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明代“渡海纪事碑”考

　　一
　　在普陀山横直街交错处民居中，有一块普陀山现存最高大的石碑。此碑现被筑在两家民居的夹墙中，表面被涂上石灰，因此知者甚稀。但这块明代碑刻不仅是目前普陀山所存不多的明碑中最重要的一块，而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巨型石碑，碑高达5米多，普通石碑厚12—15厘米，而此碑厚达27厘米。当年，被万历帝派往普陀山督造重建前后两寺的太监张随曾为它建造了规制宏辉的碑亭，题额“海山天柱”!由于碑文内容十非常重要，所以，该碑曾引起韩国、日本学者和电视台注目，曾多次前来考察并拍摄电视纪录片；同时，中央四台“走遍中国”、中央九台及最近在播放的中央十台，均曾对此碑进行采访拍摄。碑文记载着普陀山一段鲜为人知的逸史。所谓“逸史”，指发生在普陀山，而历代《山志》失载之史实。普陀山历史上曾经历4次兴衰：明代2次，清初1次，解放后“文革”1次，其中明代2次浩劫犹大。明洪武间徙僧毁寺，山上荒废达100余年；嘉靖末本山成为抗倭战场，拆庵逐僧，片瓦无存，直到万历间，缁素们冒着坐牢、充军之风险，冲破重重阻力，上山建寺，并和官府禁建政策抗衡，“官司”一直打到朝廷，有的病卒于京，有的被执于狱，其事迹可歌可泣。对此，明、清及民国《山志》均无记载；其于寺院沿革，往往以“前朝兴废不一”一言概之；至于明代2次浩劫，更是语焉不详。可见，大凡撰写历史，除体例攸关、情况不明，还有许多“禁区”，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如当今编志，规定对于“文革”等记述“宜粗不宜细”，面对当事人和当局者，难免挂一漏万，“漏”掉了许多重要史实。
　　按本山自唐咸通四年（863）日本天台宗法裔慧锷请观音像到山，至后梁贞明二年（916）建不肯去观音院，历宋、元二代，形成观音道场和佛国净土，发展一直比较顺利。到明代，明太祖采取“禁海”政策，规定“片帆不许下海”，据时人郑晓记载：“初，方国珍据温、台、处，张士诚据宁、绍、杭、嘉、苏、松、通、泰，诸军皆在海上。方、张既降灭，诸贼豪强悉航海，纠倭入寇。”所谓“诸贼豪强”实指方国珍余部叶希戴、王子贤等，分别占据舟山金塘、秀山、长涂等岛，即所谓“五山之乱”。因此，在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禁濒海民出海”。（《明太祖实彔》卷七十）；洪武十四年十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九年（1386），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籍口“海岛居民外联海盗，内相仇杀”，尽徙舟山46岛居民1万1千余户、3万4千余人于浙东、浙西各州县和安徽凤阳一带；又以普陀山“穷洋多险，易为贼巢”为由，迁宝陀寺至明州，取名“补陀寺”（即今宁波七塔寺）。焚山上殿宇300余间，只留潮音洞铁瓦殿一所和一僧一役。从此，佛国夷为荒墟，直到正德十年（1515），有僧淡斋，建正殿５间、方丈殿20间于潮音洞上。——值得一提的是，从洪武十九年到正德十年100余年间，山上主刹宝陀寺一直没有建复，虽在永乐①、天顺间有僧在山潜修，但当局者严禁建复本寺，一般只在潮音洞、西天门一带搭建简陋茅屋或静室而已，而且不久即被拆毁或焚烧。正德年间，淡斋之所以选择潮音洞一带建复宝陀寺，除当局者禁阻外，可能因为经过100多年、隔好几代人，已经找不到原址——按宋元丰三年（1080）改额不肯去观音院为宝陀观音寺，寺址未变。据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不肯去观音院在“双峰山”，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说“潮音洞”离寺三里，寺在“梅岑山之阴”。