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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校教育最令人痛心的是, 对孩子太狠、太敢下手[杨东平]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30日
来源:2017-07-26 中国好学者   作者: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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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简介:杨东平

  杨东平,1949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

 

我们的学校教育最令人痛心的是, 对孩子太狠、太敢下手

  文 | 杨东平

  来源:《教育的重建》

  摘要

  现在的教育最不合理的、最令人痛心的问题,有一条就是对孩子太狠,太敢下手,小学生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这实在太不应该了。小学生每天起早贪黑,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情况。


  每年的高考都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沉重话题。对高考的反思每年都在进行,今年仍然是一个重要主题。

  在高考结束的时候,有两个群体最高兴。一个是高三的考生终于解放了,考了6年甚至是12年,就是为了这一天的“解放”。另外一个群体就是收废品的,工作量剧增,收入也剧增,每个考生家的资料、试卷都要装满一辆三轮车。

  很多学校毕业的新创举就是“雪花”飞舞,把所有的课本、考卷全部撕了,从楼上往下扔,作为一种宣泄。大量复习资料,扔掉、烧掉、卖掉,再也不用了。这个事实本身就发人深省。

  天平的两端:高考的狂欢和声讨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但回过头来想,我们的教育究竟为大家留下了什么?这个问题、这种反思永远不会过时。

  在今年的高考季节,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出国留学,上海的考生今年只有5.5万,下降幅度非常大。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出国比例从前几年的平均10%~20%,上升到现在的30%~40%,再加上名校高中的国际班,有的学校学生出国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是500名,另外400名不是保送就是出国了。

  越来越多的考生开始绕过高考,这使我们考虑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来适应和满足青年学生的实际需要?在国家层面,这种担心可能更深刻。如果我们的优秀学生都逃离中国,那我们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其他国家培养人才吗?

  大家知道衡水中学是河北省的高考名校,近几年河北省高考前200名大都属于衡水中学,每年进入清华、北大的有40多人,占河北省两校名额的一半。他们的校园文化号称“雪狼精神”:“今日疯狂,明日辉煌。”有人称他们为“人才的摇篮”,他们有一个校领导很谦虚地说:“‘人才的摇篮’谈不上,最多只是一个‘大学生的加工厂’。”

  也许他们心里有数,他们的强化训练、军事化管理严厉到了什么程度?这样的学生固然能考上清华、北大,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成才?

  南京的拉萨路小学也是一所名校。两位分别考到清华、北大,又到牛津大学,现在在美国工作的毕业生,相约在“六一”儿童节前后,公开发表实名博文,声讨他们在拉萨路小学度过的黑暗岁月。老师撕作业本、罚抄作业、让学生写检讨、暴力处罚、开批斗会,各种各样的折磨。

  这两人说,他们后来在清华大学,在英国、在美国,在那么沉重的学习压力和科研负担下都没有低过头,但是他们在五年级时曾经想到过自杀。他们今天把这个事实写出来,不是为了要揭露现状,而是为使我们的学校能够真正有一些改变,善待儿童,善待学生。

  不少拉萨路小学的老师、学生非常愤怒,认为他们忘恩负义。两人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赞成严厉的教育,但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是靠修理、体罚、摧残,不是单靠这种方法取得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恰恰更多的是从温暖的力量那里得来的。他们说,拉萨路小学的孩子,上初中后还可以,进高中后,后劲就慢慢不足了,因为他们的潜力在小学的时候过早地透支了。

  我想,拉萨路小学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他们学校的老师、校长也在说这是十年前的情况,现在学校的整体面貌,学校文化都已有很大不同。我们也相信,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性的问题仍然存在。现在最不合理的、最令人痛心的问题,有一条就是对孩子太狠,太敢下手,小学生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这实在太不应该了。高中生毕竟年龄大些,吃点苦也算是一种锻炼;但是小学生每天起早贪黑,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情况。

  另外有一个学生叫钟道然,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去年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书叫《我不原谅》,声讨从小学、初中到大学的教育,讲得也很尖锐。他说中学是青春的绞肉机,把每个学生心中最美好的部分焚烧成灰烬,留下一片废墟和无穷的叹息。他写道:

