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独耀 灿若群星 -----从怀素《自叙帖》管窥隋唐书僧现象

提要：对照中国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与书法相对疏淡的关系而言，书僧现象是书法和佛教紧密结合的特殊文化历史奇观，不啻于文化史上的一次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怀素先锋、狂热、反叛，成了当时和后世书僧竞相效仿和崇拜的偶像，也成了那个时代佛教和书法艺术相得益彰的标志，无可争辩地影响了那一代人和那以后的书法史。

我自幼受家庭影响，对佛教很有亲和感。长大后留心翰墨，不改其乐。尤好草书，神往怀素《自叙帖》。我对书法史上的一个现象非常感兴趣，那就是在六到九世纪隋唐时代出现了一批书法造诣极高的僧人书家，如智永、怀仁、鉴真、怀素、高闲、辩光、亚栖、湛然、贯休、翛然、文楚、梦龟、景云等，他们如璀璨的群星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灵光，这在书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称之为“书僧”现象。一沙一世界，我期以怀素《自叙帖》入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管窥其中奥秘。

自叙帖：线条织就的无声交响曲

怀素禅师（725---785）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以狂草名世，是我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僧人，也是隋唐书僧中最有个性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怀素存世的墨迹颇多，有《佛说四十二章经》、《自叙帖》、《论书帖》、《食鱼帖》、《苦笋帖》、《东陵圣母帖》、《秋风辞》等。怀素在《自叙帖》中自叙学书经历以及记载文人士大夫对他的品评吟颂。
怀素草书得张旭真传，以狂继颠，与张旭并称“颠张狂素”，似乎更有出蓝之胜。他们一改二王以来的简约平和的理性草书，不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强调情绪的表达，以狂为特色，大胆突破传统草法：章法连绵萦绕，改变了字不相连的旧格式；字里行间大小对比极为狂纵，改变均匀整齐的旧格局；间用渴笔枯墨，笔画苍劲古朴，极大地丰富了草书的表现手法，对后世草书影响极为深远。《自叙帖》最能反映怀素的狂草逸态，用笔纵横使转，线条豪放不羁，气势横扫千军，虽率意颠狂，千变万化，而能不失法度，这一切都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用笔提按幅度不大，通篇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细硬而圆转的线条，“古瘦漓洒半无墨”，横竖转折全都变为圆转的弧线，气势更加通达无碍。刚开始时怀素自叙学书经过，还中规中矩，从容不迫，写到时人对他的评论时，狂态毕露，其中“戴公”二字，“戴”字足足占据了两列的空间，恰如飞来奇峰，从天而降，又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到最后“皆词旨激切，理识玄奥，固非虚荡之所敢当，徒增愧耳”落款时，戛然而止，七百余字一气呵成，终篇二十行极狂。怀素书写速度“迅疾骇人”，以至“满座失声看不及”，在这样的速度里，是根本无暇排布空间，精心结撰的，只有运用尽于精熟，规矩暗于胸襟，才能达到如此“无我”的境界。线条如奔蛇走虺，骤雨旋风，仿佛要从点画的束缚牵绊中挣破出去，“字字恐成龙”。张怀瓘把书法比喻为“无声之音”，日本学者井岛勉把书法比喻为“用眼睛看的音乐”，音乐以乐音的长短、高低、轻重变化的韵律来表现情感和生命，书法则通过用笔的提按、藏露、迟速、往收、方圆等手法，以线条的粗细、长短、疾涩，以结体章法的疏密、松紧、向背、欹正、连断、虚实、黑白，以墨色的浓淡、燥湿等变化，来表现节奏和律动，传达感情和体悟。《自叙帖》正是一部用线条交织而成，音域宽广，气吞万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英雄交响曲。