近经考证，所谓“双峰山”，即今普济寺后山，麓间三石并立，状如定鸟，今称“灵鹫峰”；山巅巨岩突起，状如复莲，今称“观音峰”,古时这两座山峰均尚未取名，合称“双峰山”。所谓梅岑山之阴，乃梅岑山之凹也。可知古不肯去观音院以及宝陀寺原址，在今普济寺后山，方向朝东南（详后）。明代正德至嘉靖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宝陀寺建在潮音洞一带，即今紫竹林庵故址。关于宝陀寺址变动这一重要史实，历代编志者均未作出认真考证，因此，后人对寺址变迁总是搞不清楚，有的说宋元丰三年改额宝陀寺时迁址，有的则避而不谈，含糊其词。笔者在编写《普陀洛迦山志》过程中，有幸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发现一批当时文武官员上报给上级官府的关于普陀山的《呈文》和《奏折》，其中万历三十年定海把总呈给宁绍参将袁世忠的《手本》，可以印证上述结论，文云：
　　粤稽宋元丰年间建宝陀寺，我国初五山作乱，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以此山（普陀山）穷洋极险，遂行起遣，移寺于（宁波）郡东栖心寺，名曰“补陀”。天顺、正德以后，始有缁流私创于潮音洞上。又据定海知县转呈给宁波海防同知黄榉的《手本》说：
　　时久禁弛，正德年间，复有构寺于潮音洞上。
　　永乐、正德间之所以可能在潮音洞一带小规模地建复殿宇，这与明成祖（永乐帝）与日本后小松皇朝关系缓解有关。后小松皇朝将军（实际掌握政权者）足利义满完成南北统一大业后，急于恢复财政，采取与明朝通好方针，不仅主动约束倭寇，并于永乐元年（1403）派遣使团来华，携带致明成祖的《国书》云：
　　日本国王臣源表：臣闻太阳升天，无幽不烛；时雨滞地，无物不滋。矧大圣人明并曜英，恩均万泽；万方响化，四海雪仁。钦惟大明皇帝陛下，绍尧圣神，迈汤智勇；勘定弊乱，甚于建瓴；整顿乾坤，易于返掌。启中兴之洪业；当太平之昌期。虽垂旋深居北阙之尊，而皇威远畅东滨之外。是以谨使僧圭密、梦云、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观清光，伏献方物
　　圭密一行于永乐元年十月到达京都，恰逢成祖正要派遣左通政使赵居任、僧人道成等赴日本，把自己新登极之事通告日本，见日本使者先到，甚喜，十分优待，圭密等完成使命后，永乐帝特派赵居为正使，送圭密一行回日本，他们分乘5舟，于永乐二年五月三日到达兵库港，义满为参观明朝使船，亲自来到兵库，并与明朝签订《永乐条约》（“勘合贸易”条约）。由明朝赠给永乐年号的“本”字号勘合100道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一扇。规定10年一贡，人限200，船限2艘，不得携带武器，违者以盗寇论处。（《明史》日本传）凡开往明朝的贸易船都要携带勘合，以进贡为名经营贸易。在“勘合贸易”期间，日本政府主动禁止倭寇，因而，明朝的“海禁”也有所松弛，僧人们才有机会渡海，试图恢复普陀山观音道场。而“勘合贸易”大体上可分为2期：第一期根据《永乐条约》从永乐二年到永乐十七年，历15年；第二期根据《宣德条约》从宣德七年（1432）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历115年，明朝每换一次年号，必须更换一次勘合，如第2期“勘合贸易”第8次遣明使船3艘到明朝后，正使了庵桂悟向明朝交还了景泰、成化勘合的剩余部分，领得正德勘合100道。“勘合易贸”使日本获得莫大的利益，给明朝沿海带来一度的宁静，曾经猖獗一时的倭寇消声敛迹。