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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大师其人其事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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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大师其人其事
  天台智者大师智顗,是我国陈、隋之际的著名佛教领袖和佛学思想家,被天台宗人尊为四祖(中国佛教天台宗高推龙树为初祖,以慧文、慧思为二祖、三祖),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真正创始人。
  天台智者大师在佛教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自隋唐以来,为其树碑立传者,代有其人。在这些有关智者大师的传记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智者的高足章安灌顶(公元561-632年)为乃师所撰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以及初唐沙门道宣(公元596-667年)所撰的《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后来的各种智顗传记,无不是以此二者为蓝本而有所益损。然而,关於智者大师的世寿年岁,《别传》与《续高僧传?智顗传》所载并不统一:《别传》载智者世寿六十,《续高僧传?智顗传》则谓智者世寿六十七。由于智者卒於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多传并载,均无异议,故智者世寿年岁的多少实直接影响到对其生年的推定。这无论是对天台宗传人而言,还是对一般的佛学研究者来讲,都不能不说是一个亟须澄清的大问题。
  对於这个问题,近世的著名学者如陈垣先生、汤用彤先生等,都曾给予关注,并厘定智者“世寿六十”之说为正,“世寿六十七”之说乃系误传。如陈垣先生谓:“《续僧传》、《弘赞法华传》作年六十七,《智者大师别传》、《景德录》、《释门正统》作年六十,与《佛祖统纪》九《法喜传》‘陈光大元年智者年三十’之说合,今从之。”(注:陈垣《释氏疑年录》卷三,中华书局,1964年,61页。)汤用彤先生在所作“智者年表”中亦谓:“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智顗姓陈氏,字德安,生於荆州之华容”,“卒时……年六十,僧腊四十”,“《续僧传》谓卒时六十七岁,当误”(注: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129-131页。)。
  陈垣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这种说法,已为现今的佛教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因此,关於智者的世寿和生年问题,本不必再辨。然《续高僧传?智顗传》影响巨大,“智者世寿六十七”之说为《弘赞法华传》、《天台九祖传》、《佛祖历代通载》等唐宋以来的多种佛教史传所袭用,至今仍时或见。1997年秋,笔者赴天台国清寺参加纪念智者大师圆寂一千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回程途经智者圆寂处之新昌大佛寺,见寺中有近人所立智者大师碑,仍依《续高僧传?智顗传》,谓智者世寿六十七。可见谬种误传,影响及于今日。再者,陈垣、汤用彤诸先生虽订正《续高僧传?智顗传》之误,然其所举史料亦有未尽处。兹将有关智者世寿与生年之重要史料,依历史年代之先后顺序条列如下,并略加考辨:
  (一)智顗《遗书与晋王》中谓:“贫道在世六十年(注:灌顶《国清百录》卷三,《大正藏》卷四六,810页中。)。”此《遗书》乃智者去世前三日,即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亲口所述。智者卒后,其弟子智越遣僧使灌顶、普明奉《遗书》与隋晋王杨广,杨广於开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作《答遗旨文》。智者《遗书》与晋王《答文》,具载於灌顶所编之《国清百录》卷三。这是关於智者世寿年岁的最早、最直接、最权威的记载,惜乎学者多未加注意。
  (二)隋?柳顾言《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谓:智者“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回身西向,端坐迁神,春秋六十(注:灌顶《国清百录》卷四,《大正藏》卷四六,818页中。)。”此《碑文》乃隋秘书监、开府仪同三司柳辩(字顾言)於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奉炀帝之敕而作,其可靠性与权威性自不待辩矣。
