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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外传播与早期佛教经典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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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对外传播与早期佛教经典

  一、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和佛崇拜的发展
  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促进了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广泛传播,也为佛教走向世界打开了通道。
  传说阿育王即位之初,专横暴戾。他重用酷吏,设置“人间地狱”,惩罚天下“罪人”。约公元前261年,他兴师征伐羯陵迦(今奥里萨),遇到顽强的抵抗。战争异常残酷,人民大批死亡,这使他怀疑武力征服的效果,意识到宗教在维持统治上的作用。认为“达磨的征服乃真正之征服”,“依法胜,是最胜”。于是,战后不久,阿育王改弦更张,开始实施“达磨”(法)治国的方针。他对达磨的解释是:“除邪恶,多善良,发慈悲,乐施舍,重诚实,贵纯洁”。同时规定“戒除杀生”。他的达磨就是给他的臣民规定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他告诫官吏,忠于职守,忠于国王,这就是善行,生时能获得宠信和赏赐,死后能升入天界。反之是恶行,生时要受惩罚,死后要下地狱。阿育王就这样把因果报应的教义与统治者的切身利益联系了起来,以维护他的政权。因此,他感兴趣的只是佛教中有利于世俗统治的部分,对于教义中的一切皆苦的厌世思想,涅槃的最高目的,对于思辩性的抽象教理,丝毫没有他关心的迹象。
  出于同样理由,阿育王也支持其它宗教。传说他在晚年成了耆那教徒。但赞助佛教可能是主要的。据说他本人即是居士,在国师带领下朝拜过佛教圣地。著名的圣地有四处:佛陀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伽耶,初转法轮地婆罗奈斯,涅槃地拘尸那伽。约公元前249年,阿育王朝拜拂陀诞生地,在兰毗尼园留下了石柱铭刻。阿育王还信仰过去四佛,证明当时已有过去诸佛的传说,释迦牟尼只被视作诸佛中的一员。阿育王大规模地供养沙门,最有影响。据说每天只在鸡园寺供养的出家人就上万,当然也包括佛教以外的沙门。阿育王宣传佛教的最得力的方式是广建佛塔。据说经他发现的佛骨分成8万4千份,为之建起同样数目的佛塔。虽然这是一种夸张,但表明当时建塔之风已经盛行。建塔标志着对佛教圣物的崇拜,进入了高潮,对神化佛陀起了推动作用。
  “塔”,来自梵文,音译“窣堵波”、“塔婆”等,意译“方坟”、“圆塚”、“大聚”、“灵庙”等。传说最早的佛塔是用来安置佛舍利和其他遗物的,有纪念的意思。塔形为半圆土塚,后来造形日趋繁多,大都由基台、覆钵(台上半球形部分)、方箱形祭坛、竿和伞五部分组成。据说还有一种没有舍利安置的塔,叫做制多。对窣堵波或制多的供养崇拜,起源很早。各部派曾围绕这种供养可能获得多少福报,有过分歧。如化地部认为所获果少,法藏部认为获果广大。南方制多部当即是以崇拜制多而得名。建塔之风在印度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波及到其它佛教流布的地区和民族,而塔的形式和用途,也更加多样和广泛。随着对佛塔的崇拜,佛塔围栏上出现了各种有关佛陀的雕刻画面,诸如宝塔、菩提树、法轮、足迹、宝座等,以此表征佛陀的存在和活动。一头象表示佛陀降生,一匹马表示佛陀出家,宝座暗示降魔,菩提树暗示成道,轮子象征说法,塔象征涅槃,诸如此类,用实物的形象图解抽象深奥的教理。在这些雕画中,完全没有佛陀本人的整体形象,可能与早期佛教反对偶象崇拜有关。但对培的崇拜恰巧成了通向佛像崇拜的桥梁。像著名的巴尔胡特大塔,就刻有拜佛仪式,是通过诵经、顶礼、膜拜、献花和烧香等佛徒的行为来表达的。对佛陀的神化,正在进一步变成对佛的偶像崇拜。
  佛塔和塔的雕刻物的出现,产生了佛教艺术。塔的结构、雕刻物和造型,反映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风貌;弘扬佛陀生平,图解佛教义理,为佛教艺术提供丰富的题材和内容。到巽伽王朝时期,佛教艺术在巴雅、贝德萨、巴尔胡特、桑奇等地,已达到很高的成就。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后的佛教文物中,已有波斯、巴克特里亚等外来艺术的影响成分。早期佛教中的神话尚不发达,主要注重思辩,部分注意道德。但由于佛教艺术的兴起,佛教形象化的传播,更容易为广大的下层群众接受,也有了产生更多的寓言、神话的需要。佛教艺术促进了佛教更广泛的、多元化的发展。