也给佛国带来生气，如第2期“勘合贸易”第3次遣明使船9艘，载1000余人到达普陀山，停泊莲花洋，便有明朝彩船百余艘，预先停在靠司基湾一带，等到日本使船来到，就列驶出海湾，环绕使船欢迎，赠给酒、米、食粮等物。洋面上舜时间彩旗飞扬，锣鼓震天，船来人往，热闹非凡。九艘使船驶进沈家门后，又有明朝官员们乘画船50余艘，吹角打鼓欢迎，接着，由宝陀巡检司派官船作向导，经定海进入宁波（日本《允澎入唐记》）。而这似乎已成惯例，所以，第4次勘合船到达沈家门时，因无官船来迎，就派通事送信催促（日本《戊子入明记》）。勘合一般由日本中央机构幕府掌握发放，领得勘合的人就能公然派遣贸易船。嘉靖二年（1523），日本南方大内氏派出的贸易船和细川氏船在宁波为争夺贸易权，发生冲突，大内氏船的宗设谦道杀死接受细川氏使者宋素卿贿赂、从而优先为其办理卸货手续的宁波府吏，率众劫掠宁波、绍兴一带。冲突中，细川氏船的头目瑞佐战死，宋素卿被捕，死在宁波狱中。明朝政府因此废除了宁波市舶司，拒绝对日贸易。嘉靖二十六年二月，日本派出以策彥周良为正使的遣明使船4艘（此为第2期“勘合贸易”第11次遣明使，也是最后一次），曾一度和明朝礼部交涉，企图领得嘉靖新勘合，但未获允许。从此，“倭患”日益严重，寇首王直（《明史》作汪直）指挥日本九洲一带36处海盗，一再劫掠明朝沿海。
　　二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倭犯台州，破黄岩，掠象山、定海等地，浙东大震。七月，朝廷议设巡视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嘉靖三十二年三月，王忬探知贼首王直结寨普陀山，遣参将俞大猷、汤克宽袭破之，因飓风发，贼率众逸去。闰三月，王直等引倭大举入犯，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八月，王直一伙屯据普陀山潮音洞一带，副使李文进、参将俞大猷、都使刘恩至督兵战于莲花洋，焚贼船50艘②。提督王忬命把总黎秀会同主簿李良模领兵到山，将殿宇拆毁，佛像、法器等装运至定海（今镇海）招宝山寺。僧人查有度牒者分发内地各寺，无度牒者还俗当差。插牌本山，并告示沿海一带：“不许一船一人登山樵采及倡为耕种，复生事端，如违，本犯照例充军。”
　　次年三月，王直等再次巢据普陀，与官兵战于莲花洋，贼败，弃舟登山。俞大猷率众由司基湾鹦哥岩登陆（司基湾明时乃为海湾，湾内多系悬崖，而鹦哥岩在观音洞上，登陆地点应在观音洞下高丽道头），贼败退佛顶山。翌日，刘恩至率兵四面围攻，寇居堑顽抗，包围达10余天。邻岛悍寇闻讯骤至，官兵腹背受敌，死伤300余人，武举黎俊明、火斌、应龙、魏本、康阜，百户邓城等战死。参将卢镗率大军来援，逐寇入海，再战于石墩洋，歼敌200余。由此，嘉靖三十六年，总督胡宗宪将宝陀寺迁至招宝山巅（今存）。嘉靖四十年，参将卢镗拆圆通殿至招宝山麓，别建寺院，山中梵宇绝迹。然而，信徒们响往“海天佛国”，渡海不绝，更有一批赤胆忠心的衲子，以光复名山为己任，排除万难，从外海绕道登山。隆庆六年（1572）闰二月，浙江监察御史谢师启巡视宁波府，获悉明所等５僧在山潜修，即命宁波海道派兵揖拿，该道速派定海把总陈典率兵“将本山苫盖草屋数间放火焚烧”，人员并大小铜佛、檀香佛及什物等件解送宁波。经审讯，批示云：
　　本道看得，各僧近在彼招接进香人民，据其目前止是图取布施，以为资身之策，未有潜蓄异谋。但滨海居民愚痴易惑，况地在海外，踪迹难稽，万一聚集日繁，朋奸作孽，诚为将来隐忧。近奉密察行拿，诚防微杜渐远虑，合将犯僧是量拟罪名，盘过佛像等件，移入招宝山寺内。
　　结果，明所等５人被发还原籍。并晓谕船埠：
　　严禁船埠，不许装送进香人民及游方僧道渡海，祸端永绝矣。