  (三)隋?灌顶《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谓:智者“以大隋开皇十七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入灭,春秋六十,僧夏四十(注:《大正藏》卷五十,196页中。)。”
  (四)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按:宋、元、明本“二十二”均作“二十四”)日也(注:《大正藏》卷五十,567页中。)。”若依此推算,智者当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
  (五)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真观传》有言:“天台智者,名行绝伦,先世因缘,敦猷莫逆,年腊既齐,为法兄弟。”(注:《大正藏》卷五十,702页中。)所谓“年腊既齐”者,谓智者与真观二人年龄、僧腊皆同。同《传》又谓,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真观卒时,年七十四。依此推算,真观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此亦当为智者之生年,反合智者世寿六十之说。以此反证《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所谓智者世寿六十七之说,其矛盾昭然可见。
  (六)唐?惠详《弘赞法华传》卷四《智顗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按:宋、元、明及续藏经本“二十二”均作“二十四”)日也(注:《大正藏》卷五一,23页上。)。”此说显然源自《续高僧传?智顗传》,即其文句亦全同於彼矣。
  (七)唐?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一之一述智者行迹,谓:“初梁太平二年,魏主令宇文泰破梁元帝二十万众,大师时年十八,至襄州果愿寺依乎舅氏而出家焉。至陈太平三年,时年二十,进受具足,依慧旷律师通於律藏。至陈乾明元年,始入光州依思禅师禀受禅法,时年二十三岁。至陈光太元年,辞师入邺(按:宫本“邺”作“业”),时年三十。至陈太建七年,初入天台,时年三十八。……至陈贞明三年,即隋开皇十一年,旋荆置寺,以答地恩。……至十四年,时年五十七,於彼玉泉而说止观。”(注:《大正藏》卷四六,142页下。)湛然此段叙述,年代多有谬误,如谓“初梁太平二年,魏主令宇文泰破梁元帝二十万众”云云,实则西魏破梁元帝在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梁虽有“太平”年号(梁敬帝),然梁太平二年当公元557年,距西魏破梁元帝已有数载。又如“至陈太平三年,时年二十”,实则陈无“太平”年号,当为梁太平二年。再如“至陈乾明元年,始入光州依思禅师禀受禅法,时年二十三岁”,其中“陈乾明元年”之说亦误,陈无“乾明”年号,实当为陈天嘉元年,即北齐乾明元年也。又,“至陈贞明三年,即隋开皇十一年,旋荆置寺,以答地恩”云云,亦有误:陈贞明三年当隋开皇九年而非十一年,是年隋灭陈,智者虽欲西游荆湘,然至匡庐而止,开皇十一年始入荆湘以答地恩。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中的上述错误,后为南宋志磐之《佛祖统纪》所修正。湛然所述虽有如是之谬误,然其所言“陈光太(按:“太”当为“大”)元年,辞师入邺,时年三十”、“陈太建七年,初入天台,时年三十八”及(隋开皇)十四年,时年五十七,於彼玉泉而说止观”等,均与智者世寿六十之说合。
  (八)北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七《智顗传》谓:智者“命笔作《观心偈》,唱诸法门纲要讫,趺坐而逝,寿六十,腊四十”(注:《大正藏》卷五一,432页下。)。此即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所引征者。
  (九)南宋?净梵《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禅师一岁。……六十岁,赴召至新昌石像前,端坐入灭,当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也。”(注:《大正藏》卷四六,823页上、下。)该《年谱事迹》附於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乙巳苏州北禅无量寿院传天台祖教沙门净梵校刻之《国清百灵》后,未注明作者,然其末句谓“自(智者)入灭至宋淳熙十二年乙巳,得五百九十二岁矣”,其后有净梵及白莲住山戒应於同年所题之《题〈百录〉后序》,据此推测《年谱》的作者或当为净梵。近人引用此《年谱事迹》,亦有以作者为戒应者。为行文方便计,该《年谱》作者姑作净梵。此为现存最早直接明确记载智者生年之史料。
  (十)南宋?士衡《天台九祖传?四祖天台教主智者大师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注:《大正藏》卷五一,100页下。)。此说亦据《续高僧传?智顗传》。
