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吾师 —— 法尊法师

回忆吾师 —— 法尊法师
胡继欧
一九五零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需要翻译大量由汉文译成藏文的政府文件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述。当时能当此任的人才极其难得，以后民委辗转得知菩提学会有几位懂藏文的人士，经协商后菩提学会同人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困难也随之而来。因为当时同人中只有一两人懂藏文社会用语，其余人都只是懂得佛经用语，可以从事些藏汉佛典翻译，至于政府文件等涉及社会用语则没有接触过。在这具体困难面前，有人提议如果迎请法尊法师来京参加我们的工作，必然会对这项工作大有帮助。这一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并征得民委的同意，由菩提学会同人发函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恭请法师来京指导翻译工作。发函以后，同人等一方面译《共同纲领》，同时屈指计算时间，估计一个月法师能到就算不错，也许汉藏教理院事务繁多难以脱身，不能成行。因为当时法师担任教理院院长职务。过了十几天，有一天下午三点多钟，从菩提学会后门进来一位法师，身著僧装，态度逍闲，一根手杖扛在肩头，挑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漫步走向菩提学会西殿。一人突然惊呼：“法尊法师来了！”大家半信半疑而又盼望是事实，没想到法师果真来到，我不听大家说完，便跨出门外到法师跟前，定睛一看，果然是我们渴望已久的法尊法师。我连忙和掌致敬并问：“是接到我们的信才来的吗？”法师听了一愣说：“我没有接到学会任何人的信。”这时大家也都围上前来，迎请法师到西殿就座。坐定以后，听法师讲来，才知道一九四八年他已将汉藏教理院事务交与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自己到成都讲经，同时把汉文《大毘婆沙论》二百卷译成藏文。一九四九年法师回家探望老母和家族人等。临走的时候，临时动议既到了北方，就便到北京一望，一来可以看望十几年来未得见面的道友和弟子们。二来首都解放，希望对政府做点贡献，对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我们介绍说，我们的工作，不但沟通汉藏文化同时也为解放西藏先做准备。法师听了欣然参加了我们的行列。我们的工作难就难在要创造新名词，因为西藏已有的文字和名词对翻译马列主义词句是不符合的，必须从新创造。法师对待创造新名词非常认真、严肃而不拘泥，大胆创新而不马虎轻率。有时为一个名词推敲再三，不达到他的理想水平绝不罢休。有时为一个名词不能确定，当时放下，决不苟且决定。第二天一早到办公室对我们说，我睡到半夜醒来想起了用这个词比较妥当，法师对工作就是这样认真负责。 法师待人非常慈悲，平易近人，大家在他老人家面前一点也不拘束。法师经常和我们讲些佛经中的故事。有一次我们问到法师出家的因缘，法师笑着说：“我从店中出走，并没有出家念头，而是无目的的只想走出那烦闷的小天地，到外面开开眼界，开阔心胸，增长见识。”下面就是法师对我们讲的一席话：
“我在家乡读了两年书，因为家境窘困，无力继续攻读。一九一九年父亲送我到保定的一家皮鞋店学徒。去了不到一个月，手上生疮，痛痒难忍，尤其不能手拿鞋锥，一拿在手，如同拿着一根火棍，火烧火燎地痛。疾病的缠扰被迫使我放下了鞋锥，在店中做些杂事。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看到东家和掌柜之间，明争暗斗，师傅对徒弟不平等，更恼火的是自己不能学到手艺，前途渺茫。在这苦闷的岁月里，想起出走。一天，腋下夹着我认为唯一值几个钱的一件新布长衫，没有告诉任何人而私自出走。当时为什么不事先禀明父母，出走的时候又不告假呢？因为我在家乡的时候，父母做主已经为我订了亲事，如果知道我要远行，必然要逼着我成了亲，拴住了腿脚，才放心许可远走，不然恐怕一去不返。我为了避免一场麻烦，所以才悄悄地离开了所在地。出走以后，如鸟出笼，无目的的向前走着。（当时有人插话：“法师手上长的疮呢？”法师说：“也没管它，渐渐结痂，很快痊愈。”）这样日行夜宿，一件长衫换得了一些钱做了盘川，一直走到了阜平县，晚间住在小店休息。刚刚坐定，迎面进来一为白发老叟，开口说道：‘后生（山西话：小伙子）到那方去？’