　　可是，当年就有五台山龙树寺高僧真松东渡，被禁阻。真松赴京，获得大宗伯严养斋支持，下扎给郡守吴太恒，令其发给文书，允许住山；又命总戎刘草堂等协理，筹建寺院。但当事者仅允许在潮音洞一带搭建陋屋。据定海把总赵九思《手本》说“天顺、正德以后，始有缁流私创于潮音洞上隆庆以来，有僧真松，仍此结茅潜栖。”定海知县《呈文》谓“隆庆年，有僧真松构寺于山窝内。”所谓“山窝内”，大约是指潮音洞西上山崖间，附近有菩萨泉、善财龙女洞等古迹。赵九思云：“仍此结茅”，可知其址仍在正德年间淡斋建寺处（潮音洞一带）。殿宇虽简陋，但何妨复名“宝陀寺”。
　　万历二年（1574），舟山籍僧真表终于在山上觅得宝陀寺原址，诛茅居之，意欲建复原寺。定海把总徐景星奉命，将其“所施铜佛、幡袍、什物、香钱等件记数，议令选留僧人三五名在山看守香火。”这样处置，显然是对真表网开一面。（按：徐景星后来升任中军都指挥，曾在达摩峰上镌“自在石”三大字[今存]。）可是，海道副使刘翾（刘翾曾在无畏石书“海天春晓”四字，可见他当时执行“海禁”政策，也是出于上命难违）批道：“普陀虽系名山，自倭变以来，已有厉禁，节奉明文，逐僧毁庵若该总（指徐景星）所呈，将来渐不可长，不几于囗囗伺，而为盗资乎？仰（请）宁波府确究议详。”宁波知府周良宾觉得，若将山僧全驱，似乎不妥，批道：“徐把总呈立住持（指真松等——笔者），给簿登记并将真表等姑拟杖罪具招。”真表，号一乘，早在嘉靖年间，12岁便上山礼明增和尚出家，后因倭患，被迫下山。因其“性刚直，持戒严”，终於被住持真松賞识，大约经真松营救和推荐，（或是那些官员拘留真表，原系官样文章。）未几，真表不仅获释，而且于万历六年由礼部给札，接任住持。于是，他将宝陀寺从潮音洞一带迁回原址，即今普济寺后山麓，首创天王殿、云会堂等。万历八年，他又协助大智禅师创建海潮庵（今法雨寺）。万历十四年，慈圣李太后遣内官张本等赍《大藏经》到山，真表趁此“广构殿宇”，（详见海道副使王道显《呈文》）并赴京谢恩，归来后，遍访四方名衲，邀至普陀建庵53处。从此，普陀山庵院林立，逐渐兴旺。万历十七年，宁绍参将侯继高植唐吴道子、阎立本绘两块观音像碑于前殿；题“海天佛国”、“磐陀石”等摩崖石刻，与名士屠隆同纂《补陀山志》，佛国重兴，盛况空前。
　　万历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钦差督军刘元霖忽然在普陀山立碑一道，勒令停建寺院，限制僧民渡海。但朝山者越禁越多，据定海把总赵九思《手本》记载：
　　二十四年，自奉督抚军门勒石垂禁后，两寺之僧，倏往倏来，旋多旋少，为数似无定额。而祠宇殿堂，僧房净室，日则满山棋布，夜则燃火星罗，总计二百有奇。
　　至此，佛国元气基本恢复，即天竺梵僧，亦往往单瓢只履，间关而至。“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缁侣羽流，善男信女，远近累累，亡不函经捧香，捕颡茧足，梯山航海，云合电奔，来朝大士。”（屠隆《补陀洛迦山记》）可是天不作美，万历二十六年，衲子们千辛万苦兴建的宝陀寺再次罹灾，据万历三十五年周应宾《普陀山志》载：宝陀寺“二十六年火，金石尽烁。”被视为稀世珍宝的吴道子、阎立本两块观音像碑亦毁于一旦。（现存杨枝庵的“杨枝观音碑”，系万历三十六年参将刘炳文损资重镌）关于宝陀寺毁于万历二十六年事，清康熙、乾隆、道光及民国等《山志》均未提及，可能是“康熙志”编者裘琏疏忽，后志因袭之故。这一普陀山主刹兴衰史上之重大事件，虽可从新发现的当时地方官“会疏”文件得到证实，但“万历志”谬谬九字，亦可谓“凤毛麟角”了。
　　三
　　宝陀寺焚后，善男信女纷纷乐助，砖料木材，一朝毕集。山僧如德将建材囤积山房，于万历二十七年初，觅得熟谙古建筑的工匠王秀，鸠材度工，创建楼殿。不料被一个叫王德的人告到海道衙门，该道按察使范其立即命令宁波府委官派船，到山“擒拿首僧如德、匠人王秀究罪示惩”（按如德于佛国功不可灭，可惜“旧志”未见其名），将建材装运至定海县（今镇海）修巡道衙门，告示云：
