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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法显的信仰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谢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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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法显的信仰》
  谢锐
  法显作为佛教历史上第一个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他年届花甲,从长安出发,经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历经14年,取回大量珍贵的戒律典籍及其它宝典,实在令人叹服。那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去完成这一壮举的呢?当然是源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所以,对法显大师的信仰进行分析,既有助于我们对法显一生的理解,也对今人学习法显、树立正信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法显作为佛教历史上第一个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他年届花甲,从长安出发,经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历经14年,取回大量珍贵的戒律典籍及其它宝典,实在令人叹服。那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去完成这一壮举的呢?当然是源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所以,对法显大师的信仰进行分析,既有助于我们对法显一生的理解,也对今人学习法显、树立正信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法显的信仰形成
  每个人的信仰都不是从天而降,它是由各种因缘合和而成的,其中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因素。下面我们就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入手,来探讨法显大师信仰的形成。
  1、法显信仰形成的客观因素
  首先是社会环境: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到了法显生活的年代已经有四五百年了,佛教的传播已相当广泛。早在西晋,全国已有佛寺院180座,僧尼人数达3700人[①]。到了东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为了摆脱世俗社会的无穷苦难,因此皈依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佛教信仰成为当时一种非常流行的信仰,对社会大众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其次是家庭背景:法显的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佛教理念与佛教生活实践,对幼小的法显肯定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因为法显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不幸死去,父母惟恐同样的悲剧在法显身上重演。所以,父母就在法显只有三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佛寺里度为沙弥,希望依靠佛菩萨的神灵保佑儿子健康成长。这一举措对法显一生信仰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2、形成信仰的主观因素
  三岁就住进佛寺的法显,从对佛法的懵懂无知,通过耳濡目染,对佛法日益亲近,从感情的亲近而对佛法的理解逐渐深刻,从而在法显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日益坚实牢靠的佛教信仰。母亲因为想念儿子有时把他接回家里,但法显回家后因为心系佛法,怀念清静的寺庙生活,所以在家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他后来很少回家,偶尔回家也只是小住,出家式的生活成为法显最熟悉也最适合的一种生活方式。母亲念子心切,就在法显所在的寺院附近,搭建茅屋,为的是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十岁时因其父亲去世,母亲和叔叔劝其回家,法显说:“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②] 这是年轻时代的法显对内心世界的最早最直接的袒露,远尘离俗成为当时法显的基本追求。于是,法显怀着悲痛,安葬父亲后,很坚决地又回到寺院居住,经过重重曲折,最后还是拒绝了母亲和叔叔劝其还俗的意愿,这一举动表明法显当时已经确立了坚定的佛教信仰。后来,母亲也不幸去世,这对法显无疑也是一个打击,世事沧桑无常的感叹使其对出家修道有了更加迫切的向往。于是在二十岁时,法显便正式接受具足戒,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和尚,不但最终确立了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归宿,也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外在身份。
  二、法显信仰的类型