还没等我回答他继续说：‘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那里寺庙很多，有青衣僧，有黄衣僧，都是出家人，你可以到那里去出家。’我正待细问下去，老者已转身走去。老叟的一席话，决定了我的去向。当夜翻来覆去未能成眠，自言自语道，五台山朝那里走呢？既是五台必然是层峦迭嶂的山区。天刚刚亮，出门朝着山路走去，走过了崎岖小道，越过了悬崖峭壁，翻山越岭好不容易到了五台山盆地，顿觉空气清新，随处可见小溪流水，清澈见底。走进庙门，古树参天，衬以奇花异草，显得分外清雅。进到壮丽的殿堂，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殿内供奉着庄严肃穆金碧辉煌的佛菩萨像，悬挂着五彩缤纷绫罗绸缎的幢幡宝盖。香烟缭绕，灯烛通明，此情此景，使人见之肃然起敬，走到佛前，礼佛三拜，转身退出，又到各处寺庙朝拜。每到一座寺庙，从正面远眺，风景秀丽，各有千秋，但是每座寺庙所占的山势匀称稳妥，则是共同之处。如后面的靠山，前面的面山，左右山脉环抱，中间的寺庙俨若一把太师椅安稳而住，羡慕出家人的清福不浅。山中除当地的农民和有限的商人外，回忆有很多青衣僧（汉僧）和黄衣僧（蒙藏喇嘛），这时我出家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先到显通寺请求出家，遭到当家师拒绝，又到塔院寺也是同样的遭遇。经过了解，才得知五台山的寺庙大部分是‘子孙庙’。所谓子孙庙也就是沿于‘世袭制’的寺庙，与‘十方庙’的‘选贤制’正好形成对立。子孙庙只收当地的幼童做徒弟，出家以后，在寺庙伺候师傅，学点早晚功课，大寺庙的沙弥，还学点文化。小寺庙的沙弥，就是跟随师傅过小日子。后来听说玉皇庙当家师收大龄徒弟，我怀着定能如愿以偿的心情，投奔玉皇庙瑞普上人座前恳求披剃出家，果蒙师父慈悲摄受，落发出家，法名妙贵，字法尊。虽然出家并未能学到佛法，只是随众劳动，作些早晚功课。一九二零年秋天，大勇法师、义玄法师朝台来到玉皇庙，我得亲见大勇法师并蒙法师慈悲带我到北京。一九二一年在北京法源寺受戒，以后又到南京宝华山学戒。在北京礼谒太虚法师，正值法师拟办武昌佛学院，恳请参加佛学院学习，蒙法师慈悲允诺。”
我们同人中有一位曾和法师一同在武昌佛学院攻读过，据他说法师记忆力强，理解力高。当时在佛学院一同上课，一同学习，有的同学忘记了佛学专门术语或法数，或有不解的意义，懈于查字典或思考，便问到法师，名词答得正确，意义答得令人满意，当时有“活字典”和“小法师”的美称。从法师当时经常和我们讲的佛典故事，也可以证明法师记忆力强，因为法师讲的有的是几十年前看过的佛经中的故事，有的是在西藏遇到的真人真事。以后到西藏学习，成绩非常出众。曾听法师的一位同学说，在西藏学习，上师第一天教的课程，第二天要提问教学人答复，每次上课上师提问的语音将落，法师随即作答。有一次上师在提问前，事先通知：“汉喇嘛不要作答，让别人答。”法师求学时代两个特点：一勤二苦，时间抓的非常紧迫，学到的课程随即翻译，无论一天中学习两门或三门课程，必然翻译完毕才肯放下，不然夜不成眠。至于生活非常艰苦，一碗糌粑(西藏青稞炒面)，一杯茶水，解决了午餐。法师在藏地求学虽然只有十来年，但是学得的成绩非常惊人，平生翻译不下三百种，真可谓玄奘译师再来，不空法师应世。法师对培养后学非常重视，在菩提学会期间，每日除正常翻译工作外，业余时间还为同人讲了一部《菩提道次第广论》，藏文五百多页，汉文十九卷，汉藏对照着讲。如果没有“教人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支柱，何能在三年的漫长岁月里，无条件地冒酷暑，挥扇尚且淌汗，忍严寒，菩提学会大殿无火，而能慈悲教导学人，讲完了这部大论。另外还讲了《入中论》。我是得天独厚，学得最多。所谓得天独厚，并不是意味着法师特别偏向我而是我自己创造条件，我“悟”出了法师教人不厌，诲人不倦的真精神，具体表现在有求必应。我利用上班前一小时和每星期一、三、五为同人讲课，而二、四、六空闲的时间，特请法师为我讲了一般在大众中难于听到的教典，如《现观庄严论》辩论部分，大部佛教史等。结果法师不但没有拒绝，反而对我更加慈悲摄受。特为我和杨德能居士专讲密乘典籍。我在五台山汉藏研究院学的经论，当时只注意文字上的理解清晰，并不重视意义上的研究。或者在意义上虽然理解但是不够深入。自从在法师座前聆听教言，我深感法师教导学人真有一针见血、画龙点睛的宝训。我蒙法师慈悲摄受，亲霑法益，何可言喻。至于内心所得，更非纸笔所能尽述。