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笔下的支那内学院

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笔下的支那内学院
　　高山杉 / 文
　　提要：支那内学院自 1922 年正式成立以来，经过欧阳竟无和吕澂师生两代人努力经营，其学术活动和佛学出版物，在国外学术界和宗教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许多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的著作里。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作一叙述，对全面了解支那内学院的历史，沟通中外哲学宗教学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支那内学院；外国哲学家；外国宗教学家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B
　　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笔下的支那内学院支那内学院自 1922 年正式成立以来，经过欧阳竟无和吕澂师生两代人努力经营，在翻译对勘梵藏文唯识因明佛典，编校刻印唐代法相唯识宗章疏，整理汉文大藏经，鉴别中国古代佛教疑伪经书，考辨印度西藏佛学史，以及组织佛教道场和佛教大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后人很难超越的成就。支那内学院的各种学术活动和佛学出版物，在国外学术界和宗教界都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关注和影响，首先是反映在许多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的著作里，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作一简单叙述，对全面了解支那内学院的历史，沟通中外哲学宗教学术，应该是有它的特殊意义的。民国时期，有许多外国学者来中国考察佛教，他们对支那内学院都作了报导。上世纪 20 年代末，挪威汉学家、传教士、比较宗教学家艾香德（ Karl Ludvig Reichelt,1877 — 1952 ）关于艾香德的生平，参见《真理探源──艾香德博士百年冥诞纪念专集》，台湾宗教文化友谊社， 1976 年。写过一本《支那佛教教理与源流》 The Truth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 A Study of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m, tr. from the Norwegian to English by Kathrina van Wagenen Bugge,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 1927 。，这本书流通很广，名气也很大，至今还有阅读的价值。艾香德在书中对支那内学院和欧阳竟无都作了记述。他称支那内学院为一所“贵族式的”（ aristocratic ）佛学院。人们在那里会碰到一群有教养的、好人家出身的中国人，还能够学到一点儿梵语，院中洋溢着一种很优雅的学术气氛和人文精神。凡是入院学习的人，都要学习四年方能算是够资格研究佛学。艾香德还特别说到支那内学院里明显缺少一些宗教热忱，全院上下不做一般佛教徒的日常功课，每个人独自负责他的体悟和修行。这大概也是内学院比较重视佛教学术研究的倾向给外界留下的一种基本印象。艾香德还提到 1927 年到 1928 年间，由于北伐军的驻入，内学院的规模不得不缩小这件事参见《支那佛教教理与源流》 1930 年第 3 版，第 320 － 321 页及 345 页。。艾香德是在 1903 年秋奉挪威外邦传教会派遣来华，最初在湖南长沙习汉语， 1904 年 12 月开始在湖南宁乡传教。后因宁乡的礼拜堂被毁，艾香德安排家人回挪威避难，自己留守当地。直到 1911 年重建礼拜堂，他才回挪威度假。在欧洲进修数年后，他又重返中国。早在湖南传教时期，艾香德就常至佛寺参观，接触佛教徒，读汉文佛经。他发现以前没有人注意在佛教徒、道教徒和回教徒中传教，于是就有意提倡一种“宗教联合运动”，鼓励各教之间的相互研究和了解。 1922 年，亦即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之年，艾香德也在南京城和平门外建立了他的景风山道场，接纳有意研究基督教的各地释、道、回三教信徒。他自己在宣讲福音的时候，甚至穿戴上佛教的僧衣僧帽。北伐战争开始之后，景风山房舍毁于兵燹。艾香德率院众在上海住了三年， 1930 年又至香港，在沙田一代购置房舍，建立基督教丛林道风山和宗教研究院，以此为中心多次赴中国内地旅行讲学，推行“宗教联合运动”。三教九流的人物，上自蒙古的喇嘛，下至普通学生，都有皈依他的人。他写的书很多，挪威文、英文和中文的都有。