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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教育经典“四书”的确立与佛学关系探讨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作者:张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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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以来,“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过了“五经”,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教育经典, 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至深, 而“四书”这一教育经典体系的出现及其重要地位的获得与佛学有着很大的关系。

作为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宋明理学教育思想而言, 它的出现是隋唐以来儒、佛、道文化长期既相对抗又相融合的文化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同道教(家)相比, 佛学在理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是理学教育思想得以不断发展、深化的非常重要的外部文化资源。佛学的存在, 一方面是对儒家教育思想的挑战, 另一方面又给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理学家正是在对佛学既批判又吸收的过程中发展了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

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使得理学向原始儒学回归, 而理学成人之道又是在吸收佛学修养论的基础上向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回归, 但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原, 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将先秦儒家教育思想思辨化、系统化, 极大地丰富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儒家教育思想。我们认为, 佛学对理学及其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巨大的, 但这种影响是以理学家对佛学的创造性吸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并非一种简单的文化移植, 这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的基本立场。

理学家对佛学的批判固然重要, 但如果没有理学家对佛学的吸收, 理学教育思想也很难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和理学家思想个性的不同等多种主客观原因, 每一位理学教育思想家对佛学的吸收也并不尽相同, 但理学家对佛学教育思想的吸收表现出了很大的共性, 而这些共性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所具有的基本框架。除了在教育内容上理学家一致批评佛学弃纲常、废人伦而坚守儒家立场外, 普遍吸收佛学本体论、心性论与境界论, 使理学教育思想的思辨水平大大提高,其表现之一便是理学教育经典“四书”的确立。

由汉至唐, 五经在学校与社会教育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汉唐诸儒解经, 无不在于维护经说, 恪守师法家传, 讲求注不悖经而疏不悖注, 虽精于名物文字的训诂考释, 却缺乏微言大义的寻求体悟, 表现在经学教育上, 以广闻博记为能而与士子身心了无交涉。同五经相比,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地位可谓低且微矣,《论语》在唐时虽忝为经, 列为国子学、太学等所修之课程, 但不是正经而是旁经, 且同《孝经》一起多为小学所习。《孟子》一书长期列于子部, (《汉书·艺文志》列《孟子》于“诸子”,《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群斋读书记》均列《孟子》于“子部”。) 地位毫不显著;《大学》、《中庸》同为《礼记》中的两篇, 唐以前只有东汉郑玄为两书作注, 在学术思想界影响并不大, 重要性决不会超过《儒行》、《檀弓》等篇。但在中唐以后, 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所谓的“孟子升格运动”。经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及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大力褒崇,孟子其人列于道统而孔孟并举,《孟子》其书列于经部而《论》、《孟》并称, 张载谓“古之学者便立天理, 孔孟而后, 其心不传, 如荀杨皆不能知”, “要见圣人, 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 只是须涵泳”,“学者信书, 且须信《论语》、《孟子》”。二程谓:“孔子没, 传孔子之道者, 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 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 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 自有个要约处, 以此观他经, 甚省力”。朱熹于《孟子》也极为重视, 称“某于《论》、《孟》, 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 陆九渊则称其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至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国子司业刘瀹又奏准将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定为官方之学, 作为士子必修之科目,宋理宗又于淳佑四年(1244年)下诏正式承认程朱道统上接孔孟, 而目录学家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 称“《孟子》之书, 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而语。今国家设科,《语》、《孟》并列于经, 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 故合为一类”,又正式从目录学上将《孟子》由“子部”升为“经部”, 至此“孟子升格运动”已基本完成。

二是《大学》、《中庸》与《论语》地位的提高。唐代韩愈在推重《孟子》的同时, 也重视《大学》的价值, 认为《大学》既讲“治心”, 又讲“治世”, 可以克服佛教只治心而不治世的弊端, 主张用《孟子》、《大学》作为统一儒佛思想的理论依据。李翱在此基础上又推重《中庸》, 他吸收佛学思想, 发挥《中庸》义理而著《复性书》。程颢、程颐对《大学》、《中庸》与《论语》更是褒崇有加, 二人“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张载也讲:“《大学》之道在止于止善, 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无不自此始, 然后定止, 于此发源立本”,“某观《中庸》义二十年, 每观每有义”,而朱熹于《大学》、《中庸》犹费气力, 临终前犹在修改《大学章句》“诚意”章。他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以书以授孟子”。他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别作了注释, 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合起来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 称为《四子》, 后人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 成为封建社会钦定教科书, 而四书地位也逐渐超出五经, 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

《四书》经典地位的确立, 并不仅仅表现出理学家学术思想旨趣的转移, 从根本上来讲, 它表现了理学家在佛学的刺激下对儒学传统成人之道进行形而上学探讨的企图, 表现了理学家建立道统以对抗佛教法统的企图。程朱等人清楚地认识到, 传统五经教育为记诵辞章之学,与士子身心了无交涉,因而面对极富思辨之佛学,少有不陷溺者,致使儒学教育陷入弊败之境,程颢便讲:“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兢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高才明智胶于见闻, 醉生梦死不自觉也, 是皆正路之蓁芜, 圣门之蔽塞”,认为佛学“昔之感人, 因共迷暗, 今之感人, 因其高明”。朱熹也十分明了地讲:“或问:‘今世士大夫晚年都被禅家引去者, 何故?’曰:‘是他的高似你。你平生所读许多书,许多记诵文章,所籍以为取利禄声名之计者, 到这里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谁不悦而趋之?’”

