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现存旦期洞窟的年代问题

敦煌莫高窟现存旦期洞窟的年代问题
　　宿白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第20卷（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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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莫高窟第268（包括267、269、270、271四个禅窟）、272（包括273和另一个未编号的小龛）、275三窟左右毗连，是大家公认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因为敦煌处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西邻古代西域，适当佛教东传的要道，所以这里现存的最早洞窟对我国早期佛教石窟的编年分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这组洞窟本身没有纪年铭记，和他们接近的其它莫高窟早期洞窟也没有纪年铭记。因此，探讨这组洞窟的年代问题，一直为研究我国石窟遗迹的学人所关注。
　　这组洞窟年代的拟定，始于四十年代初的张大千先生。张先生拟第274（张氏编号234）、275（张编号233）两窟时代为北魏，第268（张编235及其耳洞）窟时代为隋。（注1）敦煌研究所最初沿用张说，（注2）后来将第268窟也改订为北魏。（注3）七十年代末，敦煌研究所提出了这组洞窟可以早到公元421年至439年左右的北凉时期。（注4）我们认为这个新说，在目前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新资料的情况下，是值得商榷的。
　　五十年代，我们探讨莫高窟这组洞窟的年代问题时，曾因《魏书?释老志》：「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的记载，估计他们有可能和今新疆地区某些石窟接近，但经过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开展多次对新疆石窟较全面的调查工作之后，（注5）逐渐认识到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与自成体系的新疆石窟的关系，虽在绘画技法方面有某些相似处，但从石窟全部内涵上考察，则远不如与中原北方石窟关系密切；莫高窟尽管地接西域，但仍然属于中原北方石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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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参看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11月，页301-312。
　　注2参看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文物参考数据》，第2卷第五期，1951年5月，页229-230。
　　注3参看陈明达等《敦煌石窟勘察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1955年2月，页39-70。
　　注4参看樊锦诗等《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该文收在《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页177-189。段文杰近撰《八十年代的敦煌石窟研究》云：「大家公认268、272、273一组是最早洞窟....经过调查研究和论证，初步确定这一组洞窟属于北凉时代，现已基本上得到国内外学者承认并引用，但不同意见仍然存在。」段文刊《中国文物报》，第40期，1988年10月7日，第3版。
　　注5参看《中国石窟????石窟》，1至3卷，东京：平凡社，1983年12月至1985年3月；《中国石窟?????石窟》，东京：平凡社，198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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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北方早期石窟主要有两个中心：一是北凉都姑臧以后（公元412年至460年。）〈注六〉的北凉领域内及其附近诸遗迹；一是从公元460年开始开凿的平城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前者主要遗迹发现甚少，就已知的迹象与莫高窟这组最早洞窟差异较大，而后者遗迹丰富，与莫高窟相似之处远较北凉遗迹为多。
　　我们先概观一下北凉时期凉州及其附近的有关遗迹。现在所知可靠的有关实物，主要有三项：一，甘肃武威天梯山第1窟和第2窟，两窟都具有中心柱的塔庙窟，残存形象多以圆颜细目为显著特点，边饰花纹有化生忍冬（注7）；二、酒泉、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北凉石塔，皆作突出覆钵和相轮的西方形制，石塔上的主要造像是七佛与交脚菩萨的组合，石塔上还雕有与黄老道术有关的八卦和北斗七星（注8）；三、与北凉大约同时的西秦永靖炳灵寺造像，或就崖罅处塑立佛如炳灵寺第1窟，或就天然岩洞中建浅龛如炳灵寺第169窟第6龛；佛的面相也都突出了细长的双目（注9）。以上所列情况，几乎都不见于莫高窟这组现存最早洞窟。我们认为这些不见于莫高窟现存最早洞窟的绝大部分，可能都是更早的时代特征。至于莫高窟这组现存最早洞窟与北凉石榙、,炳灵寺壁画中有某些类似的形象造型，如U字形体态的飞天和男女供养人服饰等（注10），并不能作为早于云冈的证据，因为这些类似的内容，是包括云冈在内的五世纪末期以前中原北方窟龛所共有的因素。
