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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蒙古族的佛经翻译与文化需求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王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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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蒙古族的佛经翻译与文化需求

佛教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辑
王德恩
1995年07月
页73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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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明代蒙古俺答(阿勒坦)汗时期引入的西藏格鲁派佛教文
化,是蒙古族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转捩点。其教化所被,不
仅在于造成了蒙古族人宗教信仰的改变,而且还对蒙古族人
的历史观念、哲学意识和思维方法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并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层面。

造成此种被化的原因,不仅仅取决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
和强力推行,还在于与该民族整体文化的内涵发展产生出来
的内在要求,有著甚深的关联。否则,不能解释元朝廷亦曾
极力推崇喇嘛教,然而却未能在本族民间有多大影响,而原
信奉聂斯脱里派景教的蒙古汪古、克烈、乃蛮诸部,与信奉
也里可温教的元朝宗室,后均被化于黄教等历史事实。对此
,曾有个别蒙古学者提出过“蒙古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
出对外部文化的要求”(注1)的见解,惜乎语焉未详。本文
即从蒙古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对蒙古族思想和文
化发展的这种内在需求做一具体的阐明。谬误之处,在所难
免,祈学界同仁,善而正之。


二、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本质局限


欲明蒙古族人在明代何以要抛弃本族固有的萨满教文化
传统而改信佛教,须先行将蒙古本族萨满教文化库存里思想
内涵的发展演变略予厘清,方能理解其文化转变进程之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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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萨满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著蒙古族的统
一,巳从多神崇拜发展为对主神“蒙客?腾格里”(长生天)
的崇拜;从分散型发展为集中性的宫庭式宗教。(注2)又随
著蒙古帝国的扩张,其最高观念“腾格里”(天)、“蒙客?
腾格里”(长生天)已经膨胀到了它的极限,为论证蒙古帝国
的崛起和鼎盛竭尽了它本质规定所能包容的全部能量。其最
高的神权理论为“天命”、“天力”与“天佑”论。

《蒙古秘史》开卷首句,即称:“成吉思汗的先祖乃是
应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注3);卷一记女祖先阿阑豁阿
对其不夫而孕生三子的“感光生子”解释说:“这般看来,
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皇帝呵,那时才
知道也者。”(注4);卷三记萨满巫师豁儿赤率部归附帖木
真时说;“天地商量著国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注5);拉施
特,《史集》记通天巫阔阔出在拥戴成吉思汗称帝时说:“
神命你为普世的君主”,“神降旨说,你的名字必须如此!
”(注6)《蒙古秘史》卷八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封功臣时
,对有功的豁儿赤说:“我年小时,你曾说先兆的语言,与
我辛苦做伴”,“如今已应了”(注7),遂封豁儿赤为万户
,任选美女三十名以为报答。

上述情形是蒙古帝国崛起时期,最高观念“天命”论的
真实写照。姑且视为萨满教天命观念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之前
期阶段。

由于成吉思汗皇权日蒸至上,萨满神权领袖通天巫阔阔
出,图谋不轨,另造神谕,离间成吉思汗与其弟哈撒儿的关
系,欲制造宫廷政变。经过一场较量被处死。成吉思汗对此
事的解释是:“将我兄弟每毒打了,又无故□谮的上头,天
不爱他,连他的身命都将去了。”(注8)是成吉思汗皇权最
终战胜了萨满宗教神权,清除了沟通天人之间关系的“中介
”被萨满巫师据掌的障碍,得以直承天意,代天发言,成为
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天子”。庭满神权地位下降为皇权属下
的一种职司,如封兀孙老人为“别乞”官,掌管萨满教事务
等。从此,对“天力”的崇信日显突出,其影响延及后继诸
汗。

《出使蒙古记》载定宗贵由汗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信(
公元一二四六年)中,称自己之所为乃是依“长生天的命令
”而行事。其文略曰:

长生天杀死并消灭了这些地方的人民,因为他们既不
忠于成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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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也不忠于合罕 (成吉思汗和合罕都是奉派来传布
长生天的命令的),又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

自日出之处至日落之处,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谁
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事业呢?如果你不遵
照我的命令行事,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注9)

又载宪宗蒙哥汗对威廉?鲁不鲁乞说:

这是长生天的命令。天上只有一个长生天,地上只有
一个君主成吉思汗。

当由于长生天的气力,整个世界自日出至日落之处都
在安乐与和平之中统一起来时,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什
么,人们就会明了了。(注10)

《元史》载元朝诸帝之诏令,大都冠以“长生天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其对本族人的影响,则《蒙
鞑备录》载:“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黑鞑事略
》载:“其常谈必曰:托著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萨。彼
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
著。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

上述情形是蒙古帝国鼎盛时期最高观念“天力”论的真
实写照。姑且视为其发展进程的中期阶段。

蒙古帝国盛极而衰,随著元朝的覆亡(公元一三六八年)
和四大汗国的崩溃,元室北迁回到蒙古本土以后,原留据于
草原的地方势力(宰桑、赛特)以瓦刺部为代表,与故元黄金
家族势力之间为争夺蒙古统治权力的斗争绵延不绝,战乱频
仍。由于萨满教神权所赋于孛儿只斤氏族已膺“天命”和成
吉思汗巨大功业的影响,已在蒙古民间形成一种传统的社会
心理,寄望于黄金家族重兴蒙古。非黄金家族出身的瓦刺部
的脱欢太师与也先,曾以武力征服,统治过蒙古,并且也先
曾以“大元田盛 (天圣) 可汗”自居。但其“杀元裔几尽”
(注11)之所为,被蒙古民间视为“害及孛儿只斤氏族,罪莫
大焉”(注12),不久就在内讧中被杀。而正统观念的满都海
彻辰夫人,择配于黄金家族出身的巴图孟克达延汗,以“将
获上天之佑乎!”(注13)为旗帜,辅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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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汗中兴蒙古,是萨满教“天佑”论的回光返照,姑且视为
其最高观念发展进程的后期阶段。