到一九五四年法师在菩提学会翻译了《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还有《却扎藏文字典》由法师附以汉文注释，为当时藏文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也是汉族学习藏文的福音。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下达到佛协的任务，为斯里兰卡大型百科全书供稿中国佛教部分，法师被征聘为编辑兼撰稿人。法师为了民族事业，国家的光辉，放弃了民族出版社的翻译工作，不计时间，埋头写稿。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视力不支了才放下笔，得稿十多篇。法师的视力也是那时恶化的。
一九七八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一次会议上，赵朴初会长提出请法师们献宝，为建设四化出力。法师提出翻译因明的《释量论》及《释》。佛教的因明近于世间的逻辑学。法师这一动议非常英明，不仅填补了汉地古代佛教对这一部分的贫乏，在国际学术方面也有特殊的价值，同时在沟通汉藏文化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这一行动，确实是爱国爱教结合一致的具体表现。散会后，立即叫我找出藏文本，工作随即开始。法师着手翻译的时候，当时已经年近八旬，体弱多病，视力微弱，翻译全过程中都是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书写，吃力地工作着。中间两次冠心病发作，住院治疗，出院后第二天就恢复翻译。我们劝他老人家多休息几天，法师回答得具体而真切：“看了大半辈子的书，作了大半辈子的翻译，你们劝我不看书、不翻译，我怎么消遣时日呢？”说的我们无话可答。在随翻译的过程中，法师预料不能很快出版，自己出资叫杨德能居士找人先刻蜡版，准备先印一批。不料脱稿不久，佛协研究部付主任魏承彦对法师说《释量论》及《释》明年可以出版，正好庆祝法师八十大寿，法师很高兴。
一九八0年中国佛协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正果法师恭请法师任戒和尚，为佛学院“文革”后第一期学僧授具足戒。法师欣然允诺，依一切有部传戒所应办的一切事宜，法师躬亲准备完毕，只有滤水囊告诉杨德能居士准备。开会前夕，一九八0年十二月十四日，全国各地理事陆续云集首都，有法师的同事，有同学，有桃李之辈，都来拜望法师，他老人家非常兴奋地接待客人。正果法师看表，时针已经指到上午十一点，法师面容呈现倦意，正果法师想请客人退席，让法师休息，但是看到大家远道而来，一番热忱，碍难启齿。直到十一点半钟，大家才慢慢地退出，我们也都离去。我和杨德能居士到家不到半小时，正果法师又接我们两人到广济寺，到了车上正果法师才告诉我们原来法尊法师已示寂，非常突然。客人走后只有侍者一人站在法师身后，看见法师身向左斜，侍者连忙上前搀扶，同时惊呼正果法师，法师走出房门，看到情况，几乎晕倒，镇静以后，走到法尊法师跟前，手感呼吸已经停止，脉搏也已停止跳动，急救车来了，百般抢救无效。惜哉！痛哉！一代大译师毫无痛苦，遽而示寂。示寂以后，正果法师、杨德能居士清理法师遗物，发现皮夹中附一纸条上书：“正果法师：我的人民币一万元献给政府。”法师的爱国热忱荫及他的家属人等，当正果法师命家属代表读出遗嘱时，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一致拥护接受。在中国佛协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佛协副会长正果法师及佛协副秘书长隆莲法师提议在五台山为法师建塔，以资永久纪念。具体任务正果法师交予杨德能居士。他虽然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但是胸中毫无把握。由于山西省及地方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及法尊法师慈悲威力的感召，建塔工作非常顺利，从择地、奠基以及备料到工人施工，仅一个月塔即落成。限于当时条件，用料并不高贵，塔身并不雄伟，只有六米多高，但是塔形庄严而如法，更在塔前严饰赵朴初会长所书“翻经沙门法尊法师灵骨塔”十一个字，标志着法师的五蕴假合之身虽然“缘散而灭，法尔如是”，但是法师毕生历尽艰辛，呕心沥血的著述和译著将永远留在人间，散发着光辉，照耀千古。
吾师——法尊法师，以正果法师为首的弟子们都馨香祷祝吾师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