　　近访各处风俗，惑邪崇佛，况尚异端，浙省之东普陀岩为尤甚。以致游僧潜来结社，托词讲经，讹言惑众，鼓动男妇，大小船只，装载渡海，收带无赖亡命，造装衅宣谣。即卫所军余，欲逃尺籍者，亦得蔽身缁流，擅逃行伍。大士净域，反为藏污纳垢之区。故往年十月，神明厌其秽亵，寺宇无故火焚，已将佛像迁移内地，随奉本院颁示《禁约》，不许复行创建，长虑却顾，有识者自知之。即今海警虽云少谧，后事更宜加防。如嘉靖年间，倭奴入寇，盘踞普陀，令人寒心，往事可鉴已。但海鬃旁郡，恐有奸僧在于城市、乡镇、寺院等处讲演白莲教法，招接尼姑斋婆，引诱妇女，载船渡海，假称进香，以为谣僧巢穴，及搬运料物过海，贻祸海防者，即便拿解本司，以凭重究。船、料入官，人犯重责四十，枷囗囗个月，不论他乡他省男女，俱钉肘递发原籍。拿解员役仍囗重赏，如或纵容，一体连坐。
　　海禁，不仅成为进香善男信女和欲图重建的僧侣们之伴脚石，其于海防，亦无裨益。明初汤和经略沿海，曾问计于降将方国珍之侄方鸣谦，谦曰：“倭從海上来，海上御之耳。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人亦不得搏岸。”汤和却尽徙舟山僧民，实为下策。既云“海警少谧”，但仍提倡“御海之策，要在清野”，（参将袁世忠等《议照》）必将是“片帆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虔台倭纂》卷上《倭原》）纵观万历朝（1567——1619），嘉靖末大宗倭寇已经剿灭，日本政府希望恢复对明贸易，不再放纵海盗。日本庆长十一年（1606），将军德川家康通过萨摩洲诸侯岛津义久致函明朝琉球王尚宁说：
　　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者，三十余年于今矣。我将军忧之之余，欲使义久与贵国相谈，而年年来商舶于贵国，而大明与日本商贾通货财之有无。”（《异国记》四）
　　当庆长十五年明朝应天府商船开到日本岛，德川家康发给《朱印状》③云：
　　应天府周姓如商船驶来时，到我处应予保护，迅速开入长崎，其一体周知，若背此旨，及行不义，可处罪科。
　　德川氏还托周性如带信给福建总督云：
　　家康素有与明朝和平通好之意，请于明年福建商船开来长崎时，秉承明帝旨意，送来勘合。果能如此，则在秋季信风起后，必派使船一艘赴明。
　　所以，只要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实行正确的外交和贸易政策，日本决不可能像嘉靖末那样纵寇来犯，钦差督军刘元霖等谈倭色变，严禁建寺，犯了知己不知彼之大忌。为此，衲子们被迫与当事者展开一场生死存亡之交量，千方百计恳求万历十四年赍送《大藏经》来普陀的内官监太监张本和御用监太监孟廷安等，将情况奏闻于内廷。果然，慈圣李太后听说宝陀寺罹灾，即命神宗续颁《藏经》，派遣汉经厂掌坛监太监赵永、曹奉赍经到山。得此机缘，山僧们再次募建，但乃遭禁阻。这一史实详载于定海知县上报给督军的《呈文》中，文曰：
　　万历二十七年，蒙海道严禁扩建，只留藏经殿无动，余诸原基址，一概荒芜未修。
　　万历二十九年，高僧昱光剌血书经，上疏请建；住持僧真宰不顾体弱，只身赴阙请愿，结果病卒于京。翌年，太后命神宗敕御用监太监张随等赍帑金到山，鼎新山寺。
　　四
　　明万历三十年四月，张随到山后，阅视宝陀寺毁址，以“旧基形局浅漏，辟迁麓下，并改辰向（东南）为丙（正南）”。决心大规模兴建山寺。钦差督军刘元霖闻讯，慌忙採取紧急措施，会同浙江监察御史范其，命令宁波知府、宁波海道副使、各路参将及定海把总等官员数十人，一批批赴山视察，经多次会议，汇集各官《申文》，于当年十一月上达《倭情叵测，海衅难开》奏折，略云：
　　恳乞圣明，停止海外山寺之建，以杜祸萌，以安地方事。