中国基督徒里受他影响研究佛学有成绩的，据我所知有宗教学家王治心。王治心曾到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吕澂和王恩洋请教佛学，著有一册《基督徒之佛学研究》《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上海广学会，民国 13 年。。为解决因明（佛家逻辑）上的疑难，王治心特地来到内学院听吕澂讲因明两个礼拜，“得吕先生的启示，始得略窥其门径”。《基督徒之佛学研究》，第 7 、 14 、 62 页。艾香德曾为《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作校勘，还写了一篇英文序。此书有几十页是讲因明要义的，术语满篇，艾香德能为它做校勘，可见他对因明也有研究。在艾香德之后，美国哲学家、宗教学家普拉特（ James Bissett Pratt, 1875 — 1944 ）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过支那内学院。普拉特是当时美国批判的实在论（ Critical Realism ）的七大代表人物之一。 1921 年，他与其他六个观点相近的哲学教授一起，共同发表过一本《批判的实在论论文集》，此书已有汉译本《批判的实在论论文集》，郑之骧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但从未受过重视。普拉特于纯哲学之外，对东方宗教特别是佛教别有心得，曾三次到印度游历普拉特来中国时，曾问佛法于杨度。杨度《我佛偈赠美国贝博士并序》（《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 3 卷第 4 册，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115 － 117 页）一文中之“贝博士”，即普拉特。杨度原文略曰：“民国十三年三月，美国哲学家贝博士来游吾国，专考佛教，遍访佛学界诸君子，且来问于杨度。度与谈佛教之义，博士信之，度又告以我即是佛，博士未之信也。……故我告贝博士，我即是佛，非此不名佛教。今因博士归国，即以此言为赠。且以广之美国学界，使知我即是佛一语，即为佛教第一义论。”关于普拉特研究印度宗教及游历印度、中国之始末，参看 Dale Maurice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s, 1970, pp.129-132 。，其中第二次（ 1923 — 1924 ）还顺道来到中国，并亲至支那内学院考察。他说支那内学院的规模很小，他自己去访问时，院中只有 20 个正规生（ regular students ）和 10 个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s ）。但是，规模虽小，教学和研究的态度却是极为诚笃的。普拉特发现，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与当时的佛教领袖太虚法师相比，欧阳竟无的学问要更扎实，思想也更深刻。普拉特还在翻译的陪伴下亲自听了太虚讲课，发现他讲的的确不如欧阳竟无深奥。他事后评论说，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太虚的影响在普通信众中也许要更大一些。普拉特还提到欧阳竟无的老师杨仁山居士，说杨居士去世后，他的三个信奉瑜伽行派（即唯识宗）的学生欧阳竟无、梅撷芸和蒯若木继承他的事业，分别在南京、济南府和北京讲学弘法。普拉特说，这三个人自己有幸全见到了，他们都是有学者风度的思想家、真挚的佛教信徒 The Pilgrimage of Buddhism and a Buddhist Pilgrimage ，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pp.387-388,408. 。艾香德和普拉特二人的书，在欧洲和美国一度很流行，看的人很多。欧美一般人士看了他们的书，或许能对支那内学院有个基本印象。美国还有位哲学家，名叫韩穆敦〔 Clarence Herbert Hamilton, 1886 —（卒年不详）〕，曾专门进支那内学院研习唯识。他在 1909 年到 1910 年在芝加哥大学听福斯特（ George Burman Foster,1858 — 1918 ）讲东方宗教哲学， 1914 年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14 年到 1927 年间在金陵大学任哲学、心理学教授和哲学系主任，从 1931 年开始任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 Oberlin College ，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一个中心）中神学专修院（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的教授关于韩穆敦的生平学术，参看 Dale Maurice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pp.154 — 157 。。