　　我们认为可以和莫高窟这组现存最早洞窟进行比较，并有较明确年代的石窟，是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一般分三期：第一期即公元460年间开凿的昙曜五窟（云冈第16窟至第20窟），位于云冈石窟群的西部；云冈中部和东部的主要石窟，即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第1、2窟，第3窟，属第二期，年代约在北魏孝文帝都于平城的时期，即公元471年至494年；第三期石窟开凿于迁洛（公元494年）以后，其主要窟龛分布在最西部，也有不少窟龛散布在前两期石窟之间（注11）。莫高窟这组现存最早洞窟的许多特征都和云冈第二期石窟相似（注12），现择其较显著者分三项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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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6460年是沮渠安周为柔然击溃之年，《北史?西域?高昌传》：「[沮渠]无讳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为蠕蠕所拜。」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页3213。
　　注7参看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1955年2月，页76-96。天梯山北凉壁画及其摹本现分藏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研究所。
　　注8参看王毅《北凉石塔》，《文物资料丛刊》一，1977年12月。页179-188；及拙著《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1986年10月，页435-446。
　　注9参看《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东京：平凡社，1986年6月，图版21、36。
　　注10参看《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页178。
　　注11参看拙著《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978年1月，页25-38。注12关于莫高窟资料，参看注4。云冈资料参看日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1至15卷，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2-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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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窟室形制
　　平面
　　莫高窟第275窟平面长方形。第272窟平面方形。第268窟平面长方形，两侧各附两个方形小禅窟。三座窟都是窟内空间较宽敝的佛殿窟（图一）。这种窟室规整而又宽敞的长方形、方形佛殿窟，不见于云冈第一期窟；始见于云第二期的第7、8窟禾第9、10窟。第7、8窟前后皆作长方形（后室为横长方形），第9、10窟后室作方形。第1、2和第5窟都是雕出中心柱的塔庙窟，平面作长方形。只具一方形或长方形窟室的佛殿窟，更是云冈第三期流行的窟式。
　　窟顶结构
　　莫高窟第272窟和第268窟及其附窟，窟顶皆作出抹角迭砌，即有些专家所谓的斗四方形的藻井或平□(基，基字下的土改为水)（图一）。这类窟顶都表现了对木结构的摹仿，或是部分摹仿木结构。同样情况，在云冈开始出现第二期的第7、8窟，又见于第9、10等窟。
　　二、造像题材
　　主像
　　莫高窟第275窟主像是交脚菩萨（图二），第272窟是倚坐佛像（图三），第268窟是交脚佛像（图四）。以交脚菩萨作主像，在云冈第一期仅见于第17窟；第二期窟即成为常见的形象，如第10窟、第13窟和第1窟以及第3窟的上层窟室。倚坐佛像为主像在云冈第一期仅见于较晚的第19窟的东洞；多见于第二期壁龛，如第7、8窟后室左右壁龛、第10窟前室后壁龛和第12窟前室右壁龛。作为主像则始于第9窟。云冈不见以交脚佛像为主像的石窟，他的形象最早见于第二期第7、第8窟后室左右壁龛，又见于第九窟和云冈关系较近的辽宁义县万佛堂西区第6窟主像为交脚佛像（注13），他是中原北方石窟除莫高窟外，唯一以交脚佛像为主像的实例，其时代大约相当于云冈第三期之初。
　　其它龛像
　　莫高窟第275窟左右壁龛中有交脚菩萨龛（图五）、思惟像龛（图六）。第272窟现窟口外两侧各有一禅僧龛（注14）。以上三种龛像，在云冈都始见于第二期窟。交脚菩萨龛见于自第9、10窟以上诸窟。思惟像见于自第7、8窟以下诸窟。禅僧像见于第7、8窟、第12窟和第5、6诸窟，其位置多在明窗左右侧壁，与莫高窟第272窟安排的方位颇为类似。
　　千佛壁面