　　据浙江按察司巡视海道兼分巡宁波、整饬宁绍兵备副使王道显呈称：奉臣宪牌，照得普陀山屹峙大海，密迩岛夷，国初特设厉禁，毁寺逐僧，良有深虑。近因承平，禁弛，增建祠宇，招引流僧香客，海衅渐萌。本院深切隐忧，再申前禁，镌石遵守。未几宝陀就灾，复据该道议：止重建；又经批行：严禁，去后。近闻朝廷遣官相度营建，果尔，势必拓基广制，将来招引日繁，益难禁遏。即今海氛不测，万一倭奴登犯盘踞，贻害不小。事干海防，合行查议。仰（命令）道即便转行宁波府备查：（按，接着是各官《申文》，此略——笔者）
　　不意中官相度于今日，规制之宏廓更倍于前时。势必大兴土木，广募人徒，风闻四传，远迩歆动。从此流聚日繁，输积益广，内为亡命之渊薮，外启狡夷之垂涎。盖昔者，有司犹得按其名籍，汰其侈滥，今则借口敕建焚修，将矫诈横恣，不敢问矣。昔者官兵犹得守其故常，遏其冲险，今则制肘于备多力寡，将增兵加饷，弗能制矣。况迩来内地多虞，连岁海氛未静，奸人之伺隙而构乱者，实繁有徒；倭酋之要盟而欲复者，释怨无日。即撤桑未雨，犹恐牗户绸缪之弗固，而可动大工于海外、藉寇巢而资盗粮哉！倘计必为此，臣恐东南扰攘之祸，莫知底止矣。夫事佛未必蒙福，而饵夷适以召祸。臣等切谓：边海之衅，断不可开；无益之工，断在可已。辄敢忘其渎冒，陈其悃款如此。伏乞圣明，俯察臣等之微忠，垂念封疆之大计，将普陀山见议兴工，即行停止，中使并行取回，仍容臣等酌处。姑将殿宇见在者，存奉《藏经》，此外不许私创一室；有行住持焚修者，籍名在官，此外不许容留一人，庶衅孽可消，而海防永固也。
　　这份奏折，显然是对形势估计不足。当时，日本方面不仅无报复之企图，而且希望恢复与明朝邦交，即在万历二十八年，命萨摩洲诸侯岛津氏将在朝鲜“庆长之役”④中扣留在日本作人质的明将茅国科送还明朝，岛津氏为此特地装备了一艘名为“天神丸”的船，于当年八月到达福州，然后赴北京，受到万历帝破格优待。（川岛元次郎《南国史话》）回国时，明朝答应来年派2艘福建商船开往薩摩，互通本国产品。而《奏折》却说“倭酋之要盟而欲复者，释怨无日”，这对神宗来说，简直是在唱反调。况敕建普陀山寺，原系太后懿旨，神宗10岁登基，一度由太后执政，向来摄于太后凤威，怎敢收回成命。因此，不仅奏折被“留中”○5，而且钦差大臣刘元霖为了此事，遭到撤职处分。
　　万历三十一年五月，饬新任御史尹应元巡察普陀，部署海防。应元在山立“渡海记事碑”⑥碑文略云：
　　大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五月，督抚浙江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视师海上，时总戎都督佥事李承勋简锐士数千以待。闻补陀山峙大海中，登此山，则诸凡险要，可指顾而知。以近岁圣母、皇上，屡遣御用监太监张随、内官监太监王臣赍帑金重修普陀梵宇藏经。前抚臣会疏请停，“留中”。应元以为百闻不博一见，决荚往焉。总戎具舟卒，谛风潮，订行期，海道副使同安王道显、参将苏州袁世忠、宁波府知府建安邹希贤、同知金溪黄榉、推官宜兴何士晋、定海县知县漳浦朱一鹗，悉从都御使以是月十三日解缆，十五日抵补陀。既焚香顶礼观音大士，遂历海潮（寺），陟绝巘，望沧溟，凝睇扶桑，周咨海岛，真三生奇观哉！夫普陀、海潮寺等耳，又同在一山。海潮巨刹宛然，恬不为异；而普陀（寺）名号最著，因灾修复，殊非非常之原。一旦重以天子之命，势必竦动遐迩。鲸波叵测，侦备宜严。乃嘱参总各官，整旅饬防，闻警即援，永期宁谧，万万弗遗父忧，总戎暨诸司分猷共念，可谓一时之盛。爰镌石纪岁月，以告嗣来云。