哲学家方东美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曾经做过他的学生据哲学家唐君毅回忆，韩穆敦是方东美在金陵大学求学时学习西洋哲学的导师。唐君毅还说，韩穆敦翻译过《唯识三十论》（《有关方东美先生之著述二三事》，收于《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册，《唐君毅全集》卷十，台湾学生书局， 1988 年）。他这可说错了，韩穆敦译的是《唯识二十论》，而非《唯识三十论》。。太虚法师 1929 年访问美国时，曾于 3 月 5 日晤韩穆敦于耶鲁。在《太虚大师寰游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旋韩穆敦教授来见。韩君曾任金陵大学之哲学教授。余向曾会于牯岭，此时回美二年矣。谓曾在内学院为佛学研究，今在院专教佛学，当赠英文佛学讲义请评正。又出其翻译未成之《二十唯识论》，请余略有讲明。韩君谓欧美虽亦有唯心哲学等主张，然鲜有能如此论之为证明者，故译成必将有大影响于欧美思想。”《太虚大师寰游记》，《太虚大师全书》第 29 册第 2 编《杂藏·文丛》，第 416 页。同年 , 韩穆敦作有《〈二十唯识论〉中之佛教唯心论》一文，刊于某哲学文集中“ Buddhistc Idealism in Wei Shih Er Shih Lwen ” , in Essays in Philosophy , ed. by T.W.Smith and William Kelley Wright, Chicago: Open Court, 1929. 。太虚所提“翻译未成之《二十唯识论》”，恐即 1938 年美国东方学会出版的韩穆敦从玄奘汉文译本重新英译、注释的《二十唯识论》 Wei Shih er Shih Lun: The Treatise in Twenty Stanzas on Representation — only by Vasubandhu,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8.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的重印本）。他这个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支那内学院 1930 年由吕澂对校梵藏汉诸本编辑标点的《藏要》（第一辑）本。在译者导言里，韩穆敦说他于 1926 年始读《二十唯识论》的玄奘译本，最初能读通此论，南京支那内学院的吕澂君相助实多 Wei Shih Er Shih Lun, p.5,pp. 15-1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费尔姆（ Vergilius Ferm ）所编著名普及性读物《哲学体系史》 A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中，佛家哲学一章（简述婆沙、经部、中观、唯识四宗要义） A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 pp.33-43. ，就是由韩穆敦执笔的。日本与中国为邻国，日本学者之知道支那内学院，当然会更早一些。民国 14 年（ 1925 年） 5 月 10 日，日本法隆寺（属法相宗）大僧正佐伯定胤托曹洞宗学僧水野梅晓来华向支那内学院寄赠唯识宗三代祖师窥基、慧沼、智周的画像各一帧。水野于 6 月 7 日亲自把三帧画像送到支那内学院参见支那内学院所编《内学》年刊第二辑第 245 页。欧阳竟无对玄奘和窥基的画像写过“像赞”，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借阅其珂罗版。。水野回国后写出《支那佛教近世史之研究》《支那佛教近世史之研究》，支那时报社，大正 14 年。，对支那内学院也有所介绍参见上书第 80 － 85 页。。水野的介绍，实际上是择要翻译《内学》第一辑里从 293 页到第 304 页刊载的《支那内学院概览》。水野梅晓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位主要推动人，他大概也是最早向日本介绍支那内学院情况的人士之一。艾香德、普拉特和水野梅晓等人记述的，都是中日战争前支那内学院的情况。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支那内学院迁入四川，在重庆附近的江津办了支那内学院蜀院，继续其刻经和讲学的工作。内学院蜀院在四川的活动，外国学人著作中提到的有英国人蒲乐道（ John Blofeld ）的《大宝莲花》 The Jewel in the Lotus, Peiping,1947,p.28. 。蒲乐道是专门研究中国道教以及佛教禅密二宗的著名学者，曾经英译过《黄檗禅师传心法要》、《大珠慧海禅师语录》等要籍，他本人也是一位佛教居士，密宗的修行者。