怀素的草书与他的个性有很大关系。“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正因为僧人能把功名利禄全抛下，所以能进入心无滞碍、清净圆明、超凡脱俗的境界。“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醉、狂是最突出的两大特征。怀素嗜酒，一日九醉，须臾与酒不可分离，缘酒起兴，借酒助兴，酒的麻醉作用，使他获得解脱，帮助他进入炽情创作状态，“醉来把笔如猛虎”，“吾师醉后倚藤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金樽竹叶数斗余，半斜半倾山衲湿”，“粉壁素屏不问主”，“江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被称为“狂”、“颠”的书家，实际上处于炽情状态创作，他们将内心炽热如火山爆发般的激情移入客体世界，达到心手两畅的美妙境界。怀素在艺术上充满着强烈的反叛性，在心灵间表现出强烈的内在张力，不满盛唐书法的法度严谨，用狂叛的艺术冲击力掀起狂草。他是一个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的性情中人，他在佛门中颂经参禅，在生活里食荤嗜酒，在艺术上师法自然，积累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感受和情绪，一旦适逢写草书的契机，它就灵光突现，情不自禁地像炽热的火山熔岩一样爆发出来了。他可以“自言得笔法三昧”，“志在新奇无定则”，“自言转腕无所拘，大笑羲之笔阵图”，将所有的法度弃之不顾；他可以“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他可以“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万千字”，“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在这种状态下，书者有一种突然的颖悟，一种表现的激情，解除了所有理智的束缚，具有强烈的灵感辐射，全身心都融化于书写之中，进入一种旁若无人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如痴如醉的迷狂状态，增加了创作的冲动，这是书法艺术高境界的一种心理体验。而书者却是处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的状态之中，“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陶醉于一种“不知斯世何世”的境界里。
贾平凹说，僧人书法的最大特点是洒脱。怀素的狂草在精神上与笔法上都已经摆脱了束缚，在炽情创作中仍能保持超然的心态。刘熙载说：“张长史悲喜双用，怀素悲喜双遣”，一言点出了其中的奥妙。明代项元汴说：“谓之‘狂僧’，是不解其‘藏正于绮，蕴真于草，稿巧于朴，露筋于骨’。观其以怀素称名，‘藏真’为号，无不心会神解，若徒视形体，以点画求之，岂能窥其精妙！”

大时代：佛教与书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期，佛教也在唐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唐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盛唐气象”促使文化艺术也全面繁荣，必然会产生文化巨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唐朝优容宗教，儒、释、道三教并存，尊孔子为“文宣王”；封老子为“太上率元皇帝”；大力提倡佛教，太宗先后派遣名僧玄奘、义净等赴天竺取经，大量翻译佛经，并亲自撰写《圣教序》。文宗时，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盛唐之间，朝廷曾以考试佛学经纶，选拔出家僧众，网罗人才入佛，佛门一时人才济济，佛教高僧大德都是学识渊博注重教化之士。华严宗、法相宗、密宗、天台宗、禅宗等各宗蓬勃发展，期间虽历武宗辟佛，但唐代中后期禅宗几乎垄断了佛教，禅学和佛学几乎成为同义词。六朝隋唐是佛教与书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的时代。佛教宣扬写经功德殊胜，《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云：“书写”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行此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佛教要求佛徒通“五明”（内明，指精通佛典。医方明，指精通医术。因明，指精通逻辑。声明，指精通语言。工巧明，指精通书画音乐算术等种种技术），书法对僧人而言是自我修行之道，又有助扬佛教之功。印刷术发明之前，纸墨抄缮和碑铭摩崖刻经是汉译佛典弘布流通的主要途径，佛教即与中国书法结下不解之缘。佛教理识玄奥，思辩精密，深深吸引文人士子，六朝至隋唐，佛教写经、抄经、摩崖刻经、佛寺碑铭书法名作不胜枚举，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李邕、李阳冰等书法巨匠都有许多佛教题材的书法名作，这些作品既成为圭臬而垂范后世，又成为佛教的珍贵历史文物。