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徒的重经重论观

佛徒的重经重论观
　　佛法，就是大圣释迦所说的教法。释尊在世说法时，虽着重于声名句文的语言，但后代佛弟子的编集遗教，却已开始了运用文字作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的分类书写。从书写的文字佛法说：由于编集的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书写的类编，也就一次比一次的增加，扩充，而日趋丰富起来。最明显的，如王舍城的第一次结集，只有经与律的二藏，其后，从经律的二藏而演化为经律论三藏，再由经律论的三藏而发展为经律论杂的四藏，更有从杂藏中，渐递演出摩诃衍藏及禁咒藏，成为六藏的。佛法在不断的流布中，其类编虽在不断的增加着，但为后代佛教徒所一致承认的，则不出经律论的三藏。三藏教法，在初期小乘佛法流行的时代，是代表着整个小乘佛法的，到了后代大乘佛法兴起时，又有所谓大乘三藏的出现。所以说到三藏时，我们应知有大小乘的三藏不同。
　　有文字佛法，必然就有依其而研究者，其所研究的对象，当然就是经过组织化、系统化、条理化的三藏玄文。但因学者的兴趣及侧重点的不同，因而向来也就有所谓重经与重论的差别。重经者，以经为主，他们认为经是佛陀亲口所宣说的，为如来的真实的言教，是最可靠而无可怀疑者。后代论师们的制作论典，不论是宗经论，抑或是释经论，都离不了佛经，离了佛经而有论说，就不能算是真正佛法，所以经为佛法之主。重论者，以论为主，他们认为论是抉择佛经的，经虽为佛说而论不离经，但每一部经中，均自赞此经为经中之王，此经是真了义，致使读经者，不特无智者读了，不能辨别谁是经王，谁真了义，就是浅智者读了，也无法了解他的真义所在。具大悲心者，得正知见者，亦因感于钝根众生，不能善读佛经，乃以其所领悟，所了解的佛法，造作无倒的释论，抉择佛经的了不了义，指示学者的应行途径。重论者说：我人既无智辨别经的实义，就当根据论所指示的去了解佛法，认识佛法，所以论在佛法中是很主要的；也就因为如此，所以许多大小乘的学者，特别重视论典的研究。
　　现在不妨从时间的竖贯面及空间的横断面，对此来作一度轮廓式的巡礼：
　　一味和合的佛教，到佛灭百余年间，内部就渐渐的发生了分裂的运动，分裂运动经过相当时期的酝酿后，由于大天五事唱出的因缘，因而产生了敌对的激进派的大众系和保守派的上座系。一个宗教或一种主义所结成的集团，他不分裂则已，一分裂了，就不可收舍，就会常常因小小的因缘，而又形成许多的派别。佛法在世间，自也脱不了这种俗例。所以，在印度初期曾经盛行一时的小乘佛法，在二三百年间，有一二十甚至五百个小集团出现。每一集团的分裂，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而我这里说的重经重论的不同，也是佛教学派分裂的原因之一。
　　大体言之；激进派的大众系中，重论者多，重经者少，而经论并重的亦有。此系中的重论者，可以鸡胤部的学者为代表。他们重论不重经的理由，是很奇特的。据他们说：佛灭后佛弟子所结集的遗教，虽有三藏之多，但以真实与方便来分别他，唯论藏是佛的真实教，经与律只是佛陀的方便制说而已。如佛所说的善教法，主要是为不识解脱道路的迷情，指出解脱的正轨，使其依此正轨，大踏步的向解脱道迈进，以趣证于解脱道果。所以修学佛法，并不只是为他人说，而是为个己的解脱。若以自所了解的，欲为他人宣说开解，固不是学佛的宗旨，就是得解脱后，仍以为有解脱法可得，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佛所说法，只是供给迷情从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中间的一个方便渡筏而已。没有登上彼岸前，固需要他作为工具，但登上彼岸后，试问要他做什么？