在《大宝莲花》一书里，蒲乐道讲到中日战争爆发后，一些著名的佛学院，如北京三时学会、武昌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都关门了，太虚法师把四川重庆附近北碚的汉藏教理院当成自己的大本营，而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则迁到了重庆附近的江津。蒲乐道战时就住在重庆，他很有可能亲自去内学院蜀院拜访过欧阳竟无。不过，详细情况还需要再调查一下。还有一些著作，虽然是中国人写的，却使用了外国文字。他们写的这些书，是专门让外国人看的，对不能直接阅读中文材料的外国人很有帮助。不太严格地说，这些书也可以归入“外国学人著述”一类。比如在印度留学的佛学家周祥光（ Chou Hsiang － kuang ）关于周祥光的生平，参见东初法师《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东初出版社， 1984 年再版本，第 634 － 637 页。，他在 1953 年刊行过一本英文书《中国佛教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Allahabad: Indo-Chinese Literature Publications,1953. 。这本书在印度、欧美以及日本学者中有一定影响。该书最后一章的第二节叫《太虚法师与欧阳竟无居士》，其中就特别介绍过支那内学院的历史和人物 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pp.233-234. 。周祥光列出了欧阳竟无的十本著作，它们分别是《支那内学院院训释》、《大般若经叙》、《大般涅槃经叙》、《瑜伽师地论叙》、《内学杂著》、《唯识研究次第》（译成 A Programme Study of Vijnanamatravada ）、《楞伽疏决》、《阿毗达磨俱舍论叙》、《四书读》和《中庸传》。周祥光的叙述虽然很简单，但是由于以英文写成，多少也能让外国学者对支那内学院从开始到结束（支那内学院在 1952 年正式宣布结束）的整体情况得到一个基本印象。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一说。 1933 年，吕澂的长兄、大画家吕凤子为欧阳竟无画过一幅人像。刘海粟在 1934 年赴欧举办中国画展时，特别把这幅人像也选去了。这幅画在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近代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后，被舆论界评为最高简、最传神的作品朱亮《吕凤子传》，南京出版社， 1992 年，第 85 页。。这次展览会展出的作品，中德两方分别出了中文版和德文版的画册，吕凤子画的《欧阳竟无大师》一定也收在里面原书未见，按情理应该如此。。我想，绝大部分欧洲人不一定知道，画中的这个人物是中国近代第一唯识学家。在外国宗教学家对支那内学院的记述中，也存在着一些误解。这些误解，也是我们研究支那内学院历史的材料。比如瑞士裔法国汉学家、佛学家戴密微（ Paul Demievlle ， 1894 — 1979 ），他跟汉学家沙畹学过中文，跟印度学家烈维据说，烈维及日本佛学家、印度哲学史名家木村泰贤常与吕澂通信讨论学问（参看张春波《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一文，刊于《五台山研究》 1989 年第 2 期）。详细情况待考。学过梵文、藏文，在东方语文学和佛学上的造诣，不能说不高了。可是他对支那内学院就有误解。戴密微早年写过一本法文小书，叫《佛学研究之现状》 L ' Etat Actuel des Etudes Bouddhiques, Lausanne: Imprimerie la Concorde,1926. ，书里的一个脚注 Ibid., p.21, note2. 谈到了支那内学院和它的院刊《内学》，这是我目前看到的由西方佛学名家撰写的西文书中最早评论支那内学院的地方。戴密微说，时下中国佛学研究的重镇是一位居士学者（指欧阳竟无）在南京建立的一所学院，该院出版了一份评论杂志（指《内学》年刊），里面一部分文章用玄奘学派的传统精神和风格写成，另一部分文章是以现代风格，在欧化思想影响下写成的，可是后一类文章内容平庸，思想肤浅（ bien mediocres et superficiels ）。后一句话说得很没道理，没想到竟会出于戴密微这样的人物口中。 1926 年时，支那内学院至少已经出了前两期《内学》。吕澂在头两期发表的《〈杂阿含经〉刊定记》、《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和《西藏传本〈摄大乘论〉》，大概属于戴密微所说“用现代风格和欧化思想写成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尤其是第一篇，在佛典校勘学上有空前的大发明，研究佛学的人都很熟悉。戴密微作这样草率的评论，可能跟他那时读的汉文佛书不多有关。另外，印度学者对支那内学院也是关注的。 1927 年，支那内学院事业有所发展，特辟二院，内设法相大学特科。