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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惠明:僧佑对建经藏、造佛像的贡献

       

发布时间:2013年11月05日
来源:   作者:蔡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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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惠明:僧佑对建经藏、造佛像的贡献

 

  僧佑大师(四四五—五一八)俗姓俞,建业(今江苏南京)人。他是南朝齐梁时代的律学大师,也是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幼年时随父母入建初寺拜佛,就欢喜雀跃,不肯同家。双亲依从他的愿望,允许他礼僧范为师。十四岁为逃婚到钟山定林上寺投法达和尚(当代高僧昙摩密多的弟子)。和尚“戒律精严,为法门栋梁”。随后出家受业于法颖律师,颖师是当时着名律学大德,因而僧佑刻苦钻研,精通律学。他曾为齐竟陵王宣讲律学,由于披释精详,深入浅出,听家常达七、八百人。后又奉齐武帝之命,往三吴(今湖州、苏州、绍兴地区)去试简僧家,并讲“十诵律”,传授戒法,用所得的供养修造建初、定林两寺,在寺内建立经藏。从此以俊,他经常广开律席。“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僧佑法集总序:一谓他“春秋讲说,七十余遍”。可见他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传弘律学。

  大师讲传的律学,即萨婆多部(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当时“十诵”、“五分”、“四分”、“僧只”等四部广律,虽都已在中国译出,但以“十诵律”最为流行。法颖和尚是专研此律的,大师长期随学,继承和发展了和尚的弘律事业,他在“萨婆多部记序”中写道:

  “年逾知命,仰前觉之弘慈,奉先师之遗德,猥以庸浅,承业“十诵”,讽味讲说,三纪于兹。”说明他师承法颖的律学。他的律学着作有“萨婆多部记”五卷,介绍“十诵律”由北印度厨蜜传来的经过。“十诵义记”则是他对“十诵律”义理的演述。可惜这两即占律学的重要文献早巳佚失,我们只能从“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和序文中领署其轮廓和大概了。

  僧佑大师的着作还有:“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等。其中以“出三藏记集”与“弘明集”影响最大,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当时佛教的重要思想资料。“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记载东汉到梁所译经、律、论三藏的目录、序记以及译经人的传记等。僧佑以前的经录大多散佚,现存经录应以此集为最早,里面还保存有道安大师经录的原文。“弘明集”共十四卷,辑录了从东汉到梁赞扬佛教的论着,但也保存几篇反对佛教的撰作,如范镇的“神灭论”等。作者一百人,其中僧伽十九人。卷一所载牟子的“理惑论”是研究佛教博入中国初期的重要资料。唐道宣律师编的“广弘明集”是“弘明集”的续编,但体例稍有不同。僧佑在“弘明集后序”中写道:

  “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通人雅论,胜士妙说,摧邪破惑之冲,弘道护法之堑,亦已备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导以深法,终于莫领,故复撮举世典,指事取征兰百非荣华,理归质实,庶迷途之人,不远而复。总释家疑,故曰“弘明”。”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义敢于将反对佛教的论文同时引录,让读者从正反两方面审辨是非,这种宽宏的治学精神,为今后佛教学术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大师的佛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大乘性空学说。在“出三藏记集序”中,他提出的“真谛玄凝,法性空寂”,在“弘圳集后序”中,又阐明“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观”的论点,就是讲离法性空的道理。他认为,虽然“道法性空”,伹“等观三界,则神之化理常照”(“弘明集”后序),所以因果三世,轮回受报就在于人的性灵下灭,驳斥了范镇的“神灭论”,赢得了当时名士王宏、王伟、刘勰等的拥护。

  在大师以前,中国佛教典籍传译虽已不少,但没有建立经藏。法颖和尚首先提出“施造经像及药藏”,大师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事业。他先后枉建业城内建初寺和钟山定林上寺营建般若台建立经藏,得到临川王宏的全力协助。着名文艺评论家,“文心离龙”作者刘勰也随从整理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梁·慧皎在二南僧传·僧佑传”中称赞大师“造立经藏,搜集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坠”的功绩。

  大师曾把自己八种着作总名为“释僧佑法集”,他在“自序”中写道:

  “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家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序释迦之谱;区别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辐源,故撰法苑之编;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既禀义先师,弗敢堕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一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借于来津。”这八种着作,现存的仅“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种。可见僧佑大师作为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值得一提的是,僧佑大师不仅在建立经藏、撰制经录、编写佛教文史等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还对佛教工艺创造了光辉的业迹,他撰的“法苑集”中,搜集了许多有关佛教音乐、梵呗、法乐、歌舞、遗像、雕塑等资料。反映了他对佛教艺术的甚深造诣;。慧皎“高僧传·僧佑传”载:.