  (十一)南宋?士衡《天台九祖传?四祖天台教主智者大师传》虽谓智者卒时“春秋六十有七”,然甚可注意者,该《传》宋嘉定四年辛未(公元1211年)刻本夹注有云:“本朝翰林学士扈蒙《序》云:大师梁大同四年戊午秋七月生。”(注:《大正藏》卷五一,100页上。)扈蒙字日用,北宋初迁翰林学士,太祖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以工部尚书卒,年七十二。《宋史》卷二六九《扈蒙传》谓:蒙好释典,多著述,有《鳌山集》二十卷。依《天台九祖传》夹注所引扈蒙《序》之言,智者生於梁大同四年戊午,则卒时当年六十,与《别传》合,而与《天台九祖传》正文相背。扈蒙此说,本是比南宋净梵《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更早明确记载智者生年之史料,惜乎扈蒙文集散佚,仅存残篇,不知此所谓“扈蒙《序》”究何所指矣。
  (十二)南宋?宗鉴《释门正统》卷一《天台教主智者灵慧大师世家》谓:智者“世寿六十,僧腊四十”(注:《续藏经》第130册,738页上。)。此说与《别传》同。
  (十三)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六《四祖天台智者纪》述智者行迹,除於本文中明言智者“春秋六十,僧夏四十”(注:《大正藏》卷四九,185页上。)外,於夹注中亦多附年岁,如:“诞灵之夕,神光发屋”,夹注云:“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上。);“年十七,值元帝江陵失守”,夹注云:“据历推之,应年十七,《别传》作‘十五’者,误”(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上。);“年十八,辞兄求去”,夹注云:“梁敬帝绍泰元年也”(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上。);“二十进受具戒”,夹注云:“梁太平二年也,是年九月,禅位於陈武帝”(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中。);“陈文帝天嘉元年,时思禅师止光州大苏山,即往顶拜”,夹注云:“《辅行》作‘乾明’者,误,时年二十三岁”(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中。);“以陈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人初于金陵”,夹注云:“此陈废帝时,师年三十”(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下。);“止瓦官前后八载,……秋九月,遂入天台”,夹注云:“《辅行》谓此年三十八岁”(注:《大正藏》卷四九,182页上。)。又,《佛祖统纪》卷九《法喜传》亦谓“陈光大元年,与同学二十七人从智者至金陵游化”,夹注云“时智者年三十”(注:《大正藏》卷四九,197页上。),此即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所引征者。以上所列之正文及夹注,皆与“智者世寿六十”之说合。《佛祖统纪》述智者行迹,多据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国清百录》及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故於智者世寿年岁,依《别传》而不依《续高僧传?智顗传》。同时,《佛祖统纪》还对《别传》及《止观辅行传弘决》中的个别年代错误作了订正。
  (十四)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天台智者禅师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注:《大正藏》卷四九,560页中。)。此说亦据《续高僧传?智顗传》。
  由上引隋唐至元代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不但与智者同时代的隋秘书监柳顾言奉敕所撰的《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智者高足灌顶所撰的《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之《止观辅行传弘决》、宋初翰林学士扈蒙之《序》、北宋禅宗传人道原之《景德传灯录》、南宋天台传入净梵之《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南宋天台传人宗鉴之《释门正统》、南宋天台宗人志磐之《佛祖统纪》等所言,均可证成智者世寿六十之说,而且智者本人在临终的《遗书》中亦自谓“贫道在世六十年”。而智者世寿六十七之说的始作俑者,则为初唐沙门道宣之《续高僧传?智顗传》,稍后惠详之《弘赞法华传》、南宋士衡之《天台九祖传》、元代念常之《佛祖历代通载》等因之。道宣虽广闻博识,然其为前代众高僧立传之时,於传主之生平年历事迹等未必皆知之详确,难免错谬,此例非一。如前引其所撰之《智顗传》与《真观传》,关於智者世寿与生年的说法便不能统一。若依《真观传》,则恰可证成智者世寿六十之说,反与灌顶之《别传》相合,而与其自撰之《智顗传》相违。惜乎后人不辨,盲目因从,致使谬种误传,逾千年而不息。今所以不惮烦琐,详举史料者,冀使学者知正说之根苗,辨误传之源流,不复以讹传讹也。
