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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对印顺法师信仰抉择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集   作者:刘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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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巨变,对于重建中华民族的社会秩序与人文价值,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各种宗教、各种思潮都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甚至一些人的信仰还呈现出复杂的转变现象。印顺(1906—2005)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早年小学毕业后,他随当地医师学习中医3年,但不爱医术,喜爱医道。16—25岁在家乡小学任教期间,他广泛接触了道家、儒家、基督教和佛教,并在25岁的时候在普陀山出家为僧。此后的75个岁月,他始终致力于创建富有时代特色的人间佛教思想。但他当初的信仰抉择与思想转变,集中体现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上帝爱世人》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他思想转变的深刻影响。
一、对老庄思想的理解
  由于中医与道教、道家的内在关系,印顺一开始阅读的就是《老子》、《庄子》,试图从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他很快发现老庄思想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心理困惑,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老、庄的哲理非常深彻,然而反造作的回复自然,返归于朴的理想,始终是不可能的。熟练人情的处世哲学,说来入情入理,而不免缺乏强毅直往的精神。独善的隐遁生活,对社会不能给予积极的利益。”对老庄哲理的这种基本认识,虽然是他思想成熟以后的表白,但从中可以发现他当时很快“从仙道的美梦中苏醒过来”的理论契机。道家的“隐遁”以及“缺乏强毅直往”的思想特点,似乎更适合于老年或者失意心态的生活。时代需要的思想,毕竟是救国救民的现实关怀。
二、儒家的熏陶
  不久,十七八岁的印顺又翻开了小时候曾经读过的儒家经典。虽然当时社会上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但儒家毕竟有一套“三纲”、“八目”的工夫与理想,其中每一步的修养工夫,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人生的关怀,平实、功利,对具体的人生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儒家的这种社会关怀,与道家的充满隐遁色彩和个人主义的终极关怀,截然不同。
但儒家依然不能满足他内心的追求。《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平常,切实,重人事,尊理性,确为我国文化的主流。然而我尽管同情他,赞美他,却不能充实我空虚与彷徨的内心。”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不仅过于世俗,功利性太强,而且也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特别是,他朦朦胧胧中感觉到儒家缺少类似道家那样超越性的东西。
  这种朦胧的认识,他在自己的思想定型以后,曾给予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过于重视现实的政治与教育,具有浓厚的非宗教色彩。因此,孔子虽然尊重祭礼,但不说“神在”,而说“如神在”。在他看来,“敬鬼神而远之”,确是孔子以来的儒家精神。特别是“圣人以神道设教”,充分表示了不知宗教是什么,但知利用宗教,作为统治愚民的工具。不仅孔子如此,孔子之后的理学家们,更秉承这一传统,逐渐发展到排斥宗教的地步。
  印顺认为,缺少对生命超越关怀的儒家文化并非中华民族之福。他在《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一文中说:“时代开始大改变,西方的势力,跟着坚利的舰队而来。儒家无法适应,迅速的没落了。……这便是非宗教的,无信仰的上层文化,缺乏坚强力量的真凭实据。”这样的思想,自然难以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三、基督教的洗礼
  1926年秋,20岁的印顺到一所教会小学教书。在这里,教会的礼拜活动引起了印顺的注意。他当时认为,老、庄、孔、孟思想是缺乏宗教情怀的,过于柔弱或功利化。基督教则与之不同,既富有社会性,又能从中体会到虔诚而纯洁的宗教信心。一直关注生命超越的他,在“有信有望有爱”的基督教中,似乎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基督教中,实行祷告,还满怀兴趣地研读《新旧约》,阅览《真光》、《灵光》、《基督徒》等杂志,甚至参加过比较狂热的“奋兴会”。
  但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增加与研究的深入,1927年底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虽然无关于基督教义自身,但基督教会凭借国际背景,总有“文化侵略”的嫌疑,因而难免在心理上产生排斥。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难以接受基督教的“某种思想”。他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说:“主因是,某种思想的难以接受。如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灭。不以人类的行为(内心与外行)为尺度,而但以信我不信我为标准。‘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有强烈的独占的排他性;除属于己方以外,一切都要毁灭。阶级爱的底里,显露出残酷的仇恨。又如灵是神那里来的,从神而来的灵,经肉的结合而成人。照基督教义(重生才能得救)看来,走向地狱是大多数。全知全能的神,欢喜被称为自己儿女的人类如此,这可说是莫测高深,也可说岂有此理!”后来,在《上帝爱世人》的讨论与再讨论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基督教的“根本立场是主奴关系;主要方法是盲目无知识,分散无组织。”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读经体会,上帝耶和华造人造万物之后,对人和万物都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旦当仆人偷吃了智慧果,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上帝则把人赶出了伊甸园。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总结说:“盲目无知识,是愚民政策。蒙蔽人的眼目,管制人的思想,才能造成狂热的一致信仰。分散无组织——纷争,对立,仇恨,斗争,是分化政策。运用这些,才能分散他们而集中到自己这边来。”
  对基督教经典以及宣传刊物的阅读与思考,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上帝爱世人,虽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千真万确,无可怀疑,但经受过老庄孔孟洗礼的他,从内心生起怀疑:这怎么能算是上帝爱世人呢?他断然宣称:“我是中国人,无法养成耶和华与耶稣先生所要求的奴性。我一向不愿意作谁的主人,也不愿作谁的奴隶。”
四、皈依佛法
  与此同时,他开始接触到佛教典籍。经过几年的阅读思维,他逐渐认识到:“佛法是以行为善恶为凡圣的尺度,而不光凭信愿。佛法重个己的解脱,而更重利益众生。佛法重于彻底的觉悟,唯有真的觉悟,才有真的自由。佛法是信愿、智慧、慈悲的总和。佛法的身心修持,有儒道的长处,更超过多多。耶教诚信的悔改,佛法中也有。佛法有一切宗教的长处;有究竟,又有方便,最能适应一切根机,循循善诱。”他确信佛法的“三世因果观,最为入情入理。由此而离恶向善,由此而转凡成圣。即使不曾解脱,或者堕落,而终于要向上升进,终于要究竟解脱的。这不但有着究竟绝对的归宿,而在过程中,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鼓舞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通过这永不失望的旅程。”(《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就这样,张鹿芹自觉选择了佛教,并于1930年在普陀山出家。此后求学、阅藏、讲经、立说,人间佛教的思想也日益系统、清晰,从内地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新加坡等,印顺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已经成为当代汉语系佛教发展中的最强音!
五、印顺信仰转变的两点启示
  1.宗教的现实作用是其理论思考的出发点。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危机,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关注救国救民的道路问题。各种理论的现实价值,首先应该满足解除中国人民现实苦难的需要。印顺的宗教诉求,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优良传统。
  2.内在的心性解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核心。儒家的成圣、道家的成仙,都是在现实人生中完成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国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之一就在于佛教现世觉悟的思想与儒道思想比较契合。而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更是与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殊途同归。印顺主张的“人间成佛”,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个人“内在觉悟”的问题。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神灵救赎的概念,但主要流行于民间社会。受过《四书》教育的知识阶层,“内在超越”几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潜意识式的人生追求。由此可见,印顺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相当“中国化”的特色。我们相信,印顺信仰的转变,不仅具有个体的意义,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印顺:《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修身之道》、《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均见《妙云集》第19册《我之宗教观》,台北正闻出版社,2000年新版。
  2.印顺:《平凡的一生》(重订本),台北正闻出版社,2005年新版。

作者简介:刘成有,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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