托他作为代表与唐继尧谈判,他表示:“代表不敢当,请你们提出条件,我负责向唐转达。”杨、吴等经过磋商,提出了释放被抓捕人员、不解散所带队伍、不取消职权、现有队伍仍由他们管、不追究过去战争中的责任、待遇平等共六项条件。虚云到昆明后转达了这些条件,唐表示接受,并派员与之商谈,委派二人为大队长。从此,地方较前安靖,人民亦少受兵祸。
  虚云到达昆明时,还流传过一段佳话。唐继尧派了一大批官绅前往西门外官道上迎接他,但是这些人从早到晚,等得精疲力竭,唇焦舌燥,也不见他的影子。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认为像虚云这样一位曾经被光绪皇帝封赐为“大师”,民国成立后受到孙中山、袁世凯两任大总统接见并为之题书匾额,又深受唐省长器重的高僧,肯定是骑马、坐轿,地方官派兵并护送,前呼后拥而来。以后详加打听,原来当天上午,有两个不起眼的穷和尚,头戴顶笠,足登芒鞋,身背藤架(装简易行李用),满面风尘,步行而来,已由小道进了城。他们就是虚云和他的徒弟修圆。
  虚云到昆后,唐继尧派员招待,住于圆通寺,当天晚上和唐见了面。唐提出请他主持作两件事:一是做一场大佛事;二是将圆通寺建成一座大丛林。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他在忠烈祠主持启建水陆道场,求佛加被,消灾免难,超度护国、靖国诸役阵亡将士。关于建一大丛林事,他认为圆通寺地势挟窄,难于发展,西山华亭寺是一座古利,风景甚佳,因寺僧不善护理,日益荒废,地方政府已批准打算出售给外国人开办俱乐部。他深感痛惜,建议唐保护风景名胜,制止这种非法交易行为。唐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三次下帖,正式聘请他担任华亭寺住持,重兴该寺,当时他已经是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了。此寺从元仁宗延佑七年(一三二〇年)玄峰和尚筹划新建,至此次虚云和尚主持重修,刚好六百年。元时名“圆觉寺一,后人以山为名,改为“华亭寺一。在动工重建时,掘出褒碑一块,只余首行字云:“云栖寺住持隆章见性仁山重修常住碑记”,余皆模糊不可辨认,知此寺古曾称“云栖”。重修后唐继尧重题此寺为“靖国云栖禅寺”,“靖国”是为了纪念唐于一九一七年响应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出“护法”号召,组织“靖国军”(唐被推为“滇川黔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反对北洋军阀废弃临时约法、推翻国会一事;“云栖”既是恢复古寺原名,也含有纪念虚云和尚凄息此山,重建此寺之意。现在该寺还悬挂著一块唐继尧于民国十五年题书的“瑞云栖止”匾额,在跋言中叙述了邀请虚云上人主持重修此寺经过。在修建过程中,虚云“逐日亲督工作,惨淡经营,用度浩繁,均四出借贷,艰苦备尝,劳怨不辞。”(张璞:《重建华亭山靖国云栖禅寺碑记》)。经过三年多时间,终于使这座“殿宇顿颓,钟鱼绝响”的破庙,又建成一座香火兴旺的十方丛林。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福建省主常杨树庄、前主席方声涛邀请虚云法师至福州鼓山担任住持,“子以剃染初地,缅怀初德,义不可辞也,遂就任。”十九年九月,他移交了云栖寺住持职务后,身无长物,依然是一笠、一蒲、一背架,飘然赴闽。起程时绅民善信准备热烈欢送,“数十里乡村设桌饯行,香花夹道。”他事前获悉,一清早就从侧门悄然离去。他从光缙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来滇,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离去,共在云南廿七年,其中:鸡足山十五年,昆明及华亭寺十二年。
  虚云法师离滇后,曾先后在鼓山涌泉寺,广东韶关南华寺、乳源云门寺担任住持。后两寺,他初至时均已残破不堪,如一九三四年至南华寺(相传系六祖慧能道场)时,“见圣地这场,变作修罗恶境,祖庭成畜牧之所,大殿为屠宰之场,方丈作驻兵之营,僧寮化烟霞之地,菩提路列肉林酒肆,袈裟角现舞扇歌衫。”(见虚云:《重兴曹溪南华寺记》)。一九四四年至云门寺时,“残屋断垣,沦于榛莽,惟祖殴尚存,亦岌岌矣!”以后在他主持下,都重建振兴。
  解放初期虚云法师在担任云门寺住持期间,一九五一年春,当地开展民主改革、清匪反霸活动时,轻信“寺中藏有军械、发报机及金银等物一的诬告,派人围寺拘僧。当时已一百一十二岁高龄的虚云也未能幸免,被一伙人逼供殴击,折肋阳目,昏死数日方苏,是为“云门事变’。夏历四月,他在北京的弟子及海外弟子闻讯,多方营救;中央有关部门亦派员至粤,会同地方当局人员至云门慰问,被拘各僧始得释放。
  一九五二年春,中央有关部门四次电粤,请虚云北上,并派员南来护送。他遂决定离粤赴京,临行前自撰一联云:
