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宗教立法的缺失

呼唤宗教立法的缺失

徐季良

（2005年3月）

　　李寒颖发表在《中国宗教》2004年第12期上的“中国宗教立法的现状未来与挑战”一文，文字清醒，观点鲜明，言简意赅，言必有中，“方向”启人，“挑战”凝炼，语语中的。此文令人赞赏。作者对中国宗教立法所述，决非烘云托月之词，而是一篇真言实语精要之作。
　　作者对“法”的认识既简且深。如文章一开头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依法”一词出现了28次（如果加上“依照法律”一词则是30次），“这意味着，在中国，任何事情都要依法处理，包括宗教事务 管理领域”。一下就进入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正题，提出“宗教事务管理领域”也必须“依法”进行，并把“依法”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依法执政”深入理解之处。
　　对我国宗教立法的现状，作者以五个部分简而明地作了叙述，一目了然，无多余之词，对宗教立法的发展方向，提出“丰富现有法制系统的四个源泉”，尤其（2）（3）两项给人以启示，宗教工作不仅要从“政策之治”转变为“法律之治”，而且应将国际法律、公约、宣言和纲领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变为国内法”。从“四个源泉”综合起来，就是要制定一部适应新时期关于宗教的全面统一的基本法律；在第3最大的挑战部分，提出“法制传统与法治文化的缺乏”是作者对我国宗教立法的最重要的观点，认为在这个领域中，虽然“已经做了很多”，但“仍存在一些普遍而严重的问题”，被总结为：“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作者对中国宗教“立法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及实施中的问题”是法制建设的“驱动力”不仅“不够强大”，而且“因为它是自上而下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上层政权推动，而不是由民间社会与草根阶层，即普通群众和底层政权驱动的”。这个观点鲜明中肯，切中标的。由底层宗教工作者、宗教信仰者、宗教界人士、关心宗教立法的人士等，多少年的呼吁亟需制定宗教法迄今未能实现，所谓“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则是要求“抓紧起草有关宗教事务的行政法规”。宗教立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作者提出在于“法治文化缺乏”，从中国两千年的法律发展史剖析指出：中国的法律“以义务为本、息讼观念等传统，重宏大价值而轻具体制度的思维方式，反争论、反辩论的文化等等无一不在阻碍着立法的发展”。这是从源头上进行探究，真是剖析入理，语语中的。这一思想观点是文章的精髓，是作者著文最重要之所在。作者在文中提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文化特征，加速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宗教方面立法的前进将因缺少驱动力而后继无力”。而中国宗教立法要真正取得进展，“法制观念淡薄的政府官员和群众不能成为立法的驱动力”。提出“中国宗教事务方面立法的前进速度，最终取决于法治文化建设，取决于人们法治观念的进展”。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前已经制定了综合性宗教事务条例的情况下，要解决宗教立法障碍的重点，在于掌握立法的上层主导人员对宗教立法宗旨观念的转变。
　　宗教立法是以“义务为本还是以权利为本”这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如不解决就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执政为民体现在法律上，就是为了人民的权利，因为只有人民的根本利益转变成为法律上的权利，这个利益才能真正得到实现。所以立法是为了表达人民的权利，宗教立法必须体现这一点。
　　宗教方面确实制定了不少法规，但也确实缺少一部全面统一的宗教法，抓紧这一立法工作，以完善宗教法律体系是极为重要的事，这不仅是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文化繁荣，乃至国家统一的大事，同时也是提高建设和谐社会执政能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