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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宝月法师的交往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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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宝月法师的交往
  古代士大夫之学佛习禅,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研读佛经,学习佛教思想文化;一是结交僧禅朋友,切磋学佛的体会感悟。宋朝大文人苏轼一生与宰相无缘,却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具佛教因缘是多方面的,交往僧禅朋友即是一大因缘。
  苏轼最早结识的僧人是成都大慈寺的惟庆(文雅)、惟简(宝月)两位法师。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20岁“游成都,谒张安道”;又与弟苏辙同游大慈寺,见惟庆、惟简法师。两位僧人的超凡气度、博学多闻和虔诚书佛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在《中和胜相院记》回忆此事说:“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法师惟庆,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史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共同门友也:共为人,精敏过人,事佛斋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
  苏轼与文雅法师惟庆的交往,除此之外尚未见更多记载,详情不得而知。与宝月法师惟简的往来,则多见载于苏轼的信简及文章中。
  惟简,字宗古,曾任成都大慈寺中和胜相院住持;姓苏氏,也是眉山人,年长于苏轼,因认作宗门兄长。嘉佑四年,苏轼在川服程氏母丧期满,到成都与惟简过往较多,关涉佛事者如“要绣观音”、“借浮沤画”等。离开成都时,惟简还远山相送“至刻厚意。”后苏轼与苏辙随父举家离蜀,北行赴京,约惟简于嘉州(乐山)相会, “及至嘉州亦五六日间,延望不至,不知何故爽前约也”。(同前其二)对这次未能与惟简见面,苏轼感到非常遗憾,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治平四年(公元1067),苏轼在川居父丧。惟简前往造访,适遇苏辙拿来《兰亭摹本》,惟简“以其所居院之本末”,请苏轼为主作记,于是写成著名的《中和胜相院记》。在这篇院记中,苏轼对当时佛禅界鱼龙混杂的现状作了严厉的批评。文章先写“佛之道难成”,出家人所受的“劳苦卑辰,则过于农工远矣”。他关心的问题是,佛道如此难成,为什么出家为僧者还这样多?
  他说:“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泥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
  此文一向被认为是“苏轼前期一篇重要的辟佛名作”,“是苏轼辟佛文章中最尖锐的一篇”。其实,苏轼在这里主要是辟伪劣之僧,而非一般的“辟佛”。在苏轼看来,这些伪劣僧人的龌龊行径及所占便宜主要有三:一曰投机取巧,逃避劳作与官役之苦;二曰弄虚作假,不守)戊律,浪得虚名;三曰故弄玄虚,以荒唐之说欺骗公众,使己立于不败。显然,苏轼“反复折困”、“慢侮不信”的,只是那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伪劣僧人,而对中和胜相院的惟度、惟简两位佛僧,苏轼却是称赞有加,非常尊崇的。同样面对僧人,一憎一爱,泾渭分明,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佛僧的真正态度。黄震明确指出:“作院记如此,斯忠于佛者矣。”(《黄氏日钞》卷六十二)杨慎《东坡诋佛》认为苏轼的批评,“尽古今禅学自欺欺人之病”。北宋社会僧冗而滥,“妄庸巧伪之人,杂处其间,号为难齐。” (见苏轼《海月辩公真赞引》)苏轼正是通过对伪劣之僧的声讨、讽刺与批评,以廓清佛门之“滥竽”,维护佛教的纯正。其目的是护佛,而不是辟佛。因此《中和胜相院记》并不是所谓“辟佛名作”,而是一篇针砭佛教界时弊的护佛檄文。这是苏轼与惟简交往过程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处理奸父亲的丧事后,苏轼携家入京,此后再没有回到四川,但仍以书简等方式与惟简法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元丰三年(公元1080),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亲友多惊散远离,而惟简却在苏轼到黄州不久,就派徒孙悟清前来探望,并希望苏轼为成都大圣慈寺新建成的专供收藏佛经的“大宝藏”作记。苏轼回书云: “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叮咛,又悟清日夜监督,遂与作得寄去”。(见苏轼《与宝月人师五首》其三)这里所说的《经藏碑》即《胜相院经藏记》。在这篇记中苏轼自称为居士:“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共身,及具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
  所谓“有一居士”,就是指苏轼自己。在说明自己与惟简“行大因缘”、关系密切之后,苏轼用更多笔墨写自己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施舍,所可做者唯文字语言而已。文章大量使用佛经语汇和义理概念,足见他已是一位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居士。
  自称居士是苏轼宣布“归诚佛僧”的一个实际行动,是他在黄州“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和经常到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获得的一大果报;同时与宝月法师惟简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故悟清返川时,苏轼修书与惟简,表示要与惟简做佛道之伴侣。信中说:“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屦,尚可放浪于岷峨间也。知吾兄力;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倡也”。苏轼在黄州得“布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打算送给惟简于胜相院中供养。苏轼又得舍利48粒,“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㈠,以舍利授宝月法师之孙悟清,使持归本院供养”(苏轼《赵先生舍利记》)从这些关涉佛事的交往可以看出,苏轼对成都的寺院、对宝月法师惟简是常常挂念于心的。后来悟清再受惟简之托,第二次到黄州看望苏轼。苏轼请悟清前往黄梅山常欢喜处取“唐画十六大罗汉”,悟清不辱使命,“句有八日,清师复命,且以画来”。苏轼非常高兴,于是“烧香作礼”以为供奉,并作赞云:“五更粥熟闻鱼鼓,起对孤灯与谁语。溪边两钵月中归,还君罗汉君收取。” (见苏轼《唐画罗汉赞》)
  绍圣二年(公元1095),惟简在成都患疾亡化。共时苏轼谪居惠州,惟简弟子法舟、法荣不远万里前来请铭,苏轼于是写文章以称颂纪念。文章细述惟简的僧路历程,历数其在成都收徒传法的多般好处
  对宝月法师师惟简领袖四川众僧、广泛传播佛法的佛教业绩,作厂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出于对惟简的崇敬,苏轼写这篇铭文时,在选用纸、笔、墨方面也很是讲究。他说:“子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硅墨,皆一代之选也”。(见苏轼《题所书宝门塔铭》)用当时最好的书写用具来为惟简写作塔铭,充分体现了苏轼对惟简的恭敬和深情厚谊。
  苏轼青年时代起就结识宝月法师惟简,到惟简去世时,苏轼已年届60。在悠悠40载漫长的岁月中,苏轼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们:途坎坷,遭遇贬谪,总是以各种方式与惟简法师保持了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结交的僧禅朋友很多,惟简是其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惟简法师的关心、影响无疑是分不开的。两人长时间建立的僧俗交好之情、乡里之情、宗族亲情和忘年之交情,都是值得人们称道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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