  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奈几度;
  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
  路过武昌时,卧病三佛寺,作七律一首:
  业风吹起到武昌,老病驰驱累众忙。
  三月淹留三佛手,一场灾难一惭惶。
  无心欲跨楼头鹤,有愿同登选佛场。
  尚想玉泉关壮缪,能于言人悟真常。
  当年七月底,虚云抵达北京,他的老友李济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陈铭枢(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叶恭绰(全国政协委员)等人前往车站迎接,并导送至广化寺驻锡,后以多人参谒,移住西城广济寺。以后,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十二月,中国佛教徒在上海发起“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一,举建水陆道场“七七”四十九日,虚云应邀赴沪主持这场法会,被公推为主法大师。
  一九五三年四月,召开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佛教徒代表会,正式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期间,原拟推举他为会长,他以老病辞,乃举圆瑛为会长,他被推选为名誉会长之一。同年六月,他听说江西永修县唐代著名古刹云居山真如寺于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军烧毁,目前一片荒芜景象,不顾年事巳高,发愿化缘重修,送来到该寺,住茅棚中主持兴修,至一九五七年建成。
  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李济深(任潮)副委员长在北京病逝。当时已身患重病的虚云法师听到这一恶耗后,极为悲痛地说:“任潮,你走了,我也要走了!”四天后(十月十三日,农历九月十二日),一代高僧虚云圆寂于云居山真如寺,世寿一百二十岁,僧腊一百零一岁。
  纵观虚云法师的一生,有以下几方面的事迹比较突出:
  第一、他是佛教界的一位辛勤开拓者,“不辞跋涉乳云蹊,为道浑忘困与饥”(虚云:《赠林鸿超居士七律一首》),正是他为弘扬佛法,不避艰难险阻的写照。他毕生中兴、重建大、小梵利数十,每至一地,“以一衲随身,一笠、一蒲、一铲、一背架,行脚迩海内一、“来也如是,去也如是;上山也如是,下山也如是。”他“一生修寺不长住寺”,每建成一寺,驻锡一段时期整顿就绪后,就移交给他的弟子或道侣管理。他又告别离去,另行开拓新刹。在培养佛学人才、提高青年僧侣方面,他也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三一年,他在鼓山涌泉寺创办佛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
  第二、他为佛门建树的同时,也对国家和人民做过不少好事。除前述招安杨吴、减少兵祸外,例如:一九四一年他主持南华寺时,将两年来其弟子及善男信女馈赠给他私人的果资(购买供果、香火用)二十余万元,损献给广东省政府作为赈济灾民之用,“因曲江一带缺粮,饥民甚众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他住持云门寺时,国民党驻军某高级司令部的一批运输人员在寺附近被劫杀,军政当局迁怒人民,下令剿办云门山区周围的十多个乡村,村民被拘捕者数十人,牲畜财物悉被抄没,不少群众逃跑到云门寺避难。虚云三次来到县城找有关当局洽谈后,当局同意对附近村民给予宽大处理,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没收的牲畜财物,逃亡外出的男女老幼一律回家安居。一九四五年二月,日寇侵占乳源县城,敌骑所到之处,掳夫役,掠畜粮,奸淫妇女,蹂躏不堪。但其军官崇尚佛教,入寺见虚云,即行朝拜。虚云请他们严饬部下不要骚扰人民,并请其发给布告多张,分贴各村,附近群众因得保全,免受骚扰。此外,凡遇天灾人祸及若干人士一时遭遇危难,得到他的解救而获安全者,难以尽述。至于施赠药品,治疗病人,更为常事。
  第三、他能顺应时代潮流,倡导僧侣从事生产建设。虚云深知今后佛教要不被淘汰,僧侣经济必须在劳动生产条件下,实行自给自足。因为过去寺庙的主要经济来源如租息、募化、香火、经忏等方面的收入,今后都不能再依恃了。因此,他在云门寺开办了“大觉农场一,凡住在寺里的僧俗人员都必须垦荒种地,农具、种子由常住供给,收获时常住与众人均分。他又倡导在韶关大鉴寺开办纺织工厂,使僧侣在修行办道之外,从事工农业生产,自食其力。这些措施在佛门中都是远见卓识的创举。一九五五年,他在云居山真如寺讲经布道时,还谆谆告诫僧俗弟子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生产。他这样做,既是为了适应政治社会之新环境,开辟僧侣经济之新来源;也是继承佛祖教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诸方说禅浩浩地,争如我这里种地博饭吃。”