佛教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书法由于佛教活动而得以保存流传，佛法又由于书法艺术的传播加速了弘扬的进程，对于佛法的弘传与书法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怀素“幼而事佛，经禅之余，颇好笔翰”，身在佛门，却执着于书法艺术。这是因为唐代统治者积极提倡书法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太宗酷爱书法，尤其崇拜王羲之，重金购求二王墨迹，“人间购募殆尽”，设立弘文馆，命欧阳询、虞世南等教授书法，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就馆学书。唐朝的国学分为六科，书学为第五科，还设“书学博士”的职位。朝廷铨用人才之法，第三种即为“书”。在太宗的大力崇扬之下，其后诸位皇帝也非常爱好书法。朝廷设立了崇文馆、修文馆、集贤院等机构，还把当时的著名文人搜罗来宴饮赋诗，厚加赏赐。“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学书蔚然成风，影响无远弗届，甚至连远离尘俗的佛门也是学书者众。隋唐书僧对于书法艺术的执着到了惊人的地步：智永楼居三十年，退笔成冢，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怀仁历时二十四年，集成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怀素初时身贫无钱买纸，“乃种芭蕉万余株，以蕉叶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之再三，盘板皆穿。”弃笔堆积，埋之山下，号“笔冢”。
怀素学书“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缺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无凝滞”。唐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海内承平，当时的人们充满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社会主流思想乐观积极进取，最容易激发文人的创作热情。达官贵人和文人士大夫普遍雅好诗文书画，这为文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创作条件，他们纷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南北漫游，遍涉祖国的秀丽山川。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怀素生活的时代，禅宗兴盛，世间参禅风气正盛，僧人们不辞千里，云游天下，怀素也远游求学，这对开阔视野，提高眼界，激发雅兴是极其有利的。
怀素是大历十才子钱起之侄，后至长安，以书翰游于公卿间，与当时名流钱起、戴叔伦、张谓以及诗人李白、杜甫等交往，甚得颜真卿的欣赏，“江岭之间，其名大著”。这是因为唐代崇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禅僧与士大夫酬酢吟唱、谈禅演偈是十分时髦的事情。禅宗神秀到长安时，武则天不顾君臣礼节，亲自跪迎，“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佛教逐渐世俗化，僧人不再是清心寡欲、林栖遁世、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许多僧人在诗文书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们“栖止京国，交结重臣”，活跃于世俗社会，与士大夫密切交往。怀素到长安后，王公名流、文人士大夫都爱结交他，时人描述当时情形是：“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韩愈辟佛，谏迎佛骨，也和禅僧密切往来，和高闲友善，作《送高闲上人序》赞誉其书法。
