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在淞沪之战中救护伤兵及难民8273人

中国报刊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在当时上海各种救护组织中，只有这一杆“佛”字旗最生色、最动人！（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开办收容所救济难民，掩埋阵亡士兵尸体，赴海外募集款项支援抗战，是抗日战争中上海佛教界最令人敬佩的爱国壮举，对激励上海军民英勇抗战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的中国佛教会立即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决定召集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由圆瑛法师负责训练佛教青年，在战区担任救护工作。圆瑛法师将宏明法师介绍给屈映光，建议他们负责办理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具体事宜。消息传出，很快就有一百多名青年僧人报名。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由宏明法师亲自领导训练。屈映光任总队长，宏明法师任副总队长。

同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支援中国抗日军队。出发前，圆瑛法师对上海僧侣救护队全体队员发表讲话，他要求每一位队员都要以“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来做好配合抗战的救护工作：“大无畏”，就是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难，不怕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出生入死的抗战救亡中去；“大无我”，就是忘却身家之我见，置自身生死于度外去救护伤员；“大慈悲”，就是救苦救难。

上海僧侣救护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他们往返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工作着，同时还救护租界内被日寇飞机炸伤的无辜同胞。在枪林弹雨中，有的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队员被敌人的炮弹炸伤，成为残疾人。他们用自己的气力、汗水、鲜血，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光荣的一页。

由于上海僧侣救护队工作出色，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据《救亡日报》1937年9月22日报道：“该会（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除了收容难民之外，还组织了救护伤兵队——僧侣救护队，参加这一工作的有170余人，全是平日吃素念佛的和尚，他们上前线救护伤兵的勇敢是谁都及不上的。在不久之前，他们曾因救护伤兵给敌人的炮火打死了几个。”《申报》1937年9月26日报道：“该队在工作时，虽迭遇险阻而遭受重大牺牲，然仍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尤以宏明法师，不避艰险，每日必率队赴最前线，监督救护，其勇敢服务之精神，殊堪钦佩。”相比之下，“慈联会”还成立了一支由世俗人士组成的救护队，由于没有工作实绩，不久被撤销，只有僧侣救护队在支撑着“慈联会”的门面。这是因为佛教信仰使他们有出生入死的精神，有舍己救人的慈愿，再加上无父母妻儿的牵挂，故不怕危险，能够做出成绩来。据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之战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救护队员视死如归、救死扶伤的事迹每日均见诸报端，家喻户晓，为中外舆论所称道。中国报刊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在当时上海各种救护组织中，只有这一杆“佛”字旗最生色、最动人！

当时，上海佛教界抗日护国的组织工作安排得十分周到，前方有救护队，后方则有收容所。中国佛教会在觉园内成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3000多人，并供给全部饮食医药。还有比丘尼主动为前方官兵缝制征衣，也有比丘尼担任医院看护和杂工。

淞沪之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将300多名伤兵抢救出来，送往租界。当时租界里的医院都住满了人，无法收容。宏明法师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各方支持，立即成立一所佛教医院，收容治疗这300多名伤兵。当天就得到名绅祝兰舫的响应，愿意无条件地把他在牛庄路上的一所大宅院腾空交出来，作为佛教医院的院址。又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聘请医护人员，捐助药品和医疗器材设备等。不到两天光景，一所粗具规模的佛教医院诞生了。

当时南市一带都被日军占领。僧侣救护队员们从战地抢救转向担任佛教医院的看护，为300多名伤兵服务了一个时期。待300多名伤兵痊愈后，又设法送往后方归队，使他们可以继续杀敌。僧侣救护队又在佛教医院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超度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然后全体队员化整为零，瞒过敌人的视线，秘密转往武汉工作。

（本文节选自《近代上海佛教界护国抗日活动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