在《内学》第三辑里，吕澂曾撰文解释“法相大学”一名的意义：“本科之称法相大学，其实标帜鲜明。反面观之，并不局限于法相一宗。正面观之，直指纯真佛法之全体。”文章随后列出三条理由，说明“法相大学”虽名“法相”，却非仅仅宣扬玄奘、窥基师徒建立的“法相唯识宗”。支那内学院人士以为，佛教就是讲“法相”的学问，所谓“法相大学”就是佛教大学，与玄奘的法相唯识宗没有直接关系。对吕澂这份苦心，印度佛学名家巴帕特（ Purushottam Vishvanath Bapat ）好像就没有理解。 1959 年，他联合本土学者编过一本《佛教二千五百年》 2500 Years of Buddhism,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 Government of India,1956. 。书里关于支那内学院的一段，就是巴帕特本人负责撰写。他称支那内学院为“ the Cheen Institute of Inner Learning ”，“ Cheen ”就是“秦”或“支那”的译音，“ Inner Learning ”就是“内学”（即佛学）。巴帕特在文中提到过欧阳竟无和他写的《楞伽疏决》、《大般若经叙》、《大般涅槃经叙》、《瑜伽师地论叙》和《阿毗达磨俱舍论叙》，也提到了法相大学。巴帕特把法相大学称为“ a University of the Dharma — lakshana School ”，若直译就是“法相宗大学”。很明显，他没有理解吕澂的话。最可笑的是，他竟然还把支那内学院的吕澂、汤用彤和陈铭枢，都当成了欧阳竟无的老对手太虚法师的弟子《佛教二千五百年》， 1964 年第 2 版，第 382 页。。支那内学院在梵、藏、汉文唯识、因明佛典和西藏佛教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次为欧洲和日本的著名佛教学者所引用。先说支那内学院对唯识学最根本经典《瑜伽师地论》的研究。吕澂在《内学院研究工作的总结和计划》一文（ 1950 年）里说过，支那内学院对佛学研究资料的整理，是从玄奘一系的译述开始的。玄奘的译本最精确，又最进步，但文义艰深，若不籍助当时写的注疏，很难理解。这些注疏多已失传，直到日本学者编印《续藏经》时经多方搜求，方才重新与世人见面。不过，日人所用底本文字错落太多，注疏又与经论本文分别刊行，研究者参考起来很不方便。为了弥补这些缺憾，方便学者检阅，支那内学院组织人力，把玄奘门下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和《俱舍论》写的一些大部头注疏与经论的本文汇刻在一起。在这些刻成的注疏里，就有窥基写的《瑜伽师地论略纂》一大部，以及后期唯识宗学者道伦（亦作遁伦）的《瑜伽师地论记》一大部，合起来共有一百三十四卷之多。支那内学院所刻窥基的《略纂》和道伦的《记》，曾为日本曹洞宗学者、印度哲学史和佛学权威宇井伯寿（ 1882 — 1963 ）研究《瑜伽师地论》时用作底本宇井伯寿《瑜伽论研究》，岩波书店，昭和 33 年，第 19 、第 22 页。。这样一来，内学院把《瑜伽师地论》和它的注疏汇刻在一起的目的，在宇井这样的大学者身上可以说是完全达到了。宇井伯寿在他的《瑜伽论研究》里，也提到过欧阳竟无编写的《瑜伽师地论叙》上、下二卷。宇井介绍欧阳这本书时说，《瑜伽师地论叙》分总叙、五分、十要、十支、十系和绪言六项，可以称作是一本“《瑜伽论》的概论”。宇井同时还说，《瑜伽师地论叙》中虽然没有可以视为新研究的东西宇井这句话还有商榷的余地。，但是欧阳竟无经营的南京支那内学院的研究活动，却值得注意。此外，支那内学院曾经编有《瑜伽师地论》的“科判”三卷。宇井写他的《瑜伽论研究》时，手头只有该科判的第三卷，相当于《瑜伽师地论》中的《菩萨地》、《有余依涅槃地》和《无余依涅槃地》三部分。宇井说，支那内学院编的《瑜伽师地论科判》虽然便于翻检，但却过于详细而疏于实用，有过犹不及之憾《瑜伽论研究》，第 22 页。。《瑜伽师地论》一书的核心部分叫《菩萨地》，是大乘佛教教理学的总纲。《菩萨地》的内容组织，对另一部唯识经典《大乘庄严经论》的写成有很深的影响。在《内学》年刊第一辑里，吕澂写过一篇《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专门讨论《大乘庄严经论》对唯识学的贡献。为了证明《庄严经论》里的颂文是古印度无著论师所造，而不是出于无著之师弥勒（慈氏）论师之手，吕澂特别提出过一个证据，就是《庄严经论》中有三十五个颂也见于无著所写的《摄大乘论》，而从世亲（无著之弟）和无性（无著和世亲的后学）两位论师所写的《摄大乘论》的释论来看，这些颂文既非援引佛经原文，也非引用弥勒论师的原话，而是无著自撰。此外，玄奘糅译的《成唯识论》也引用过这些颂文里的几首，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里注解其中的一首时，也说它是“无著颂本”。可见玄奘门下也是相信这些颂是无著所自颂，而非出于弥勒之手。接着，吕澂在文章里又把《摄大乘论》和《庄严经论》共有的这些颂文列成一张对勘表《内学》第一辑，第 204 － 206 页。。吕澂这个发现很重要。《摄大乘论》和《庄严经论》之间有这么多相同的颂文，连唐代唯识宗学者都没有看出来（至少现存的章疏里没有明说）。