  综上所论,可以确知:智者卒於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世寿六十,僧腊四十,其生年当在梁武帝大同四年(依宋初扈蒙之说,在秋七月)。若以西历计,梁武帝大同四年当公元538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当公元597年,故一般史家皆以公元538-597年为智者生卒年。晚近杨曾文先生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定智者卒日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实为公元598年1月7日,故应以公元598年为智者卒年(注:杨曾文《关於中日天台宗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78页。)。然杨先生据此推断智者生年为公元539年,则有所未妥。当以智者卒年隋开皇十七年上推六十年至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为其出生之年,而不应以公元598年上推至公元539年(梁武帝大同五年)。总之,智者生卒年当为梁武帝大同四年(秋七月)至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若以西历计,则为公元538-5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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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者大师名号由来一说
  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开创了中国佛教最早宗派之一的天台宗,创立一代教观,智慧出众,颖悟过人,确实是一位不世出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智者。
  关于智者名号由来,早就有明确的解释。隋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扬州总管杨广请智颇为菩萨戒师,智顗赐名“总持”,杨广上尊号“智者”。对此《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有所记载:“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金城殿设千僧会,敬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宗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师云:“大王纡遵圣禁,名日‘总持’。”王日:“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杨广请智者东下扬州,为其授菩萨戒,智者本不情愿,再三推托,杨广执意不肯,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妥协,智者答应为杨广授戒,杨广也不得不被迫接受了相当苛刻的四项条件。在双方相互致敬的面纱下,上演了二人最初的一场交锋。
  《别传》的记载还给人一种假象,似乎“智者”的名号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授戒时杨广给予智颤的,有的学者也是这么认为。其实不然,当时授戒时并无此事,而是此后不久所发生。据《天台国清寺智者碑》:既而龙斿龛难,仍代孝王,爰届邦域,洁诚延请。顺流背风,数日遄到,亦既觏止,便定师资。等善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傅说。再三固辞,无可与让。以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月旅黄钟二十三日辛丑,于杨州大听寺设无碍大斋,夤受菩萨戒法。……法事云毕,七珍备舍。出居于城外禅众之精林,四事供养。睿情犹疑未满,以为师氏礼极,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日“阿衡”,吕望之称“尚父”。检《地持经》“智者”师目,谨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顶礼。虽有熊之登具茨,汉文之适河上,方之蔑如也。
  这表明授“智者”之号是“法事云毕”之后的事。那么究竟是何时呢?据《国清百录》卷二,《王谢书第二十七》、《王参书第二十八》、《王请留书第二十九》都没有提到“智者”之号,只有附在《王请留书》之后的柳顾言所宣的“口敕”才明确提及:
  开府柳顾言,宣口教云:智者为当长去,更有还期?弟子意不欲相去辽远,脱能旋回,不敢留停。镇下近山,随乐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镇,仍共至栖霞履行,于彼送别。
