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梵相 汉藏交融

　　中国的佛教造像主要可分为汉传、藏传两大体系,其中藏传佛教艺术创始于7世纪,随着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先后入藏,作为佛教重要象征的佛像及佛教艺术也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传入了西藏。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藏传佛教造像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数量庞大,风格独特,对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3世纪中叶开始,西藏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授以玉印,并驻锡大都(今北京)。从此,大量藏传佛教僧侣进入内地,且广造寺院,藏传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
　　同时,藏传佛教造像也大量流入内地,且在北京大量铸造,元代朝廷中特别在“诸色人匠总管府”下专门设立了“梵像提举司”,负责塑造藏传佛教造像,其中包括多位尼泊尔工匠,如阿尼哥及其弟子阿僧哥等。据《元史》记载,阿尼哥1244年生于尼泊尔皇族家庭,从小聪慧、勤奋,年纪轻轻就成为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为了在西藏建造黄金塔,八思巴国师特意从尼泊尔招募了80位工匠,17岁的阿尼哥因技艺超群被八思巴看中,被指定为总监工。之后,八思巴收阿尼哥做了自己的俗家弟子,并一起北上去见元朝皇帝。阿尼哥以多才多艺博得了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先后担任“诸色人匠总管”、“领将作院事”,地位十分显赫。在塑像方面,阿尼哥以擅长的“西天梵相”名满朝野,“凡两都(大都和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阿尼哥的弟子刘元和阿僧哥等都在“梵相提举司”工作,受到了重用。
　　作为藏传佛像艺术的最早传播者,阿尼哥带来了10-12世纪臻于成熟的尼泊尔造像艺术风格,即所谓的“西天梵相”,成为大都藏传佛教造像依据的原始粉本。而由此粉本演化影响的造像体系成了以后藏传佛教造像的主流。同时,尼泊尔佛像艺术传入大都后,对汉传佛教造像艺术也有所吸收和借鉴。元代藏传佛教造像既承袭了尼泊尔风格,又融入了汉地的审美因素和表现技法,佛像面庞饱满,肩胸宽厚,肢体突显,衣纹简洁。
　　元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头顶佛陀螺绿高髻,绿为蓝色表静寂相,上有顶严;宽额长眉,眼俯视如照看众生;神态端庄,威严中透露着慈祥。结跏趺坐,右手作触地降魔印,左手掌心向上,内着僧祗支,外披偏衫式袈裟,以浅刻的花纹装饰衣边与袖口,双腿之间的衣纹犹如扇形摊开。此尊造像的风格已经受到内地艺术的影响,并体现出汉地传统的艺术手法,佛像整体造型完美,直身颔首、髻珠较大、面部圆满、宽胸广肩、衣纹简洁等特点都说明这是一尊14世纪藏传佛教造像。
　　此件造像最为珍贵的地方还在于其保留着比较完好的装藏。所谓装藏就是在佛像的内膛放入一些佛教圣物,主要是法身舍利和生身舍利。从此像的情况看是以法身舍利为主,一般为《佛顶尊胜咒》《佛顶放无垢光明咒》《正法秘密箧印咒》《菩提场庄严咒》《十二因缘咒》等五部大陀罗尼咒,或许还有《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总持》等一些吉祥真言。规范的装藏都必须用椒汁书写,可以避免虫食。卷紧的经咒封口后被竖放,其缝隙间填充有用五宝、五药、五谷、五香、五甘露磨细的“诸般香面”,用来保护佛藏不散、不朽、不受虫蛀。由于此像较大,所以还安置了“巾亭木”——一根与佛像身量相当的木棍,上为细圆形、下为方形,整体看似塔状,根部底面绘有五股杵。其主要作用是便于奉置和固定佛藏,增强佛藏的加持力量。另外,此件佛像装藏后的封底用的是“剁口法”,用剁出的铜刺来固定底盖,这种手法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这是内地(主要指元、明、清宫廷造像)所造藏传佛教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