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百年澳门与内地佛教文化关系

　　近四百年澳门与内地佛教文化关系

　　澳门回归中国，这是令全世界瞩目的历史性事件。其实，澳门的回归，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的文化问题。从历史上讲，澳门文化与内地文化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澳门文化是内地中华文化的传播及其在澳门的发展。历史上澳门文化的发展与转变，都离不开内地文化的发展及其向澳门的传播。这其中，从西方传到澳门的天主教文化和其他西方文化，虽然对澳门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活于澳门的葡萄牙人和葡裔澳门人之中，而对占澳门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来说，来自内地的中华文化的影响，乃是源远流长而且根深蒂固的。而在影响澳门文化的中华文化之中，佛教文化对于澳门文化的影响尤其显著。澳门地区居民的重要信仰和文化活动场所––普济禅院、莲峰庙、妈阁庙(正觉禅林)、菩提禅院、药山禅院、竹林寺和功德林等等，都是佛教道场。兼容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佛教文化，在澳门文化、尤其是澳门的民间文化中，实际上扮演着主导的角色。
　　一
　　澳门在历史上属于广东省的香山县，因此，香山县佛教的发源，也几乎可以看作是澳门佛教的发源。据说早在唐代咸通年间(860–872)就有真教禅师(又号法果禅师)从外地来香山弘扬佛法。至宋代，香山地区的佛教已经比较发达。元代以后，因战事原因，香山地区的佛教渐至衰颓。只是到了明代末年，内地的佛教寺僧相继来到香山传法，香山地区的佛教才逐渐恢复和发达起来。正如已有的研究者所说：
　　至明末，佛教在香山县再度流行起来，如在崇祯(1628–1644)间，就有僧慧融建的香林庵，另西林庵后山之巅有白衣庵之建；清顺治(1644–1661)间亦有香山知县胡戴仁建、僧慧信主持的众母庵。此外，但知于清初以前已建成的佛教寺庵有观音阁、凤山古寺、宝莲寺、普觉寺、开元庵等，其中普觉寺乃属南禅系统[1]。
　　香山县佛教文化在明末以前的传播和发展，自然对于现今澳门地区的佛教文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只是我们从现有的史料中尚不能找到确切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不过，我们从现存的史料中可以窥见到明末至晚清时期澳门佛教与内地佛教的直接关系。
　　首先，我们从澳门的两座著名寺院——普济禅院和莲峰庙所保存的历代祖师菩萨莲座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澳门佛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内地佛门高僧来澳门传播佛教文化的结果。据《普济禅院·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普济禅院历代祖师与内地的关系分别有：洞宗第二十九世开建长寿、飞来、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洞宗第三十世庆余兴宗太祖太老和尚，洞宗第三十一世普济第一代住持主席长寿循智法楷祖太老和尚，洞宗第三十三世长寿首座、开建庆寿真源老大师，洞宗第三十四世飞来主席、妈阁住持景曦老大师，洞宗第三十四世长寿首座、重修普济秉机存老禅师，洞宗第三十五世主席飞来守明晓老和尚，洞宗第三十五世主席飞来晴峰霁老和尚，洞宗第三十五世海幢当代、妈阁住持默潭达老和尚，洞宗第三十世主席海云道果天恩老和尚，洞宗博山下象林第十代普济住持、始创庆寿静持一览太老和尚，洞宗博山下第十二世大佛寺后堂、妈阁住持圣传达经老和尚，洞宗第三十五世重修普济、庆寿两寺主席长寿畅澜老和尚，等等。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明清时期澳门的普济禅院从兴建到重修，都是来自内地的寺僧所为。
　　再看澳门的另一座著名的寺院莲峰庙与内地的关系。姜伯勤教授于1997年曾在澳门莲峰庙见到该寺所藏《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其中就记载着这座大约创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十六世纪末)的著名寺院的历代祖师与内地的关系。我们从中不难看到：鼎湖第一代祖栖壑太老和尚莲座，鼎湖第二代祖在参老和尚之莲座，宝象林耆宿潭逸璃老禅师之莲座，湖峰庵耆宿文广远老禅师之莲座，湖峰庵耆宿文华英老禅师之莲座，湖峰庵耆宿文德懿老禅师之莲座，湖峰庵耆宿澄然湛老禅师之莲座，等等。另据姜先生考证，广东南海的宝象林为在参和尚所建鼎湖山庆云寺之下院，而南海的湖峰庵，则是鼎湖山庆云寺分化之别山[2]。