  二、佛教的对外传播
  据《摩崖法敕》(第十三)记,阿育王为宣扬其达磨治国的德政,曾使“希腊王安条克所住之处,及北部的托勒米、安提柯、马伽斯以及亚历山大四王所住之处,南部的朱拉王国、潘地亚王国和锡兰,皆得法胜”。此中安条克(前261—前246)住处,指塞琉古国(小亚细亚西岸,西亚和中亚的一部分);托勒米(前285—前247)住处,指埃及国;安提柯(前278—前239)住处,指马其顿国;马伽斯(?—前258)住处,指西林尼国(利比亚北部昔兰尼加);亚历山大(前272—前258)住处,指 伊庇鲁斯国(希腊西北);朱拉、潘地亚则是印度南端的两个小国。阿育王宣扬的“达磨”、“正法”或“法胜”,当包括他支持的佛法在内。
  又据南传佛教传说,阿育王第三次结集后,由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派遣,十几位上座分成九路,到毗邻国家和地区布教。其中末阐提到罽宾和犍陀罗,摩诃勒弃多到臾那世界(印度西北,希腊移民聚居区);末士摩到雪山边国(尼泊尔),须那和郁多罗到金地(缅甸或马来半岛),摩哂陀到师予洲(斯里兰卡)。这样,到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已遍及印度全境,而且影响西达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北到克什米尔、白沙瓦,南到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佛教由此分为两条对外传播路线,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并向东南亚传播的,称作南传佛教,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继续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和我国的于阗、龟兹传播的,叫做北传佛教。
  约在公元前 2世纪上半叶,佛教传进希腊人统治的大夏。这时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领域北起阿姆河上游,南抵印度河流域,是势力最强盛的时期,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移民很多,有许多希腊化城市。汉译《那先比丘经》(南传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就反映了佛教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城市国家舍竭(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初传的情况。舍竭国王弥兰陀,是希腊人,他向来自罽宾(克什米尔)的那先比丘征询佛教教义,他们就沙门性质、人生本质、善恶果报、生死轮回、佛陀其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弥兰陀王非常赞赏那先的观点,决定日供八百沙门,凡那先所欲,皆可从王取之。以为“得师如那先,作弟子如我,可得道疾”。弥兰陀王归依佛教是事实,考古已发现弥兰陀王施舍的舍利壶。此外,一些碑文还记载了大夏希腊移民信仰佛教的情况,他们供养佛舍利,向寺院施舍石柱、水池和其它物品。大夏另一国王麦曼特尔,有学者认为即是弥兰陀,其发行的货币上铸有佛像。
  《那先比丘经》是研究佛教在大夏,特别是希腊移民中流布状况的重要资料。此经不假佛说的名义,也非阿毗昙式的论议,而是采用记述、辩论的方式,这在一般佛典的结构上是罕见的。与《善见律》等强调戒律禅定者不同,此经突出“智慧”在解脱中的首要作用,抬高“智者”的地位,也令人注目。此外,经中反映有以“气,为“喘息”,是“命”,是“那先”(指人的统一体,神)的观点,那先力主人及万物皆当过去的观点,这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哲学。佛教学者讲地水火风四大,希腊哲人讲水火土气四元素,而且二者都把“地”浮在“水”上,作为宇宙结构的基础,也不是偶然的。
  前 2世纪中叶,大夏衰落,被来自东方的大月氏征服,一些希腊式城市国家逐渐并入大月氏领地。这样,大月氏也直接承受了在大夏流布的佛教。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人已信奉佛教。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给东汉的一位博士弟子,是有史记载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