  “佑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佑经始,准画仪则。”

  这里所说的光宅寺铜像是梁·天监十二年(五零九年)大师奉旨监造,耗铜四万三千斤,铸成文九佛像,因庄严精美,被誉为“东方第一”(高僧传·法颖传”)。摄山大佛和千佛岩,则创始于齐·仲璋年问,当时的豫章王、竟陵王等都发心施资依山造像;,大师常为之规划与监造。至于剡县石佛就是现今浙江省新昌县的石城弥勒大佛。据一九八四年四月,新昌县王月冶、工杏浅用光学经纬仪测定,大佛身高十三·七四米,座高一  ·九一米,头高四·八七米,发际至顶一  ·八三米,发际至愿三·零五米,口广一  ·二八米,两膝咖肤距十点六一米,系石胎敷泥,图绘装裱而成,眉、睛黑色,眼球白色,发髻青色,唇与顶珠作朱红色,额嵌圆珠为发光品体,全身其他部份均为金色。五宫端正,身段秀美,氯度娴雅,如含哲理,有慈祥超脱之感,号称“东南大佛”。刘勰在为石城大佛建成撰题的碑记中称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其艺术魅力足以使“梵王四鹄徘徊而不去,帝释干马踯躅而忘归。”大佛始凿于齐永明四年(四八六)至梁天监十五年(五二八年)完成,最早由僧护发起,后来由僧佑续造,最终由僧佑完戎,世称“三生石佛”。僧佑大师的建造技巧,经现代雕塑专家监定,认为有这样两点创新,艺术上独到之处就是:(一)头身此例适当。一般人像塑造,总是按人体各部实际比例进行,头部占全身七分之一或上身四分之一。但如画、塑比人高大几倍或十几倍的巨像,就不能死扣这一比例,否则就会形成“细头伟人”。北方石窟中造像有意放大上身,恰又出现了“头大身小”的不协调。僧佑大师是在宠下向石壁构图,“目准心计、准画仪则”地先在心里拟好稿,站在宠下“遥控”,指挥工匠定位,把心中的图像镌刻到石上去,因此比例匀称,造型优美。(二)眼晴设计奇妙。大佛双目半开,两耳垂肩,嘴合唇启,流露出慈祥与容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人们站在宠下不论从那一个角度瞻望都觉大佛隐含微笑,令人杂念顿收,肃然起敬。据研究,其主要原因是眼睛设计的奇妙。原来表现喜、怒、哀、乐,关键就在于眼睑和眼球配置的调节上,立体雕塑的表达更有一个深度问题,眼睑张大,眼珠突出,成圆睁状,就成为惊愕、凶煞之相;反之,眼睑闭合,遮住眼球,便构成入定或打吨之状。大佛眼睑开张适度,微启不展,眼珠藏在眼睑内有一定深度,内藏而不昧,可见而不突,才形成微笑、慈祥、超脱的容貌。这不能不说是僧佑大师匠心独运,巧夺天工的创造。

  明彻、窦唱是大师的弟子,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僧佑大师的优良传统。“续高僧传·明彻传”载:“彻因从佑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移业经论,历采家师,备尝深义。”“续高僧传·宝唱傅”则载:“唱投僧佑出家,咨禀经律,先后撰集“法宝联壁”,“续法轮论”、“法集”、“华林殿经录”、“经律异相”、  “名僧傅”等。宝唱自称:“律师释僧佑,道心贞固,高行超邈,着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顶班二落,礼诵余日,抚拾遗漏。”可见大师道德学问,影响深远,化导门下,身教为先,驰誉法门。刘勰也随大师同住十余年,对他推崇备至。

  僧佑大师圆寂于梁天监十七年(五一八年)五月建业建初寺,世寿七十四岁,葬于钟山定林寺。弟子正度立碑,刘勰为撰行状。

  摘自《内明》1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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