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佛像

雍和宫佛像
　　印、巴次大陆的佛像造像艺术
　　释迦牟尼诞生在公元前古印度地区迦昆罗卫国，是佛教的创始人。实际它在世与去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佛教并没有制作佛像的习惯。因为在众人心目中佛陀是神圣、崇高而且是超轮回的，若以人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佛，未免太世俗化了。所以印、巴次大陆早期表现佛陀的存在，多以菩萨树、纪念柱、佛塔或伞盖、莲花、法轮、佛脚印来象征。
　　至于佛像的出现，多与古希腊文化有关。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王率军队东征，一直到达古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从而使这一区域包括地中海东部沿海和亚洲西部地区在后来发展中不同程度受到古希腊对人体美的崇尚及精湛的雕塑艺术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
　　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执政，把佛教奉为国教，不仅兴建寺塔与石柱，而且派使者到叙利亚、埃及、希腊地区去传教。
　　到了古印度犍陀罗王国时期，西北部地区信众始造佛像，发展到公元1世纪至2世纪大乘佛教产生，受《佛说造形象经》及造佛像具有福报的影响，佛教信众开始大量制作佛像。
　　这一时期，大多以释迦牟尼像为主要表现形式，其造像特点是轮廓分明、五官清晰、线条简练、衣纹质地感强，称之为犍陀罗风格。后来为显示佛陀的尊严与神圣，又规定了佛的三十二种相与八十种好，从此佛教艺术伴随佛的种种造像，开始向东亚、中亚、东南亚地区传播与发展。
　　汉地佛教不同时期的表现
　　西汉末，虽说佛教已传入中国，但有关佛像和寺庙的几记载，史书上很少提到。到西晋、东晋和南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才有所发展，从出土的佛教文物中的金铜佛像身上，可以感到除背饰、衣纹、手印还保留古印度佛像的传统之外，已然从早期的古板逐步转为柔和与静谧，融入了传统的中国色彩。
　　北朝的北魏时期（公元4至5世纪）是中国佛像营造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与河南的龙门石窟都相继开凿于这一时期。云冈第二十窟中的大佛不仅具有北方拓跋族男子汉的粗犷伟岸的气质，那挺直的鼻梁，修长的双眉，成梯形状排列的衣纹，也来自古印度犍陀罗时期佛教艺术风格的影响。
　　隋唐时期中国的佛像造像艺术有明显改观，基本摆脱了魏晋、南北朝佛像那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与呆滞的风格，造像也开始转为雍容华贵，显示了民族化、世俗化的趋势。如唐代龙门石窟奉先寺中的卢舍那大佛，仪容端庄，嘴角略带一丝微笑，头向下俯视，与礼佛者、游客的目光相互交流，这与北魏时期那些远离尘世的佛像相比，则更多一些人情味。发展到宋代，佛像塑造更贴近生活，如四川重庆大足石刻中的数珠观世音像，身倚石崖，双手交叉，略呈微笑，与其说是尊菩萨，不如说是宋代一位仪态万千的女郎。从题材与风格上讲，已完全是中国化的产物了。
　　元明清时期受印度、尼泊尔以及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某些佛像的造型往往带有梵式或藏式风格，或者向梵汉结合，藏汉结合的形式发展。虽然这一时期建寺大多追求视觉效果，使佛教艺术出现了模式化的倾向，但其中仍不免有精品，如云南昆明筇竹寺中的五百罗汉，一改呆板僵化的风格，而是刻画了充满世俗人情味的罗汉群。总之，佛教造像依然是向世俗化发展过程中，民族风格与地方风格的大融合。
　　藏、汉两地佛像艺术在雍和宫
　　清代塑像总体上讲，气势与艺术表现力已不如明朝，但雍和宫毕竟是在乾隆盛世以行宫为基础改建的黄教上院，所以佛像塑造方面，无论木雕、泥塑还是铜铸，都做到了神形兼备。
　　雍和宫内藏传佛教造像保存完好，其表现形式有佛、上师、本尊与护法四种类型。与汗地显宗造像风格一致或近似的佛像、上师像多集中在中路大殿中，而密宗造像中充满雪域风格的本尊像、护法像大多在配殿之中。
　　雍和宫密宗殿中单身大威德怖畏金刚、东配殿中的六臂勇保护法、降阎魔尊(又称地狱主)等造像一反汉地佛像慈悲平悦的面容，大多呈狰狞与怖畏状，这就是佛与菩萨慈悲六道，扫除世间贪、嗔、痴、爱及修身过程中的坎坷魔障而显现的愤怒之相。
　　雍和宫现有的密宗造像中还有一些呈裸体状极双身拥抱状，不少地方都冠以“欢喜佛”的名称。其实“欢喜”一词并不准确，裸体像不是展示色情而是清净、无染、脱俗的像；至于双身像中的男相与女相，并不刻意指世间男女相交时所谓的“欢喜”，而是说金刚本尊以无畏的气概、威猛的力量超越一切束缚与魔障后内心发出的喜悦，这就佛家说的“法乐”与“法喜”。雍和宫的双身佛像并非一尊，其中大威德金刚、时轮金刚、上乐金刚、密集金刚都是双身造型，用“欢喜”一词，一是笼统二是低俗。其实双身佛中，多以男相代表智慧，而以女相象征方便与禅定，二者相拥喻意悲智结合，定慧双修的理念。