  此口敕宣于何时不详,要之当在开皇十二年初。对于智者的辞别,杨广是很不乐意的,因而千方百计,尽量拖延。从一心“请留”到无奈许行,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既言“二月”十八日送行,暗示此口敕宣于一月,非在当月,故特言之。另据作于开皇十二年(592)二月八日的《蒋州僧论毁寺书第三十二》,奉诚寺慧文等高僧称智顗为“智者禅师”,这表明“智者”之号始自二月八日以前。依照情理推断,杨广奉智颤尊号当在开皇十一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
  杨广为什么称智颇为“智者”呢?柳顾言奉敕而撰的《国清寺碑》给了一个官方的解释,即是依《菩萨地持经》戒品之中的“智者”之名目,此说事实上出自杨广本人,而且确实有所依据。据《菩萨地持经》卷五戒品之余:
  菩萨欲学菩萨律义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者,……于智者前,谦下恭敬,长跪曲身,于佛像前,作是言:“唯愿大德,授我菩萨戒。”……如是受菩萨戒竟。
  这里详细说明了授菩萨戒的仪式,而有授戒资格的当是“有智有力,善语善义,能诵能持”的“智者”,智顗作为天台宗的一代大师,当然有资格号称“智者”,担任菩萨戒师。
  既然这一解释出自当事人,又确有经典依据,自然不必怀疑。然而这一解释颇有掩人耳目之嫌,杨广的受戒与其说是一个宗教活动,不如说是一个政治事件,确切来说,是一场宗教外衣掩饰下的政治交易。智顗授杨广法名为“总持”,绝不仅仅是受持大乘戒法、止一切恶、持一切善的意思,其政治含义一目了然,是杨广夺嫡备储、觊觎东宫的政治宣言。这一法名的由来,未必是智者的本心,极有可能是出自杨广的授意。
  杨广之所以授智顗智者之号,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国清寺碑》有所表白,杨广既然尊智者为伊尹、吕望,当然以商汤、周武自期;以智颇为大隗、河上,足表白视为黄帝、汉文。这对于炀帝来说,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对于晋王来言,可说是大逆不道。杨广欲奉智者为国师,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国主。因而智者之号,大有深意。
  据《续高僧传》卷六慧约(452—535)本传:
  皇帝斯雕文璞,信无为道,发菩提心,构重云殿。以戒业精微,功德渊广,既为万善之本,实亦众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长,若须弥群山之最;三果四向缘此以成,十力三明因兹而立。帝乃博采经教,撰立戒品。条草毕举,仪式具陈。制造圆坛,用明果极。以为道资人弘,理无虚授;事藉躬亲,民信乃立。且帝皇师臣,大圣师友,遂古以来,斯道无坠。农轩周孔,宪章仁义,况理越天人之外,义超名器之表!以约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阇梨之尊,属当“智者”之号。逡巡退让,情在固执;殷勤劝请,辞不获命。天监十一年始敕引见。事协心期,道存目击。自尔去来禁省,礼供优给。至十八年已亥四月八日,天子发弘誓心,受菩萨戒。乃幸等觉殿,降雕玉辇。屈万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暂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净仪,曲躬诚肃。于时日月贞华,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庆。自是入见,别施漆榻。上先作礼,然后就坐。皇储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
  梁武帝对戒法十分重视,亲自采集经教,撰立《戒品》,制造戒坛,他尤其重视大乘戒律,欲以断食酒肉的大乘戒取代小乘戒,这也符合他的“皇帝菩萨”的身份和治理国家的需要。因为佛法重视传承,不可虚授,故礼请慧约为师,因为他道德高尚,“允膺阇梨之尊,属当智者之号”,这才是“智者”之号的真正来历,时在天监十一年(512)。天监十八年(519),又为武帝授菩萨戒。“大同一年,又敕改所居竹山里,为智者里”,这也是难得的殊荣。
  梁代名僧辈出,其中以庄严僧曼、光宅法云、开善智藏地位最高,号称“三大士”,慧超则为大僧正,是佛教界的最高领袖,然而他们的地位在当时都不及慧约, 因为慧约是武帝之师,是唯一的国师。慧约既为武帝之师,因而自皇储以下,道俗争请其为师,就连年腊高于慧约者也拜在门下,正式的弟子竟然有四万八千人,其中既有攀龙附凤之徒,又有迫于威势而不得不从者。据《法云传》:
  帝抄诸方等经,撰受菩萨法,构等觉道场。请草堂寺慧约法师以为智者,躬受大戒,以自庄严。自兹厥后,王侯朝士,法俗倾都,或有年腊过刁:智者,皆望风奄附,启受戒法。
  慧约被尊为“智者”,为梁国师,这一事件距杨厂—受戒不过数十年,智颇为梁遗民,对梁王朝很有感情,这一故事二人肯定都是心照不宣。杨广利用授戒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是以智顗为工具,但在客观上使智者大师这一称号千古流传,而慧约最早号称智者之事却被历史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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