  于是我就回头想啊想,想我拿这20年干吗了,然后骤然发现,我竟把大部分光阴丢给了中国教育。那就好比是发觉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随手扔进了垃圾箱一样,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悲凉之感、幽怨之情久久萦绕在小生心怀,让人想死的心都有。

  若想让这青春不白被浪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一本书来控诉中国教育。

  他说在中学时候至少还有一个希望,觉得大学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灯塔。进了大学以后,才发现大学精神已经死亡,不过是一个大号的中学,考试、背书、点名、奋力考试。

  老外也在反思中国的教育。有一个韩国人发表了一篇博文《我为什么不去上海的国际学校》。他对上海的国际学校做了详细的考察。收费是普通公办学校的25倍,但是教育质量真的比普通学校好25倍吗?当然不是,课程标准很低,学生学了几年还不会说中国话。

  最令人受不了的是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对待社会的态度,养成一种人上人的优越感。他们最关注的是别人怎么服侍他、照料他。所以,他觉得这根本不是他所需要的教育。

  很多学校不是以人为本,是以GDP为本

  新的教育理想,首先需要树立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价值观。这个教育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建立了,不需要我们去发明,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是最直接的以人作为自己工作对象的一个领域。所以应率先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以人为本在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非常困难,很容易成为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号,说说而已。我们不妨反思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究竟是不是以学生为本?

  我相信相当多的地方和学校,实际上是以“教育GDP”为本。什么是“教育GDP”?就是考试分数、升学率、学校排名这些东西。它们成为学校工作实际的指挥棒。

  有人会说,这是为学生好,学生和家长要的就是这个。这种以分数为本,以升学率为本,以数字为本,以教育政绩为本,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教育,与以学生为本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惜以摧残学生、牺牲学生的健康和青春为代价。

  刚才讲的例子,当他们长大之后回过头来,当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博大、人生的丰富多彩的时候,他就会反思,就会痛恨,就像钟道然说的,一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被耗费了,一片废墟。而青春是无法弥补、无法挽回的。

  那些追求升学率的学校,如果说是以学生为本的话,也只是以少数学生为本,以少数高分学生、少数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为本。这就是我们在很多重点学校看到的普遍现象。在北京也非常明显,把学生按学习成绩分为快班、慢班,分为龙班、虎班、火箭班,关注的只是少数学生,靠这个吸引大量的择校生,而大多数学生只能随波逐流。所以那些超级中学、巨型学校,背后是很大的生意经,是赚钱营利,怎么是以学生为本呢?

  以人为本的核心概念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要关心每一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判断是真的以人为本还是假的以人为本,关键就在是否办好每一所学校、关注每一个学生。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还是会习惯性地把我们的关注集中到少数学校、少数学生身上。所以,这是理解以人为本的一个核心。

  今天的教育呈现着这样一种脱节:我们已经进入全民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然而我们主流的教育价值和制度安排仍然是“精英主义”的。精英主义是什么概念?就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关注、投入集中在少数学校、少数学生身上,是一种面向少数人的教育。

  中小学教育的“精英化”是我们过去五六十年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是为了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目标,迅速培养一小批专家。当时明确规定,在中小学建立重点学校制度,形成一个“小宝塔”,重点学校的任务就是给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人才。

  那时我们没有实行义务教育,我们是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的。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之后,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就不合法了,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办好每一所学校。问题是那么多年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正在缓慢地转。不许办重点学校,出现了名牌学校、明星学校、星级学校等,反正是一定要分出三六九等,就是不能一视同仁。

  除了严酷的应试教育,反教育现象还有各种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级学校,四五千人的小学,一两万人的中学,一个年级50个班,最多的100个班。这样的学校还能称它为学校吗?

  在这样的学校里,教育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校园安全,防止学生出现安全事故。因此,这些学校都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实行所谓的“量化管理”,一举一动都要规范、打分,互相监督。问题是,这究竟是学校还是军营?这两者是一回事吗?能用这种方法办教育吗?

  除了超级学校,还有超大班额,不少县城的中小学,最大班额可以达到120人、130人,越是重点学校班额越大,很多家长砸锅卖铁,非要进这些学校,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这样的学校,你说它是优质教育我是根本不相信的。没有一个老师有能力照顾班上100个学生,不可能的事。

  在这些巨型学校,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必须实行严厉的军事化管理,这就必然导致教育的异化。学校能办成军营吗?能办成教育工厂或者“考试集中营”吗?