怀素虽在佛门中成长，但“气概通疏，性灵豁畅”，个性颠狂，充满激情，不拘细行，食荤，嗜酒，一日九醉，人称“醉僧”、“狂僧”。高僧传中形容他：“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怀素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唐朝是一个思想解放、观念宽容的时代。最高统治者从善如流，绝少忌讳。唐代文艺创作基本没有题材和主题的禁忌，即使“直刺至尊”，“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怀素时代及其后的禅僧道一、希迁、从谂、宣鉴等推动禅宗发展，“机锋”、“棒喝”盛行，禅宗开始出现狂禅。狂禅颠狂放浪，反叛教条，批判权威，张扬个性，率真任性，敢于诃佛骂祖，视佛门清规如无物，甚至有僧人提出“饮食酒肉，不碍菩提”。狂禅之风影响禅僧，进而影响书法。当时的僧人写爱情诗、边塞诗、食荤嗜酒，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但在当时的人看来他们却并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在这种大环境中，怀素生活上和艺术上的反叛性和激情没有受到打击和压抑，而是受到欣赏和崇拜，成为人们争相吟颂的对象。
唐代各种艺术空前繁荣，书法方面也掀起革新的浪潮，各体书法进一步发展，形成书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张旭创立了狂怪百出的“狂草”。怀素上承盛唐张旭的豪迈，下启中晚唐书僧狂草。他的草书不以平淡恬静的面目示人，而是将禅法三昧融入草书，按本性去进行狂纵的草书创作，化心为气，以气达狂，体现了一种“贵在无羁束”的自然美，将“狂草”一体推至巅峰。怀素生活的时代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其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朝政紊乱，风纪败坏，弃巾裾解绅缙而为僧的大有人在，湛然、贯休等书僧就是出身儒素世家。人们渴望精神寄托，统治者尤其提倡佛教，禅宗在士大夫中广为流传，成为中晚唐士大夫精神上的避风港，士大夫推崇禅僧，而禅僧书法成为了书法艺术和佛教禅宗的最佳结合点。怀素的草书和个性魅力对中晚唐书僧影响极大，开创了禅僧草书的先河，晚唐禅僧都擅长狂草，喜欢用草书写《千字文》。禅僧草书迎合了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盛行一时。
隋唐书僧中，极于所诣，史传留名的有很多人。其中著名者有：
智永，会稽人，六朝至初唐高僧。俗姓王，为王羲之七世孙。少出家，好禅寂，世称智永禅师。善书法，尤工草书。相传智永居永欣寺阁，临池学书三十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广为流传。智永久居佛门，长年修禅，人品严谨祥和，草书承魏晋余风，简约、平和、疏淡。苏轼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智永在书法艺术史上有两大重要贡献：其一，发明“永字八法”。其二，开后代书法家写《千字文》之风气。
怀仁法师，坚忍不拔，历时二十四年，将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按内容汇集王羲之的行书，再勒石刻碑，因名《集王书圣教序碑》，“逸少真迹，咸萃其中”。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遂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折，纤微克肖，充分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一种天然、平和、简静的境界。清叶昌炽《语石》云：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未闻也。集右军书者多矣。惟《圣教序》钩心斗角，天衣无缝，大雅以下，膛乎其弗及也。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江阳人。14岁出家，其后从律宗巨匠道岸、弘景律师究学三藏。道岸、弘景皆精通“五明”，鉴真遂能在佛经义理、戒坛讲律、书法、音乐、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方面多有进益。此后，不囿宗派门户，更从高僧请教，博学益智，境界高远。自天宝二年起前后五次“东渡”，虽屡遭失败但东渡意志弥坚。天宝十二年，鉴真66岁，日本国“遣唐使团”再次来扬州延其东渡传律，历时月余抵日。孝谦天皇下诏敕授“传灯大法师”位。鉴真把二王真迹法帖带到了日本，对日本书法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鉴真对日本文化影响重大而深远，日本人民称鉴真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
