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龟兹文化的兼容性及其启示

略论龟兹文化的兼容性及其启示
　　(A brief discussion ote compatibility of Kucha culture and its enlightenment)
　　孟楠(Meng Nan)
　　一 龟兹文化的兼容性
　　龟兹是西域中的大国，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它有户6970，人口81317，胜兵21076人。荀悦的《前汉纪》卷十二将其列为“次大国”之列，其标准是：小国“小者七百户，上者千户也”，而次大国则是“小者千余户，大者六七千户”。① 岑仲勉先生的《汉书西域传地理样释》则列表统计了《汉书·西域传》中所提到的国家，除 宾、乌山离、安息三国外，共51个国家的人口和胜兵数。这51个国家中，乌孙（人口630000，胜兵188800）、康居（人口600000，胜兵120000），大月氏（人口400000，胜兵100000）、大宛（人口300000，胜兵60000）4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胜兵数量超过了龟兹，其余各国与龟兹国的人口与胜兵数相差甚远。这说明，龟兹的确是西域的大国，其实力不可忽视。也正由于此，不论是中原王朝统一西域时期，还是在中原王朝分裂时期，龟兹国在西域的政局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龟兹统治者及龟兹国人开放的心态，也使龟兹文化显示出极强的兼容性。
　　自汉代以来，位于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镇龟兹由于其便捷的交通以及龟兹人开放的心态，尤其是在汉代统一西域后，打破了西域诸国原有的那种相互封闭、互不往来的局面，因而龟兹国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源源不断地吸纳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从而使自己的文化显示出斑斓多彩的特点。
　　龟兹文化的兼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龟兹本地文化 龟兹在汉代文献著录以前，就有人类生活。如在今阿克功的喀喇玉尔衮发现的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在库车县城南郊发现的哈拉墩遗址，出土著居民有石刀、石锤、石杵、磨石等，这一切都证明，在古代龟兹国地区，很早就有人类生活，他们为以后龟兹国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学者们认为，“两汉时代龟兹一名，无疑是出于当时土著居民的语言，但此名的原义如何？已难稽考”。②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也说龟兹国王“其王屈支种也”。法国学者烈维在《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一文中指出，从玄奘的记载，以及龟兹王自纪元以来皆白氏一姓相承为证，“则古有亚利安种族一支，移民于新疆，自立一国”是应当可信的。③ 龟兹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我们称之为龟兹文，它是属于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该语言文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解读了其中的一些文字，它证明，龟兹语文就是古代龟兹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大唐西域记》记述龟兹语言说“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学者们研究了龟兹以后证明：龟兹方言除大量采用梵语之外，仍保留一些古代龟兹居民的语言，现发现的龟兹文残卷中的一些文字，并不是来自梵文，只能说是古代龟兹居民的土语。烈维还指出，至唐末龟兹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宋史·回鹘传》记载龟兹地区“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狮子王”，这一切都说明，“龟兹城过去亚利安之历史，至是遂完全告终。印度欧罗巴语之国民，至是已为回鹘所吸收。古白氏王朝已亡。新国主有可汗、及狮子王之号，显已完全遵从突厥风习”。因此，我们可以说，龟兹本地文化应当是以龟兹白氏王朝统治为主的龟兹境内民族的文化。
　　2．中原汉文化 自汉代起，中原汉文化对龟兹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载，汉宣帝时，“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朗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降宾死，其子承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这说明龟兹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周连宽先生：“绛宾的儿子名承德，承与承通，承德义为承其父之德业，此为汉名无疑”。④ 唐代时，见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更证明了唐代中原汉文化在龟兹的深厚影响。
　　3．印度文化 《后汉书·西域传》载，东汉初年，“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王名身毒，这与印度古名相同，那里佛教东传，龟兹开始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大唐西域记》记述龟兹语言说“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说明龟兹语言也受印度的影响很深。此外，由于佛教的传入，印度文化在龟兹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已为古代龟兹境内大量的佛教遗存所证明。
　　4．希腊文化 在龟兹石窟中可以看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痕迹。学者们指出库木吐喇石窟46号窟的日天形象与古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或阿波罗的形象十分相似。古代希腊裸体艺术在龟兹石窟中也有反映，如克孜尔188号窟的三个男性裸体人像等。⑤
　　5．伊朗文化 学者们指出，龟兹石窟的中心柱支提窟的窟形最早的原型来自于伊朗的火神庙。龟兹石窟建筑中的穹庐顶和拱券顶窟形也可能是受伊朗文化影响的结果。
　　二 龟兹文化兼容性出现的原因
　　一种文化的兼容性，常常与其文化传播的地理条件、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有密切的联系。
　　1、作为文化传播的地理条件因素而言，龟兹所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接受多种文化创造了客观条件。
　　《汉书·西域传》：“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弥、弱与乌孙、丁与姑墨接。”龟兹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汉代时丝绸之路有南北两道，龟兹位于北道，魏晋时期，丝绸之路有南北、中三道，龟兹又是北道和中道所在地。《三国志》卷30引《魏略·西传》云；“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谐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地，龟兹文化自然会接受来自于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影响。
　　2、从文化传播的媒介来看，龟兹接受各种文化的媒介——语言传播显示出它的兼容性。在人类文化传播媒介中，语言传播文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而古代龟兹拥有这方面的优势。在其境内，通行龟兹语，又受汉语、梵语的影响，并且国内有专门的翻译。自汉通西域后，西域诸国随着汉朝的统一西域和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各城邦国家之间原先封闭的状态被打破，它们之间不仅互有往来，而且与周边各民族和地区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因此，不同民族语言的沟通者——翻译，也就应运而生。据文献的记载，当时西域地区许多国家都有翻译——译长，他们都佩带汉朝的印绶，由他们负责翻译不同民族的语言，因此这些译长就成了联系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桥梁(见表1)。
