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透视·清末民初宗教信仰的误用与遗憾

文化透视·清末民初宗教信仰的误用与遗憾
　　明清之际，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自然有些作为。他们的贡献首先表现于器物层面的科技介绍，而在传播教义方面则受到较大限制，因为宗教信仰所触及的是文化的理念层次。
　　当时少数知识分子以个人身分接受基督信仰，但是此一宗教对大多数人并无影响。加以世局变迁，列强对清朝形成瓜分的态势，在救亡图存与国仇家恨的考虑下，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印象仍以负面居多。如果单就在中国土地上所见的基督徒而言，知识分子只要想到太平天国事件，就无法寄予同情。
　　清末民初时期，有关国家前途的思考，已经从器物层次转移到制度层次，并且开始用心于理念层次了。当时，除了倡议科学与民主的呼声之外，也出现了无神论的思潮，这是因为西方固然有基督宗教，同时也有无神论，并且无神论似乎可以让人暂时避开对宗教采取明确态度的压力。倒是有些亲自在欧美生活过的人士，对基督宗教的认识比较完整，知道它代表了文化的理念层次，与帝国主义的作为无关，而更属于人生终极关怀的抉择。
　　本文先以太平天国事件为例，说明理念不能勉强作横的移植，更不宜拿来作为政治活动的借口。
　　自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清朝战败签订南京条约之后，洪秀全即开始传教。洪秀全于1850年起兵，历时十四年，打遍十四省，使满清几乎灭亡。洪氏若以民族大义为号召，未必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他标举的立场是耶教信仰。事实上，他所宣称的信仰已经沦为工具性的手段了。
　　在当时，耶教或基督宗教明明是外来的信仰，并未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并且，以宗教之名起而革命，取得权力之后所行的是政治利益的分配，又将如何自圆其说，如何取信于民？无怪乎后来曾国藩以孔孟儒家为号召，可以获得较多响应，最后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不过，太平天国并非毫无后续效应。孙中山十三岁时，“闻太平天国遗老讲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许，革命动机于是萌芽。”孙氏个人信仰基督宗教，但从事革命运动时，并未以此标榜，或许正是有鉴于洪氏的错误示范。
　　由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看来，有许多不幸的事实发生了。1891年有“长江教案”，辜鸿铭特地写一篇《为吾国吾民争辩》，指出传教士公开声言三项传教目的皆大有问题。此三项目的是：提高民德，开启民智，慈善工作。他说：传教士宣称要提高民德，但是他们吸收入教的并非优秀分子，而是“中国人中那些最糟糕、软弱无知、贫困堕落之徒”；他们自认为在开启民智，而传教数据则是宗教中的反科学观念；他们自许在做慈善工作，其实只是为其国内失业的专职人员提供巨大的福利。辜鸿铭还把太平天国描述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团中之中国弃民叛乱”的暴动。他也举出例证，证明天主教的神父曾经为进占北京的法军统帅提供详细的情报，使他们顺利打赢中国。“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忠诚。”这样的数据若从中国人的立场看来，岂不是让人憎恶？而这些传教士又怎能代表基督宗教的真精神？
　　当然，这一切都是混乱世局中，脆弱人性与自私心理的表现，不能归咎于中西双方的文化理念。由文化理念的层次看来，重要的不是中国人“应不应该”信仰基督宗教或任何外来宗教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本有的理念（以儒家为其主轴）能否与某种宗教的理念“兼容”的问题。譬如，知识分子若是接受了无神论，那么自然会排斥基督宗教，而这正是清末民初的一种潮流。但是，这些知识分子能说出什么道理呢？无神论与儒家思想可以兼容吗？这些是值得进一步省思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