湛然（711-782），俗姓戚，常州晋陵荆溪人，家本业儒，38岁出家，以复兴天台宗教观为已任，世称“荆溪大师”，亦称“妙乐大师”，被尊为天台宗九祖。存世书迹有天台山上摩崖石刻，正书有《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长河宰卢公李夫人墓志》、《郑炅墓志》，结法宽扁，笔力遒劲，端严开张，灵秀爽利，有别于当时盛唐书风，具北朝书法神韵。
翛然，天台山禅林寺僧，俗姓裴，父为楚州刺史裴思训。与湛然同时，书画大家，博通内外经典，纵情诗酒，善丹青，工山水，又通晓音律。
贯休（832-912），本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人，幼承庭训，受薰儒术，七岁出家，日诵书每过千字，不复遗忘。天复中入蜀，赐号“禅月”。工诗，有歌诗《禅月集》行世；善画，作罗汉笔法不蹈世俗，怪古不媚；善草书，奇崛斩峻，时人比之怀素，喜书《千字文》，传世草书《常侍帖》。风格高绝，精神超迈，成就卓绝，晚唐以来，罕有匹敌，后人追拟不绝，僧史罕见。
高闲，乌程人，湖州开元寺高僧，世称“高闲上人”，具戒律，善草书。受宣宗召见，赐号“大德”，并赐紫衣。上承张旭怀素，下启亚栖。韩愈有《送高闲上人序》，谓其能学张旭之迹。高闲的草书与怀素疾风骤雨式的豪放大相迥异，唐代张祜《咏高闲上人》赞美其书法如“长波溢海岸，大点出崇丘”，极尽浩瀚之势。传世《千字文》墨迹。
亚栖，洛阳人。经律之余，喜作字，得张颠笔意。“通神笔法得玄门，亲入长安谒至尊”，昭宗光化中，对殿庭草书，两赐紫袍，一时为之荣。传世草书有《观智永草书歌》、《谢真人帖》、《观怀素草书歌》、《观高闲草书歌》、《千字文》等。
辩光，俗姓吴，字登封，永嘉(今温州)人。唐史官左庶子吴兢裔孙，幼舍家于陶山寺剃度。“居必介然，不与常人交杂”，多作古调诗。苦僻寡味，得句时有得色。潜心草字，受陆希声点拨，笔势遒健，名重一时。受昭宗召见，对殿庭草书，赐紫方袍。当時称美者不可胜数：“忽时飞动更惊人，一声霹雳龙蛇活”，“看师逸迹两师宜，高歌适行李白诗”。司空图赞其为“草书僧”，《送草书僧归吴越赋》云：“辩光僧生于东越，虽幼落于僧，而学无不至。故逸迹遒劲之外，亦恣为诗歌，以导江湖沉郁之气，是佛首而儒业着也”。吴融《览辩光上人草书想贺监赋》云：“飞文络绎，风雨随生；鱼龙互掷，涛奔走浪”，“援毫既罢，悦目忘疲。满堂生金石之宝，出世掩鬼神之奇。” 贯休《辩光大师草书歌》云：“唯师草圣艺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传世草书《千字文》。
景云，幼通经论，性识超悟。尤喜草法，初学张颠，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传世草书《將箴》，左盘右蹴，若浓云之兴，迅雷之发，使见者惊骇。不独形於字画之间，抑又见其写胸中之奇也。
文楚，性乐岑寂，惟喜作草书，学智永法，颠沛造次，不忘于怀，久而摆脱旧习，有自得之趣。传世草书《千字文》，落笔轻清，无一点俗气，飘飘若飞云之映素月，一见使人泠然，有物外之兴，足以洗人之心！独以清约自成一家。
梦龟，天复中寓东林寺。作狂草，奇怪百出，笔力遒劲。传世草书有《襄阳曲》、《重阳诗》、《千字文》等。
彦修，梁乾化时人。善草书，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狂态逼人，得张旭法。

禅心艺境：禅宗陶染的一代书僧

从本质上看，宗教与艺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但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宗教是“最接近艺术”的，因为“意识的感性形式对于人类是最早的，所以较早阶段的宗教是一种艺术及其感性表现的宗教”。隋唐尤其是中晚唐的书法界，书僧引人注目，他们偏爱草书，卓有成就，从“经禅”中得到证悟，书法能表现禅意，又能表现艺境，这其中与禅宗思想的催化作用是分不开的。
亚洲佛教传播的中心在唐代由印度转移到中国，当时佛教极度兴盛。关于佛性问题的顿悟说以及人人皆得成佛说，逐渐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禅宗四祖道信指出：众生界即佛界，心悟即佛，心迷即众生。只要彻悟自心，便可入“一行三昧”的玄妙境界。五祖弘忍之后，禅宗声誉日隆，神秀主张学者唯须观心，不必外修戒行及种种功德。六祖慧能出身平民，倡导顿修顿悟，明心见性的禅法，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用通俗的口语弘布高深的佛法，用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佛教的烦琐义学，讲求身心实践求证佛法。南宗的顿悟说很快便压过了北宗的渐悟说，取得了禅宗正统的地位。禅宗不象早期佛教那样陷入无休止的烦琐的本体讨论，不象当时佛教其他各宗那样陷入佛经注疏考证的牛角尖，也不再强调苦行默坐的修炼方式与厌世出世的观念，讲求自然清净、行卧自由，和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心态、情趣、思维方式高度契合，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唐代佛教与儒、道进一步互相融会贯通，全面影响到中国文化，中唐到五代的中国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都陶冶于禅宗的韵味之中，充满禅佛余韵。隋唐书僧书法就是渊源于禅宗的深深陶染。