经说：「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可见善所说法（经藏）是如来的方便施设。还有，佛陀说法，不是称性而说，是随机而谈的：你是怎样的机宜，佛就以怎样的教法去适应你，如爱听有的理论，佛就对他说有，如爱听空的理论，佛就对他说空，若空若有，都是随顺众生的机宜方便假说的，所以经是如来的方便教。至佛善制的毗奈耶，也是方便施设随宜制立的。如佛最初说法，摄受信众，组织僧团时，根本就没有制立什么规条，以约束僧徒的身心；后来由于教徒日众，僧事日繁，同住大众，常闹意见，不能为净化身心而精进修行，佛这才随时、随地、随人、随事分别制出若干戒条，以规范教徒的行动，以调伏教徒的烦恼，行者果能克制烦恼的冲动，约束行为的越轨，其它什么小小戒，如衣、食、住、行的小节，是可较为随便，毋须过分拘谨的。如他们有颂说：「随宜覆身，随宜住处，随宜饮食，疾断烦恼」。可见这是方便而非真实。同时，佛制的戒律，除根本重戒，其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戒条，适宜于一味和合的佛教，到佛灭百余年间，内部就渐渐的发生了分裂的运动，适宜于此处，不一定适宜于彼处；有的戒条，可用于这时，不可用于那时；有的戒条，在某种环境下，是可开放的，但到另一环境中，则又须加以禁止。律制既是这样的活泼无滞，开遮不定，益知他是佛法的方便。论藏呢？不然！他虽是佛弟子依于经藏而创作的，但他内容所论说的，却都是诸法自相、共相的真理。论典无论论说那一法，必将他的体性辨析清楚，共相阐述明白；而此法与彼法的关系，如诸法的相应、相生、相摄，也都一一为之抉择勘定，彼此关系既不容含混，自他界限也不容错乱！如经中说的知苦、断集、证灭、修道，在重论者看来，其意义是不够透彻的。他们认为：知，不但要知苦，一切善恶，染净、漏无漏、为无为法，都要了知，如有一法未达未知，就不能作苦边际。断集，不但要断四谛下的烦恼，一切烦恼都当断除，若有一丝一毫的烦恼未能断除，就不能作集边际。修道，不但是修戒定慧三学或修三十七菩提分法，而是一切善法都要勤修的，如有微末之善未修，所修之道，就不能算为圆满，如是显示一一法的真实性相，给予一一法的确切定义，使人见了，知道这法就是这法，那法就是那法，不容再作其它的妄解，所以论是佛法的真实教。鸡胤部的学者，因为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三藏的教典，所以他们弘法的时候，就唯弘真实教的阿毗昙论，不弘方便教的经与律。
　　大众系中，除鸡胤部的学者，作如上那样的分别三藏外，其它各派的学者，大都不甚重视论典的发挥，这从现知的蜫勒为大众系的根本论典外，其它见于记载的，亦只有分别功德论及觉取的集真论可见。推其原因，由于此派学者，不大喜欢论典的创作。他们假使对于佛法有所认识而欲以文字表达时，即老老实实的以经律的体裁把他组织起来而流行于世。印度之佛教说：「大众部学者，以体悟，论理之所得者，或依傍古说，或遮拾遗闻，或融摄世学，大抵编集为经律之体裁以行世」。从他们的作品，以经的体裁流行于世这点看来，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重经而不重论了。
　　其次，再来谈谈保守派的上座学者对这问题的看法如何。一般的说：上座的各派学者，重经者多，重论者少，而经论并重者也不能说没得。从上座系的末派最初分裂的动因看，可说即是源于重经重论的不同。根本上座的领导者，是迦叶老头陀，他是个极端信守佛陀善说善制的法毗奈耶的人物。如他在王舍城领导结集时，对小小戒可否弃舍的问题，就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佛所未制，今不别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由此也可想见他对经藏是如何的重视，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学者，相传一直到优婆笈多，都是特重经藏的弘传。