传统经学教育注重博闻广记为取功名利禄,劳苦疲惫而功效甚微, 而且缺少一整套形上思辨体系作为支撑, 这些缺点不仅理学家看得清楚,而且佛教学者亦有所觉察,如自号中庸子的智圆和尚谓:“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

智圆虽有调和儒佛之取向,但“内典”“外典”之对称,实也显示出佛学修养论在思辨水平上要高于儒家修身之教。宗密更明确地讲,“然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 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本末,虽皆圣意,而有实有权。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

儒学教育的困境和来自佛学的挑战,使得如何重构儒家教育思想体系以摆脱儒学教育面临的困境, 从而回应佛学的挑战便成了理学家面临的时代课题。对理学家而言, 这项工作主要是重新确立儒学教育论典,以儒家心性本体对抗佛学心性本体, (实际上, 理学之心性本体是在与佛学既对抗又融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既无单纯之对抗,也无完全之融合。)以儒家之入世对抗佛学之出世,提高儒家教育思想的思辨水平,显然,原有之五经已远远不能满足理学家的需要,《四书》由于契合理学家的需要而被空前重视起来,《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已发未发”、“诚明”、“尽性”、“尊德性而道问学”、《论语》的“性”与“习”、《孟子》的“性善”、“尽心”、“义利”之辩、“先立其大”等范畴与命题成了构成理学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了理学家可以着意阐发的理论资源。对于这些命题与范畴,理学家经过一番发挥、加工,形成了各自风格不同的教育思想体系。

关于佛学对理学家选择《四书》为其主要教育经典的影响,冯友兰先生讲:“盖因孟子之学,本有神秘主义之倾向,其谈心谈性,谈‘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以及‘养心’,‘寡欲’等修养方法可认为可与佛学中所讨论, 时人所认为有兴趣之问题, 作相当之解答, 故于儒家典籍中,求与当时人所认为有兴趣之书,《孟子》一书,实其选也。”又讲:“《大学》本为《礼记》中之一篇,又为荀学,自汉以后至唐,无特别称道之者,韩愈以其中有‘明明德’、‘正心’、‘诚意’之说, 亦可认为与当时所认为有兴趣之问题有关,故特提出……此后至宋明,《大学》亦成为宋明理学家所根据之重要典籍焉”。

所谓“时人所认为有兴趣之问题”, 即是在佛学影响下儒家学者对心性天道问题的重视,《孟子》、《大学》由于谈心论性,而备受理学家重视, 而《中庸》更是如此, 通篇主旨即论天道心性。

当然,理学家对《四书》的推崇并不是想仅仅跟在佛学后面谈心论性,其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运用建立在《四书》基础上的教育思想来对抗佛学修养论。

首先,理学家发挥《四书》的入世思想,以对抗佛学出世思想。二程对佛学“尽去秉彝”的批判, 张载对佛学“不思穷理”、“溺志虚空”的批判,朱熹“释氏虚、吾儒实”的说法, 陆九渊的儒佛义利公私之辨以及王守仁对佛学“外人伦”、“一切都不管”的批判便是发源于《四书》。

其次, 理学家推重《论语》、《孟子》, 基于以儒家道统对抗佛教法统的考虑。在理学家之道统论中, 孔子与孟子是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理学家以儒家道统对抗佛教法统,对《语》《孟》的推重便是必然的。

再次,《论语》、《孟子》为理学家之辟佛提供了经典依据。孔子的“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篇》) 与孟子的力辟杨墨(《孟子·月泰文公下》)成为理学家批判佛学的经典依据,理学家视佛(老)为异端, 其害比之杨墨有过而无不及, 因而对佛(老)的批判便是有根有据。二程讲,“佛氏之言, 比之杨墨, 尤为近理, 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之远之, 不尔, 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朱熹在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中首辟“异端之学”栏, 将佛老与杨墨、申韩共列为异端,并且讲“程子论杨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若曰佛氏之害甚于杨墨, 儒者潜心正道, 不容有差, 则皆至论也。”

最后,《大学》、《中庸》为理学家批判佛学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如果说《论语》、《孟子》为理学家找到了批判佛学的经典依据的话, 那么《大学》、《中庸》便为理学家如何批判佛学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熊十力先生讲:“《大学》八条目, 其关键却在致知格物, 若详细发挥, 义极深广。程朱诸大师特从《礼记》中出之, 以为其建设新儒学的根本典籍, 而格致之说尤为攻击释道两家底的基本观念。”朱熹认为,“俗儒记诵辞章之习, 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灾之教, 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 而自河南二程“始尊信此篇(指《大学》)而表章之, 既又为之次其简编, 发其归趣, 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 圣经贤传之指, 粲然复明于世”, 即是以《大学》格物致知、由下学而上达的教人之法对抗佛(老)虚无寂灭之教。他又讲, 自孟子没后,“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 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 以至于老佛之徒出, 则弥近理而乱大真矣。然而尚幸此书(指《中庸》)之不泯, 故程夫子兄弟者出, 得有所考, 以绪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 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即是讲《中庸》义理精深, 发明《中庸》之旨, 不仅可续接已坠千年之道统, 使道复明而不再受语言文字之束缚, 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庸》可辨释老之妄。如此看来,《四书》能够作为理学家最重要的教育经典, 与佛学关系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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