  当公元前2世纪初佛教传进大夏后,继续向西北流动,至迟在公元前后,安息(帕提亚)已有佛教传播。安息到前1世纪,已经领有西到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广大土地;在东方,前2世纪已吞并大夏的一部和印度西北的一部,这些地方都有接触佛教的条件。在今阿富汗西部迦尔拉巴特盆地的安息旧址,已发现一些公元1、2世纪的佛塔遗址。公元148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游学至洛阳,开始系统地翻译佛教经典为汉文,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佛经译者。他介绍的佛教思想被称作“禅数”学,提倡禅与慧并重,属上座系说一切有部。或许安息王室也受到印度西北部奉行有部的传统影响。
  安息西北是康居,自前2世纪,建国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佛教何时传入这一地区,已难稽考。汉末康巨、康孟详分别于187、194年来洛阳译经,可能都是康居人。但他们翻译所用的原本,不是由康居带来的,从中很难看出康居佛教的状况。
  佛教由罽宾(迦湿弥罗)向东越过葱岭,约前1世纪,进入我国新疆于阗(和田),于阗成了西域佛教和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据《洛阳伽兰记》,传佛法到于阗的是比丘毗卢旃(即毗卢折那),玄奘的《西域记》称他是来自迦湿弥罗的阿罗汉,他劝说于阗王建造覆盆浮图,归信佛教,以祐王祚。王果感得罗喉罗变形为佛,遂造赞摩大寺供养。据此,于阗佛教一开始就与崇拜偶像有关。260年,朱士行发自洛阳,到于阗求取《放光般若经》梵本,令弟子弗如擅赍还洛阳,他本人终于于阗。大乘般若经在于阗的流行,时间可能要更早一些,但并未得到王室的支持;小乘学众以般若经为婆罗门书,横加指责,似乎受到官方的保护。
  佛教向南方的传播,在斯里兰卡最为发达,自阿育王时摩哂陀传来以后,这里就成了南传佛教的主要基地。前8世纪中叶,大约在天亲帝沙王统治时期,首都阿努罗陀普拉近郊建起大寺,成为南传上座部的中心,后被称作大专部。传说帝沙王还建造了另外一些寺塔拱卫他的首都。佛教上座部在这里得到国王的支持,有了稳固的基地。但也有说,大寺建成于前2世纪末。
  此外,大众部案达罗(在印度东南部克里希那河下游)派对斯里兰卡的影响也很深刻。案达罗派是在制多山承认大天五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1世纪后半叶,当代陀迦摩尼王在位时(前43—前17),由太寺部分裂出无畏山部。据说当时国王支持摩诃帝沙长老,并为他在无畏山建寺。摩诃帝沙与印僧法喜所持观点与上座部不同,他们接受的是跋耆子的新见解。跋耆子就是印度在根本分派时,组成大众部的跋耆比丘,他曾公然语诸优婆塞:“应与众僧钱”。同时贬低阿罗汉,认为罗汉也有重新退堕的可能。在教义上提倡有“常我”存在。无畏山部亦称法喜部;在4世纪初,以萨迦利长老为首,从中分出,成立祇陀林寺部(南寺部)。这样,大寺、无畏山、祐陀林就成了斯里兰卡佛教的三大派别。
  据南传佛典《倡导疏》记载,至迟在前 1世纪,斯里兰卡已与东南亚许多地方有海上往来,包括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泰国的盘谷,以及檀马里(湄公河三角洲)等。加上有关阿育王时布教金地的传说,公元前就有一些僧侣到达东南亚地区是可能的,但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2世纪和3世纪之际,印支半岛北部,属中国交趾(越南河内)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活跃,可能是从天竺南部传进的。4世纪和5世纪之际,师子国曾派沙门昙摩奉玉佛渡海送往东晋的建康(406年)。考古学者在苏门达腊、爪哇、西伯里发现有佛陀雕像,属案达罗风格。至于缅甸和泰国,可能在4 世纪,或者更晚,佛教才有较显著的痕迹可寻。总的说来,佛教由海上向外传播,速度要比北传缓慢,史料记载也少得多。
  总之,从阿育王到前1世纪中,在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僧侣的足迹已达到西亚、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地区,佛教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与以后产生的世界宗教不同,它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它的传播主要靠和平的方式。它揭示人生诸种痛苦,并提出解脱痛苦的方案,容易拨动人们某些普遍存在的心绪;它提出的善恶报应,最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它有很大的包容量,允许吸收各种异说,可以适应古代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条件,并满足他们的原先或缺的需要。佛教走向世界,有它内在的原因。