  第四、作为与各国人民首先是各国佛教徒友好交往的使者,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虚云早年就到过东南亚一带讲经说法,在国际佛教界有很大影响。一九四八年有位美国女士詹宁士慕名,万里飞航来华,要求皈依门下。虚云与他参禅说法后,收了这位洋弟子,赐法名“宽弘”,她欢欣而去,表示要回美国振兴佛教。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虚云还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了锡兰(斯里兰卡)佛教徒赠子的“佛门三宝”,即: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十月二日至十三日,在北京举行了有三十七个国家、三百七十八位代表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会议。他圆寂后,美国佛教禅宗中心在纽约为他建造了纪念堂。
  第五、他严于律己,自奉甚薄,过的完全是苦行僧式的生活。虚云一生,“四众弟子,前后得戒度者万余人,乞戒皈依者逾十万人”,但他从不接受弟子和善男信女的丰映供养,所得镇赠,有的损献国家,有的散发群众。一九四一年冬,国民政府主常林森等人发起启建“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邀请虚云法师(当时驻锡南华寺二刚往主持。返粤时收到了各界人士赣赠的大批名贵古玩、宝玉及名人字昼等共五大箱,他沿途散发,随行的徒弟怪而问之,他表示,这些东西“徒费保存,徒乱人意”,终不留一物。
  第六、他不仅以整顿佛教丛林,重兴古刹道场而蜚声佛坛,还是一位著名的佛学研究者。主要著作有《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支义》、《心经解》以及法语若干则。三十年代,他在鼓山涌泉寺担任住持期间,还整理了大批宋、明、清的藏经、藏版,编成《鼓山经藏目录记》。他也是一位“儒僧”,能诗、善文、工书法,华亭寺现存的“海会塔”三字就是他的亲笔题额。他的对联也写得好,云门寺修成后自撰一联云:
  两手将山河大地捏扁搓圆,掐碎了遍撒虚空,浑无色相;
  一棒把千古业魔打死救活,唤醒来放入徽尘,共做道场。
  此联虽系弘扬佛理,但气魄非凡。
  西山华亭寺天王宝殴前,亦悬挂有著名老书法家杨云谷补书的“虚云上人旧句”对联一副云:
  尘世总相关,几闲桑田缓沧海。
  胸中何所有?半是青松半白云。
  此联亦深富佛理和哲理。
  为了缅怀和纪念这位对于振兴云南佛教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著名高僧,最近在市宗教事务部门的支持下,昆明市佛教协会组织“建塔筹备组”,决定在华亭寺修建“虚云禅师舍利塔”。一九六六年,香港荃湾芙蓉山侧也已建立了“虚云老和尚舍利塔”。一九八二年,江西永修县云居山建立了“虚云和尚灵骨塔”,华亭寺建的是第三座。

  附言:
  有关虚云老法师生平及事迹资料,目前国内甚少。笔者为撰写此文,曾走访了云南省佛教协会,并函询中国佛教协会,均被告知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本文所据史料,以一九五一年虚云弟子岑学吕编的《虚云和尚自述年谱》和林远凡编的《虚云老和尚事迹》(均为港版书)为主,并参阅了所能查找到的有关资料,有些则闻之于先祖父。先祖名培信,字子实,系云南邮政事业早期创办人之一。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赴滇西视察邮政时,曾登上鸡足山钵盂庵拜访虚云法师,交谈甚欢,深受启示,结为禅友。一九二八年遁入空门,正式皈依虚云为弟子,释名“宽知”,别号“西峰”。因为既是旧友,又属师徒,故对虚云生平事迹知之素稔。目前笔者家中,尚收藏有虚云署名赠子先祖父的《佛租道影》四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八旦初稿于昆明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修改稿
  (摘自《慧炬》第326、327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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