　　此次新任钦差尹应元来山，带领兵卒1000余人，以及一大批官员，声势浩大，他们视察了前后两寺，登上佛顶山巅，“望沧溟，凝睇扶桑，周咨第岛，”并在普济寺东面立“渡海纪事碑”，碑高3米余，宽2米余，厚达24厘米，碑中文字，每字高达12厘米，是普陀山最高最大的一块古碑，当年，督造太监特为建造碑亭，题额“海山天柱”。可惜这块普陀山真正的“镇山之宝”，现被筑于居民屋内，埋没已400余年，无人问津！万历三十三年正月，上命张随赍帑金2000两，皇太后、嫔妃等均施银有差，到山督造普陀主刹。张随从万历三十年始，五奉诏书，在山8年，往返于鲸波巨浪之间，督建寺院，亲杂匠役间，鸠材度工，拮据经营。时山上有逐利贾绅及个别谋私堕戒的僧侣，张随秉公整饬山规，此辈悉皆远遁。万历三十四年，前寺建造竣工，赐额“大明敕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住持无念性空皆张随诣阙谢恩，时有廷臣联合地方官绅向神宗进谗，籍事弹劾张随，性空为此与神宗展开了“廷辩”。张随虽昭雪，但性空却因罹“犯上”罪，被执下狱，郁愤而逝。其徒荣光赴京，乞师灵骸于首邱山，归葬梅岑山嵔。清康熙间，僧续敬有《礼无念祖塔》诗云：
　　古人悲薤露⑦，吾生良已非。所贵贞谅节⑧异世犹相依。昔祖罹贝锦⑨，廷辩撄天威。名山不可涅，视死诚如归。携骸感孝心，窣堵⑩梅岑嵔。海水失其涨，海山忘其巍。高木萌余凉，清风千古徽○11。
　　“大明敕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终於建成，寺基阔70丈，进深53丈，殿宇6重，廊庑环绕，琳宫合抱，甲于东南。直至明末，“海天佛国”贡艘浮云，香船蔽日，史称极盛时期。但为此故，仅见于文字记载的，就有2位住持死于京都，7位高僧被执下狱，数不清的缁素被迫离山、还俗当差或递归原籍。衲子们为光复名山付最大的代价，谱写出无数悲歌，这便是历代《山志》未敢触及的、发生在普陀山的部分史实。
　　注释：
　　○1、“旧志”载：永乐四年，释教总裁祖芳道联住持宝陀寺，但当时寺已迁宁波，当局者不许重建，唯潮音洞一带有殿宇。
　　○2今潮音洞西上崖壁间有石刻云“明嘉靖癸丑季秋，副使李文进、参将俞猷、都司刘恩至督兵灭倭于此。”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朱印状，就是盖有红色官印的文件。16世纪40年代，日本只准特许的商船出海，发给朱印状，作为凭证，类执照。但朱印状一般只发给日本船主，德川家康也发给中国商人，意在鼓励中国商船赴日贸易。
　　○4、“庆长之役”，是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发动，企图经过朝鲜进攻明朝。因发生在日本庆长二年（1579），所以称“庆长之役”。
　　○5留中，帝王对臣下奏折，凡不同意或不批准的，留在宫中不发，称“留中”。
　　○6、“渡海纪事碑”是普陀山现存最高大、完好无损之古碑，可惜至今被埋没在普济寺东横直街口居民家中，横跨两户，当作山墙。街口至洪筏禅院一带旧称“龙沙”，传说龙头被镇碑下，移动此碑，则“金龙”逸去，这一带就会滑坡。
　　○7、薤露，古挽歌名。晋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並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
　　○8、谅节，谅闇之节，也作凉阴。有二说：一说为天子、诸侯居丧之称；一说为居丧之所，即凶庐。《礼丧服四制》：“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引申为居丧，守丧。
　　○9、贝锦，编成贝形花纹的锦缎。《诗小雅苍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笺》：“喻谗人集作已过以成於罪，犹女工之集彩色以成锦文。”后遂以贝锦喻故意编造、入人於罪的谗言。
　　○10、窣堵，窣堵波，梵语佛塔。安放佛物或经文，或埋藏有名僧人骨、牙、发等。
　　○11、徽，美、善。《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传》：“徽，美也，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