  三、早期佛教经典
  前已说过,佛教典籍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佛徒群众的创造,形成“三藏”这种丛书的形式,则是更晚的事。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反映了被陆续创制的典籍已经超出了僧众可以共同接受的程度,当时不一定真的有“三藏”编纂出来。一般认为,佛典的流传由口诵改为文字记载,是在前1世纪下半时的斯里兰卡,用僧伽罗文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原文据说是巴利语,有学者认为,这是原流传于西南印度的一种俗语。事实上,对已流传的佛籍,在5世纪由觉音、法护等又重新作过订正,采取律经论三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编纂方法,也在这个时候才相对稳定下来。此中,律藏分为五种,即比丘戒本解说,比丘尼戒本解说,讲述受戒、安居等的“诸事”(犍度),通论戒的“本母”和“增—毗尼”(对戒依数递增的补充说明)。或分为三部分:分别部(戒条)、犍度(诸事)、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即是“阿含”,分作五种:《长部》、《中部》。《相应部》(《杂》)、《增支部》(《增一》)和《小部》(《杂藏》)。论藏也以五分分类:问、非问、摄、相应、发趣;或分七论:《发聚》、《分别》、《界》、《双》、《发趣》、《人施设》和《事》。《藏外》更是后出的,分注疏和其它两部分。所谓注疏,指原用僧伽罗语对三藏的解说,共28种,5世纪转泽成巴利文;其它包括《岛史》(成书于4世纪下半叶以后)、《大史》(成书于6世纪左右)、《弥兰王问经》(《那先比丘经》)和《清净道论》(觉音著,约5世纪成书)。随着南传佛教先后传进缅甸、泰国、高棉、老挝等国家,这些地方也都有了用本民族语言音译的巴利文经典。我国云南傣族等也有傣文拼写的巴利文藏经。巴利文成了南传上座系的经典语。
  据现代学者考证,佛典的最早组织法,恐怕是“九分教”(九部经)和“十二分教”(十二部经),经律论并不分家。这类组织法,既包括用散文譬喻,用颂体表达的教义,与经藏相似,也记叙佛陀论说经律的因缘和本生,大同于律藏的内容,同时也有论议,回答和议论教理上的问题,类似论藏的形式。在较早的汉译佛典中,有的就是经律论并存。
  现在,除南传上座部三藏保存比较完备以外,其它部派的三藏都已不甚系统,除个别在中亚发现有梵文的残片外,剩余部分都保留在汉文译籍中。
  从汉文译经史看,最早出现的教义是禁欲苦行。传说1世纪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尽管含有个别的儒道成分,依然掩盖不住那种强烈的厌世和出世思想。这些,都与早期佛说逼近。当2 世纪末,大规模汉译开始之际,也只有上座部《阿含》中的个别小本经被介绍进来,而综合论说三科和禅慧的更多,其中包括著名的《那先比丘经》。这样,能够反映早期三藏概貌的典籍,直到5世纪才算完成。其中律藏有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及南传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到6世纪,属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也译介进来。在《阿含》方面,有属大众部的《增一阿含》,属有部的《中阿含》和《杂阿含》,以及属法藏部的《长阿含》。由此四部分经藏组成汉文的“四阿含”结构,与南传前四阿含大体相应。南传《小部》,汉译中无,但它的部分内容,分散在其它译籍中,像《六度集经》、《生经》、《义足经》、《法句经》等,论藏则多属有部,从2 世纪的《阿毗昙五法行经》,到7世纪的所谓“一身六足”,新译和重译不断,相当完备。此外还有属上座部,而由化地部和法藏部传播下来的《舍利弗阿毗昙》,南传上座部的《解脱道论》,属正量部的《三弥底部论》,属贤胄部的《三法度论》等,也都在4、5世纪译出。
  巴利文和汉文的这些经典,保存了早期佛教的基本内容。但由于它们成书的时间都比较晚,加上编者和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民族的和时代的特征,所以不但这两大系统的同类三藏有许多不同的色彩,即使在同一文种的典籍中,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只是相对于晚出的佛籍,它们才被称作早期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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