　　仅以上述两例即可说明，明清时期澳门佛教文化主要是在接受了从内地广东所传来的佛教文化之重要影响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澳门的佛教文化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的佛教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不仅如此，澳门佛教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还突出地表现为澳门寺僧多为从内地高僧披剃出家的皈依弟子和得法的法嗣。关于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上所引用的普济禅院和莲峰庙各自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中得到大量的信息。
　　从普济禅院《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中可以看出，除了以上提到的大汕、循智、静持、秉机、守明、晴峰、默潭、真源、圣传等直接来自内地、并为内地飞来寺、长寿寺、海幢寺和大佛寺等岭南著名寺院的开创者或住持之外，尚有不少是从内地得法的澳门寺僧。最主要的有：天树注老大师得法为洞宗三十一世，崇嵩岳老大师得法为洞宗三十二世，超轮拔老大师得法为洞宗博山下象林第八世，曜明相老大师得法为临济正宗华林第三十八世，等等。另外，同在普济禅院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中，还记载着澳门著名的妈阁庙(正觉禅林)住持遐龄享大师得法而为洞宗第三十六世。
　　再从莲峰庙《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来看，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鼎湖、宝象林和湖峰庵等内地寺院的著名祖师和禅师林栖壑太老和尚、在参老和尚、潭逸璃老禅师、文广远老禅师、文华英老禅师、文德懿老禅师和澄然湛老禅师等以外，尚有莲峰庙本身从内地高僧得法的寺僧，如：文麟信大师得法为曹洞正宗博山下第四世，莲峰第八代厚龄遐老和尚得法为象林第十一世，豁尘净大师得法为曹洞宗博山下第八世，溥融敏老和尚得法为曹洞宗博山下第九世象林四十代，燧明净大师得法为曹洞宗博山下第十二世，等等。
　　因而，在澳门普济禅院的祖堂里，我们仍能看到“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的楹联，它扼要地说明了澳门与广东地区佛教文化的密切联系。
　　此外，明清时期的澳门佛教文化因受来自内地的反清复明之遗民高僧的特殊影响，从而表现出鲜明的遗民爱国色彩。
　　当代岭南学者蔡鸿生先生曾说：“清初的岭南佛门，是遗民逃禅的渊薮。”“遗民僧构成高僧群的主体。”[3]从现存澳门普济禅院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来看，石濂大汕是澳门普济禅院的开创者，而大汕正是晚明遗民。《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前编·石濂传》谓：“石濂和尚号大汕厂翁氏，清浙西人。……明季清人入帝中国，濂义不肯臣，乃拜辞老母，剃发投禅，杖锡云游……。”
　　天然和尚曾创立岭南地区的著名寺院海云寺、海幢寺和别传寺等，是明清之际岭南地区的著名高僧。他虽然不是因成为遗民而出家，但是“目睹国破家亡的惨剧，难免五内悲戚，忘不了孤怀遗恨。”因而，他将当时逃禅的著名遗民屈大均(释今种)、金堡(澹归)等收归门下，实际上成为当时“岭南遗民的精神领袖”。
　　如此，清初岭南地区的著名晚明遗民迹删，中年于广州的华林寺出家为僧，后曾主法于肇庆的鼎湖山，至少先后于1692年和1697年两次来澳门的普济禅院弘法，分别留下了《游澳门宿普济禅院赠云胜师》、《丁丑夏客澳门普济禅院赠剑平师》和《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等诗作。尤其是《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一诗，显见其本人和澳门的普济禅院与清初复明运动的东林党人的特殊关系。
　　因此，我们仅从大汕开创普济禅院，到未曾来过澳门的天然和尚的遗墨和澹归和尚的丹霞日记为普济禅院所收藏，以及迹删多次来普济禅院弘法并在普济禅院抒发遗民情怀等事实来看，不难想见作为澳门佛教重镇的普济禅院，充满了遗民文化的色彩。这实际上也是明清时期澳门佛教文化风貌的一种反映。
　　二
　　晚清时期的澳门佛教，是对此前澳门佛教传统的直接继承。因此，这一时期澳门佛教的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于内地佛教向澳门的传播。
　　比如，晚清时期普济禅院的中兴祖师畅澜和尚，就是直接来自内地广州的长寿寺，而且，在来澳门弘法之前后就与内地的不少寺僧和文人善信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因此，他来澳门重修普济禅院除了得到澳门当地的富商善信鼎力支持以外，还得到内地许多善信的大力支援。
　　晚清时期的一些澳门佛教寺僧，也是从内地得法的，如普济禅院逸文通俊老大师、裕闲勤老大师、敬闲通羡老大师、树闲通荫老大师、在闲安老大师、永保通灯大师和致中通理大师等在内地得法为洞宗三十六世。而镜台本明老大师，既为广州大佛寺的后堂，又为澳门普济禅院的住持，得法为洞宗博山下第十三世。其他普济禅院高僧，如合初性老大师得法为洞宗博山海幢第十二世。