  就像佛教的融合特性一样,法显的佛教信仰也是一种融合形态的信仰。这种融合形态的佛教信仰是由多重信仰要素构成的。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因果与三世轮回观念
  法显翻译的经典中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因果和三世轮回的思想。因为因果论是佛教的理论基础,三世轮回也是佛教对世界与众生的基本看法,法显信仰佛教必然也信仰这种理论。例如,还在法显没有受具足戒之前,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豫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③]这里非常清楚地展现了法显的三世因果信仰。另外,法显在度小雪山时,同行的慧景支撑不了高山缺氧,法显感慨不已。《高僧传》卷3记载到:“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④]
  无可奈何的命,其含义就是因果规律,就是三世轮回。
  2、重视戒律的思想
  法显的戒律信仰既体现在他本人的持戒精严,也体现在他誓求戒本,还体现在他对取回的戒律的翻译和弘扬。根据历史数据记载,法显本人聪明正直,很有志气,又能循规蹈矩,持戒精严,被称为“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受过大戒后的他更是精进不息,通览所在寺院及附近的佛教经书。后来为了扩大视野,他只身来到当时佛教文化的中心长安,博览佛教群书,广结教界名流。有着敏锐观察力的法显很快就发现,佛法三藏在经、律、论三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是律藏的传译非常不畅。使广大佛教信徒无法可循,没有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另外随着佛教的发展,寺庙占有土地增多,有些上层僧侣私吞庙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些僧侣地主阶级,跟世俗地主没什么两样,有的甚至胡作非为、各自为政,激起下层僧侣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不满。面对这种状况,法显作为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便试图通过传译天竺戒律来矫正时弊,以便为全国僧徒确立集体生活的戒规。因为他在佛教界已度过六十多年的时光,对佛教内部的腐朽和混乱十分不满,对因缺乏戒律经典所造成的弊病深有感触。但由于当时有关戒律的经典数量少得可怜,加之版本不一,所以戒律的约束作用很难落到实处。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年愈花甲的法显决心亲赴天竺,求取完整戒律。《高僧传》卷三中这样记述这一历史:“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⑤]《高僧法显传》卷一则是这样记载的:“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⑥]
  在印度,法显广泛搜集戒律本子,如最重要的《摩诃僧祇律》就是这样获得的:“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摩诃乘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摩诃僧者,言大众也。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胡本,赍还京都。”[⑦]回国后,法显就急着要展开戒律的翻译和弘扬,据《高僧传》卷三记载,法显要南下翻译时,“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⑧]。“志在弘通”说明法显弘扬戒律的志向,反映了法显的戒律信仰。
  3、佛性思想
  虽然法显在佛学上的主要兴趣在戒律,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其他方面的热情与建树。法显时代,中国佛性思想盛行,这不能不对法显产生影响。法显去印度取经,其中也有这方面的经典。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五记载:“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于天竺得之,持至扬都,大集京师义学之僧百有余人,师执本,参而译之,详而出之。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⑨]同书卷八中又记曰:“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二日校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胡本,宝云传译,于时坐有二百五十人。”[⑩]这些记载都显示出法显在印度求取本经的神圣严肃,以及回国后翻译此经的郑重与认真。因为本经中传达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所以,它既对中国佛教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体现了法显在佛性方面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说,法显是信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
  4、佛陀遗迹崇拜