宇井伯寿在他的论著《摄大乘论研究》中，特别提到过吕澂的这个发现，承认他是第一个究明此事之人。宇井还说，日本佛学家佐佐木月樵在他写的文章里也曾采用吕澂的这个说法，只是没有明言。这是指佐佐木月樵的哪篇文章或书，宇井没有明确说出。宇井还认为，吕澂没有把这些颂文与已经发现的《庄严经论》梵文原本对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摄大乘论研究》，岩波书店，昭和 10 年，第 89 页。。吕澂当时手中似乎已经有烈维校译的《庄严经论》梵本，他未必没有作过对勘的工作，可能只是没有适当的时机和条件发表而已。顺便说一句，佐佐木月樵是净土真宗名僧， 1924 年曾任真宗大谷大学学长，是日本把藏文和汉文唯识论书进行对校研究的先驱，曾经和他的学生、佛学名家山口益合作出版过《唯识二十论之对译研究》（ 1923 ）、《汉译四本对照摄大乘论〈附西藏译摄大乘论〉》（ 1931 ）。支那内学院出版第一期《内学》年刊后，曾给他寄赠过一本。佐佐木月樵回赠以自己新出的英文著作《真宗佛教之研究》 A Study of Shin Buddhism, Kyoto : The Eastern Buddhist Society,1925; 并且参见《内学》第二辑第 245 页。。与《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和《摄大乘论》相比，古印度陈那论师写的《观所缘缘论》（亦可写成《观所缘论》，少一“缘”字）从分量上说，只能算是唯识学上的一部小品论书。它用几个因明学论式成立“唯识无境”的教理，组织精巧，一向受到中印古今学者的重视。从南北朝的真谛法师，经过唐玄奘法师，再到唐义净法师，这部论书和它的注释一再得到重译。宋末元初，唯识章疏在中国国内失传，《观所缘缘论》的正解，也随着失传了。到了明末清初，一些僧人学者和儒士意图复兴唯识，在没有唐人章疏作参考的不利条件下，大胆地凭猜测对《观所缘缘论》写了许多注释书。不用说，这些书讲的都不够准确。近代以来，唯识章疏从日本输回国内，学者们对《观所缘缘论》的真义才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吕澂依据西藏文译本，对《观所缘缘论》作了重译。他还把自己这个译自藏文的本子，与真谛、玄奘的异译本和义净翻译的护法《观所缘释论》会合在一处，与在内学院学习的释印沧法师一起编写了《观所缘释论会译》刊于《内学》第四辑。。这篇文章在当时研究唯识的东西佛教学者之间产生的反响，要比吕澂的《〈杂阿含经〉刊定记》和《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要更为强烈。宇井伯寿在他的《陈那著作之研究》《陈那著作之研究》，岩波书店，昭和 33 年。里，曾把《观所缘缘论》的各种汉文译本一一译成日文。他使用的底本，就是吕澂和印沧和尚编的《观所缘释论会译》。宇井说，吕澂和印沧的《观所缘释论会译》，把藏文《观所缘缘论》译成汉文，并把它与真谛、玄奘的异译本和义净翻译的护法《观所缘释论》配列在一处，对学者研究此论来说颇觉便利和亲切。此外，宇井还说，义净翻译的护法《释论》一向称为是简拗难解，吕澂在义净的译文中循文增字以畅其文义，对后人理解护法的释文有很大的帮助《陈那著作之研究》，第 13 － 14 页。。台湾的佛学家张曼涛先生在《追思山口益先生》一文里，回忆自己在 20 世纪 60 年代去山口益家，在那里亲眼看到山口收集的支那内学院出版的各种书刊。对吕澂从藏文重译的《观所缘缘论》，山口益表示十分赞赏《一九七八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光山出版社， 1978 年，第 296 － 297 页。。山口在 1929 年留学法国时，曾继吕澂之后，也研究翻译过藏文译本《观所缘缘论》。他的成果用法文发表在法国亚洲学会机关报《亚洲报》（ Journal Asiatique ）上这一期《亚洲报》（ 1929 年 1 月到 3 月号），我个人收藏有原本。另外，关于此论内容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近有香港陈雁姿女士的《陈那〈观所缘缘论〉之研究》（香港：志莲净苑文化部， 1999 年）一书可参考。。吕澂在《观所缘释论会译》的后面，还写了一篇《附论奘译本之特征》，通过比较《观所缘缘论》藏文译本和真谛、义净的汉译本，归纳出玄奘译本的特征。这篇文章组织巧妙，逻辑严密，可能是研究玄奘译经技巧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这篇文章曾经引起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奥地利汉学家、佛学家李华德（ Walter Liebenthal, 曾英译《六祖坛经》、《肇论》）的注意。李华德在他写的《义净译〈成唯识宝生论〉中〈唯识二十论〉与玄奘译本之关系》《燕京学报》第 17 期，第 179 － 194 页。之中，曾经引述吕澂《附论奘译本之特征》的主要结论。李华德把吕澂的文章称为“精彩的小品”（ excellent small work ）。