但是,此期蒙古社会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危机已至为严重
。《蒙古黄金史纲》记脱欢太师振兴卫喇特部时所说:“这
不是您的话,而是天命。言毕再度朝天叩谢了”;那时节,
蒙古儿童在放声大哭,收马群时大喊大叫,他们的狗儿嚎叫
不止,脱欢太师得知这些不祥之兆,曾朝天叩谢三次(注14)
;又记脱欢在与卫喇特,厄鲁特、巴噶图特、辉特等四万户
会盟时,说蒙古部的混乱情况是:贤臣放逐于外,让知识浅
薄的人当权,以背叛之人掌管国家,恰似没有风驼的驼群,
没有公牛的牛群,没有儿马的马群,没有羯羊的羊群一般。
(注15)上述情形是非黄金家族出身的卫喇特部脱欢太师“叩
谢天命”,也先称“天圣可汗”的真实写照。

《蒙古黄金史纲》又记元顺帝北奔时所吟哀诗,称由于
自己的愚昧而把先辈可汗们辛勤营建的功业和可爱的大都等
等,以“上天之命而失掉了”(注16);又记俺答汗欲重振功
业,追念元朝的覆亡是由于“失于天命之不佑”(注17);《
阿勒坦汗传》亦载:“于乌哈噶图妥欢帖睦尔汗时,时去运
转失大政于汉人手中”,“显因天命失陷”(注18)。

上述史载表明此期蒙古族人对“天命”信念的混乱与前
后矛盾。并对其巳失去了信心。

中兴蒙古的达延汗死后,他所分封的六个万户重陷分裂
,战祸再起。在蒙古民族内部,黄金家族与非黄金家族之间
为争夺蒙古统治权的战争;在黄金家族内部,长子直系血亲
与非长子直系血亲之间为争夺汗位继承权的斗争,又踵前继
后。出身于黄金家族但非长子直系血亲的土默特部首领俺答
汗,以其雄才大略,开发土默川等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和经济
实力,逐步取得了漠南蒙古的实际行政统治权。但其出身限
制了他不配具有继承汗位的资格和名分。曾据汗位于一时的
乃父巴尔斯博罗特,就曾因此而屈辱地向博迪?阿拉克交出
汗权。《蒙古黄金史纲》载此事云:

后因博迪?阿拉克汗年幼,由叔父巴尔斯博罗特继承
了大汗之位。其后,博迪阿拉克率领左翼三万户参谒
八白室,对巴尔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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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济农说:“你乘我幼小之际非礼地窃据了可汗之
位,而今你若肯朝拜于我,便予以宽恕”这样严辞斥
责的时候,巴尔斯博罗特济农说:“谕令我朝拜,我
就朝拜吧!”博迪阿拉克汗说:“若这样说,你就对
了”。遂拜过八白室,即了可汗的大位。(注19)

当时,蒙古嗣继以长(注20),已有前车之鉴。对于如何
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安定封建秩序,消弭汗权纷争,
同样成为俺答汗所面临梦求解决的现实重大难题。然而这个
难题是蒙古本族文化库存里所有的思想资料都无能为力的。
萨满教最高观念的“天命”、“天力”、“天佑”等理论均
告破产,巳陷于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是萨满教
文化库存思想内涵的所有功能都已扩张到了它的极度,随著
蒙古帝国的衰落而破裂。它再也没有能力解释蒙古族的这种
盛衰之变和指导现实社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它在蒙古族政
治舞台上继续生存的权利----这是由于它低级宗教内涵浅陋
的文化本质所规定的。


三、蒙古族思想家对本族政治宗教与文化
得失之检讨


自元顺帝北奔的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俺答汗迎请格鲁派
佛教领袖索南嘉措的一五七八年,在历时达二百年之久的长
时期内,蒙古社会深陷于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思想危机和
经济危机之中。蒙族民众深罹长期战祸的劫难。厌倦战争,
渴望和平,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巳成
为蒙古社会的普遍要求。怎样才能消弭战祸,实现治理?成
为蒙古族思想家们严肃探索、寻求解答的重大问题。换言之
,即需要寻求新的思想文化、新的宗教信仰来取代过时的萨
满教文化和信仰,以解释和解决现实的诸种矛盾,指导社会
的继续发展。

对此做出出色贡献者,首推鄂尔多斯部的库土克台彻辰
洪台吉。是他对本族盛衰的历史与政治、宗教与文化之得失
,进行了系统的检讨,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制定了新的选择

明《万历武功录》,<切尽黄台吉传>,称赞他“为人
明敏,娴于文辞,尤博通内典”。他曾向明廷求索过三部密
教的《坛场经》。(注21)其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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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冈彻辰著《蒙古源流》卷七中,记载他首倡迎请格鲁派佛
教,向俺答汗建言:

闻贤者言,有益于今生及后世二者唯经教云。又言此
西方存雪之地,有大慈观世音菩萨之真身焉,请之来
,以效昔日圣忽必烈彻辰合罕与胡土克图帕克巴喇嘛
二人之例而修政教,岂非盛事乎?阿勒坦合罕深然之
。(注22)

《阿勒坦汗传》亦载阿兴喇嘛向俺答汗解说三恶道之苦
难,超升色究竟天之善果,宜取宜舍之分界,福慧二聚之业
力,劝其迎请索南嘉措来蒙古传教等。先时,俺答汗亦曾向
明廷求索过佛经与佛像,明廷亦两次允赐(注23)。此时,俺
答汗更是“将尊八思巴喇嘛、薛禅汗二人所建无比之经教世
政怀念向往,昼不能忘而夜不成眠”(注24),遂三次派遣使
团隆重迎请索南嘉措,终于在青海湖畔察卜齐雅勒庙 (明廷
赐名“仰华寺”) 会上相见。库土克台彻辰洪台吉在大会献
辞中,回顾了本族统治盛衰的历史,检讨了政教关系的历史
经验和教训。其文略曰:

(先辈诸可汗与萨迦诸神僧世代)以政教二者,致天下
众生以几多太平焉。其后,自乌哈噶图彻辰合罕以来
,以政教二者,略有差池之故,致吾辈所作惟孽,血
肉相残焉。

若俾血潮汹涌之大江,化为溢乳清澈之澄海,开彼先
圣所开法教之路,则为吾辈依合罕,喇嘛二人之福矣
。(注25)

《蒙古黄金史纲》亦载,自元顺帝以后,“其后直至
数代可汗,历经苦难政教不稳,君民迷途善恶不分,
是时孛儿只斤黄金家族衰微不振”(注26)

上述“吾辈所作惟孽,血肉相残”,“君民迷途善恶不
分”之检讨,是蒙古族思想家从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总
结出的历史教训。指责元顺帝背离了“政教二道”的原则;
否定了直至俺答汗以前诸“君民迷途”。重新肯定了元世祖
以来施行的政教并行之制,称颂为“汗与喇嘛二人如日月并
照于天”(注27)。萨冈彻辰著《蒙古源流》,在卷四中称元
顺帝亡国之因,是由于“则因合罕之心,已为鬼魔所祟”驱
赶了上师喇嘛;卷六称林丹汗灭国之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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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五百年末运已近”、“合罕心中生嗔”,亦承其曾祖父
之见。而对新旧两种文化优劣的比较,其卷七载:

先时,及父阿拉克济农有三妻,俟父升遐之后,阿拉
坦合罕纳其第三妻莫伦夫人焉。所生独子及土伯特台
吉也(土伯特台吉死),其母夫人不畏造孳,欲杀百人
以相从(地下),杀百驼之羔以锔装。其杀至四十余小
儿时,国将大乱焉。圣喇嘛知其事而镇之也。所在大
众见而称奇,乃大得虔诚向化之心焉。

先时蒙古国中,有死人则各自量力杀驼马为钱粮而殉
葬也。今弃此习,各自量力而奉经教,岁中月中参禅
,并持八节之戒。

杀人蓄以殉葬,是萨满教“血祭”之陋习,是与奴隶社
会野蛮落后相联系的文化属性。其对社会生产力之破坏和与
蒙古社会封建化进程要求之相抵牾,至为显明。

库土克台彻辰洪台吉在献辞中声言:化涌血之大江为溢
乳之净海。土默特部贵族子弟们一○八人出家入教为僧(注28)
,躬行实践。在察卜齐雅勒庙会上决定废止萨满教,焚烧其
神像“翁贡”等等规定(注29),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蒙
古源流》卷七记称该庙会上的社会反映是:

向汉、藏、蒙古、卫果尔十万余众中,言如孟夏鸣鸠
之声,所聚各族人等,闻之悦耳,尽皆称奇矣。而圣
识一切与阿勒坦合罕二人为首,僧俗贵贱尽皆称善焉

从此(公元一五七八年)蒙古族人以土默特部率先开始,
皈敬三宝,出家入僧,建寺造像,翻译佛经,掀开了蒙古族
文化史上的新篇章,并播及于全蒙古。

四、格鲁派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与蒙古族文
化需求之契合


格鲁派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与蒙古族文化需要之相契,其
表现之一,是在理论上很大程度地打破了黄金家族、大元后
裔的“天命”、“正统”、“中心”等传统观念(注30),与
长子直系血亲对汗位继承权利的垄断(注31)。为巩固蒙古新
兴封建主的统治、安定封建秩序和消除社会思想的混乱,提
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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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神权的保障和佛学理论的根据。