异部宗轮论语体释中说：「传说上座部的学者，对于后代结集的三藏，特重佛陀亲口宣说的修多罗，对毗奈耶及阿毗达磨，是不甚重视的。所以弘扬佛法，也就以经为主。因为，律是因人而开遮的因缘不定，不可依靠；论是解释经的，虽有许多意义与经旨吻合，但往往过甚其词的越出根本的义理。经是佛所说的根本，既没有开遮的不同，也没有增减的过失。以本末说：经是根本佛法，律论是枝末佛法；末不能及本，本能够摄末。所以一切皆依经为规矩，唯弘于经，不弘于论、律」。据此，可知他们重经的程度，真可算是到了极峰！无怪后来上座们发现了学者中有轻经重论的倾向时，彼此立即发生分化，重经重论各走一端。重经者，深入雪山中潜化，重论者，外向西北印开拓，所以说一切有者到达西北印度后，自大兴论藏的迦旃延尼子创作发智论始，一直到佛元六世纪初，此系的学者，在迦湿弥罗的首都，以迦腻色迦王为外护，集合说一切有者的优秀的阿毗达磨大论师，造作大毗婆沙论止，虽说他们分别法相有的流于枝漫，但阿毗达磨在他们大力的推动下，确已形成了偏颇独特发展的趋势！盖此不特以上座正统自居的说一切有者，特重论典的弘传，就是与有部平行的犊子系的学者，也以舍利弗的阿毗昙论为根本的所依，大弘阿毗昙论。人类的思想，是不安于固有而不断在变动的，所以一种思想学说，发达到了某种饱和点的时候，必然就要呈现一度变动。像上座系的学者思想：初则极端的发扬如来的修多罗教，次则一分学者，由于不满经义的特弘，乃一反其道而竭力弘传阿毗达磨，终则另有一分学者，又起而反对偏重论典的弘传，回返到佛法的根本去，以经为量，成为独立的经部。他们说：现实世间所以有佛法，是由释迦牟尼的说法，佛所说法，结集者结为经藏的，他当然是佛法的根本，至于论与律，虽也有他的独特地位及崇高价值，但并不超出经藏的范围。换句话说：经藏的内容，可以含摄律制与论议，而论、律的内容，却不能包括修多罗的意义。这样，如说一切佛法唯一经藏，那也未尝不可。所以，佛法的弘扬者，不应以偏弘论典为能事，而应多多弘传如来亲口宣说的修多罗教。
　　除了上述的经论各有偏重者外，其它如上座中的始而倾向于大众思想，终于接受了大众思想，并且折衷上座大众二大派的理论以成立的分别说系，就不同他们，或倒在重论的一边，或倒在重经的一边，而是经论并重的。我们知道：分别说系成立后，有行化于大陆，有行化于海南：行化于大陆的分别说系，有舍利弗毗昙，行化于海南的分别说系，有七分毗昙，由此可以推知他们是怎样的重视论典。同时，分别说系的学者，采取大众系的作风，将自己所特有的发现和理论，不另组成体系严密的论典，而把他融化在经藏中；至对根本阿笈摩，则又特重长含，由此也可想见他的不忽视经藏。所以分别说者是经论并重的一系。因为重经，所以就不偏向论议一方面发展，因为重论，所以就不偏以真经为究竟言教。原来，经有经的功用，论有论的特长；经可以引发论，论可以申通经：彼此相成，相得益彰，是不可偏废的。分别说系的学者，深深的理解这一点，所以对于经论，不轻此而重彼，或轻彼而重此。
　　重经重论的这一现象，在学派中，是闹得相当严重的，像经部的从有部分出，鸡胤部的从大众部分出，都是源于重经重论的观点不同而来。所以，自学派中，树立了显明的重经重论的旗帜，划分了坚固的重经重论的壁垒以后，后代的佛学者，承袭这一风气，使得佛教界中，始终有这一现象的存在。
　　重经重论的现象，既在佛法中始终存在，那末，我们不妨再从小乘的法苑转到大乘的学园中来，看看他们大乘学者对这论题的看法如何。首先我们须要知道的：大乘是从小乘发展而来的，小乘虽有二十部派之多，但主要的不出四大派，而四大派又可归为三大系：即一、说一切有系（为有部与犊子二大派的合一），二、上座分别说系，三、大众系。从小乘发展来的大乘，在长期的流布中，也形成了三大系：即一、从说一切有系而来的虚妄唯识系，二、从分别说系而来的性空唯名系，三、从大众系而来的真常唯心系。