　　莫高窟第272、268窟左右壁满壁绘千佛（图三、四），第272千佛之下原绘供养人行列，已为宋画所掩盖。云冈第一期窟的千佛所占面积尚小，即使是时代已晚的16窟，千佛也仅限于壁面龛像的上方。满壁雕千佛始于第二期的第7、8窟，但该两窟又仅限于前室的一侧壁（即第7窟前室右壁、第8窟前室左壁）。值得注意的是第11窟内的两处龛像：左壁上方邑善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上为厂，下为苗)（庙）形像龛，该龛主龛两侧各雕千佛十一列，其下雕供养人行列；前壁上方交脚菩萨龛，主龛两侧各雕千佛四列。前一龛中部下沿有太和七年（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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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3参看閰文儒《辽西义县万佛堂石窟调查及其研究》，《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9期，1951年10月，页135-190。
　　注14莫高窟第272窟现窟口外北侧的第273窟系一浅龛，内塑一禅僧像；窟口南侧只存空龛，龛内塑像已佚，该龛未编号。
　　图一莫高窟第268-275窟平面、仰视、剖面(采自《文勿参考数据》，1955年第2期，页58)
　　图二第275窟主像(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图版11)
　　图三第272窟主像，侧壁绘千佛(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图版7)
　　图四第268窟主像，侧壁绘千佛(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图版6)
　　图五第275窟侧壁上栏交脚菩萨和高阙行龛；下兰绘本生，本生画面中附有长条框式榜题；
　　上下栏间有单叶波状忍冬文边饰(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图版18)
　　图六第275窟侧壁上栏思惟像龛(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图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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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注15）。这两座龛主龛两侧的位置与洞窟两侧壁类似。因此，前龛的纪年铭可以作为考虑这类千佛布局出现的年代的参考。
　　三、壁面布局
　　分栏分段
　　莫高窟第275窟左右壁上下分栏布局：上栏塑列龛；下栏分段绘本生或佛传，本生、佛传画面中附有长条框式的榜题（文字已漫漶）（图五），画面下部画供养人像一列，再下为三角垂饰。分栏布局在云冈始见于第二期的第7、8窟前后室左右壁；与莫高窟第275窟类似的是云冈第9、10窟前室壁面和第1、2窟、第6窟左右前壁面。第9、10窟前室壁面和第6窟左右前壁面都是上部雕两栏列龛，下部雕一栏分段的本生和佛传，本生、佛传中也雕出长条框式的榜题（文字亦漫漶）（注16），本生、佛传栏之下供养人列像，再下雕边饰。云冈第1、2窟左右前壁面与前三窟布局相同，唯一的差异是壁面上部只雕一栏列龛，这个差异，恰好同于莫高窟第275窟。又第275窟左右壁上下栏之间，隔以各种图案边饰，其中单叶波状忍冬文（图五），据敦煌研究所统计，为莫高窟「第一期洞窟所特有，第二期及以后各期所不见。」（注17）上下栏间雕饰边饰，在云冈也始于第二期的第7、8窟的前后室壁面，但与上述相同的单叶波状忍冬，则以出现在第9、10窟后室前壁的下栏列龛栏与佛传栏之间者为最早。
　　汉式建筑装饰
　　莫高窟第275窟左右壁上栏影塑出附有子阙的高阙，下栏壁画中绘出汉式建筑庭院。无论高阙或庭院建筑，都施有鸱尾、瓦垄、横枋、细长的檐柱，檐柱间的方窗和檐下绘出多种形式的斗拱。斗拱的样式有一斗二升与叉手、一斗二升与直斗、一斗三升与叉手、一斗三升与直斗等组合形式（图七）。汉式建筑出现在云冈，以第二期的第7、8窟前室侧壁为最早，但仅具有雕出鸱尾的汉式屋顶；自第9、10窟前室壁面才开始雕出有一斗三升、叉手、横枋、长柱等具有更鲜明的汉式建筑特点的殿堂式佛龛。云冈开凿的汉式建筑与莫高窟第275窟的塑绘相比，显然简略得多。可以进一步与莫高窟塑绘细部比较的数据有：传山西出土的太和二十三年（499）比丘僧欣造像背雕和出土地不详的景明三年（502）刘未等造像背雕雕出的一斗二升与叉手的斗拱组合（注18）；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自下第二层大龛之间孝明帝时（516-528）补雕的殿堂龛檐下刻出的一斗二升重栱与直斗的斗栱组合（注19）；宁夏固原北魏墓所出约属太和十年（492）左右的漆棺画像中绘出的一斗三升与直斗的斗栱组合（注20）；附有子阙的高阙曾见于迁洛后雕造的石棺栏板（注21）；方窗既见于上述固原漆棺画──────────────────────────────
　　注15参看长广敏雄《千佛构成》，该文收在《大同石佛艺术论》，日本：高桐书院，1946年11月，页73-92。
　　注16画面上附有长条框式的榜题，是沿袭东汉以来的传统，为墓葬壁画和画像石所习见，北朝的石棺图像和造像碑尚承此制。
　　注17参看注4。敦煌研究所谓的北朝第一期窟，即指第275、272、268这组洞窟。
　　注18参看D.Siren，LaSculptureChinoiseduVeauXIVeSiecle，London，1925，图版119、121。
　　注19参看《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东京：平凡社，1987年12月。图版148。
　　注20参看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1984年第6期，1984年6月，页46-56。