(一)《彰所知论》的蒙译与“转轮王”、“转世”等观念

元帝师八思巴造《彰所知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佛学
的基本要义,于公元一二七六年应真金皇太子的求请,向蒙
古贵族首次做了系统的讲授。当时由沙啰巴译成汉文,并收
入了大藏经之中。后至达赖三世来蒙古传教时,随同而来的
西藏高僧锡勒图固什绰尔吉,将此论译成了蒙古文,题名为
《本义必用论》,广泛传播,流传至今,成为蒙族学僧习经
的必用教材。《本义必用论》与《彰所知论》雷同之处,是
关于器情世界,宇宙人生的解说,以及修佛成道的理论、原
则、方法和途径等等。如六涸噶拉卜(劫波)、三法印、四圣
谛、十二缘生、三世两重因果、五蕴、六通、八正道、十正
见、道法、果法、无为法等。不同之处是在补续了蒙古转轮
王延至元顺帝。《彰所知论》首创:“北蒙古国,先福果熟
生王,名曰成吉思?始成吉思,从北方王多音国,如铁轮王
”,并顺延其汗统至忽必烈子真金?纳麻贺等为止(注32)。
而《本义必用论》则又延至元朝末代皇帝妥欢帖睦尔汗为止
。使佛教“转轮王”的观念重醒于蒙古族人心中,为达赖三
世把“转世”论运用于蒙古,提供了历史的前提。

众所周知,西藏佛教“转生”的办法,是噶举派所创。
但广而大之者,则推格鲁派佛教。达赖三世把“转世”的理
论首用于蒙古,创造出了蒙藏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变化。

《阿勒坦汗传》载阿兴喇嘛称俺答汗是:“因大汗汝世
世修行福聚,始降为人君可汗”;达赖喇嘛向前来迎请的蒙
古使团讲解说:“因可汗与我二人前世行善,有兆预示互相
会唔共将宗教发展”;“可汗与我二人(从前有缘)世代相会
互为法主与施主,多次使佛教传播发展”;“赖善缘之力很
早以前可汗与我二人祖逢,我为东方佛教之法主,大汗为施
主(将我)拥戴敬奉”(注33)。

《蒙古源流》卷七亦载察卜齐雅勒庙会上二人相见时,
达赖喇嘛称:

我等非独今日方相会,自昔日多相见之矣。汝阿勒坦
合罕,先世曾为成吉思合罕孙之忽必烈彻辰合罕时,
我为萨斯嘉?班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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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傩达?都瓦萨?锡里?巴达之侄,玛第都瓦萨?帕
克巴喇嘛焉。

又指认通事官“为我等弟子凡三世矣”等等。

前述库土克台彻辰洪台吉建言迎请索南嘉措时,仅言及
“有益于今生及后世”,尚未提到“前世”的概念。此时达
赖三世喇嘛以佛教所特有的“前因前世”的理论,且摒弃萨
迦与格鲁的教派之见,直认自己为八思巴的转世;又消除了
蒙古长子直系正统与俺答汗非长子直系出身之隔,指认其为
忽必烈汗的转世;又从佛教神权的高度,封授予俺答汗以“
转千金法轮之咱噶喇瓦尔第彻辰汗” (梵天大力转轮圣王睿
智可汗) 之号,使其具有了“普国之汗”(注34)的名分。赖
此得以佛教神权印证之力与历史的和理论的论证之力风行于
蒙古。其意义非同小可,即在无形中消弱了蒙古察哈尔部的
正统宗主权及其在民间的影响,使蒙古族人的思想观念和宗
教信仰为之一新。

(二)《金光明经》的蒙译与佛、菩萨“化身”等观念。

库土克台彻辰洪台吉检讨了本族政治、宗教、思想、文
化之历史得失,著《十善福经白史》,创立十福经教之法,
制定“政教并行”的政纲,在察卜齐雅勒庙会上颁行于蒙古
,定为治国安邦的永恒之制。

其文开篇,即称古昔印度“众敬王摩诃萨摩迪合罕 (大
三末多王) ”是“呼图克图?萨满迪,菩提斯持(菩萨)之化
身”;土伯特“王子松赞干布”是“呼图克图?观世音菩萨
之化身”;蒙古“帖木真王子”是“瓦齐尔巴尼 (金刚手菩
萨) 之化身”;而“忽必烈皇帝”则是“满珠希里?菩提斯
特(文殊菩萨)化身”(注35)。直把政教并行之制的历史根据
追溯至印藏远古劫初。称赞忽必烈“以转千金法轮合罕之名
,誉满天下”。从而采用了佛教“化身”的概念,并与“转
轮王”联结了起来。

《阿勒坦汗传》著者亦称:“赖此福缘造化之力,观世
音菩萨化身福海喇嘛降生于西,化身阿勒坦汗降生于东方蒙
古之地,此乃圣者之教将如太阳般普及的兆示。”(注36)

前述转轮王转世的理论,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但“化身
”的涵义则较深奥,需要有专门的解说,而这正是《金光明
经》中具有的内容和传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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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俺答汗命人翻译了这部经典(注37)。《金光明经》卷三
<分别三身品>中,对佛的“三身”解说甚详,兹略录其要
点如下,以明其与蒙古文化需求之关系。其经文略云:

一切如来有三种身。云何为三,一者化身,二者应身
,三者法身,如是三身具足。善男子,是初佛身随众
生意有多种故现种种相。

化身者,恒转法轮,处处随缘,方便相续不断绝故,
是故说常。非是本故,具足大用,不显现故,说为无
常。

应身者,从无始来相续不断,一切诸佛不共之法能摄
持故,众生无尽用亦无尽是故说常。非是本故以具足
用,不显现故说为无常。

法身者,非是行法无有异相,是根本故犹如虚空,是
故说常。前二种身是假名有,此第三身是真实有。

以愿自在故,众生有感现应化身。如日月影和合出现
。复次善男子,譬如无量水边水镜依于故,空影得现
种种异相,空者即是无相。善男子,如是受化诸弟子
等是法身影,以愿力故,于二种身现种种相,于法身
地无有异相。善男子,依此二身一切诸佛说有余涅槃
,依此法身说无余涅槃。(注38)