　　不过，总体说来，由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极度衰退，澳门佛教与内地佛教一样，也呈现出衰落之势。晚清以来澳门佛教文化的真正振兴，是在辛亥革命以后。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辛亥革命本身虽然因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告失败，但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体制的伟大历史意义则是显而易见的。仅从佛教来说，晚清佛教已是极度衰微了，但是辛亥革命的浪潮推动着佛教界和社会有识之士逐渐奋起革新佛教旧制、实行佛教文化振兴计划。在这种背景之下，深受内地佛教文化影响的澳门佛教，当然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直到20世纪的九十年代，仍然持续发展着。
　　辛亥革命后，来自内地的佛教文化以各种新的方式影响着澳门近百年佛教的发展。民国初期，祖籍广东香山县南屏乡的张玉涛居士来澳门奉母，率家族创立念佛道场，“仿远祖张抡，以莲社颜其居”，开创澳门近代家庭念佛道场之先。1918年，他再次来澳门，仿效当时内地正在组织的佛教居士林讲习所等新式学佛机构，在澳门率先创设佛声社。1925年，他又将澳门故居的念佛道场改为无量寿功德林，由澳门政府批准，永为慈善女修院，并礼请上海灵山寺高僧朝林老和尚挂临济钟板。1930年代，他依照内地兴起的佛学院的样式，在香港何东莲觉居士的帮助下，在无量寿功德林组织佛学院，为港澳地区的佛教女众进行现代新式的佛教教育。
　　在抗日战争时期，弘法香港的竺摩法师，应邀来澳门讲经弘法，在无量寿功德林的讲经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以至于澳门佛教界盛情邀请他留澳弘法，无量寿功德林因此成为以竺摩法师为代表的来自内地的佛教高僧在澳门传播佛教文化的重要基地。
　　竺摩法师在无量寿功德林举行各种新式的佛教文化讲座，特别是他在功德林讲授《维摩诘经》和《地藏经》，反响很大。讲座的记录稿《维摩诘经讲话》和《地藏经讲话》，先后由澳门善信捐资在澳门出版，赢得了港澳和海内外许多佛教徒的好评。与此同时，他还在澳门独立编辑和出版了著名的佛教杂志——《觉音》，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与国内重庆的《海潮音》、桂林的《狮子吼》和上海的《佛学半月刊》齐名的四大佛教文化宣传阵地之一。竺摩法师在《觉音》上大量报道澳门和内地的佛教信息，刊载内地高僧太虚、弘一、巨赞、惟贤、大醒、源明、白慧等和内地文化界名流老舍、林语堂、高剑父等等的护法、弘法作品，极大地促进了内地佛教文化向澳门的直接传播和澳门与内地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无量寿功德林至今仍然是澳门地区的最重要的女众学佛道场，成为当代澳门佛教文化、尤其是女众佛教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澳门与内地佛教间的传统关系继续得到发扬光大。抗日战争前主持普济禅院和正觉禅林(妈阁庙)的济航法师，从内地得法而为洞宗第三十七世；正觉禅林住持广因法师从内地得法而为洞宗三十八世；来自广州的慧因法师，同时主持澳门著名的三大寺院––普济禅院、正觉禅林和莲峰庙；来自鼎湖山庆云寺的六十代住持最坚和尚、祉祺康老和尚和广西的童真法师等内地高僧也相继来澳门弘法。
　　后来对于澳门地区佛教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智圆法师，也是于抗战期间来到澳门弘法的。智圆法师是浙江省金华人，幼年时即从同里上封寺聚庆和尚剃发学佛。1928年在杭州市的昭庆寺受戒为僧。不久，他先是从浙江来岭南弘法，在广东省的中山石岐建立净土宗弘法道场。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南侵广东以后，智圆法师来澳门避难，并在澳门建立智心佛堂，在澳门弘扬净土念佛法门。后来，他在澳门创办莲友互助社，扶助老弱者，赢得广泛赞誉。1960年他从罗维宗居士手中购得菩提禅院现址，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扩建成为目前澳门地区净土宗最大的弘法道场[4]。
　　岭南地区也是近代密宗的著名弘法之处，尤其是广州白云山麓的解行学社在当时的岭南地区有较大的影响，王弘愿和德圆净人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密宗大师[5]。抗日战争期间，广东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不少来澳门避难，密宗也因此传到澳门，当时在大三巴附近设立的梅花精舍，成为澳门密宗的传播中心。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内地的佛教僧俗和有识之士来澳门避难，给澳门佛教的遗民色彩注入了新的内容，高扬了澳门佛教的爱国爱教精神传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澳门佛教文化的新发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岭南地区文化界的著名人士、曾入粤督岑春煊幕府的汪兆镛先生避难于澳门，他游览澳门名胜，尤其是普济禅院、莲峰庙、妈阁庙等澳门地区的佛教文化古迹，写下大量诗词，以抒发作为晚清遗民的故国情怀。如有缅怀明末遗民僧人释迹删曾客居普济禅院诗曰：
