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思大师的末法思想与静琬大师的房山刻经

　　在距离北京城约八十公里的房山境内，有一处著名的佛教胜地----石经山和云居寺。在这里珍藏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一万多块石经板，还有两粒赤色的小米粒般大小的佛肉身舍利埋藏在了储存石经的藏经洞中。佛经为什么要镌刻在石板上而不是像常规的那样抄写在纸上呢？佛舍利为什么要埋藏在石经洞雷音洞而不像常规那样埋在塔下呢？这都要从静琬大和尚和他的老师慧思大师说起。隋代创建云居寺的静琬大和尚是房山石刻佛教大藏经的创始人。静琬是北齐时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那么，静琬为什么要刻石经呢？

　　关于静琬刻造石经的肇始之因，他及他老师的末法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佛教信徒无论自己修持还是弘传佛法，都讲究契根契机、当时当机，所谓机、时，就是审时度势的意思。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这是立身处世、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对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从东晋以来，我国佛教界中末法思想非常普遍，当时的佛教理论都是从这里出发理论的，慧思也是如此。佛教认为，佛陀入灭之后，佛教的发展将经历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关于正法、像法、末法三期佛法思想的解释，历来有多种说法。《大悲经》说正法千年，像法千年。《大乘三聚忏悔经经》说正法、像法各五百年。《悲华经》说正法千年，像法五百年。《大集月藏经》等说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但在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之后，多说中国佛教徒认为那时已是五恶、五痛、五烧的末法时期。当时静琬的老师慧思大师具有强烈的末法观念。他说：“彼佛世尊，灭度之后，正法像法，皆已过去，遗法住也，末法之中。是时世恶，五浊竟兴，人命短促，不满百岁，行十恶业，共相杀害。”而他自己就生在“末法八十二年”这样的浊恶之世。慧思大师对这样的末法之世充满了忧虑，他的思想对后代的天台弟子，尤其是他的弟子静琬、智顗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为静琬大师刻经留法的思想渊源。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我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至南北朝时期已极为盛行。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家僧侣也急剧增加。如南朝梁武帝时，尊佛教为国教，仅京都一地就有佛寺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北朝北齐时全境寺院，竞达四万余所，僧尼三百万人之多。为了控制寺院经济和僧尼数量，保证充足的徭役和兵役，再加上佛教内部的不如法行为和与道教的矛盾，有的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抑制佛教发展的措施。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就曾下令诛沙门，毁经像。特别是北周武帝建徳年间下令废佛教，前后三年间关、陇地区佛法诛除几尽。建徳六年武帝灭北齐后，将北齐的所有庙宇，充作王公第宅，命令三百万僧徒全部还俗。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废佛运动，对佛教是一次沉重打击，是为佛教史上的前两次法难。受两次法难的刺激，佛教徒的末法意识迅速滋长。两次废佛运动，在慧思大师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魏灭佛事件之后，教内教外的一系列末法现象，正是大师离开北方南下的原因。北周法难之时，正当大师暮年。他一生以末法思想作为他整个理论的出发点，不会不顾虑到在此五浊恶世，说不定什么时候再出现法难时，如何来保存佛经的问题。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闭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可见静琬大师刻经正是秉承的慧思大师的愿望。

　　受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刺激以及末法观念的影响，为使佛法长住于世，广大信徒想出了将佛经刻石流传的办法。石刻佛教经典首先在北齐境内出现，当时已有三种形式的石经：刻于山崖上的，刻于地面巨石上的和刻于碑版上的。如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徂徕山的《般若经》等，都是北齐时代的石刻佛经。北齐的唐邕自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在石鼓山（今河北武安县北响堂山）刻了《维摩诘经》、《胜鬘经》、《弥勒成佛经》等许多佛教经典，并且留下有名的《鼓山唐邕刻经铭》，叙说唐邕当时刻造石经就是由于“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难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这些石刻佛经，特别是唐邕镌刻石经的事业，对后代大规模的石刻佛经有很大的影响。北周废佛时，许多写在纸上的佛经都化为灰烬了，而北齐唐邕刻在石上的佛经却依然无恙。关于慧思发愿刻石藏的具体情况，流传至今的史书上不见记载，我们不得而知。然而静琬刻经是继承的他老师刻造石藏的遗愿，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静琬刻造石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一时的传播佛经，而是为了一旦遭到法难时，可以用此石经充作经本之用。正如他自己在贞观八年所题刻的残碑上所说的：“此经为未来佛灭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这和乃师的末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大师将隋皇所赐舍利安放于存放石经的雷音洞内，而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立塔供养，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舍利函盖上静琬大师亲笔题写的铭记说明了他对末劫法难的担心：“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 永劫就是若干劫重复往返的旷远时间。大师没有担心兆载永劫之时此娑婆世界的成住坏空会对舍利有什么影响，而是担心在当时以及以后天下纷乱、战事频仍、法难兴起的末法时期，舍利有遭劫毁于人手之虞。

　　静琬大师原是智泉寺僧人，为了在房山雕刻石经，他在那里创建了云居寺。他的刻经事业，始于隋朝大业(605-617)年间，一直到贞观十三年(639)大师圆寂。在近三十年内，静琬大师在云居寺石经山的刻造佛教石经事业从未间断，完成了《大涅槃经》、《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寿经》、《弥勒上生经》等二十部佛经的雕刻，刻石装满七室。初唐之时唐临的《冥报记》记载了大师的刻经情况：“幽州沙门智苑（即静琬）精炼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石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储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大师一生为弘扬佛教弹精竭虑，他建云居寺、雕刻石经并埋藏佛舍利供养，这三件大事，使云居寺成为以藏有碑版石经和供养佛舍利而闻名于世的中国佛教古剎。大师所倡导刻成的石经与云居寺另外珍藏的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静琬圆寂后，其历代门徒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等相继不辍。据静琬大师墓塔的铭文记载，大师生前对弟子们留下遗言，石经没有刻完，不准掩埋遗骨。此后，历代弟子均在其精神激励下，努力刻经。直到辽代刻了1万多块石经后，通理大师认为可以告慰祖师，便修建了静琬墓塔，将大师遗骨安放在塔下。房山石经的历史从静琬大师发愿刻造直至清代康熙年间才宣告结束，断断续续共绵延一千多年。静琬大师在云居寺的刻经事业，由于雕刻时间较早，保存了许多早已散佚的佛教典籍，在佛经校勘上有重要价值。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是我国从隋代至清朝绵延千年不断刻造的石刻宝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石经的题记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对了解北方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特别是佛教典籍和历史的重要文物，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宝贵遗产。而慧思大师忧法忧教的悲心及静琬大师为法忘躯的传法弘教，更是佛教界永远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