经文意思是说,化身和应身不是佛身之“本”,而是佛
身之“用”。是佛如来“随缘方便”----即在一定的时间与
场合用以化导众生而显现出“种种异相”的功能之“用”,
是暂住之“常”,是“假名有”。而法身则是“本”、是“
常”、“无有异相”、“犹如虚空”。即是唯一不变不灭的
实在,是永恒常在。此段经文阐明了佛的三身之间本与用的
关系。

俗言之,“化身”就是佛如来的“法身”通过各菩萨的
变化在人间的显影。做为“菩萨化身”的“转轮王”,其肉
身之死,只不过是佛菩萨的“有余涅槃”,而佛不灭的“法
身”,还会通过菩萨的“化身”再现于----即“转生”于另
一个载体转轮王的“应身”上,从而“能显如来种种事业”
。这就为“转世”论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在实体上
,菩萨一头联结著佛,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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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联结著转轮王;在理论上,则化身一面联结著法身,另一
面联结著应身,完成了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佛祖历代通
载》记拣坛主称忽必烈为佛,忽必烈汗问道:“朕如何是佛
?”对曰:“杀活在于手,乾坤掌上平”(注39)。即有转轮
王的上述理论为据,有佛的三身理论为据。

经文称颂受持此经的转轮圣王,“受恭敬尊重,最为第
一”。而此经的蒙译者在其“译后记”中,即称颂受持此经
的俺答汗为“转轮圣王”。并把转轮圣王所应具有的一切品
质都加于俺答汗身上(注40),明确无误地表达出了此经的蒙
译与俺答汗需要之间的关系。解决了萨满教思想文化库存所
无法解答的理论难题。此与唐朝武则天翻译《大云经》,取
其“支那国女主”之佛谕用意,同属一类。

《蒙古黄金史纲》著者亦称赞俺答汗:“承继了断绝的
宗教,治平了毁灭的国家,一若往昔薛禅可汗之显扬于五色
四夷大国”(注41)《蒙古源流》卷一亦载:

其如《上金光经》中云:佛断不涅槃,圣经亦不灭,
但为化谕众生,乃示涅槃之道耳。法力无边之寿算,
绝无能知之者,其明显之色身虽逝,其光辉之真法身
则不替。

展现出了该时代蒙古族智识分子对此理论的理解和接受
巳达到的水平。

(三)《甘珠尔经》的蒙译与蒙古族文化库存的变革

《阿勒坦汗傅》记载,俺答汗死后,其爱妻钟根夫人 (
即明廷赐封的“忠顺夫人”三娘子)(注42)继其遗愿,护持
佛教。其时格鲁派佛教在蒙古初兴,蒙古本族的僧伽团体与
释迦牟尼召佛像虽巳建成,但佛经的蒙译则很不完善,还不
能言已具足了三宝。钟根夫人与继夫可汗于虎年又亲往察卜
齐雅勒庙(仰华寺),请来妙思达隆绰尔吉喇嘛,聆听功德修
多罗、坦特罗诸经。“自黑龙年 (即壬辰,明万历二十年,
一五九二年)起至白鼠年(即庚子,明万历二十八年,一六○
○年), 译一切之母般若波罗蜜多使成卷册”。又其后,那
木岱彻辰汗、钟根哈敦洪台吉三人,按经教之制奉行尊圣可
汗之政,使以蒙古语翻译佛师所说百八《甘珠尔经》,于是
锡勒图固什绰尔吉、阿优希阿难答满珠锡里固什等,与杰出
三万户的译者贤能,“自黑虎年(即壬寅,明万历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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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年)至红羊年(即丁未,明万历三十五年,一六
○七年),将一切经文全部译出,美妙得体纳入卷册之中”
(注43)。至此,蒙古本族的佛、法、僧三宝得以具足,召庙
成为蒙古民族全新的文化载体。无论其文化库存的内在宏富
,还是其外在构建的雄伟庄严,都是原萨满教文化所无法与
之相匹敌的。以此因缘,蒙古族的文化变革,迅速风靡全蒙
古。而明、蒙关系和蒙古民众,在梵轮法鼓声中亦得享和平
安生。

格鲁派佛教“显密俱全”的特点与蒙古族文化需要之相
契,其表现之二,是在密咒与戒行方面亦适合了蒙古游牧社
会的文化特性。以其法术的神圣和行持的谨严,战胜了萨满
教,从而获得了蒙古民众的皈敬。

据《内齐托因传》和《科尔沁萨满教诗歌译注》记载:
十七世纪初,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崇福寺高僧内齐托因,
率徒赴蒙古东部科尔沁地区传教。与当地萨满教主霍布克台
?把秃儿及妻女巫图?阿拜斗法。霍布克台?把秃儿击鼓诵
咒、施展法术,刹那间天空布满乌云,雷雨交加,冰雹倾向
那位远来传教的佛教高僧。待到雨过天晴,冰雹停歇时,却
只贝内齐托因袈裟遮身、闭目合十,端坐于冰雹堆积而成的
冰山之上。竟毫发未损,安然无恙。霍布克台?把秃儿见状
大惧,遂乘铃鼓腾空而起,欲逃向须弥山顶。此时内齐托因
将手中法器瓦齐尔轻轻抛起,把霍布克台?把秃儿所乘铃鼓
击穿,使其跌落在地。从此,霍布克台?把秃儿只好承认自
己的失败,拜内齐托因为师,改尊佛教为正宗(注44)。