　　望厦访禅林，澳刹斯最古。
　　懿哉迹删师，结夏静挥麈。
　　沿逮嘉道间，风雅亦萍聚。
　　晚近何凋零，落叶冷秋雨。
　　试绎法身言，皈依思净土[6]。
　　后来，汪兆镛又多次来到澳门，并于抗日战争初期再度来澳门避难，从此直到1939年逝世于澳门，先后在澳门生活了十三年。在澳门的这十三年中，他深切感受到作为晚清遗民的人生感伤，写下了《澳门杂诗》和收入《微尚斋诗》、《微尚斋诗续稿》、《棕窗杂记》等诗文集中的大量诗文。这些诗文所反映的晚清遗民的故国情怀，虽然与新兴的中华民国格格不入，但是也充分体现了辛亥革命时期澳门佛教文化的遗民特征，同时也积极地促进了民国初期澳门与内地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抗日战争期间高剑父、关山月和竺摩法师等从内地来澳门避难的佛教僧俗和关心佛教文化的有识之士，则有着与作为晚清遗民的汪兆镛完全不同的遗民情怀。高剑父是辛亥革命时期岭南地区的著名革命家和领导者，也曾来澳门参加创建和领导辛亥革命组织––澳门同盟会。因而，高剑父和受其影响的关山月等大批岭南画派的艺术家和清游会的文化名流们，是新兴的中华民国的真正拥护者，他们来澳门避难，与澳门的佛教界结下了深厚的文化因缘。
　　高剑父早在民国初期就皈依佛门，1920–30年代成为广州地区著名的佛教居士组织楞严佛学社的负责人之一，由于保护过鼎湖山庆云寺等因缘，抗战期间来澳门安居于普济禅院，他在广州春睡画院的弟子们也辗转先后来到澳门追随老师，于是高剑父在普济禅院继续开办春睡画院，培养新式的岭南绘画艺术人才。关山月等在从广州经中山到澳门寻找高剑父老师的途中，亲身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广大中国民众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先后创作了《从城市撤退》、《渔民之劫》和《中山难民》等大量的反法斯主义的爱国作品，还在具有同样爱国思想的普济禅院住持慧因法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举办抗战画展，轰动港澳。
　　高剑父和关山月等岭南画派的画家们还积极帮助普济禅院寺僧慧因法师等澳门佛教僧俗艺术爱好者提高绘画艺术水平，并与从广州来澳门的清游会成员经常在澳门举行雅集，以诗文和绘画等各种形式，抒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对佛教文化的感悟，推动了澳门抗战文化的发展。
　　与此同时，智圆、童真、竺摩等一些内地的高僧相继来澳门避难，对于抗战期间和后来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竺摩法师是太虚法师的高足，来澳门前曾在浙江慈溪组织佛教僧伽抗敌后援会，因而是内地宣传抗战爱国的积极分子。来澳门后，他积极地将弘扬佛法与宣扬抗战救国结合起来，以编辑和出版《觉音》杂志来团结和联络海内外爱国爱教的各方人士，使弘一法师和太虚法师等内地著名佛教领袖能够真正关心和指导澳门的佛教文化界，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的澳门佛教文化。而1940年代后期著名内地禅门高僧虚云和尚亲临澳门传戒、弘法，则将民国时期澳门佛教的发展推向高潮。
　　特别要指出的是，竺摩法师在抗日战争期间来澳门编辑和出版《觉音》杂志，自觉地将宣传佛教的爱国救亡思想作为主要内容。他说，他之所以在《觉音》最困难之时接手编辑出版事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所处时代的面目非常狰狞可怕，“佛教慈悲平等的真理的发扬，实觉需要，人道正义的伸张，更感逼切”。《觉音》非常欢迎“生活在沦陷区里的同胞们，希望能就实地的生活思想所得写出富于正义感的文字，来感化人，来推行感化教育；献身战地做宣传救护工作的同志们，亦望能就实地生活所得写些内容充实的稿子，使远在海外的侨胞，可以从中探悉祖国的同胞们在劫难中所表现的大乘行者对于社会人类服务的精神”[7]。因此，《觉音》杂志在竺摩法师的经营下，在澳门向海内外的广大关心佛教的佛教徒和有识之士，大量宣传和报道了内地佛教徒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战事迹，并亲自撰写编辑评语，高度评价内地佛教徒爱国爱教的精神风范。在发表巨赞法师介绍湖南南岳佛教徒抗战救护队事迹的《奔走呼号一整年》一文后，竺摩法师在《编后杂话》中说：“战事发生以来，我佛徒为‘慈悲救世’的职责所驱使，虽组织过许多救伤的团体，而当以这个佛青工作团较活泼生动，能代表此时期中一部分前进的佛教青年的思想。”[8]他还高度评价了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的爱国爱教精神：
　　最近该队曾奋发佛教无畏牺牲的精神，为抢救难胞，在飞机轰炸之下，视若无睹，博得广大群众的称道，也博得佛教领袖们的奖许。同时，蒋总裁六月十七日在中央纪念周上讲话，也赞扬到该队工作的精神。这在该队，固足引以自荣，但我们希望该队的，仍需充足实力，巩固阵容，积极地开展这种救济的事业！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将这种组织扩展到全国，使全国的僧青年，都有参加工作机会，为民族，为佛教，为群众，策发他们那潜在着的伟力，集中他们那勇猛的精神！[9]