　　真常唯心系者的思想既是从大众系的思想演化而来，大众者是重经的，因而真常唯心者，也就以经为主，如楞伽、密严、法鼓、胜鬘、无上依、如来藏、不增不减等经，都是此系学者所重的重要典籍；关于论典方面，似乎只有坚慧的法界无差别论，马鸣的大乘起信论，以及传说无着造的究竟一乘宝性论（有说是坚慧造的）。经多论少，可知此系的重心所在。
　　虚妄唯识者的思想既是从说一切有系的思想演化而来，一切有者是重论的，因而虚妄唯识者，也就以论为主，如瑜伽、摄论、集论、唯识、显扬、中边、百法、五蕴等论，都是此系学者所重的重要论典，关于经藏方面，似乎只有解深密与阿毗达磨大乘的二经，其它如楞伽、密严、华严等经，虽唯识者也把他看为本宗的重要所依，但仔细考察此诸经中的内容，不但不能承认他是虚妄唯识的思想理论的所依，反而可以肯定的说他是真常唯心的主要理论的依据。论多经少，所以唯识者是重论而轻经的。
　　性空唯名系的思想既是从分别说系的思想演化而来，分别说者是经论并重的，因而性空唯名者，对于经论也就等量齐观，如中、百、十二门、大智度的四论，为此系的重要论典；若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般若、仁王般若等经，为此系的重要经典。
　　印顺法师在讲大乘起信论时说：「真常唯心论的根本要典，几乎都是契经的；空宗的根本要典，有经也有论，唯识宗的根本要典，则几乎都是论的，契经，大概就是深密与阿毗达磨大乘经吧！像唯识标榜的六经，如研究华严、楞伽、密严等，若没有受过唯识论的深切影响，那他所得到的结论，决不会与唯识宗相应的，反而会接近真常唯心论的」。所以佛法在印度的千余年的流行，不但小乘学者们有重经重论的不同，就是从小乘演化而来的大乘佛法的研究者，也有重经重论的差别。
　　上来虽从印度本土佛法流行的千余年时间中，说明了佛法奉行者，有着重经重论的现象存在，但佛法不仅局于印度的弘传，而是流布于亚洲各地的，所以我们得再从佛法摇篮里跳出来，看看其它各地的弘传佛法者，于此一问题是怎样看法的。
　　先就中国来观察：中国之有佛法，当然是从印度传播过来的。佛法传播到中国，我们的先人，不但竭诚的欢迎他，衷心的接受他，而且将其发扬光大，传持不绝，所以我们可说，中国为佛法第二故乡。第二故乡的佛法研究者，对于经论两方面，究何所重？大体上说，我国佛徒是以经为主体的，虽重论者不无，但其势终敌不过重经者。这可举出三点来谈谈：
　　一、国内诸大德法师，历来弘开法筵，不是在这儿讲经，就是在那儿讲经，而所讲的，不是大部的华严、法华，就是小部的金刚、地藏，很少有在什么地方讲什么论典的，纵或有时有之，亦不过为少数的学者，或为本宗的学者，择其宗之所重的论典，讲说讲说而已。
　　二、我国奉持佛法者，日常持作恒课讽诵的，虽各信乐不同，但都以经为主：如法华、楞严、地藏、金刚、弥陀、心经，以及法华中的观音普门品、华严经中的普贤行愿品等。这些，差不多为我国实践佛法者所一致奉为行持法门之一的。他们对于这些经典，有的是读诵通利，有的是讽诵如流，更有因读经而开悟的。所以读经的风气，在我国是非常盛行的。
　　三、佛法传到我国，经过承受传译时期，许身为法的大德们，即开始运用他们的智能，对于传来的佛法，予以思辨、条贯、综该、组织而成为有系统的佛法。所以，从佛法在中国发扬光大这点看来，他已不仅为流行于中国的佛法，而实成为中国所有的佛法了，这从我国古德所成立的宗派可见。讲到我国的宗派，向来说有大乘八宗，小乘二宗。
　　小乘二宗，就是俱舍与成实，是以所依的论典为宗的，虽当他们成立宗派时，讲习研究之风，曾极一时之盛；但没有过了好久的时间，两宗就衰颓下来，无人问津了。推其原因，虽说由于注疏失传及国人崇尚大乘，而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中心是论不是经，为广大的重经信众，对之不感兴趣使然。