上述故事是格鲁派佛教密乘法术殊胜于萨满教巫术的一
个代表性例证。前述著名的库土克台彻辰洪台吉制定的“政
教两道”大纲中,即已明确解释其“教”为“咒”与“经”
。即密乘之“怛特罗”与显乘之“修多罗”(注45)。并总结
了元末由于政教差池而失国的教训,规定必须“周密无疏漏
地实施”政教二道。规定僧人行持甚严。而此则恰与宗喀巴
改革后的格鲁派宗风相合。《阿勒坦汗传》载阿兴喇嘛向俺
答汗解说三实是:信佛者不拜其他诸天(注46),信圣法者不
杀害人命,信僧者不信异教旁门(注47)。皆系针对萨满教而
言。由于西藏佛教在藏区传教过程中,已具足战胜苯教的经
验,再行于同一文化类型的蒙古,自是轻车熟路,较易为力
。格鲁派佛教显密俱全,

747页

解行谨严的宗风,与蒙古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之相契合,已
甚显明。

格鲁派佛教特点与蒙古族文化需求之相契,其表现之三
,是其“众生皆可成佛”的佛性理论,满足了蒙族民众宗教
权利的需要。在此以前的红教理论是:“只有掌握政教两权
,具有趋善根基之人才能成佛”(注48)。那时节,贫苦无告
,走投无路,无可归依的蒙族牧民们,连宗教信仰的权利都
没有,遑论政治、经济诸人权。而此时黄教赋于了一般民众
的宗教人权,使得贫苦的牧民也得有慰藉,有所归依和托庇

五、蒙古族人历史观念和思想方法的改变

吾国著名史学大师之一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彰所知
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中,最先找出了二者之间的思想渊源关
系。业已指明:“帝师所论,于佛教教义固无所发明,但授
予蒙古族人一新的历史观念和思想方法,其影响至深且久”
(注49)。笔者此处,且据当代蒙古族学者汉译新成诸明代蒙
古文献史籍所载有关史料,略予具体阐明。

(一)凸显对忽必烈的尊崇和对佛教的再认识

《十善福经白史》开篇,即称此编是“初由查克拉瓦仑
皇帝编著”;篇中继称圣雄成吉思汗向大萨斯迦贡嘎宁卜喇
嘛乞请(注50) :“欲俾吾子孙世代成至上菩提斯特种属,
以企永恒地实施政教两道,乞降一子焉”。因得天命,延至
三代诞生满珠希里?菩提斯特(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忽必
烈皇帝,以转千金法轮合罕之名誉满天下。并以忽必烈汗的
口吻宣谕:“朕今亦行此政教两道于国度”;终篇又称,“
由是,四邻免于折难,无使八方蹂躏,国泰民安也者,此伟
大智明忽必烈合罕实施政教两道并行之建政大纲故也。”

《蒙古黄金史纲》称成吉思汗临终留言:“往后你们要
好生维护朝庭,忽必烈出语不凡,你们遵照他的话行事。”
(注51)

《蒙古源流》卷四亦采此说,谓成吉思汗临终言:“噫
!我此身将辞此世矣!忽必烈儿出语不凡焉,汝等当遵其言
而行之,日后可望彼能如我在时,必致天下于安乐之境乎!
”(注52)

以上三载,凸显出对忽必烈汗的推崇,为前此所未有。
是明代蒙古族思想


748页


家经过历史的反思、检讨之后,对忽必烈的功绩与佛教功能
的再认识。旨在指导现实的社会发展,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
。前文已述元亡以后蒙古“天命”观念的混乱和“失于天命
之不佑”;此时,《蒙古黄金史纲》著者明确呼出了“愿汗
主的黄金家族当受汗位,千秋万代。愿光明众菩萨垂鉴于后
世,回转过来著落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注53)。天命既
巳失效,只有求佛菩萨了。

佛教意识的重醒和对元世祖作为的肯定,遂成为该时代
蒙古族思想文化之主流。

(二)对本族祖源与佛致的联认

元帝师八思巴造《彰所知论》,从佛教世界观的立场出
发,以统一天下的君主----“铁轮王”的名义,首次创造性
地把蒙古的汗统从成吉思汗开始,与西藏和印度王统“并联
”了起来。这是八思巴的首创,但仅此而已。并未涉及蒙古
始祖,以及菩萨化身、转轮王转世等等问题。而到了此期,
库土克台彻辰洪台吉在《十善福经白史》中,则继“转轮王
”之后, 提出了本族汗统系“菩萨化身”和“菩萨种属”
(注54)的观念,较《彰所知论》向前迈进了一步。又到明末
,《蒙古黄金史纲》著者则继“菩萨种属”之后,又提出了
“菩萨后裔”的观念。其书开篇即称:“尊贵菩萨后裔,肾
德帝王根基,起源印度土番,愿述事迹梗概”。从劫初之祖
、印度大三末多王起笔,略述了净饭王子佛陀释迦牟尼王族
,又采用西藏佛教的“铜匣恒河飘流”之说,略述了西藏王
统的源流;写至藏王“大赉苏宾阿雨滩三搭里国王”时,谓