“禅”意为心绪宁静专一，深入思虑义理。禅宗主张从自身下功夫，“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提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主张“凝神观照”、“沉思冥想”，要求人舍却一切荣辱得失，一念不生，万缘俱寂，在观照自然中求得净心，顺乎万物自然之性，到达“梵我一体”的境界，认为唯有禅境才是人生至境。白马西来后，佛教修行方法和禅理也影响到书法理论。蔡邕指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等人也都提出了“凝神”、“绝虑”、“静处”的观点，书家必须排除杂念，澄心静虑，只有这样，自然万象才能奔来心底，经过方寸之心熔炼陶冶，再组合为书法艺术中的意象，即是所谓的“心源为炉，笔端为炭”。书法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与禅僧作为一个彻悟者都要求精神上的完全解脱，悟入佛心，直探如来本怀，达到如此奇妙的境界，才能领略到书法作为艺术的真谛。《景德传灯录》记载了唐代高僧道明禅师这样一个故事：秀才访师，称会二十四家书。师以柱杖空中点一点，曰“会么？”秀才罔措。师曰：“又道会二十四家书，永字八法也不识”。禅师批评秀才自诩会二十四家书体，但他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的描摹，执着于“永字八法”这个名相，未能明心见性，没有深入到根本原理和精神实质上去体会，所以是“永字八法”也不识。宋严羽说“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说明禅宗与文艺创作的思维规律是有共通之处的。
王僧虔在《笔意赞》中首次提出“神彩”论：书之妙，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唐代孙过庭和张怀瓘也都注重书法的内在情意，认为书法贵在抒情。孙过庭提出“穷变化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张怀瓘提出“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唯观神彩，不见字形”，是一种大胆的理论，要求对于书法有精深理解的人要对字形视而不见，直接感受到书法中蕴含的力量，超越笔墨技巧程式，摒弃“法”，显然受到禅宗的启示。可以说，禅宗催生了中国书画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和“意境说”，使之成为中国艺术最重要的理论基石。这是中国艺术在不断地吸收外来佛教哲学和佛教艺术的营养的高度成熟基础上的产物。
禅宗的“自我彻悟，明心见性”主张，使人的艺术创造潜力才能得到极大的展现。书法讲求“同自然之妙有”，将自然万象升华于抽象的线条中。仓颉“首生四目，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由于文字的诞生，“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栗；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先人们认为汉字之中隐藏着天地万物的所有秘密，汉字几乎受到神灵般的顶礼膜拜。蔡邕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纵横有可象者，方可谓之书矣”，要求书法将情感和意象寄寓其中，“随手万变，任心成所。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矣”。人们在评论书法时，总是使用一切自然万象的形态来对书法中的线条进行比拟，来还原自然万象的万千形态。《自叙帖》中时人形容怀素的狂草就是：“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蜂”，“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宗白华认为“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运用笔法“表达心中的韵律，所绘出的是心灵所直接领悟的物态天趣，造化与心灵的凝合”。