  这种信仰包括对佛陀生前居住和说法的地方的崇拜、对佛陀生前用具的崇拜,对佛陀圆寂后留下的舍利的崇拜等。这三项在法显身上都有体现,这可从《佛国记》中看出。当初法显从长安出发时,是怀揣着求取完备戒律的一腔热血踏上征途的,而这种热情是与对印度佛国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法显把印度视为佛的国土,那里是伟大的佛陀生活过的地方,这在法显的心目中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法显之所以勇往直前,除了求取戒律的誓愿促使之外,还有他对佛国的无限向往。到达印度后,法显充满了激动和兴奋,特别是对佛的各种遗迹的巡礼更是乐此不疲。《佛国记》对法显在印度期间对佛陀圣地的朝拜、对佛钵的神话、对佛舍利塔的礼拜等均有翔实的记载。如祗园精舍是佛陀居住的最早一个精舍,也是最重要的说法之地,佛当年在这里住过二十五年,在精舍周围留下了不少足迹。法显朝拜这里实在不愿放弃任何一处.他们礼拜了佛为五百盲人说法使他们重见光明的得眼林、论议处精舍、影覆天寺、九十八僧伽蓝等等,还有佛为众生讲解著名经典《金刚经》的故址。法显还朝拜了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处、佛在贝多树下终于成道的地方等等。法显还到过检校律藏的地方毗舍离城,这是释迦牟尼佛生前最后停留的过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就是离开这里去拘尸那揭罗城涅槃的。
  法显对佛陀遗迹的朝拜是在实践一种内心的信仰,而不仅仅是旅游参观。《高僧传》卷三记载:“显明旦欲诣耆阇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欲遂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覩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11]灵鹫山是佛陀说法的主要地方之一,在中国佛教徒心目具有神圣的地位。法显“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而且说这是他“积年之诚”,所以,即使路途有多大的艰险,他也“不惧”。法显对佛陀遗迹的崇拜可以想知。
  5、观音信仰
  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多有观音信仰。玄奘是念着《心经》、拜着观音去的印度,在印度也广泛朝拜观音圣迹,详细记述观音的信仰状况,并亲自多次礼拜和祈求观音为其解忧除惑。法显也是这样,对观音的信仰曾经支撑着他的艰难旅行。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回国途中的经历。根据《佛国记》记载,法显携带着收集的众多佛教经典,踏上回归的船只,第三天就遇上大的风浪,船老大命令大家赶快把自己带的笨重物品抛下去,否则大家将同归于尽。法显也将自己携带的澡罐和用以防身的器物扔向大海,只剩下装满佛典的箱子他死死地护住,还怕死里逃生的人过来强行抛弃。这时,他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船只终于安稳地逃过一劫。《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是这样记载的:“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舶有二百许人。值大暴,风舶坏水入。众人惶怖,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商人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大风昼夜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12]面对如此大的灾难,法显念诵观音圣号的做法,说明他对观菩萨的信仰是虔诚的。
  6、 故土情怀
  法显身为佛教徒,但从民族或国家的角度来看,他首先是一位来自汉地的中国僧人。他虽然虔诚地信仰佛教,对佛国有神圣的感情,但这并不减轻其对祖国的热爱,对故土的依恋,所以,故土情怀始终是法显信仰世界中的一块重要园地。法显取经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戒律本子的残缺不全,是因为要完善和整肃中国僧人的生活,其目标始终在中国。所以,法显完成取经任务后也是一定要回国报效的。根据《佛国记》的记载,法显漫游佛国几近结束时,只剩下陪伴他时间最长的道整。可道整告诉法显说他来到佛国后,看见这里沙门法则井井有条,众僧威仪令人肃然起敬,慨叹秦地众僧戒律残缺,发誓从今以后直到成佛都不愿离开这块佛教圣地,以便日后不再降生远离佛国的边地,所以留在中印度不再回国。法显不由得回想与自己一起求法的同志前后数十人,走的走,亡的亡,连道整这位和自己相伴时间最长的唯一知己,也要和自己分道扬镳,内心当然是伤感的。法显坚定地选择了回国,于是他告别道整,只身背负经典和画像,踏上归程。等了十几天了,也没有回国的船只,只有一艘去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的商船,因为法显早就听说过那里的佛法也很兴盛,他就背起行李前去。他来到无畏山僧伽蓝。一天早上,他来到该寺的玉佛像前,忽见一位商人用一把白色绢扇供养佛像。法显倍感亲切,因为这绢扇只有家乡晋地才出产。回想自己漂泊异域十载有余,而今孤苦伶仃,归期难测,睹物思乡,法显不由心里凄然,泪如雨下。可上前寻问,才知这把绢扇是从天竺辗转而来。这更增添了法显的乡愁,因为这说明,师子国与汉地的来往很少。面对茫茫大海,法显只能翘首以盼,等待回归的船只。《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这样记载:“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侣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王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13]。法显身在异乡,怀念故土,感情至深,这使其佛教信仰具有了现实的情怀,更印证了法显佛教信仰的融合性与现世性。
  三、法显信仰的特征
  1、法显佛教信仰的完整性