  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又出现另外一种现象:那些陈旧的封建主义价值观,在大规模地复活、强化,就是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望子成龙、出人头地这些东西。

  从“五四”以后,这些陈腐的东西就是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五四”的新教育,包括蔡元培对旧北大的改革,首先就是扭转读书做官的价值,树立大学“追求高深学问”,追求真理的价值。看看今天大学毕业生争相报考公务员,大学教授不安心学问、热衷于做官的情况,是不是一种倒退?

  而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商业化的市场力量的推动,这些反教育的陈腐价值死灰复燃,而且变得越来越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似乎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这背后还有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想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做人上人,这本身就是精英主义时代的价值观。而在普及教育的民主主义的时代,我们所需要追求的,就像陶行知说的:不要做人上人,要做人中人。

  我们今天随便问一个中学的学生,你的人生理想,目标是什么,答案都差不多,上大学、读博士,做科学家、宇航员等,都是很宏大的目标。如果我们在日本、韩国的中学生中做人生理想的调查,结果就很不一样,往往是很具体的、不那么高大的目标。比如,有的学生说,她想开个蛋糕店,特别喜欢做各种各样的糕点,有的说想开个花店,等等,是可以把握、可以实现的真实的人生目标。

  教育最需要的不是现代化,而是正常化

  面对这些教育乱象,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教育最需要的也许还不是现代化,而是正常化,要遵从教育规律,要正本清源,要归真返璞,要恢复常识,要回到原点。

  首先实现教育的正常化,然后再谈教育现代化。“教育正常化”的口号也不是我们自己说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教育改革就提出了这个目标。当时,日本中小学被称为“考试地狱”,很多青少年自杀。针对严重的“教育畸形化”,日本提出了教育正常化。

  今天我们讲“教育正常化”,主要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反教育”现象,首先是恢复常识,就是学校像学校,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学校做学校该做的事,校长做校长该做的事,老师做老师该做的事。

  归真返璞,恢复常识,回到原点,说的就是一件事:恢复教育的基本价值、基本功能,就是人格养成,树人育人。首先,是“人”的教育,人才人才,首先是培养“人”,成为一个好人;没有人,哪里有才?所以,以人为本不是以分数为本、以升学率为本,也不是以“才”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教育的重要价值,就是保护儿童,保护他们作为人的成长,保护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就是保护和创造世界的未来。因此,教育的本质是非常人文化的,是非功利的。

  教育,请善待儿童

  今天,遵从教育规律,恢复常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儿童当儿童,实行善待儿童、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这应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最低纲领呢?事实是,现在在大城市几乎很难找到这样的学校,不用考试、分数、作业压迫儿童的学校。所以,也可以说,善待儿童的教育,在今天已经不是底线,而是非常高的标准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非常优美,非常诗意。他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教育真正的价值是一种启蒙,一种唤醒,一种打开,一种点燃,一种开悟,一种得道……

  所谓启蒙,就是把一个人从蒙昧的状态,带入一个理性的状态、理智的状态,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人,培育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提高他的精神高度;而不是通过许多无用的知识灌输使人变得麻木,变得冷漠,变得消沉,变得缺乏人性。这些都是我们当前教育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征。

  我们关注分数、分数、分数,考试、考试、考试,很少有人关注你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人际关系上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样的人生、社会的思考,等等,这些都不重要了。完全没有把人格养成放到核心位置,培养出一些考试机器、科技怪人或经济动物,或者,用钱理群的话说,培养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教育的异化。

  因此,有人说当前迫切需要改变“失魂落魄”的教育,现在的教育没有魂了,只有分数、技术。以人为本的教育,要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真正需要培养的是那些能够使你终身受益的品质和素质,完全不必为了考试和分数、为追求第一而过分透支自己的体力、精力、兴趣爱好。

  这需要改变教育中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盛行的状况,改变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重理轻文,独尊科技,理科、英语至上,过度的考试和分数竞争;需要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人格养成以及审美、艺术、历史修养和社会关怀;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社会服务的公益心,学会生活的能力,等等。使教育真正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的灯塔,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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