生活中的一切体味感悟，都有可能“合情调于纸上”，又在后人鉴赏中“如见其人挥运之时”，获得新的生命。中国书法里的字，已不仅是表达概念的符号和工具，而是表现艺术家对宇宙及人生的理解。张旭“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焉。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顿悟是一种高峰体验，唯有极高艺术造诣的人，才会有这种极高的体验，才能有对“书之妙道”的领悟。张旭、怀素、高闲等人都已经到达了“顿悟”、“妙悟”的境界，能从自然万象中感悟人生与书法，再将强烈的个人感情倾注到狂草的创作当中去，他们草书的内在生命节奏和剑器健舞、夏云奇峰、飞鸟惊蛇、长波海岸、大点崇丘等自然美息息相通，心手两忘，人我俱无，使狂草突破实用性的束缚，成为能够痛快淋漓地表达人们各种强烈感情的最自由的纯抒情艺术形式。“书为心画”，禅僧们将书法与人的本心直接联系起来，在狂草中痛快淋漓地抒发直接和强烈的感受，追求愉悦满足。书僧贯休《观怀素草书歌》：……我恐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为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贯休崇拜怀素“自展其意”，犹如天马行空冲破一切束缚。书僧辩光认为：书法尤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心所传。把书法作为体悟自身生命与精神本体的最自然的方式。禅僧可朋《观梦龟草书》诗中说：“兴来乱抹亦成字，只恐张颠颠不知。”他们追求隐藏在草书书写中的直切本心的启示，借助草书这种抽象、人为的线条来参悟禅机。这正是“唯观神彩，不见字形”、“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最好实践。
书僧书法的共同点是具有禅心艺境，他们能以心灵力量来进行书法艺术创作，他们的草书透射出浪漫的激情和悠远的禅气，把中国书法“线的艺术”推上了抒情的高峰，影响极为深远，流风所渐，化及外邦日本、高丽。自鉴真东渡以后，东瀛亦多书僧。空海（774—835），俗姓佐伯，日本国多度郡人。幼学儒家经史，22岁受具足戒，此后广读佛经，立志入唐求法。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空海与最澄以及留学生橘逸势奉敕渡海赴唐。空海回日本后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把带回的大量唐朝诗文字帖上献天皇。他善长诗文、书画，嵯峨天皇对他十分赏识。空海的书法精妙，尤善草书，人称“草圣”，与嵯峨天皇、橘逸势被称为“日本三笔”，传世《风信帖》、《三十帖册子》等，为世人称道。
我跋涉于史籍诗文中去探寻这些已经远离我们一千多年的书僧的历史痕迹，突然领悟到，对照中国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与书法相对疏淡的关系而言，书僧现象是书法和佛教紧密结合的特殊文化历史奇观。书僧如群星璀璨盛于晚唐，他们的书法艺术风格各异，刘泾在《书诂》中以怀素比玉，訾光比珠，高闲比金，贯休比玻璃，亚栖比水晶。相对于此前和此后的时代，这不啻于是文化史上的一次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在大爆炸中诞生了这一群灵光独耀名垂书史的书僧，而那场大爆炸有一个起点，那就是怀素！怀素才华横溢，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先锋、狂热、反叛，成了当时和后世书僧竞相效仿和崇拜的偶像，也成了那个时代佛教和书法艺术相得益彰的标志，无可争辩地影响了那一代人和那以后的书法史。书僧是把书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特殊群体，他们互相陶染，互相欣赏，在那个时代有点另类，就犹如二十世纪的“披头士”，怀素就是他们中的约翰·列农。

暗淡了麻笺素绢，销蚀了摩崖碑铭，荒芜了通幽曲径，远去了钟鼓常鸣，逝者如斯矣！对于这篇文章，我原本只想简而论之，但其间广涉历史、书法、佛教书籍后，感慨良多，觉得自己就象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孩子，原来只想捡几个贝壳，抬头却看见了浩瀚无垠的海洋，我深深地为书法的和佛法的玄奥精深所震撼，更觉自己的疏鄙浅陋，难免挂一漏万，贻笑大方之家。



2003/6/30


主要参考文章：沃兴华 《中国书法史》
欧阳中石 徐无闻 《书法教程》
南怀瑾 《中国佛教史略》
黄明哲 陈志良 《中国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