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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应丽卿 章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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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应丽卿 章波娜
  由杭州市佛教协会、杭州市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会、杭州市佛学院以及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首届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9月25至28日在西子湖畔的杭州新侨饭店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科研机构与日本、韩国学术界的8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国内佛教界20余位高僧大德出席了本次盛会。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著名学者黄心川先生给大会发来了贺信;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戒忍法师也出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80余篇。与会代表就吴越佛教的内涵及基本特征,吴越佛教的主要宗派及高僧大德的思想以及佛教伦理与当代社会等重大而又基本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现就会议研讨的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吴越佛教”的内涵\特征与历史地位
  “吴越佛教”是本次会议的主题,那么如何界定“吴越佛教”这一概念呢?与会代表首先对此作了积极的探讨;张家成先生在其提交的论文中认为,吴越佛教是一个区域佛教文化概念,它在地域上不但包括传统的吴越地区(江、浙、沪),还应包括淮扬地区、江浙西部的皖南赣北地区、东南部的福建省;在时间上则经历了汉末初传、东晋至隋唐的兴起、吴越国至二宋的鼎盛时期和明清时期的盛行不衰。近现代吴越地区仍然是中国佛教最为活跃的一块热土,人间佛教思想正是源出于此。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由于吴越地区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原因等,吴越佛教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1.注重研究,辈出高僧名寺。东晋浙江地区就是般若学的中心地域之一,南北朝智者大师在天台创立天台宗,隋朝吉藏创立三论宗,唐代澄观发扬华严宗,道宣开创律宗,另有良价、文偃、文益、延寿、宗呆等等,都是禅宗史上的一代大师,至清以后还有太虚、谛闲、弘一等高僧不断涌现。历代高僧撰写、编纂了众多的中国佛教名著,如释慧皎撰的《高僧传》、北宋高僧大慧宗杲的《正法眼藏》等等都是影响深远的中国佛教典籍。吴越的佛教寺院,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是举足轻重的,南宋评出的“五山十刹”尽在吴越地区。2.圆融兼长,和会教内教外。吴越地处东部,交通便利,民风包容,在学术上容易海纳百川。正如董平先生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天台宗智颉大师的思想不仅整合佛教内部不同学派的义学成就,而且还摄人了道家和儒家的学说,华严宗澄观的法界缘起系统不但吸收天台义学,对儒家思想也同样多有和会。释隆德探讨了五代宋初湖州籍高僧赞宁法师的“以王法为本”和“崇儒为佛事”论的思想,究其背景,乃在于折中儒佛二家的冲突……如此例子,不胜枚举,有些地方甚至还受到浙东学派及浙东史学的影响。3.广泛交流,积极互通有无。王仲尧先生强调指出,吴越佛教在历史上一直注重中外佛教交流,主要表现为与日本教界的交流、与南传佛教国家间的交流和与欧美国家的交流。4.深人民间,繁荣居士佛社。吴越佛教的繁荣局面很大程度上与居士佛教兴盛有关。历史上,吴越地区的显达名士多与佛教有不解之缘,“念佛社”在士大夫中和民间十分流行,体现了民俗佛教的特色,在江南就有“家家观世音,户户弥勒佛”之说。在近代,吴越居士佛教特色进一步突出,居士甚至成为弘传佛教的中坚力量。
  在大会报告中,来自重庆的惟贤老法师盛赞吴越地区对发展佛教事业的重大贡献,认为佛教发展发扬就在吴越地区。王雷泉先生则从佛学传播角度来给吴越佛教做出定位,指出吴越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便利在佛教典籍传译、求法,特别是反哺的过程中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居于不可取代的地位。
  二、关于吴越佛教发展史上主要宗派及高僧思想的研究
  吴越佛教的主要宗派及其高僧大德的佛学思想是与会代表讨论的一个热点。天台宗是吴越佛教的最重要的宗派。智者大师在浙江天台创立此宗,唐末五代两百年间中国佛教虽屡遭法难,但在吴越地区幸有吴越钱王应德韶、义寂之请,于日本、高丽请回天台教典,再经谛观法师、四明知礼等大师弘法,使天台教义得以延续并中兴。释来华从教观并重和通别五时论两方面谈了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藕益大师的台宗思想;释刚晓则借藕益大师的因明得失阐述了“佛教由于被误解才丰富起来”的观点,呼吁学者要以客观立场看待佛学研究上的种种误解;释一方从藕益大师教观并重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出发,结合现今实际,从戒律、教观、心性等方面探讨了在现代社会僧人的修持和佛学院的建设等问题。
  中国禅宗发源于曹溪,光大于浙江。陈荣富先生认为,五代末宋初杭州高僧永明延寿在形成各宗融合,而以净土为旨归的中国佛教新结构中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著作《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是延寿教禅一致、禅净一致思想的集中体现;朱封鳌先生则着重谈了延寿《宗镜录》的天台修持思想;高柏生先生则从践行角度阐述了永明延寿的绝待圆融的思想及其对个人学佛的启示。在吴越佛教史上,灵隐契嵩是系统阐发儒释融合思想的最著名代表之一,魏道儒先生指出:契嵩禅师是在佛教立场上援儒人佛,承认“孝在戒先”,把儒家伦理置于佛教戒律之上,以三教融合来维护佛教地位,他以禅宗心学为基础,提出重性和重情的结合。比契嵩稍后的道济禅师是吴越地区妇孺皆知的一个佛门形象,赖永海先生在大会报告中,以丰富的史料考证了道济其人存在的真实性,并且提出道济“逍遥无挂碍”的禅学思想与时代禅学相一致,其产生是十分自然甚至必然的,是时代意义的体现。由此赖先生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济其人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形象是对时代禅学的反映、写照。而文正义虽然同意“道济确有其人”,但他区分了作为佛门僧人的道济与作为艺术形象的济颠,并且指出了济颠这个艺术形象的产生的历史根源,强调不能把道济等同于济颠,把历史等同于文学,小说人物不是单一佛教文化的产物。
