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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虚云和尚以“悲心”为底蕴的孝义观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王  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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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虚云和尚以“悲心”为底蕴的孝义观
  王  堃
  孝作为儒家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被佛教消化吸收,成为汉传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较之儒孝,除了孝亲之外,佛教的孝义观被赋予更深广的意蕴。虚云在近代以“悲心”为底蕴的孝义观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一、悲心与孝行
  慈悲是一种伟大的情怀,它超越了个体的功利,是一种伟大力量。任何宗教的缘起,无不是基于这种伟大的情怀,而任何宗教的发展壮大,无不具有这种伟大力量的外观,佛教的慈悲则将这种情怀、这种力量舒展到极至,臻于完美。.
  在虚云看来,“慈悲是佛道之本”。“慈悲者,见一切众生有甚苦痛,以怜愍爱护之心去救度,令其离苦得乐。”可见,一切佛法要求把苦海中的众生引渡到幸福的彼岸,不仅救赎人生的苦难,而且要把这种慈悲之心推广至一切有情,是以众生所受诸苦为己身受,与众生受苦同心同感的同体大悲。虚云认为,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精神,拯救苦难,超度众生是佛教的基本职责,整个佛教伦理道德都是慈悲精神的体现,它对于教化世俗,维持社会心理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
  对生逢乱世、命途多舛的虚云来说,“悲心”是其道德思想的底蕴。虚云降生,其母难产而逝,而生活的年代又正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自身的苦难与社会的苦难相生相随,促使虚云萌发大悲心,发大誓愿,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务,其悲心外化为孝义观上的两种孝行。
  二、入世孝
  1.舍亲割爱出家的大孝。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僧侣出家,抛却世情,于父母不孝,于妻子不义。虚云指出“出家所以别国主,离亲属,舍家庭者,意在脱离情欲之羁绊,舍私情而发展佛力之同情,舍私爱而为伟大之博爱,以度一切众生为忠,以事一切众生为孝,此大同之义也。”这就是说,出家僧侣并非无孝亲之心,而是心怀慈悲,将孝亲之心提升演变成博爱之心,不仅不是不孝,反而是牺牲个人家庭幸福以成就佛陀慈心的大孝。正如智旭在《灵峰宗论》卷四中所述:“夫世间孝,以朝夕怡养为最小,以不辱身不玷亲为中,以喻亲于道为大。出世孝亦如是,勤心供养三宝,兴崇佛事,小孝也。脱离生死,不令佛子身久在三界沦溺,中孝也。发无上菩提心,观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皆我父母,必欲度之令入佛道,此大孝也。”
  2.孝亲。虚云的孝亲观主要是通过他的苦大行深的孝行体现出来的,具体可分为两大类:其一、苦孝。虚云感于“生不见母,特于光绪八年七月初一日,自普陀法华寺起香,三步一拜,誓至五台,其间由铁卸渡河,几为大雪活埋。抵黄沙岭,又为恶痢所困,均赖化身菩萨文吉调和,如是三年,方达五台。”其间历受艰难险阻,生死苦状自不可言说,常人看来,以为是愚孝,自讨苦吃,然非此难成大孝之德。其二,痛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虚云感念母恩,未见慈容,“每思之,辄觉心痛”,遂往宁波阿育王寺,拜舍利四藏,并扶病燃去三指供佛,祈佛恩加被,超度生母亡灵往生极乐以报母恩。用难忍之行、切肤之痛警策自己不忘母恩,从而坚定誓愿,行出世大孝,度尽苍生,尽佛陀慈悲之大行愿。
  三、出世孝
  舍亲割爱的大孝与回向父母的小孝,构成了虚云的人世孝行,他的人世孝行的提升与泛化便形成出世孝行。他引《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爱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只有弘扬佛法才能使六道众生解脱生死之苦,所以虚云的出世孝行主要表现为对佛法的护持与弘扬。
  1.行脚天涯,舍身求法
  虚云身处末法时代,禅风“衰微已极,惟有金山、高曼、宝光等处,撑门户而已。”为了超度苦海中的大地众生,行出世大孝,同时也是为了重振禅风,弘扬佛法,虚云发愿求正解、觅正法以拯救大众,自36岁(1875年)开始了长达20年的行脚求法生涯:他渡海到普陀山,朝礼名寺古刹;继到宁波阿育王寺拜佛舍利;到杭州礼天朗;到天宁寺礼清光;到焦山礼大水;到金山亲近观心、新林、大定等;到扬州高曼寺礼朗辉……1882年,他两度朝礼普陀,再礼五台。其中历时3年,遭雪活埋,疾病缠身,险遭虎食。1884年下半年,礼北岳恒山,西岳华山,次年春抵西安,礼大雁塔、杜顺塔、国师塔、玄奘塔。后于南五台结庐两年,后礼布达拉宫。并于1889年南行经不丹,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朝礼佛祖得道之菩提树,又渡海到锡兰,然后又到缅甸,是年7月回国。此后数年仍在各地参访,为求正法远足天涯海角,经历千难险阻,九死一生,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为法忘躯的高尚道德境界和坚毅顽强的意志不仅令后世景仰,同时也极大地鞭策激励影响了后来有志于佛教复兴的仁人志士。
  2.随俗权变,应机说法
  经过二十年求法访道的行脚生活,虚云不仅礼遍名师,访尽大德,而且自己的禅悦功夫精进,渐至化境,1895年终于开悟见境,功夫落堂,是年虚云56岁。岑学吕居士将虚云一生划分为两个阶段:“师于五十六岁以前是自度,五十六岁以后是度人。”
  民国时期,在其个人道德魅力感召下,国民党要员戴季陶、何应钦、林森等人纷纷皈依其门下作记名弟子,虚云不因其显贵而折腰,竭力向他们宜讲佛法要义,试图倚重其世俗影响力扩大佛教影响,其中以《答蒋公问法书》最为典型。在这封信中虚云提出佛教是解决当时国际争端,趋进世界大同的唯一大教,并逐一批驳了新学唯物论、唯心论对佛教的诘难,详细阐释了佛教心性理论,探讨了佛教同哲学、科学的关系,比较了佛教与基督教的异同高低,充分肯定了佛教对世俗社会的道德教化功能,认为佛教不仅“有裨益于中国之学术思想”,而且“可令人心悦诚服而生正信”。正是由于虚云随俗权变应世说法,才于末法时期保存了佛教诸宗法脉,为日后重兴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摘自《甘露》2005年第3期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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