　　注21参看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2月，图版90。
　　图七第275窟侧壁上栏的汉式建筑(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图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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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注22），又见于迁洛以后的石棺壁板（注23）（附表）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莫高窟这组现存最早洞窟和云冈相比的，不是云冈第一期窟，最早只能对比到第二期的第7、8窟；比较合适的应是第二期的第9、10窟和第11、12、13窟、即云冈中部偏西俗称「五花洞」的五个石窟。如果考虑到莫高窟第272窟的方形窟室和第275窟塑绘中的汉式建筑细部，似乎与云冈第二期窟再晚一些的数据相比更为恰当。这里说的比较，只是说他们相似或接近，并不能把对比双方的年代简单地直接等同起来，因为其间还有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受到影响的当然要比施以影响的时代要晚些。
　　如何判断谁影响谁呢？这要考虑双方的历史背景。
　　云冈，北魏时位于首都平城西郊。迁洛以前，平城作为魏都已近百年（398-494），当时平城及其附近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和接近百万的人口，其中包含有来自中原北方各地的各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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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2参看注20。
　　注23参看注21，图版30，此石棺壁板传出元谧墓。元谧葬于正光五年（524），见《元谧墓志》，参看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二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1月，图版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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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北魏皇室权贵在云冈兴凿石窟之初，平城内外的佛寺修建已继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注24），尽管其间经历了六、七年的灭佛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平城的佛教艺术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如果说，我们对复法不久开凿的云冈第一期石窟完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抱有疑虑的话（注25），那么，大批兴建的第二期石窟工程已完成「云冈模式」，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迁洛以后，云冈窟龛的雕造并未衰歇，大约到了公元515年孝明帝即位后，洛阳才大事兴修佛寺，中原北方地区才又出现一个新的佛教建置的典型所在（注26）。以上是在说明，从公元460年以后到六世纪初，出现可以作为东方石窟模式的地点，云冈最具条件；六世纪初以后，才又增加了一个洛阳。
　　至于敦煌地处绿州，物产人口均受限制，经济发展多赖商业，五凉之初尚称繁荣。公元405年北凉李暠曾移西迁敦煌的外地人户于酒泉。公元421年北凉且渠蒙逊攻占敦煌后，又「屠其城」（注27）。公元442年北魏下敦煌，且渠「无讳自率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注28）此后，北魏为了经营西域和防御柔然，在敦煌设置军镇接着就是公元446至452年太武帝毁佛废法。废法结束，正值柔然势盛。所以，公元474年魏廷曾有放弃敦煌东就凉州之议。公元487年柔然败于高车，公元492年魏又大破柔然，柔然从此衰微，敦煌才渐趋安宁（注29）。因此，自北凉据敦煌迄北魏破柔然期间，敦煌所重在于军事，很难想象这样一处人力财富并不富裕，且忙于军备之不暇的地点，还能在佛教建置上创出甚么可以影响内地的新成就。根据上述历史背景的考察，平城、敦煌两地在石窟方面的相似或接近，我们认为只能是云冈影响了莫高，都城影响了地方，而不可能是相反。其实云冈向西影响敦煌并不突然，陕北、陇东和河西东部、中部地区迁洛前后开凿的洞窟，几乎都可发现云冈因素（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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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4参看拙著《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该文收入《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东京：平凡社，1989年4月，页170-199。