　　应该说，以竺摩法师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澳门佛教界虽身在安全的澳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忘却自身作为佛教徒所具有的“救苦救难”的民族救亡之责，特别是在当时澳葡当局与日本签订了澳门保持中立、不进行抗日宣传的协约之后，竺摩法师等仍然进行抗战爱国宣传，充分体现了澳门孤岛的佛教徒高度的爱国爱教的思想觉悟。这无疑是对明清时期澳门佛教遗民爱国精神的历史性发展。
　　三
　　澳门与内地间的佛教文化关系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自195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950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内地与澳门之间的民间往来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两地间的佛教交往基本上中断，直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两地间的佛教交流才得到逐渐的恢复。由于澳门佛教的发展历来对内地佛教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加之澳葡当局一贯重视从西方传入的天主教文化，因而，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澳门的佛教文化除了与民间信仰进一步走向融合从而求得生存以外，其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
　　直到内地改革开放以后，澳门与内地间的交往才逐渐得到恢复，两地佛教界之间的往来也随之恢复起来。只是这种往来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以间接的或民间的形式开展。
　　1979年香港宝莲禅寺组织了一个佛教代表团到内地参观访问，这也是香港佛教界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后较早组团到大陆访问，受到当时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赵朴初等的热烈欢迎与盛情接待。实际上，这次代表团的成员中，就有多位澳门佛教界的代表，如澳门著名高僧、菩提禅院住持智圆法师及其徒健钊法师等。这是已知1950年代以后澳门寺僧第一次来内地进行佛教交流活动。当然，这是非常重要和十分可喜的第一步。
　　从1980年代起，澳门地区的佛教善信相继回内地参加各地佛教活动或参观各处佛教名胜的日益增多。1981年，广东曲江南华寺、浙江普陀山相继举行纪念六祖慧能诞辰1343周年、纪念观音诞辰和六祖真身升座典礼等重要法事活动，澳门佛教界的许多善信和寺僧都专程前往参加，共襄盛举。1982年，香港宝莲禅寺再次组织大型代表团到内地迎请中国佛教协会赠送的《清藏》，智圆、健钊等10多位澳门佛教界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1983年广西桂平西山洗石庵举行隆重的佛像开光仪式，澳门佛教界寺僧也专程来桂参加。此后，内地各处的佛教法事活动的开展，经常可以看到澳门地区佛教善信和寺僧参加的身影。
　　1988年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澳门与内地佛教界之间友好交往极其频繁的一年。陕西、四川等省佛教组织相继通过决议，把开展与港澳同胞佛教界之间的友好往来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陕西省还特别决定在扶风县法门寺举行“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瞻礼法会”时，将邀请澳门佛教界代表参加。这一年的四月下旬，内地著名高僧、江西庐山东林寺住持果一法师应澳门佛学社邀请，专程赴澳门弘扬净土法门，受到澳门佛教界的广泛欢迎和盛情接待，极一时之盛。四个月后，应澳门佛学社的请求，四川峨眉山佛教协会在报国寺隆重举行为期一周的“祈祷世界和平大悲法会”，这也是建国以来峨眉山首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法事活动，四川地区的许多高僧大德参加了法会。同一年，禅宗六祖道场南华寺举行盛大的传戒法会，不少澳门佛教徒前来受戒。其他如广州光孝寺隆重举行祈祷世界和平水陆大法会、广东梅州创建普同塔等，都有不少澳门佛教信徒和僧众积极参加。