　　大乘八宗，以教下说，有天台、贤首、三论、唯识四宗。唯识宗是从印度原样搬过来的，当然是以唯识的诸论典为主。三论宗虽也以什公传来的中、百、十二门的三论为主，但以集大成的嘉祥大师融会诸家的思想看，所谓三论宗，其宗义，实不仅在于三论。他如法华、涅槃、胜鬘等诸真常大乘经，亦为此宗所重的。如嘉祥大师为法华作玄论，为涅槃作游意，为胜鬘作宝窟可知。天台宗是智者大师根据法华所创建的，贤首宗是贤首法藏根据华严所创建的。虽说经是由印度传来，而实成立于中国古德之手，所以这两宗，可说是创建于中土的。
　　在隋唐的时代，所谓教下四家，虽都同样在放着灿烂之光；但实际上，自天台宗成为独立的一派而隆盛时，以性空为教说的三论宗，就一天天的衰颓下去了。同样的，自贤首宗别树一帜而于教界占有重要的一席时，以妄识为教说的唯识宗，也就一天天的走下坡了！降自宋代以还，中国讲经弘教的，差不多都以天台与贤首为主，而三论与唯识教义，几已无人问津了！但是，我们要问，三论与唯识是从印度原本搬来的，理应易为国人信受而弘传，为什么反而像昙花一现似的过去就一蹶不振呢？探究这一原因，还是从我国佛徒以经为重的这一点上去求解答。
　　我们知道：天台是依法华而立宗的，因而学者亦以讲法华经为主；贤首是依华严而立宗的，因而学者亦以讲华严经为主。除此，楞严、涅槃、维摩、圆觉、金刚、梵网诸经，亦为此两宗学者所常讲。三论与唯识的宗义，皆以论为主体，而论在中国佛教学者中，是不起什么大的影响和作用的！所以宋后的我国一般修学佛法者，十居其九皆以天台、贤首的教义为研究的对象。亦即因此，台、贤两宗在我国佛教界，不特始终保持其宗风不坠，且亦始终稳坐中国佛教的第一二把交椅；而以论为重要的空有二宗，反不能与之抗衡以退居末席。
　　不特讲教者以经为主的要占上风，就是以不立文字为标榜的禅宗，如达摩始传心印于慧可时，也不能不以四卷楞伽为印心之典。及后六祖慧能闻诵金刚般若而开悟，禅者转以金刚经为重，也还是不离于经。禅道在中国，得以如日中天，得为唐宋来佛教所宗归，虽说有其特色所在，而先后重视楞伽、金刚二经，实亦为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再就摄引初机方便导俗的净土宗来说：净宗在我国，现在可说已遍行全国风行各地而为广大群众所信受的了，然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发展，不仅在于他的行门简单，实践至易，而亦由于他有净土三经，为志求西方净土者，作理论的指导，愿行的南针之故。此外，律宗是以戒律为中心的，密宗是以密咒为中心的，与经论的孰轻孰重无关，所以不再去多谈他。
　　然由上述的三点看来，可以了知：重经者的阵营，在我国佛教界的势力是坚强的，重论者的阵营，在我国佛教界的势力是孱弱的。一个有心于佛法的弘传者，不论他愿弘那一宗派的思想，如果忽略契经的阐扬，那我敢信他在中国佛教界的法运是悲惨的！所以，中国佛徒对于经论的看法，认为经重于论而以经为主的。
　　佛法流行于中国，不但在本土根固枝茂，而且东（北）向流于朝鲜、日本；西（北）向传入蒙古、西藏。
　　以藏（蒙）地佛法说，先由我国介入，次从印度译传，而以直接承受于佛教故国者为多，且所承受的，多为后期佛法，故密盛于显。今就显教说：藏中佛法，大小乘各有二派：即小乘的俱舍与经部，大乘的唯识与中观。这四部，都是由印度原原本本搬过来的，都是以自宗所重的论典为中心的。根据这一事实，就可知道藏中佛徒，修学佛法，是以论师们所造的论典为主体的了！他们说：作为佛法行者的指针的，自是佛陀的至理教言，因为能够开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且说得没有一点错误的，在这个浊恶世中，只有大智释迦牟尼所留下的教言；同时，能够指示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使令人们不论是在现在或未来，都能得到确实的利益，乃至最后获得真正的解放与自由的，亦唯释尊所说的教言。所以如来所说的契经，是修学佛法者的最殊胜的教授。