　　注25过去曾根据《魏书?释老志》：「太延中[435-439]，凉州平，徒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页3032）和慧皎《高僧传?玄高传》：「时河西国[即北凉]沮渠牧犍，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胀潭服膺师礼」（金陵：金陵刻经处，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卷十二，页十-上）的记载，怀疑云冈第一期昙曜五窟多存凉制，甚至可属「凉州横式」。经过对现存北凉遗迹的清理和对昙曜五窟全面考察之后，现在我们认为昙曜五窟的确曾受凉州的某些影响，但在本身亦是当时创新的石窟类型。参看注24。
　　注26参看拙著《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考察》，该文收在《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1987年12月，页216-234。
　　注27见《晋书?李士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1月，页2271。
　　注28见《宋书?大且渠蒙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页2417。
　　注29参看拙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敦煌两千年>之一》，该文收在《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页15-38。
　　注30关于云冈石窟的影响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云冈影响表现在山西以西各地的数据，可参看靳之林《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文物》，1984年第12期，页25-28。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陇东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页1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图版150、151；《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东京：平凡社，1987年5月，图版2-6、33；《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东京：平凡社，1987年5月，图版2-633；《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东京：平凡社，1986年6月，图版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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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可以判断施以影响的是云冈，那么，即可根据云冈有关石窟的年代推测窟这组现存早期洞窟的具体年代了。云冈第二期最早的石窟是第7、8窟，大约开凿于孝文帝初期（471-483？）。第9、10窟晚于第7、8窟，其年代依照《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记载，可推测为「大代太和八年[484]建，十三年[489]毕。」第11、12、13窟开凿的时间接近第9、10窟或略早。第1、2窟较第9、12窟晚。第二期的第5窟和第3窟上层的交脚菩萨窟室大约都完工于迁洛（493）前不久（注31）。由此，大体可以估计莫高窟这组现存最早洞窟的年代；其上限可能接近于云冈第9、10窟开凿的太和八年，下限则或许要推迟到迁洛前后。因为还要考虑从中原北方地区影响到河西西端的敦煌，需要一段时间，例如莫高窟第285窟北壁有大统四年（538）比丘□化发愿文的迦叶佛说法图和有大统五年（539）滑黑奴发愿文的无量寿佛说法图，两图中的佛像及其□(左为月，右为劦)侍菩萨尚是云冈第三期（公元494-524）流行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注32）。而当时洛阳地区比大统四年或五年至少要早十多年的巩县大力山石窟第1窟已盛行服饰简洁体态丰壮的造型了（注33）。这种简洁丰壮的造像出现在莫高窟，已晚到一般公认的北周时期（注34）。以此类推，把这组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年代的下限，安排在迁洛之后不久，可能较为稳妥。这样，第275窟左右壁出现的某些汉式建筑装饰细部与迁洛后遗物上的刻画有相似之处，就容易理解了。
　　1965年，敦煌研究所在莫高窟第125窟与第126窟之间崖体裂缝中的沙土内发现□□十一年广阳王发愿文的残绣一件（注35），研究所认为这件秀品「应该是平城一带人带到敦煌来的」；并认为「十一年」之前的缺文应是太和和纪元。以上推断都是正确的。在作出上述推论之前，研究所曾将残绣与莫高窟其它北魏洞窟作了比较：「刺绣为一佛二菩萨式的说法图，佛结跏、露脚、坐覆莲，菩萨侍立、跣脚、踩覆莲、里长裙，与敦煌251、260等窟的小型说法图相似，特别是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基本相同」；「[刺绣]花边中的联珠龟背纹与忍冬纹套迭的形式，在莫高窟259窟、248窟可以找到同类型的纹样」；「女供养人衣服上的桃形忍冬纹，在莫高窟251、260窟可以看到类似的纹样。」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绣品中残存的部分人物还可与莫高窟现存这组最早的洞窟相比较：