  净土宗是吴越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因子,唐中后期起,浙江是弘扬净土法门的中心,黄公元先生从净土宗的祖师、高僧、名居士多出浙江,净土要集、念佛结社集中浙江来说明吴越佛教的净土特色。陈兵先生则分析了明末净土名僧莲池大师对“三教一家”说和“和会儒道”说的评判,认为莲池大师承认三教一家的潮流,同时强调佛法远远高于世间理论,力图保持佛教自身的特点。沈去疾先生等与会代表论述了现代净土名僧印光法师的佛学思想及其与吴越佛教文化的渊源,冀以促进当今佛教文化交流以及弘法利生。
  三、关于“人间佛教”思想暨佛教伦理
  20世纪20年代现代名僧太虚法师首倡“人生佛教”,在此基础上印顺法师进一步提出“以佛教的道理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为宗旨的“人间佛教”思想。这两位大师均出生于浙江海宁,可以说正是吴越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环境、深厚的佛教文化资源孕育了这两位影响广大且深远的佛学大师,也正是吴越佛教勇于吸收新文化的精髓,契合时代风气的特质,才有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从而为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邓子美先生考证和分析了人间佛教思潮的源头,得出人间佛教思想的源头不在台湾,而是在大陆的吴越地区的结论。
  王仲尧先生指出,提倡“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不可动摇的方向,不仅如此,国际上世界性的“人间佛教”运动正在兴起,其影响已经波及欧美。“人间佛教”超越了佛教宗派的限制,甚至超越了国家与地区的限制,成为国际性的思潮。
  佛教必须适应时代,也一定能适应时代,前者是佛教的世俗性,后者则是佛教的超越性,佛教是世俗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宗教。今日之社会,世界和平问题、自然环境问题都需要佛教的“不杀生”、“共生”思想的倡导与运用。佛教的慈悲精神,深切关怀一切有情众生,引导人们开展济世利人的慈善事业,引导众生认识本来清静的自我,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佛教伦理与当代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毫无疑问,这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姚卫群、林国良、董群、李明友、罗颢等多位学者提交的论文正是围绕着这一问题从不同侧面展开的论述。代表们认为,佛教伦理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是相当明显的。由于世俗伦理缺乏惩戒威力,其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相当有限,只有宗教才能克服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恶果。在“德治”与“法治”并举的社会里,与国家以及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相比较,宗教的教义似乎更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尊重,因而要充分发挥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教化功能。根据佛教教义和佛教伦理的特色,佛教在抑制当代社会中盛行的利己主义与享乐主义;鼓励人们扶危济贫,服务社会;激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世界和平;引导人们合理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督促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社会稳定以及反对当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等多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与会代表指出,佛教的社会参与必须结合当代社会特点,人间佛教不是被动地适应现代社会,而是主动顺应现代社会,使佛教融于社会,化导社会。与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前不同,个体本位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佛教参与道德建设应该在充分尊重现代人的个体意识的基础上,挖掘佛教同体大悲的资源,建立社会公德,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人间佛教推动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佛教应积极参加社会法制的决策,这比一味地强调个人的善恶,逐个地教化众生更为合理、更为有效。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佛教修行的具体方式也应随之改变,那种远离社会,终日躲人深山老林的修行方式似乎对社会无益,也不利于佛教本身的发展。佛教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人间佛教已经抛弃佛教传统,人间佛教是继承佛教的传统观念和对传统观念的根本性变革相结合的产物。研究和传播佛教学术思想,培养佛教人才,提高四众弟子素质,这才是推进“人间佛教”实践的根本途径。
  纵观此次会议代表所提交的论文主题,从吴越佛教的历史到吴越佛教的当代发展,从吴越佛教的代表人物、主要宗派到源于吴越地区的近现代人间佛教思潮,足以证明吴越佛教的丰富内涵,也说明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与时俱进”之基本特色。通过此次研讨会,也将为吴越佛教文化的研究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空间。
  [本文作者应丽卿、章波娜系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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