  以上我们将法显的佛教信仰解析为六种类型,分别体现了法显佛教信仰的某一个角度,并综合构成了法显信仰的统一体。其中因果报应与三世轮回思想是法显佛教信仰的基础,没有这种信仰其他一切信仰都将难以成立;对戒律的重视表明在法显内心世界中,戒律是具有神圣性的,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戒律研究、戒律弘扬,而是要把戒律作为僧众法身慧命的根本支撑,把戒律当成佛陀的遗法,把戒律当成佛陀的再现,追随佛就要遵从佛的戒律,这是关于僧众修行制度方面的规范;佛性信仰则是关于成佛根据以及证悟成佛的途径的说明,表明了法显信仰中的最终解脱境界是成佛;佛陀遗迹崇拜体现了法显对佛陀的敬仰,这是对作为伟大导师的佛陀的智慧与慈悲的向往;观音信仰则体现了法显佛教信仰中最神圣的部分,也是最具有超越性的部分,与佛性思想不同,这是以解决当下苦难为主要目标的信仰;故土情怀则是法显信仰中具有现世性和世俗性的部分,它以当时的感情为基础,以现世的个人身份为前提,涉及民族、地域、文化、语言等多重因素,是法显佛教信仰的必要补充,使法显的佛教信仰具有了真俗二谛相统一的特色,法显的佛教信仰由此也显得更加鲜活、更加丰满、更加真诚。可见,法显佛教信仰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融合的,彼此促成的,形成一个具有理论基础、追求目标、修行制度、导师崇敬、现世救难、故土情怀的多要素共成一体的融合性佛教信仰体系。
  2、法显信仰的有机性
  法显信仰的有机性主要体现在法显的信仰是信、愿、行三者的有机统一。佛法如大海,唯信能入。从法显的一生经历以及我们对他的信仰解析,我们可以知道,法显因为自幼居住寺院的机缘得以逐渐确立自己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这成为法显一生经历的前提。正是因为法显决定了对佛教的信仰,才有了愿的萌生和行的启动。凡作一事,必先有愿,所谓事无愿而不成,无愿则无力,所以名曰愿力。因为要有一种愿望,才能发生一种力量;有力量,才能向前推进。故信心已具,即当立愿。愿有小大之分。所谓小愿乃是初学佛者,只求自利,如求现世间融乐,求来世福报,求自我解脱。所谓大愿是指彻底明了佛法真义,深知佛恩难报,发至诚不二之心,立利他无我,宏法利生的大愿。至于为法捐躯,倾财尽命,犹属其次,此所谓宏誓大愿。法显立的愿就是这种宏愿,因为这种愿,法显能够在花甲之年远涉流沙,波涛万里,不畏艰险,从而成就了首通天竺的伟业。法显的行来自于他的信与愿。有愿必行,行愿一致,这才是佛教的修行。法显最可贵的地方正在于他的行,因为法显的行,他成为千古取经第一僧;因为他的行,中国人第一次抵达佛的国度;因为他的行,他的信仰获得实践的检验,从而成就了高尚圣洁的品格。总之,法显的信仰是与愿、行结合在一起的信仰,是与愿、行同时并起的信仰,是与愿行相互激发、彼此促进的信仰。
  3、多重性
  多重性是指法显信仰中的三种认识论依次递进和相互影响、共同促成的特征,也就是感性、理性和灵性(超理性)依次递进并相互结合的特征。法显从小在佛寺中生活,对佛教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成为法显一生信仰的重要因缘,因为正是借助这种感情,法显才逐渐步入正规的佛教信仰;法显确立佛教信仰后,身体力行,精进不息,但依然没有泯灭自己心灵深处的感情因素,典型的事例就是对同伴去世以及分离的伤感,对故土的思念,所有这些都表明法显感情世界的丰富多彩,这种感性的因素是其佛教信仰的开端和基础,也是其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显对佛法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在自己理智的分析之后,对纯正佛法的虔诚信仰,并且能够敏锐地发现佛教内存在的戒律不完备的问题,而且身体力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表明法显的信仰是理性的。法显选择了佛教信仰之后,便具备了超越理性的特征,或者可以叫灵性的特征,对成佛觉悟的追求,对佛陀圣迹的崇拜,特别是对观音的虔诚信仰,便是这种特征的突出表现。总之,法显的信仰是感性、理性、灵性的依次递进和相互统一。正是这三性的递进和统一,我们才可看到法显信仰中爱国与爱教的统一,虔诚性与深刻性的统一,义理信仰形态与神灵信仰心态的统一等等。(作者:西北大学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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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靳生禾:《旅行家法显》,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4页。
  [②][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b-c。
  [③]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C。
  [④]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⑤]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⑥]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⑦]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21页A。
  [⑧]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8页B。
  [⑨]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册,第41页C。
  [⑩]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册,第60页B。
  [11]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338页A。
  [12]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2页A。
  [13]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2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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