　　虽然如此，但以末法时代所可受化的机宜来说，由于他们的愚痴顽钝，如果没有定量的释论及妥善的教授，指示他们去善解佛的义理，而欲他们以自己的智力去通达佛的密意言趣，那是不可能的；还有，修学佛法如要真的有所成就，最重要的是要具有通达真实的无我正见，而无我正见的求得，不在枯坐或念咒，端在听闻无垢清净的教授，可是佛的教授，有了义的，有不了义的，所谓无我正见，应当在那一类的教授中去求呢？这唯有在了义教中求，依不了义而求正见，是不可得的！所以佛法的行者，最初步的工夫，是从听闻法界等流的清净言教中，去认识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从而解悟了义经义，以获得无我正见。但是，了不了义的辨别，也不是无智愚夫所能的，是要依于诸大论师所造的论典，方能透辟的辨别的。所以，依据西藏修学佛法者的意见：末世初发心的众生，不论是为求得个己的无我正见，或者是为善解佛陀的密意言趣，都得依于已得正见及解圣言的诸大车轨所作的无倒释论，不然，势必如一生盲，自己既看不见，又无导者导引，慢慢的必然走上丧身失命的险境！因此，西藏学者，虽不否定佛说契经的崇高价值及其重要性，但仍肯定的认为论重于经，而一切皆以论为准绳。
　　其次，再就西藏佛学者研究教典的所重，也可看出他们是以论为中心的。如他们的小喇嘛，从开始学习佛法，一直到得「格西」学位，于其中间所必须读的经论，有中观、现观庄严、俱舍、因明四论及有部戒经的五部，把这五部的内容研究透彻了，思想搞通了，理路分清了，在一次政府举行的佛徒辩论大会中，学者能够活泼的无碍的运用这五部里的教义，与其它的人作滔滔不绝的辩论，辩论胜利了，就可得格西学位。考查这五部教典，除有部戒经系属毗奈耶外，其它有三部系属阿毗达磨的，因明虽属佛法的论理学，但也为开启阿毗达磨的锁钥，一部修多罗教，都没列为必修课。
　　由此可以想见他们是怎样的重论而轻经了！至东流于日、韩的佛法，因为一切是承袭我国的，对于教理研究的态度，也就步着我国的后尘，没有什么可以特别称述的，所以现在不再去谈他。
　　佛法从印度的本土向外开拓，不特流入我国、蒙、藏及日、韩，且也南流入于锡兰，并且早于我国多年。传入锡兰的佛法，虽他们自认为正统的上座宗，而实为分别说系，分别说系的学者，研究佛法的态度，如我上面所说，是经论并重的，在印度本土如此，传入于锡兰亦然。所以巴利文系的学者修学佛法，在论方面，要读七部毗昙；在经方面，要读五部阿含（四含外加一小阿含）。如是经论并读，可以证知他们经论并重。
　　上从此时彼时，此方他方的时空两面，略为分析了佛教学者对于经论的或轻或重的不同，而此不同，系基于学者的观点、立场不同而来。其实，经是佛说的，论是菩萨造的，经有丰富的内容，论有严密的组织，经为论的所依，论为经的解释，读经可以知道佛法的穷深极广，究论可以认识佛法的条理纲目，各有特长，不可偏废。如果离经而学论，则不能了知佛法的根源，若是离论而读经，则不能体解佛法的深义，必须二者同时学习，方不致有轻重之弊。况且，如一般所说，经是诠定（当然也诠慧）的，论是诠慧（当然也诠定）的，而修学佛法者，须要定慧双修，方能福智圆具。在因中说，有定而无慧，定是枯定，不足以克制妄念而得到胜利；有慧而无定，慧是狂慧，不足以摧倒惑而体悟真理。在果上说：有智无福，不说不能成佛，就是成佛，也不过是个寡头佛，无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福而无慧，不说不能成佛，就是成佛，也不过是个哑口佛，不能为人说法，广度群生！所以真正发心修学佛法者，对于经论的研读，不论是为了理解，或者是为了实行，只可有先后之序，不可有轻重之别！愿诸学者，顺着经论的两大车轨稳步前进吧！不要倒在一边，以致不能定慧并行，福智圆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