　　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澳门与内地间的各种往来也日益频繁起来，两地佛教界和文化界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增多，从而带动澳门佛教文化又逐渐复兴起来。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今天，澳门与内地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不仅次数逐年增多，而且交往的层次也逐年提高。尤其是1987年中葡关于澳门回归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以来，两地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较以往明显地加快和加深了。澳门佛教界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前期依附于香港佛教界和以个人的身份与内地佛教界之间开展文化交流，逐渐走向以自己独立的身份与内地佛教界开展佛教文化交流。
　　进入1990年代后，澳门与内地的高僧大德互访频繁，并相互主法和开光。不仅有明、真禅等内地高僧来澳门弘法和主持法事活动，还有在英国留学的净因、广兴、圆慈等新一代内地法师应邀来澳门弘扬佛法。同时，继现任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菩提禅院住持的健钊法师于1980年代到广州从著名光孝寺高僧本焕法师接受禅法后，从澳门到内地受戒、得法的寺僧也有增无减。
　　在澳门与内地的佛教界之间加强友好交往的同时，澳门与内地的佛教学术文化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在澳门和内地分别相继出版和发表了《澳门宗教》和《澳门莲峰庙与清初鼎湖山禅宗史》、《大汕大师与禅宗在澳门及南海的流播》、《澳门普济禅院藏澹归金堡日记研究》等一批关于两地佛教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论著，在内地和澳门涌现了姜伯勤、蔡鸿生、章文钦、谭世宝、郑炜明等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澳门与内地佛教文化关系的学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澳门文化学会、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澳门佛教出版委员会和内地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省历史学会、广东《学术研究》杂志社、广东省肇庆历史文化名城与旅游发展研究会、广东省新兴县宗教局等两地有关机构的大力协作与相互支持下，在澳门和广东两地相继举行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妈祖信俗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澳门与中国佛教文化(1900–1949)学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有关澳门与内地的佛教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既有澳门和内地的学者参加，还有日本和欧美地区的学者参加，因而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和澳门与内地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澳门的佛教学术文化逐渐走向国际化。
　　总之，澳门与内地间的佛教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最近一百多年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澳门佛教文化是中华佛教文化不断向澳门传播和影响的结果，是对中华佛教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澳门佛教文化也以特殊的形式影响着内地的佛教文化，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近百年来澳门与内地间的佛教文化关系，不仅说明了澳门与内地佛教文化血脉相连，而且也说明了中华佛教文化是架通海内外炎黄子孙之间彼此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
　　注　释：
　　[1]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出版，1994年11月，第12页。
　　[2]同上，第48页。
　　[3]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9、40页。
　　[4]《普济禅院碑铭》，1989年夏至立于澳门菩提禅院。
　　[5]观本《德圆净人塔铭》，《圆音月刊》，第一期，1937年3月，第54－55页。
　　[6]方宽烈编《澳门当代诗词纪事》，下册，澳门基金会出版，1996年，第439页。
　　[7]竺摩《关于本刊迁居及其他》，《觉音》第十三期，1941年1月，第2页。
　　[8]竺摩《编后杂话》，《觉音》第十六期，1940年8月，第34页。
　　[9]竺摩《僧救事业的回顾和展望》，《觉音》第十六期，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