　　雍和宫中路的大殿中，佛像艺术与布局基本与汉地寺庙相仿。雍和门相当于天王殿，供有大肚弥勒佛、四大天王像和韦驮护法。雍和宫殿相当于大雄宝殿，内有铜质贴金的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其佛像表情的刻画，端庄祥和，平悦而宁静。雍和宫没有五百罗汉堂但有精雕细琢的五百罗汉山；雍和宫没有观音殿，但万福阁后有观音洞，再现了观世音菩萨初降南海的情景。最珍贵的佛像是雍和宫中路法轮殿宗喀巴大师像前所供的释迦牟尼，此像为铜质鎏金，高约1.1米，头饰螺发，眉呈新月状，神态平和，鼻梁挺直，衣纹如水波状，双手置于胸前,作说法印。这尊佛像是乾隆年间西藏郡王颇罗鼐派专使进京赠与乾隆皇帝并于1745年农历9月25日奉旨供奉于雍和宫的，现佛像背光上还刻有乾隆的御制诗。
　　雍和宫中路殿堂佛像特点与立意
　　雍和宫天王殿中佛像布局与汉庙一样,只是居中供奉的大肚弥勒不直接盘坐与须弥座上，而是端坐于须弥座上的雕龙罗汉床上，单腿盘起，更显突出的腹部，弯曲的双腿，配以舒展的眉毛和大张的笑口，则表达了佛家，慈悲为怀，宽容是本的精神。
　　四大天王像均为泥塑彩绘,由于是采用上五彩加贴金装饰，使其辉煌而典雅。只是东方天王供奉位置在西侧，反映了藏传佛教寺院以右为上民俗心理。
　　雍和宫大殿相当汉庙中的大雄宝殿，内供三世佛和十八罗汉。此殿三世佛的排列是竖三世，即中间为现世佛释迦牟尼，西侧为过去世燃灯佛，东侧为未来世弥勒。三尊佛像，其脸部犹如满月，眼睛长而黑白分明，鼻梁高且直，嘴角似含一丝微笑，其背后为镂空透雕的火焰背光，上饰大鹏金翅鸟的图案。三佛虽然面目相同，但手印不同，释迦佛祖右手指尖朝下,作触地印(又称降魔印)，而燃灯佛为转法轮印（佛首次说法称初转法轮），弥勒佛作说法印。两边十八罗汉像采用蒙麻、脱沙法塑造，故比例匀称，面目清秀。
　　法轮殿中有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铜质鎏金像。像与底座子相加共6米，虽然是分部铸造而成，但由于工艺精湛，浑如一体，没有拼装的任何痕迹。此像表情生动，宁静中略显慈祥，使人倍感亲切。宗喀巴原名罗桑?扎巴，1357年生于青海湟中县宗喀地区，他不仅创立了格鲁派提出显宗、密宗兼修的理论，也为后来格鲁派两大活佛达赖与班禅系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万福阁内的弥勒大佛最负盛名。其地面高18米，埋入地下8米，是一棵完整的白檀木所雕（7）。此树原产地为尼泊尔，由七世达赖以重金购得，转运京师献给乾隆皇帝，公元1748年至1750年由养心殿造办处督办造成，工期三年。此佛像头戴五佛冠，眉眼舒展，平视前方，神情肃穆，其身上遍是缨络，臂有金钏，其间嵌有松石、琥珀显示了浓厚的葬地文化风情。弥勒原是梵文迈德里亚音译，含义是慈氏，在藏地称强巴，于释迦牟尼灭度后，接替他主持来世，广度众生。
　　雍和宫配殿中密宗佛像的特点及立意
　　雍和宫中的密宗佛像，大多在配殿之中，其形象复杂而多变，大部分塑像为“愤怒像”。以东配殿为例，内中就有五尊，正中所供就是大威德怖畏金刚。大威德金刚梵文称雅曼达嘎，藏地区称多吉·吉杰，是密宗修持中四大本尊像之一，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男相有九头、三十四手、十六足，与之相拥的女相名为罗浪杂娃，属于空行母（也称明妃）。大威德金刚之九头，代表密宗理论中的九部契经，一对水牛角代表佛家的二谛（真如和实相），其足下踏有两组象形物，走兽类有水牛、黄牛、鹿、狐等等，而非禽类有雁、鸽、鹊、鹦鹉等等，它们分别代表八正道与八正觉。八正道是通向解脱的途径，而八正觉，是圆满自在达到佛果的各种方法。
　　位于大威德金刚右侧的是六臂勇保护法像，他被列为藏传佛教密宗护法神之首。梵文名为：摩诃迦罗，藏地区称棍布，蒙语则称：玛哈嘎拉。此像为一面六臂，头戴五髑髅冠，足踏一匹仰卧的白象身上。此像为典型的“忿怒相”，六只手臂象征修法中的六解脱，手中法器则分别代表：克烦恼，断俗念，增智慧，去邪恶等含义。此护法主要功德是庇护众生，解脱大众的困苦烦恼，圆满众生的一切善愿，所以藏地都视他为施福之神，家家供奉。
　　最后再介绍本殿北端所供的吉祥天母像，这是一尊外相呈女相的护法神，梵名：达雅，藏地区称：白拉姆或班达拉姆。吉祥天母有平悦相和忿怒相两种形式，此殿中所供为忿怒相。此像身蓝色，三目圆睁，面露怒容，口衔药叉，红发上竖，横坐于一匹黄骡身上。左手执嘎布拉碗，内盛血浆，右手上举，持人头骨棒，鞍前系帐簿，表示记录善恶之事，鞍后挂荷包，内有病毒瘟疫，以表主灾难，尽管此像外表凶恶，但藏地僧俗十分崇信,认为此神主吉祥，伏恶魔，消灾难，赠吉祥，可作为地方保护之神，称三界荣耀女王，每逢藏历年的十月十五日，都要诵经，游行，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