　　一、绣品下部残存的男女供养人戴高帽，着窄袖襦袄（男供养人襦袄部分已破损），这种──────────────────────────────
　　注31参看注10。
　　注32参看注4及拙著《参观敦煌第285号窟札记》，《文物参考数据》，1956年第2期，1956年2月，页16-21。
　　注33参看《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东京：平凡社，1983年6月图版38-42、103。巩县第1、3两窟的年代，约在孝明帝时期（515-528），参看注26。
　　注34参看注4。北魏晚期流行的简洁丰壮形象之所以迟迟才传入敦煌，当与其时局势动乱，交通组塞有关。
　　注35参看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1972年第2期1972年2月，页54-60。以下有关引文皆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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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即是太和十八年（494）革禁的胡服（注36）。莫高窟现存洞窟内着胡服供养人像，仅见于这组最早的洞窟：第275窟最为清晰；第272和第268供养人行列皆为宋画所掩，第268窟宋画之下似有胡服与非胡服两式并存的迹象。
　　二、残存的坐佛下部所表现的大衣，自腿以下尚未折出衣文。这种作法，在莫高窟只与第275窟和272窟的交脚菩萨像裙子下部未折出衣文的情况相似，而莫高窟自第259窟始（注37），坐像和交脚像下部衣文的处理，就不是这样简洁了。
　　三、残存的夹侍菩萨下部所表现的紧里双腿的长裙，腿两侧的外撇裙边尚不显著；绕臂垂下的帔端尚折成三角状。这些作法都见于第272、268两窟下部裙边显灵外撇的供养菩萨形像也不多见（注38），但自第259窟以后，裙边不外撇和帔帛下端折作三角状的作法，即从少见趋向于消失。
　　上面的比较，除给其莫高窟受到平影响增添了实物证据之外，也给讨论莫高窟现存这组最早洞的年代，提供了新数据。当然，绣品发愿文中的太和十一年，也应如前述根据云冈诸窟的年代拟定与之接近的莫高窟现存最早洞窟年代的情况，即只能作为他们年代上的参考。以上我们拟定莫高窟现存这组最早洞窟年代的下限是：从接近太和八年（484）和太和十一年（487）起，至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以后不久。
　　大约在接近此上限年代，敦煌镇升格设置了都大将，第一任敦煌镇都大将很可能就是太和九年以前从平城西来的北魏勋贵长乐王穆亮（注40）。太和十一年侵扰北边的柔然开始衰弱，敦煌渐趋安定（注41），西方商路因得重新开通。太和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都曾有中亚粟特使者来平城朝献（注42），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景明正始间（500-507）葱岭东西、波斯、印度等数十──────────────────────────────
　　注36《魏书?高祖纪下》：「[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页176）《通鉴?齐纪五》：「[建武元年即北魏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魏主欲变易旧风，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香港：中华书局，1972年2月，页4370）《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澄传》：「[太和十九年五月]高祖还洛，引见公卿。....高祖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者（《通鉴?齐纪六》作：「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页4387），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着犹少于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丧邦者，斯之谓叹？可命史官书之。」又曰：『王者不降佐于苍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于举人，任许一群妇女辈奇事，当更诠简耳。....』于是留守群臣遂免冠谢罪。」（页469-470）可见改革一般民庶胡服在太和十八年以后。
　　注37莫高窟第275窟菩萨裙边外撇不显著者居多。亦有少数外撇较显著者，但自第259窟以后裙边外撇似成定制。
　　注38敦煌研究所认为从第259窟起，即属北朝第二期；第275、272、268三窟为北朝第一期。参看注4。
　　注39帔端下垂折作三角状，偶见于莫高窟第295、254、251等窟。
　　注40参看注29。
　　注41穆亮任敦煌镇都大将的时间，文献无征。「太和九年以前」，系据《魏书?穆亮传》所记亮后任都督秦梁益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将时，表请纳宕昌王梁弥机元子弥承，因拜弥承为其国王的时间推测。