王有三子,长子博罗出,次子锡巴罟持,幼子孛儿帖
赤那。由于内部失和,孛儿帖赤那北渡腾吉思海,至
淅忒地方,娶了一个唤做豁埃马阑勒的处女为妻,在
淅忒地方定居下来,是为蒙古部落。其子为巴塔赤罕
,其子塔马察”(注55)。
以此与《蒙古秘史》的祖先叙述相衔接。

前文已述,《蒙古秘史》开篇,即称成吉思汗的先祖乃
是应天命而生的孛儿贴赤那;而此时《蒙古黄金史纲》的著
者则依仿西藏僧人的创造,把蒙古始祖孛儿帖赤那与西藏王
统、印度佛教的血缘关系直接“串联”了起来,完成了

749页


蒙古族人历史观和祖源观的重大创造性转变。其意义非同小
可,它表明了蒙古族人接受佛教文化的历史进程:即从“转
轮王”的历史理论前提,发展出“菩萨化身”、“菩萨种属
”、“转轮王转世”等理论中介,最终导致了“菩萨后裔”
的理论结果。表明了蒙古族思想文化进程合逻辑的发展。而
这个发展进程则经历了三百五十年(一二七六~一六二七)。

(三)对劫波、业果、才华与命运的认识

关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起
源,战争的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
等等宇宙人生的问题,是人类古来共同关心的问题。世界各
民族的宗教和文化都有自己的回答,然而均不及佛教回答的
至为详富与圆通。从《大楼炭经》、《起世经》、《起世因
本经》、《立世阿毗昙论》、《俱舍论》、《大智度论》、
《华严经》等等诸多经论中,以其天才的猜测和理论思辨的
力量,折服了许多民族。连恩格斯亦称赞古代人类辩证思维
所达到的高度,只有“佛教徒和希腊人”(注56)而已。而此
期格鲁派佛教的文化蕴涵与蒙古社会文化变革之需要,正若
合符节。库土克台撒辰洪台吉的曾孙萨冈彻辰,集“七部史
著”(注57)之大成,著成,《蒙古源流》一书,集中地表达
出了该时代蒙古族智识分子对佛教的理解和对上述问题的认
识。

《蒙古源流》开篇,即采用了《本义必用论》 (《彰所
知论》) “六个噶拉卜”(劫波)的宇宙论观念,向本族人讲
授了器、情世界的成、住、坏、空过程:讲述了人类之愚昧
、妒忌、争战诸“孽业”之起源与众敬王的产生:释迦佛的
成道、转法轮、涅槃、法身等等。略谓:“转三乘之法轮,
度化三世之一切生灵,岁次丁亥,年八十岁时,于氐土貉值
月十五日之夜,为谕业果之义,示无常之道于生灵,以其此
厢之色身,而得涅槃之道矣。”

《阿勒坦汗传》亦载达赖三世言:“为此方生灵广行有
益善事,赖成就此等善业果报之力”(注58)。

以上劫波、业果、无常、涅槃等佛教之重要范畴,均在
蒙古族知识分子中得到了理解和接受。使得此前的思想混乱
和矛盾,得到解决和圆通。又由于格鲁派佛教大、小五明的
知识学术极为宏富,令蒙族学僧趋之若骛,向其文化蕴


750页


藏学习知识、掌握才华,以求改变命运,遂成为时代的风尚

《蒙古源流》著者在其著作的结尾诗(注59)中,依仿《
萨迦格言》(注60)济世救人之宗旨。强调:

神圣书教学不尽,恶人造孽造不尽;

轮回规律寿无恒,才华不与圣教分。

至尊龙树菩萨训,命运不与才华离,

明日升天今谨修,否则死去有何义?(注61)
诗中“命运不与才华离”、“才华不与圣教分”的思想
认识,把命运、才华、圣教紧密联结起来,显明地表达出了
著者追求的目标和虔诚向化之心。为蒙古族人的宇宙观念、
历史观念,思想方法和文化变革,奠立了一代新型。


六、结论


在人类自身的文明开化史上,从没有宗教到有了宗教,
是一次进步;从低级宗教发展为高级宗教,是又一次进步。
连恩格斯亦说过:“历史上的伟大变迁往往有宗教变迁相伴
随”(注62)。蒙古民族亦无例外地在自身的社会历史变迁过
程中,产生出了对文化变革的需要。抛弃了本族过时的低级
宗教----萨满教文化,而改信外来的高级宗教----佛教文化
。而格鲁派佛教“显密俱全”的文化蕴涵,无论在理论上还
是在实践上,都满足了该民族思想文化变革的需要。解决了
该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重大难题。连马克思亦说过:“理论在
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
程度”(注63)。上述格鲁派佛教有关转轮王转世的汗权理论
;《十善福经》的伦理教诫;以及众生皆可成佛的民众宗教
权利的承诺等等,均为安定蒙古封建社会秩序、消弭战祸、
缓解社会矛盾,使社会经济生活得以恢复发展,产生了有益
的作用。《阿勒坦汗法典》的制定又从法律上保障了佛教的
地位和施行。从此,藏传格鲁派佛教在蒙古族人中札下深根
,成为蒙古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黑格尔的哲学名言:“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注64),
自应包括蒙古族该时代宗教、思想和文化变革的现实合理性
在内。这种现实合理性的文化内因,是由于蒙古族原有的萨
满教文化发展程度较低,不能与佛教


