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弘一法师的两张明信片

　　跋弘一法师的两张明信片
　　□ 石建邦　《艺术市场》 2006年第02期
　　弘一法师为一代高僧大德,世所敬仰。其出家之后的片纸只字,向为世人珍如拱璧,视为通往佛教清凉境界的导引凭据而虔心收藏。2004年岁末,沪上大雪纷飞,恰逢朵云轩举办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会上喜获弘一法师的明信片两张。
　　第一张明信片的收信人为:“厦门禾山金鸡亭转云顶岩性愿老法师。”信文不长,兹转录如下:
　　性公老法师慈鉴:
　　前(上月底)由甬寄上一函又由温州寄上书件一包,想皆收到。音拟于正月二十左右即动身往法界寺整理书物及未了之事,以后惠函乞寄“宁波百官横塘镇寿春堂药店转法界寺弘一收”,倘有要函以挂号为妥。谨达顺叩法安,并颂新禧。后学演音稽首,除夕。
　　根据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一书,性愿法师名古志,号栖莲,福建南安人。早岁出家,遍参江浙丛林。回闽后,历任漳州、泉州和厦门诸寺监院住持等职。1928年,弘一法师到厦门,跟他一见如故。前后十余年,弘一法师在闽南地区安居,多受到性愿法师的悉心照拂。1937年,性愿法师赴菲律宾弘扬佛法,首任信愿寺住持,为华僧在菲弘法之先驱。
　　因为关系密切,所以弘一与性愿两人之间的通信特别多。在前揭林子青书中即收录弘一法师致性愿法师书信有65封之多,但此明信片独在林书中不载,此次发现能填补有关弘一书信史料的一段空缺。

　　关于此明信片的书写时间,联系林书所录弘一于1930年11月26日从宁波慈溪金仙寺写给性愿法师之信中有“在金仙寺听经月余,近已圆满,拟于明日往温州度岁”以及“冯、蔡二居士属书之件,俟致温州后书写,付邮挂号寄奉”等内容上下连贯可以推断,此明信片应该写于旧历1930年的除夕,公元1931年1月份左右。
　　至于此明信片的书写地点,估计应当是温州庆福寺。因为旧历1930年12月26日,弘一在慈溪金仙寺致好友夏丐尊居士,谈到“朽人因天气寒冷,骨节凝痛,困苦殊甚。不得已,拟于五六天后,即往温州,在彼过年。春暖之后,再当返法界寺。”并在信末写下温州庆福寺的通讯地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鸡亭,那时厦门禾山云顶岩下的一处名胜,为厦门八景之一。1931年,性愿法师曾任云顶岩住持,当时,云顶岩的书信多由金鸡亭转送。
　　第二张明信片则是写给“苏州皮市巷七十二号尤玄父居士”的。信文内容非常简单:
　　今晨移居灵隐,暂不晤客,如有要事,乞惠函由招贤寺转交,至要。弘一疏。
　　尤玄父就是尤墨君。此次拍卖的前一拍品系弘一致尤墨君居士函封十二件(可惜内中书信不存),拍卖目录的说明文字中只提到:“尤墨君,名翔,字玄父。南社社友。”查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1931年5月,弘一由上虞法界寺致弟子刘质平一函中谈到:“尤玄父居士,人甚忠厚,于去冬曾寄《募资缘起》至法界寺”云云,书中林子青也只注释说明尤墨君是江苏吴江人,与李叔同同为南社社员,历任衢州、台州等地中学教员。
　　其实这位中学教员并不简单,鲁迅先生的杂文集《花边文学》中就有他的大名。1934年8月18日,鲁迅以“白道”的笔名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奇怪(二)》一文,开头就是“尤墨君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该极看重的。”对尤氏发表于1934年8月5日《新语林》第三期《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一文提出学术上的争论。

　　鲁迅文章的开头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尤不但是一位中学教师,早年还是一位活跃的作家,在《小说月报》、《春生》月刊、《礼拜六》、《中华小说界》、《双星》等民国早期文学刊物上曾经发表过不少文章。根据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尤翔”条,他的原名为尤志痒,字玄甫,亦作玄父,号墨君,别署黑子,室名捧苏楼(有《捧苏楼墨屑》)。著作有《碧玉串》、《新苏州导游》等等,又与蒋著超、张闽飞等合作《古今小说评林》。作为一名教师,他先后在衢州师范学校、台州地区的海门(又作临海)第六中学、绍兴嵇山中学、杭州师范学校、上海浦东中学等处从事语文教学。据我所知,1981年,台湾的大汉出版社还出版过他的教学著作《写作的疾病与治疗》。
　　幸运的是,《弘一法师全集》编者刘绵松居士收藏有一篇尤墨君撰写的《追忆弘一法师》手稿,文章被收入余涉所编的《漫忆李叔同》一书(书斋文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我们可以从这篇写于1957年的回忆文字中约略知道他与法师交往的基本情况,以及他对法师的感情。
　　明信片上提到的招贤寺,位于杭州西湖北山路61号,因内藏一尊西藏的玉佛而闻名,今天则属于杭州著名的老饭店——新新饭店的一部分。弘一法师与招贤寺渊源甚深。因为,一来寺内住持就是他的师弟弘伞。弘伞,名演义,俗名程中和,安徽安庆人,早年曾任军职,出家后历任杭州招贤、虎跑诸寺住持,晚年从事赈济工作;二来是,1926年春,弘一自温州来到招贤寺住下,在弘伞法师的外护下,开始校勘整理著名佛教典籍《华严疏钞》,“期以二十年卒业”。另外,当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后,他的灵骨也曾一度存放于招贤寺内。
　　至于此一明信片的书写时间,上面只具“四月廿六日”,邮戳模糊不清,不辨年份。根据弘一法师平生形迹推算,应该就是1926的春天。在尤墨君的回忆文章中说,他一生只见过弘一法师两次,第一次是1920年相见于浙江衢州祥符寺,第二次则是1927年暮春于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庵。由此看来,与弘一书写此信的时间是吻合的。
　　作为20世纪在艺术的诸多领域具有开创之功的艺术大师,弘一法师的书法造诣,如空谷幽兰,功勋卓绝,影响深远。大师一贯强调,“书法佳者,不必字大而字多。故小幅之字,或较大幅为佳”(致刘质平,1932年)。这两张明信片就是绝好例证。虽然为寻常书札,但随意中毫无一丝草率,静穆之中,寓温恭之致。给性愿法师一信的回信地址处,还特别画上朱墨括号,那种细致严谨的态度可见一斑。因此,它们的艺术价值丝毫不逊色于他通常为结善缘,而基本在有求必应的情况下所书写的联语、直帧和横幅。反而,无论从书法价值,还是从史料研究价值的角度来衡量,笔者觉得它们均具有非常特殊的收藏意义。
　　虽然,这两张明信片在林书《弘一法师书信》中没有收录,但它们连同其他书信被去年出版的《弘一书法墨迹》(林可同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4月)一书分别原样著录,为研究弘一法师,乃至我们的艺术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