　　注42《魏书?高祖纪上》（页139）和《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贯二》（香港：中华书局，19960年6月，影印明刻初印本，卷九百六十九，页七上七下[总页11390]）俱记：悉万斤国遣使朝献。按悉万斤即康国，康国在粟特诸国中最称富盛。该国都城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撇马尔罕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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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和地区遣使东来的盛况（注43）。于阗附近捍□大寺所悬太和十九年（495）、景明二年（501）魏国彩幡（注44）和1981年大同小站村正始元年（504）封和突墓所出猎猪文萨珊鎏金银盘（注45），当是这时期中西交往的物证。此后，丝路畅通。所以，孝明时期「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注46）也就在敦煌趋向于平静时，北魏才能较多的向敦煌谪谴重要犯人，其中有来自盛行佛教、多聚名僧的徐州附近的下邳太守张攀父子（太和十五年前不久）（注47），有来自洛都宗室东阳王丕诸庶子（太和二十一年）（注48）。宣武之初，又诏徒宠侍赵修「敦煌为兵」（景明四年）（注49）。敦煌的丰歉，这时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正始四年（507）曾因「敦煌民饥」，诏「开仓赈恤」（注50）。看来，在我们拟定的莫高窟现存最早洞窟年代的上下限期间内，敦煌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局势：既迎来了商业的繁荣，又与东方佛教兴隆的地点，特别是和盛凿石窟的新旧两都加强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受到内地影响的莫高窟现存最早洞窟出现于此时，接着这里又开凿了一批内地因素更多的洞窟（注51）。这些现象，很明显都是和当时敦煌历史情况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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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43《魏书?世宗纪》：「[景明三年]秋七月癸酉，于阐国遣使朝献。....是岁，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苌、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盘、乌稽、悉万斤、朱居盘、诃盘陀、拨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页194-195）「[四年夏四月]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页196）「[正始]四年....三月丙子，迭伏罗国遣使朝贡。....[夏四月]悉万斤诸国并遣使朝献。....[六月]丁末，社兰达那罗、舍弥、比罗直诸国并遣使朝献。....[九月]疏勒、车勒阿驹、南天竺、婆罗等诸国遣使朝鲜。冬十月丁已....悉万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阐等诸国共遣使朝献。....戊辰，疏勒国遣使朝贡。....辛未，□(左为口右为厌)哒、波斯、渴盘陀、渴文提不那使忸杖提诸国，并遣使朝献。....[十一月]己酉，阿与陀、呵罗盘、陀跋吐罗诸国并遣使朝献。....[十二月]辛酉，那杖提莎钵离阿失勒摩致钵诸国遣使朝贡。....丁丑，钵仑、波利伏佛胄善，干达诸国遣杖朝贡。」（页204-205）以上诸国和地区考知今地者：于阐、疏勒、朱居盘、阿盘□(左为陈的部首，右为拖的右边)等在葱岭东，今新疆西部；陀跋、厌哒、悉万斤等在葱岭西，今中亚地区；乌苌、宾不仑（钵仑）、婆罗捺、阿喻陀，南天竺等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参看冯承钧着《西域地名（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月，页51、45、44、94、90、26、81、98、46、16、101、8。
　　注44见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6月，卷五，页97。
　　注45参看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两文俱刊《文物》，1983年第8期，1983年8月，夏文页5-7，马文页1-4。
　　注46见《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页67。
　　注47见《魏书?薛虎子传》，页998。
　　注48见《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东阳王丕传》，页361。
　　注49见《魏书?恩幸?赵修传》，页1999。《通鉴?梁纪一》系此事于天监二年即北魏景明四年，并记：「促之[修]上道，出城不自胜，举缚置鞍中，急驱之，行八十里，乃死。」知修并未抵敦煌。
　　注50见《魏书?世宗纪》，页204。
　　注51即敦煌文物研究所认为属于北朝第二期洞窟，共八座，其顺序是：第259、254、251、257、263、260、487、265窟。参看注4。我们认为其中的第259、257、254、251等四窟时间略早。此四俱属塔庙窟，他们与第275、272、268三窟的关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呢？还是尚有不同类型的题呢？值得进一步仔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