751页


这样高级的世界宗教文化相匹敌。而蒙藏两族又同属“游牧
文化”类型,因而较易于被取代,成为蒙古全民族新的宗教
信仰。这与汉民族的情况是有差别的。汉民族具有历经数千
年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和宗法观念,且属于“农业文化”类
型,因而对外来的佛教具有相应的抗御能力。能够兼容汲收
以发展本族文化,但不能被取代。这就是蒙、汉两族之间文
化根据的差异所致。

但是,做为共同信仰的世界宗教----佛教,却成为了把
蒙、藏、汉等我国各族人民亲密联结起来的一种文化纽带,
其文化功绩是不容抹煞的。面对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人类的和
平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亦是不应忽视的。


注 释


(注 1)【苏?符拉基米尔佐夫著:《蒙古社会制度史》第
二八五页。刘荣焌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
九八○年;薄音湖著:《关于黄教传入内蒙古的几
个问题》,载《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
第二期。


(注 2)见吕光天著:《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第三
三○页。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注 3)《蒙古秘史》巴雅尔蒙文音注本,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年。


(注 4)额尔登泰,乌云达赉《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总译卷一。


(注 5) 同(注4),总译卷三。


(注 6)余大钧,周建奇译拉施特《史集》,商务印书馆,
一九八三年,北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二七三页


(注 7) 同(注4),总译卷八。


(注 8) 同(注4),总译卷十。


(注 9)【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宵注《出使蒙古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一九八三年,第一○二页


(注 10) 同 (注9),第二二三页。


(注 11)见薄音湖著《评十五世纪也先对蒙古的统一及其与
明朝的关系》一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
八五年,第二期。


(注 12)道润梯步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一年,第二六一页。


(注 13) 同(注12),第二九三页。


752页



(注 14)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五十六页。


(注 15) 同 (注14),第五十七页。


(注 16) 同 (注14),第四十五页。


(注 17) 同 (注14),第一○四页。


(注 18)珠荣嘎译注《阿勤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第九页,第十页。


(注 19) 同(注14),第一○○页。


(注 20) 同(注18),第十八页。珠荣嘎氏注,甚当。


(注 21) 参见安柯钦夫著《蒙古文学翻译传统初探》,载
《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四期。


(注 22) 同(注12),第三七五页。


(注 23)见《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
年,第五○四页:《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
六二。


(注 24) 同(注18),第七十八页。


(注 25) 同(注12),第三八六页。


(注 26) 同(注14),第一一页。


(注 27) 同(注12),第三八九页。


(注 28) 同(注18),第一一七页。


(注 29) 同(注18),第一一七页。


(注 30)见金峰著《喇嘛教与蒙古封建政治》一文,载《内
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注 31)见王德恩著《综述格鲁派佛教传入蒙古的社会历史
条件》一文,载《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七年,
第三期。


(注 32) 《彰所知论》频伽藏本。


(注 33) 同(注18),第一○六页。


(注 34) 同(注18),集一三三页。


(注 35) 鲍音译《十善福经白史》,载《蒙古学资料与情
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注 36) 同(注18),第一○○页。


(注 37) 见乔吉著《内蒙古地区喇嘛教史编纂活动概述》
(十六~十九世纪),载《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
九一年,第一期。


(注 38)《金光明经》频伽藏本,蒙文译本有长、中、短三
种译本。

753页



(注 39) 见《佛祖历代通载》,频伽藏本。


(注 40) 同(注37)。


(注 41) 同(注14),第一○五页。


(注 42)同(注18),第一○五页。译者另著有《明史籍中三
娘子姓名母家考》专文考证。兹不赘。


(注 43) 同(注18),第一七六页。


(注 44)见乌兰杰著《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一页。


(注 45) 见鲍音译文及《阿勒坦汗传》,第一六二页。


(注 46)珠荣嘎氏注为“指当时蒙古人所崇拜的天神”,其
注甚当。


(注 47) 此指蒙古萨满教而言。


(注 48) 同(注30)中引文所注。


(注 49) 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载此文。


(注 50)成吉思汗与贾嘎宁卜非同一时代之人,此误源出藏
文史载。东嘎?洛桑赤列与王森等均巳指明。


(注 51)蒙元时代有关成吉思汗遗训记载诸文献中并无此语
。此语首见于此出,系著者所加。


(注 52) 此语与《蒙古黄金史纲》所记同一思想传承。


(注 53) 同(注18),第四十五页。


(注 54) 见(注35),鲍音译文。


(注 55) 同(注18),第三页。


(注 5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
卷,第五四五页。


(注 57)指萨冈彻辰著《蒙古源流》时所依据参照的七部史
书。如《本义必用论》、《白史》、《黄史》、《
汗统纪》等等详见浪腾译《蒙古源流跋文试译》,
载《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九二年,第六期。


(注 58) 同(注18),第一五五页。


(注 59) 同(注57),良腾译文。


(注 60)蒙文著作中称为《苏布喜地》、《善言宝藏经》。
是蒙古族人极为喜爱的一部著作,流传至今。


(注 61) 同 (注57),良腾译文。


(注 6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一文。


(注 6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注 6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一八二一年,柏林版
,第二一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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