同时，他也举出一些例子，证明吕澂的论点不一定完全可靠参看李华德之文，第 191 页，注 4 ，及第 193 页，注 36 。。李华德的赞扬，在中国当时寂寞萧条的佛学界，一定让吕澂有不胜空谷足音之感。在 1943 年 7 月 2 日致熊十力的信里，吕澂回忆《附论奘译本之特征》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说：“……（玄奘法师）以护法五识说改《观所缘》，几于逐步移观，终不以完全面目示人。故愚断定奘译为不忠于原本之意译，《内学》年刊四辑中略载其说。民廿五年，奥人李华德洞究梵本《二十论》与《宝生论》，乃赞服之不已。李华德即钢和泰之同参，使钢氏未死，当亦深信愚说无疑。”吕澂、熊十力《辩佛学根本问题》，《中国哲学》第 11 辑，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177 页。钢和泰即钢和泰男爵（ 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 ），是俄国著名印度学家，帝俄被推翻之后一直在中国教书，校刊过梵藏汉文的《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大宝积经论》等经书。吕澂的同学黄树因曾随钢和泰进修梵文和藏文，转而以梵文和藏文授吕澂，内学院的梵藏学与钢和泰有很深的渊源。吕澂在这封信说到的，显然就是指李华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文章。《瑜伽》、《庄严》、《摄论》和《观所缘缘》都是唯识论书，若想讲通这些唯识论书，必要娴熟“佛家逻辑”，也就是因明学。支那内学院对因明的研究，同样是硕果累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吕澂摘译的《集量论释略抄》刊于《内学》第四辑。。《集量论释略抄》刊出后（ 1928 年），意大利专门研究汉、藏、梵文唯识因明经论的著名印度学家图齐（ Guiseppe Tucci ）立即就做出反应《内学》第一辑出版后，支那内学院寄赠图齐一册，图齐立即以自己的《宗教传说材料》一书报赠；参见《内学》第二辑第 245 页。。他在第二年（ 1929 年）出版的名著《中文资料中陈那以前之佛教因明论书》 Pre-Dinnaga Buddhist Texts on Logic from Chinese Sources,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 1929. ，特意在《导言》里提到吕澂的《集量论释略抄》。图齐不同意吕澂把真谛翻译的《如实论》与陈那在《集量论》里提到的《成质难论》看成同一本书。吕澂晚年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时，还是坚持自己在《集量论释略抄》里所持的看法。他大概没有接受图齐的批评意见吧。宇井伯寿在他的《陈那著作之研究》里，也多次提到吕澂抄译的《集量论释略抄》。比如宇井说到自己不通藏文，从学力上说是种遗憾。他劝日本研究佛教的学者，不仅要能看汉文译本和梵文原典，还要能够利用藏文译本。比如陈那的《集量论》，义净法师在 711 年译出后仅 20 年就散佚了（ 730 年编成的《开元释教录》就说它为“失本”），梵文原本（在宇井写书的时候）又只有片断存世。因此，藏文大藏经里保存的两种藏文译本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接下来，宇井立刻提到，中国近代有吕澂从藏文译本抄译要点的《集量论释略抄》。而那时，印度学者仅仅依据藏文译本把《集量论》第一章《现量品》还原成梵语，日本也只有人根据藏文译本译出《集量论》的一部分《陈那著作之研究》，《序论》，第 6 － 9 页。。看来，在研究藏文因明学著作方面，支那内学院的工作那时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就我所知，日本学者还真有向吕澂请教藏文的。比如日本法相宗学僧桥本凝胤在他出版的《藏文和译〈唯识三十颂〉与〈大乘百法明门论〉》《藏文和译〈唯识三十颂〉与〈大乘百法明门论〉》，法相宗大本山药师寺刊行本，大正 15 年。里就曾经说过，书里所收藏文《唯识三十颂》，是他在大正 13 年（民国 13 年， 1924 年）旅行中国时，从南京（支那）内学院吕（澂）先生处所受得的《藏文和译〈唯识三十颂〉与〈大乘百法明门论〉》，第 19 页。括号里的字是我为了补足文义加上去的。。日本佛学名家除了宇井伯寿之外，渡边照宏写的《印度之论理学》《印度之论理学》，收于《现代佛教名著全集》第十卷《佛教一般〈 2 〉》，隆文馆，昭和 49 年。也把吕澂翻译、校注的《集量论释略抄》和《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列作研究印度逻辑学史的必读书上书第 301 页。。渡边是日本战后新起一代里最重要的印度学家、佛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之一，他对吕澂著作的重视，既反映了这些著作有它们持久的价值，也可以代表日本新一代佛教学者对中国佛学界的态度。