　　表《汉书·西域传》所列西域诸国译长人数
　　国 名 译长人数 国 名 译长人数
　　龟兹国 4 且末国 1
　　莎车国 4 精绝国 1
　　焉耆国 3 于阗国 1
　　鄯善国 2 皮山国 1
　　扦弥国 2 疏勒国 1
　　姑墨国 2 乌垒国 1
　　温宿国 2 危须国 1
　　尉犁国 2 卑陆国 1
　　车师前国 2 卑陆后国 1
　　郁立师国 1
　　单桓国 1
　　蒲类后国 1
　　劫国 1
　　山国 1
　　车师后国 1
　　从上表可以看出，龟兹国是诸国之中译长最多的两个国家之一，译长的数量在—定程度上反映了龟兹与外界交往频繁，龟兹统治者及龟兹国人都可以通过译长与其他民族进行沟通和交流，自然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
　　3．从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社会心理来看，龟兹人对外来文化持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尤其是龟兹统治者在外来文化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作为“意见领袖”，对龟兹文化呈现多元兼容性起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传播学者，通过现代大众传播学理论研究发现，在社会的基本群体中，一个具有一定地位、知识、人格，且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的人物，在公共事物诸方面所提出的意见往往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这种人即被称为“意见领袖”。⑥ 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一种两级流动传播理论模式：认为来自媒介的消息首先抵达意见领袖，接着由意见领袖将所见所闻传递给其追随者。因而，意见领袖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
　　如果我们借用传播学的这一概念，或许：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现象。按传播学的理论，大众舆论往往受意见领袖的影响，而意见领袖大多教育程度较高。从龟兹的具体情况来看，的确如此。《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很能说明问题：西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这都说明作为大众舆论来说，更多是随从某一领袖的导向，而龟兹王正承担了这种“意见领袖”的角色。
　　三 龟兹文化兼容性给我们今天的启示
　　1．交通信息的重要性 古代文化传播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很大，受高山、河水、沙漠等自然地理的阻隔，一些地区信息闭塞，不可能受到更多的外界的影响，因而外来文化也不易被接受。但从古代龟兹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来看，它却有着优越的条件。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镇，《汉书·西域传》载它“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扦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显然处于西域的中心地区。甚至东汉时班超任西域都护时，也一度驻龟兹它乾城。四通八达的交通，为接受更多的信息奠定了基础。而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古代龟兹国所在的今阿克苏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也是南疆地区交通非常便利之地。通过历史的考察，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如何充分利用和发挥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创建更加快捷的交通，采用发达的信息手段，可以更多、更快地传输各类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信息，以此促进本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2．文化的融合是人类文化不断重新创造的动因之一 各种文化的价值取向虽然不同，但往往有其共同的一面，寻找其共同的文化因素，求同存异，是我们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所追求的目标。古代龟兹所在的地区不仅是新疆，也是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体格局的缩影。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古代龟兹文化之所以成为至今仍为世人注目的文化，就是它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各种不同文化因素，并有机地加以整合而成。因此，倡导各民族的相互学习，和谐共处，彼此吸收对方的文化，必将是今后古代龟兹文化发扬光大的必由之路。
　　3．文化的发展需要注重“意见领袖”的影响 意见领袖并非均为有职权者，它是综合素质的体现。在今天的信息社会，应当注重一方面发挥地方政府的强势职能，倡导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提供更为便捷的信息服务，正确把握舆论的导向。另一方面，则应当注重发挥民间“意见领袖”的作用，因为他们在民间往往有很强的威信和号召力，充分听取民间意见领袖的呼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定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4．各种文化之间应在宽容的基础上相互理解与尊重 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其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冲突。正如古代龟兹国王学习接受汉朝文化典章制度时，被人讥讽为“驴非驴，马非马”一样，由于对其他文化的陌生而产生隔膜，不同文化在最初接触时，不免产生误解，但最终会通过接触、碰撞、交流而达到宽容、理解和认同。当年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诸国统一于汉朝，三百多年之后，当吕光的军队又一次挥师西域，平定焉耆、龟兹及其旁国后，“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⑦ 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理念，至今仍有其无限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①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中华书局2002年，第202页。
　　②周连宽《大唐两域记史地研究从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48页。
　　③烈维著，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第57页。
　　④周连宽《大唐两域记史地研究从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59页。
　　⑤韩翔、朱英荣著《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0-341页。
　　⑥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⑦《晋书·吕光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