此外，在著名唯识学研究家结成令闻的名著《唯识典籍志》《唯识典籍志》，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62 年。里，吕澂编译的《观所缘释论会译》、《集量论释略抄》等书，都被列为研究唯识、因明的必读参考书。看来，结成令闻对支那内学院的学术成果也是比较熟悉的。支那内学院除了在唯识和因明两方面硕果累累外，在沟通藏汉佛学方面也有很大创获。民国 22 年（ 193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澂的《西藏佛学原论》，作为“百科小丛书”的一种。这本书主要依据欧洲人校勘出版的一些藏文佛教史籍，第一次用汉语对西藏佛学的源流、历史、典籍和义理做出通盘的叙述。在中国近代西藏佛教史研究方面，《西藏佛学原论》是第一本有学术价值的书。直到今天，我国学者若想了解西藏佛教史，还得参考它。《西藏佛学原论》出版前，西文和日文里叙述西藏佛教史的书已经有不少，但是有些外国学者在他们出版的著作里宁愿引用《西藏佛学原论》，而不引其他那些在国际上更有名气的书。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支那内学院的一种态度。比如，在 1942 年，研究蒙藏地区喇嘛教的著名学者桥本光宝出版了他的《蒙古之喇嘛教》《蒙古之喇嘛教》，东京佛教公论社，昭和 17 年。，书中多次引用了《西藏佛学原论》比如在该书第 177 页，桥本沿用吕澂的译名，把《甘珠尔》译成《教翻译》，把《丹珠尔》译成《论翻译》；《蒙古之喇嘛教》第 82 页注 1 ，专门引用《西藏佛学原论》说阿提沙为东印度奔迦布人一节；《蒙古之喇嘛教》第 70 页到第 71 页，还引用了《西藏佛学原论》里讲萨迦派教义的一段。。这虽然都是一些小地方，但是由于桥本是那时日本研究喇嘛教的权威，他能重视支那内学院人士的著作，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佐佐木教悟、高崎直道、井野口泰淳和冢本启祥合写的《佛教史概说·印度篇》《佛教史概说·印度篇》，平乐寺书店， 1966 年初版。另有杨曾文和姚长寿的汉译本《印度佛教史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被看作是代表近几十年日本佛学研究成果最重要的一本教科书。此书背后附有大量参考书目。在关于西藏佛学的书目方面，这本书特意把吕澂的《西藏佛学原论》也列进去。由此可见，《西藏佛学原论》虽然那时已经出版了五十余年，日本研究印度、西藏佛教的专门学者，依然觉得它有参考价值。在学术标准十分严格的日本学术界，一本旧书还能获得这样的重视，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以上只是根据我过去读书时见到的一些资料，对“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笔下的支那内学院”这个题目做出的一个尝试性的叙述。有很多书我还没能看到，那里边一定还有更多材料。比如有些材料说 1924 年泰戈尔访华时，曾经来到支那内学院参观。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在泰戈尔本人以及相关作品里找到对此事的记载。另外，吕澂后来曾经回忆说，支那内学院编的三辑《藏要》，有些被日本的佛教大学里采作课本，又有些为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创办）用作研究资料吕澂：《内学院研究工作的总结和计划》，《现代佛学月刊》 1950 年 9 月第 1 卷第 1 期。。他是根据什么材料说的这番话，我现在也还不太清楚。但愿以后能看到更多的书和文章，可以继续写出“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笔下的支那内学院”的“续篇”甚至“再续”出来。从支那内学院关门到今天，过去了 50 多年。知道欧阳竟无和吕澂的名字，能理解他们的悲愿，说出他们学行大概的人，现在恐怕不多了。有关支那内学院的史料，大多尘封在各大图书馆中，缺乏合适的人整理。院员和院友的后代，也散布在海内外。这种状况给研究支那内学院的历史带来不少困难。希望有更多对佛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感兴趣的人，怀抱发潜德幽光的精神，来这块园地里耕耘。《支那内学院和西洋哲学研究》与《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笔下的支那内学院》两文的写成，曾得社科院哲学所张志强先生的外护。哲学所办公室谈宪生老师也把他的父亲、已故内学院院员谈壮飞先生的一些材料交给我参考，我很感激他对我的信任。另外，在图书资料的借阅方面，社科院原宗教所书库的刁勇老师，以及哲学所书库的张敏老师，多年来为我提供很多便利的条件，是我不敢忘记的。借这个机会，我向他们两位表示特别的感谢。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小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